马恩经典著作引用的学术出版规范

周丽　丁三青

[摘 要] 马恩经典著作的引用对于学术规范及学术活动具有现实意义。结合马恩等经典著作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文本中的引用实际，探讨学术研究的学术性和规范性，加强学术研究者与学术出版者的信息对接，集中讨论强调引用规范的必要性及其内涵，并从学术研究者、学术出版者和建立标准的角度，提出引用规范之策。

[关键词] 学术出版规范 引用 经典著作 标准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5-0047-05

The Academic and Editing Norms of Reference Materials from Marx and Engels Classic Writings

Zhou Li Ding Sanq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Xuzhou， 221116）（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Abstract] Reference materials from Marx and Engels classic writings is important for assuring academic standards and activities. This paper aims at improving the academic standards of the research， and enhancing the information linkage of researchers and editors. Combining with the usage of materials of Marx and Engels classic writings in some academic tex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cademic and editing norms of refere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norms of reference from the viewpoint of reserachers， editors and standards.

[Key words] Academic and editing norms Citation Classic writings Standards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思想空间和文化领域被人们反复注解阐释。“周期性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或又回归马克思主义，更为多见的是对马克思的引证：这些都构成了现代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1]。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源头，马恩经典著作既具有文本挖掘的意义，也关乎学术出版质量、学术风气及学术成果的宣传和交流。规范引用马恩经典著作成为当前学术界与出版界关注的重要话题。

1 马恩经典著作引用规范的内涵及价值

1.1 马恩经典著作引用规范的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研究历史长河中，中国学人以其独特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其伟大鲜活的实践基础，不仅努力借鉴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的出版研究成果，而且以自主创新精神，做出了独立探索”[3]。马恩著作从原始文本到中译本，经历了复杂的语言转换和编辑加工过程。不了解马恩著作中译本的版本演化过程，就无法更好地厘清版本，核对原文，进而解读内涵。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的版本演化及各版本的内容、特征见表1。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全面、清楚地展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的成熟过程”[4]，为学术界从理论、科学方法和学术术语等方面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的版本演化及各版本的内容、特征见表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于200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精选了马恩不同时期的代表著作。所收著作按编年和重要专著单独设卷方式编排。第一卷至第三卷分别收录二人1843—1848年、1848—1859年和1864—1883年的著作；第四卷收录1884—1895年恩格斯著作；第五、六、七卷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第八卷为《资本论》手稿选编；第九卷收录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第十卷为二人书信选编。所收著作译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

人民出版社单独出版的马恩著作在版本上也有新旧之分，如《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此外还有各大出版社出版的马恩经典著作的解读类图书，如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的《恩格斯反杜林论研究读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的《〈自然辩证法〉导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读》等，也存在版本引用的新旧之分。

诚如我国哲学家、翻译家贺麟所言，“有了科学研究作基础的翻译，译文自然有较高的质量，也可以做出有研究和批判意义的导言、引言、注释和注解” [7]。在译文的处理上，新旧版本在理解和表达方式上通常有显著变化。因此，马恩经典著作引用规范的内涵包括原文和版本两个方面：凡论证观点需直接引用马恩著作时，应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不可转引或随意演绎；注意筛选中译本的版本，有针对性地选择马恩著作版本，旧译本相应被新译本所代替。

1.2 马恩经典著作引用规范的价值

“引述马克思，是要对现在的、曾经的或可能的历史进行提问，根据我们当中很多人所掌握的资料，这一历史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或明或暗地与马克思的文本联系在一起”[8]。马恩经典著作为广泛传播和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学说打下了稳固的理论基础，并且帮助人们去反映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同样写道：“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9]。可见，充分占有材料、研究材料、规范引用材料是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的一种科学方法。联系马恩经典著作中译本的出版历程，对于马恩经典著作的旁征博引既可以显示学术研究者对材料挖掘的深度和占有的丰富，也可作为找寻理论的依据。关于马恩经典著作引用的学术规范与出版规范的科学设定和统一执行，对于学术交流和学术活动的顺利开展意义深刻。

