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定界:傳統天文分野説地理系統之革新*

2016-11-16 08:19邱靖嘉
中华文史论丛 2016年3期
关键词:區域傳統系統

邱靖嘉



山川定界:傳統天文分野説地理系統之革新*

邱靖嘉

自漢代以來的傳統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學説均采用十三國與十二州地理系統,因其無法與歷代政區地理建置的沿革變化相適應,致使這一經典的分野體系在流傳中日益顯露出其固有的缺陷。因此,至隋唐時代出現了革新傳統分野説地理系統的呼聲,相繼出現了古九州系統以及一行山河兩戒説,爲後人所稱道。這兩種新的分野説均旨在按照山川自然地理格局畫定分野區域,從而體現出一種不受朝代更迭和地域變遷因素影響、持久普適的文化地域觀念。

關鍵詞: 天文分野古九州山河兩戒自然地理格局

中國古代的天文分野説是由傳統星占學衍生出來的一種將天界星區與地理區域相互對應的理論體系,它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國人的宇宙觀和世界觀,並被廣泛應用於天象占測,對歷代王朝政治都有重要影響。自戰國分野説起源以來,歷代分野學説多達二十餘種,*參見拙稿《天地之間: 天文分野的歷史學研究》第一章,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其中二十八宿分野與十二次分野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兩種分野理論。關於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説的地理系統問題,前輩學者均關注於兩者所采用的十三國與十二州地理系統,*如陳遵嬀《中國天文學史》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419— 425;江曉原《天學真原》,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223—229;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學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45—47;盧央《中國古代星占學》,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年,頁212—218;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106—112,等。而不曾注意到其後出現的分野體系之革新。其實,傳統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説之十三國與十二州地理系統,形成於西漢,定型於魏晉,前者反映的是漢人承自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地域觀念,後者體現的則是漢武帝“大一統”之後的政治地理格局,它們代表的都是兩漢時期人們普遍認同的區域地理系統。*詳見拙文《“十三國”與“十二州”——釋傳統天文分野説之地理系統》,《文史》2014年第1輯,頁5—24。但隨着魏晉以降朝代頻繁更迭,行政地理建置不斷發生變化,自漢代以來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的經典體系逐漸與實際的地方政區制度相脱節,從而暴露出嚴重的內在缺陷,以致隋唐時代出現了改革傳統分野地理系統的呼聲,相繼產生了古九州分野系統以及一行山河兩戒説。本文即試圖從地理學的角度,對這兩種新的分野説進行系統考察,以此説明二者是如何改造傳統分野體系的,並揭示它們的地理特徵及其共性。

一 “以山川定經界”: 古九州分野系統的地理學解析

傳統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説皆采用十三國與十二州地理系統,但至隋唐時代,開始出現了一種古九州分野系統,並逐漸成爲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的分野學説。

所謂“古九州”是指傳説存在於先秦時代的一種九州之制,後來“九州”成爲戰國秦漢乃至整個古代社會民衆的一個基本地理概念。關於“九州”之州名,《尚書·禹貢》、《周禮·職方》、《爾雅·釋地》、《呂氏春秋·有始覽》等先秦文獻均有記載,但各書説法不盡相同,其中以《禹貢》九州最爲經典,是出現時間最早、敍述最爲詳細的一種九州系統。*參見顧頡剛《州與嶽的演變》,燕京大學《史學年報》第1卷第5期,1933年8月,頁11—33;收入《顧頡剛全集》(5),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43—74。胡阿祥《“芒芒禹迹,畫爲九州”述論》,《九州》第3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37—43。儘管早在《周禮·保章氏》中已有“以星土辨九州之地”的説法,*《周禮注疏》卷二六《春官·保章氏》,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819中。但在傳世文獻中,並沒有任何關於二十八宿或十二次對應古九州的明確記載。*唐代星占文獻《天文要録》卷一《采例書名目録》著録“前漢李房造”《九洲(州)分野星圖》九卷,見《稀見唐代天文史料三種》影印日本昭和七年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上册,頁25。按此書所稱“九州分野”與《周禮》所謂“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同義,均表示以天星對應華夏大地的分野觀念,而不是指具體的古九州地理系統。從《天文要録》所引該書佚文來看,其二十八宿分野説采用的仍是十三國系統。

《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上當天文,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在未,得秦之分野。

梁州於天官上應參之宿。

豫州於《禹貢》爲荆州(靖嘉按,當作“荆河”)之地。其在天官,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則河南。

兖州於《禹貢》爲濟、河之地。其於天官,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

冀州於古,堯之都也。舜分州爲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其於天文,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屬幽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娵訾,屬并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屬三河,則河內、河東也。

《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在天官,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

《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彭城、魯郡、琅邪、東海、下邳,得其地焉。在於天文,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於辰在戌。其在列國,則楚、宋及魯之交。

揚州於《禹貢》爲淮海之地。在天官,自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吴、越得其分野。

《尚書》:“荆及衡陽惟荆州。”上當天文,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首(靖嘉按,當作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隋書》卷二九至卷三一《地理志上、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816,829,843,846,859,862,872,886,897。因《隋志》所采用的十二次分野體系與《晉書·天文志》相同,故可據《晉志》對以上文字加以校正。其中,雍州分野條之東井“十度”當作“十六度”,荆州分野條之“鶉首”當作“鶉尾”。又據《尚書·禹貢》“荆河惟豫州”,知此處“豫州於《禹貢》爲荆州之地”句,“荆州”當爲“荆河”之誤。

以上分野內容比較龐雜,須仔細分析。首先要説明《隋志》所采用的地理系統。上述各條分野記載首列九州州名,依次爲雍、梁、豫、兖、冀、青、徐、揚、荆,其中豫、兖、徐、揚、荆五州已指明出自《尚書·禹貢》,而梁州爲《禹貢》九州所獨有,雍、冀、青三州亦見於《禹貢》。因此,儘管雍州及青州條徵引《周禮·職方》以説明二州之方位,但總的來説,《隋志》采用的應是《禹貢》九州地理系統。楊守敬即謂“原此志之分九州,蓋仍任土於《夏書》”,*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證》卷九,《二十五史補編》本(4),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頁4927上。按《禹貢》爲《尚書·夏書》四篇之一。他所説的《夏書》指的就是《禹貢》。

其次需要辨析《隋志》的分野體系。綜觀以上分野記載(參見附表),除梁州上應參宿屬二十八宿分野外,其餘各條均於九州之後,列出完整的十二次分野説,其中包括十二次及其起迄度數、十二辰、十三國、十二州等內容,如豫州條謂“其在天官,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經檢核,這套十二次分野理論與《晉書·天文志》(下簡稱《晉志》)記載基本相同,*見《晉書》卷一一《天文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307—313。有的甚至還與《晉志》原文一致,説明《隋志》所依據的十二次分野説與《晉志》同源。如此看來,《隋志》所記古九州分野大致是將《禹貢》九州系統與傳統十二次分野體系强行糅合在一起而成的。

那麼,《隋志》是如何將《禹貢》九州與十二次分野合爲一體的呢?如果仔細分析上述記載,不難發現,其實《隋志》是在原有十二次分野體系的框架之下,大體按照《禹貢》九州的區域範圍,對傳統十二州系統加以歸并,從而最終創立了古九州分野系統。具體來説,雍、兖、青、徐、揚、荆六州因在《禹貢》九州與漢武帝所設十二州中地理位置相差不大,所以《隋志》便直接借用了相應的十二次分野理論以確定這六州所對應的星次。譬如,壽星在傳統分野體系中爲漢兖州分野,由於此兖州與《禹貢》同名之州大體區域相符,故《隋志》亦將壽星之次對應於古兖州。豫、冀二州的情況與前者稍有不同,因古豫州實際包括漢代的豫州及河南郡,古冀州地域更爲廣闊,涵蓋漢之冀、幽、并三州及河內、河東二郡,所以《隋志》依據傳統十二次分野説,以大火之次配屬古豫州,以大梁、析木、娵訾三次爲古冀州之分野,並且又將原本對應三河的鶉火歸爲豫、冀二州共主之星次。由此可見,《隋志》所創古九州分野系統應是在傳統十二次分野體系的基礎之上改造而來的。不過,這其中也有一個例外。傳統十二次分野以實沈之次爲漢益州分野,而益州與古梁州地域大致相同,故《隋志》原本應以實沈爲古梁州之分野,但事實上,它卻將梁州對應二十八宿之參宿。《隋志》所記古九州分野爲何會出現這樣體例不一致的情況,尚不得而知,但在二十八宿分野説中,參亦爲益州分野,故《隋志》以梁州上應參宿,倒也符合《隋志》參照傳統十二州分野系統確定古九州與星區對應關係的做法。儘管《隋志》有以參宿配屬梁州的特例,但就總體而言,其所記古九州分野是將傳統十二次分野之十二州系統改換爲《禹貢》九州並稍加調整而成的。