2 引用马恩经典著作的失范类型

目前期刊、图书等各类出版物在引用马恩经典著作时存在以下几种失范情况。

2.1 暗 引

个别学术研究者在引用马恩经典著作作为理论依据时，由于无法找到原文出处，为规避引用与原文相符的出版规范，将明引改为暗引，或直接将引号去除，或改动个别词语。清代学者陈澧曾称：“前人之文，当明引不当暗袭。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其见闻之渊博。若暗袭以为己有，则不足见其渊博，且有伤于笃实之道。明引则有两善，暗袭则两善皆失也。”[10]在行文中引用参考文献未加以标示，则参考文献“提供数据资源的可靠性及其来源说明，表明研究者的工作起点，明确成果归誉，便于文献检索，利于读者插叙、借鉴或作进一步的研究等”[11]功能便无从谈起。

2.2 引用与原著不符

引用与原著不符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查无出处。虽然引用时提及具体卷章与文章名，但查实页码后，原文并未涉及。尤其是查证相对冷门的文章中的某一句话时，要试图在浩如烟海的马恩经典著作中逐篇逐句核实，难度系数较大。二是个别词组错误。对于一些约定俗成的名词未加以注意，换用未经学界认可的通俗说法或最新说法，但未加以解释，造成读者误解，如马恩阐述观点时涉及古希腊神话的诸神之名，爱神和美神阿芙罗狄蒂常误为维纳斯，水神和农神常用作阿娜希塔。三是混淆引用中的外文名姓。在文中一般提及的顺序为“名+姓”，在人名索引中顺序为“姓+名”，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人名在索引中为“费尔巴哈·路德维希”。四是混淆选集和全集，将选集所选文章的某一观点误为全集内容，只是简单核对文章名，未对具体观点予以核实。

2.3 转引与直接引用使用混乱

有些马恩经典观点在数次转述中以讹传讹，甚至“张冠李戴”，致使“著作权”转移。如某本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在转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之（注：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进行了更深入的阐明：一方面，‘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这句话时，将马克思提出的“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2]观点误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提出的。

在行文中还常见为了规避核对原文的烦琐，直接将转引标示为直接引用，引起读者误解混淆。“每一篇原著的内容、角度以至对于问题的提法虽都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却在于都表现了作者的基本理论取向，亦即立场、观点、方法，这就使得我们在判别是否忠实于原著时有据可依”[13]。个别学术文本没有把握原著本身的内在逻辑，将原著逻辑与马恩思想发展相联系，造成观点偏颇，有失严肃性和科学性。比如未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产主义内涵加以区别。

2.4 引用版本混乱

2.4.1 版本不一致

涉及选集和全集作品的引用时常会出现新旧版本混用的现象。如《马恩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995年版与2012年版同时使用。之所以需要厘清版本，主要是与旧版相比，新版各卷译文质量都有很大提高，修改了一些错译和不太通顺的句子，使译名、译语更加科学、准确和一致。以“历史本身是自然史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4]为例，2014年重译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5]对于历史学的定位清晰，一改1979年版本的晦涩。此外，新版本收录了一些新文献，同时删除了一些未经考证著作权者的文献，更全面准确。

2.4.2 个别文章与全集、选集的版本关系混乱

马恩经典著作的个别文章有作为独立文章出版，但版本时间较为久远，后续选集和全集中收录的观点和表述更为准确。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曾在2003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12年9月又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收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3版）曾在1999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12年9月又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收录。但学术研究者在引用时仍沿用旧版本。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中常用旧版本例举见表3。

2.5 引用经典著作的著录不规范

包括著录项不全和著录格式不规范。参考文献著录要求的著录项有作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和起止页码。学术研究者在著录马恩经典著作时常省略出版年，仅标明卷数，或仅有出版年，无具体页数。著录项不全，不便于读者甄别判断引用是否准确，也不利于学术交流的畅通无阻。规范的著录格式应遵循国家标准，著录项和标点符号都不能错漏。但在思政教育教材中，著录格式不规范时常出现。

3 加强马恩著作引用学术出版规范的措施

3.1 强化学术研究者的版本意识

在引用时，学术研究者不能简单地进行语录集纳或观点串讲，而应对其理论范畴、理论体系及观点内涵进行阐释和探究，将当代人的实践思考同原著的理论精神创造性地相结合。以学术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进展与综述》为例，学术研究者在提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研究时，通过对其观点内涵的探究得出观点“突破了传统人性预设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理论范式，开始了以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作为考察人性的基础” [16]时，援引的“首先要研究人类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选自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后又引用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是能思想的存在物……”。除此还出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马恩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马恩全集》（第43卷）等版本信息，体现作者在梳理相关理论时引用马恩著作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版本意识。

为体现学术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学术研究者强化版本意识的具体措施可归纳为四条。一是在一个学术话语空间内，涉及已有最新版本的文章，引用最新版本。二是涉及一个概念的历史梳理时，可引用不同版本，但要注意新旧版本的逻辑联系，避免混淆。三是涉及同一篇原著的引用时，前后统一用一个版本。四是对于第一、二版有文字翻译差异但含义没有出入的内容，根据学科术语使用习惯，哪个版本的文字更能准确表达专业语义，就引用哪个版本的译文。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Entfremdung”一词，有“异化”“疏远化”“生疏化”三种译法[17]，可选择使用。

3.2 提高学术出版者对马恩著作引用的敏感度

学术出版工作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原则性，体现在审读和加工整理中，就是要对相关信息保持较高的敏感度。在学术论文与学术著作审读和编辑加工过程中，提高对马恩著作引用的敏感度，即要求学术出版者注意把握引用内容的“度”，既要重视对马恩经典著作的广泛占有和深度挖掘，又要尊重学术研究者的劳动成果，注意学术出版规范性和标准化问题。在审稿过程中，要从整体上把握书稿，尤其是涉及引用马恩著作以佐证作者观点时更应注意有无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和知识性错误。

3.3 建立学术出版者与学术研究者的交互式规范机制

以标准化为旨，促进学术出版者与学术研究者在引用规范方面的沟通。学术出版工作者应做好对学术研究者引用马恩著作的标准化指导工作，如借助编写指南或读者咨询等栏目，与学术作者交流文献的规范引用。在书稿整理加工过程中，凡涉及引用马恩著作的内容，应与学术研究者通力合作，不姑息错误。如引用内容不符合出版规范要求，可将稿件退回作者做进一步的学术规范，并附上符合出版规范的引用的明确说明。

3.4 提高学术研究者与学术出版者以引用反查马恩著作的技能

马恩著作浩如烟海，经典名篇数不胜数。学术出版者与学术研究者可以引用内容为参照反查著作原文，判断引用是否准确。具体做法有以下三种。

一是文章名反查。以旧版本文章名反查新版本，确定具体卷数与页数。比如，知道旧版文章是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的《自然辩证法》，就可以查到这篇文章分别被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和201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收录，进而可以查到具体页码。

二是观点反查。如在撰写思想政治教育学术论文，需要引用马恩著作中关于自然科学家的观点时，可遵循这样的技术路线：观点→旧版文章名→旧版文章名→新版本观点。举例见表4。

由示例可以看出，新旧版本并非只是译文只言片语的改变，还包括观点及其语义表达侧重点的不同。学术研究者与学术出版者可以参照最新版本表述，替换相应引用材料，更为准确合理地解读马恩经典著作。

三是人名反查。在人民出版社的选集或全集文后通常附有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通过核实人名，查找对应的正文页数，即可核对引用与原文有无出入。

3.5 运用相关学术出版标准规范对马恩著作的引用

标准是为了实现国家或某些行业或领域的最佳秩序，“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21]。目前学术出版常用标准和规范主要针对数字和文字、量和单位、书刊编号、出版物格式及术语符号。其中，出版物格式包括外形尺寸及印制、图书以及文摘、报告与期刊的分类，关于图书只涉及图书书名页（GB/T 12450—2001）、图书在版编目数据（GB/T 12451—2001）和《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关于引用的标准体系的建设尚不完备，仅限于格式和体例的规范，如《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对于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和体例进行了规范。

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领域有关引用伦理规则的标准和规范也应该遵循。按照学术出版惯例，引用的伦理规则通常包括六点：一是引用应以必要为限，二是引用应是已发表文献，三是引用应保持被引用话语的原貌，四是引用不得曲解原作观点，五是引用应有明确标识，六是引用应当注释准确地显示被引用作品相关信息。按照目前通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术规范，引用规范内涵可归纳为：“有择而引，引而有度；用而必引，凡引必用；引而必注，凡注必实”[22]。可参考这些引用伦理规则对引用马恩著作进行规范。

4 总 结

马恩经典著作的引用常用于人文社科教材和读物，其科学性和标准化与否意义重大，甚至会影响学术科研的规范和学术道德。引用的多和少，资料的新和旧，转引和直接引用，版本类别等，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学术研究者治学行文、学术出版者审读整理的水准。在这种情况下，马恩经典著作引用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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