關於《隋志》所記古九州分野系統的產生年代,也需在此略作説明。《隋志》史源不明,有學者認爲其采用《禹貢》九州分區記述隋朝地理建置沿革的做法係唐代史官所爲,*岑仲勉《隋唐史》卷上《隋史》第二節所附《隋書地理志九州郡縣分配數目表》下注曰:“……又隋世並非行九州之制,修史者泥於《禹貢》九州,遂將各郡强行分配,以致背於現實,讀隋史者應勿泥視之。”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6。如照此説,則上述這一古九州分野系統似乎也應是唐人所創。不過,由於唐初修《五代史志》時,史臣能夠看到大量隋代一手文獻資料,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隋志》分野記載源自前代文獻的可能。爲謹慎起見,我們不妨籠統地説這種古九州分野系統形成於隋唐時代。

《隋志》爲了牽合其以《禹貢》九州爲綱分述地理沿革的編纂體例,對傳統十二次分野體系加以改造,從而拼凑出一種新的古九州分野系統。繼《隋志》之後,唐中期杜佑在《通典》中也記有一套古九州分野理論。不過,杜佑的分野學説在其設計初衷及體系模式兩個方面都與《隋志》所記有很大差異。

《通典·州郡典》是唐代的地理總志。據杜佑自敍,他經過考證後認爲九州之制在歷史上起源最早,“其制最大”,*杜佑《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序目下》,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2年,頁4484。故《州郡典》也像《隋志》那樣,按照《禹貢》九州分區記述唐代地理沿革。不過,與《隋志》有所不同,杜佑指出荆州南境及五嶺之南原本不在“九州封域之內”,所以他又專門畫出一塊“南越”區域以統攝嶺南地區的諸多府州郡縣。換言之,《州郡典》的編纂體例是以《禹貢》九州及南越共十大區域爲綱,依次分述各區域內的地理建置。*此即杜佑所謂“今辨《禹貢》九州并南越之地,歷代郡國析於其中。其有本非州之區域,則以鄰接附入云爾”。《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序目下》,頁4495。而這十個部分又分别在開篇總敍中概述九州與南越的歷史沿革,這其中就提到它們所對應的天文分野。儘管嚴格説來,《通典》所記分野體系實際包含有九州及南越共十個分野區域,但我們仍不妨從廣義的角度,將其視爲一種獨特的古九州地理系統。

那麼,杜佑爲何要創立一種新的古九州分野系統呢?這其中除有編纂體例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出於對漢代以來傳統分野體系的反思與檢討,這在《州郡典》的序文中表露無遺:

按(上文)所列諸國分野,具於班固《漢書》及皇甫謐《帝王代(世)紀》。下分區域,上配星躔,固合同時,不應前後。當吴之未亡,天下列國尚有數十。其時韓、魏、趙三卿又未爲諸侯,晉國猶在,豈分其土地?自吴滅至分晉,凡八十六年,時既不同,若爲分配?又按諸國地分,略考所在封疆,辨詳隸屬,甚爲乖互,不審二子依據。《漢書》又云:“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分野。夏少康庶子,封於會稽。後二十餘代,至句踐,滅吴稱伯,後六代而亡。後十代,至閩君摇,漢復立爲越王,都東甌,則今永嘉郡也。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稱王,五嶺之南,皆佗所有也。”又按越之本封,在於會稽,至句踐强盛,有江淮之地,天子致胙,號稱霸王,正當戰國之時,凡得百四十二歲。後至秦漢,方有閩摇。雖虛引其歷代興亡,而地分星躔,皆不相涉。及趙佗奄有,時代全乖。未知取捨,何所準的,凡爲著述,誠要審詳。若也但編舊文,不加考覈,遞相因襲,是誤後學。祗恐本將諸國上配天文,既多舛謬,或無憑據。然已載前史,歷代所傳,今且依其本書,别其境土,蓋備一家之學,示無闕也。其諸郡歷代所屬,則各具正於本篇。有覽之者,當以見察。*《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序目下》,頁4491。

在杜佑看來,傳統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説存在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他認爲十三國地理系統所見列國理應同時存在於戰國時期,即“下分區域,上配星躔,固合同時,不應前後”,但事實上,吴與韓、趙、魏並無共存關係。第二,杜佑稱《漢書·地理志》所記“諸國地分,略考所在封疆,辨詳隸屬,甚爲乖互”,意謂《漢志》記載的十三國分野區域與諸國故地並不吻合。第三,《漢志》將封少康庶子於會稽、句踐滅吴稱霸、閩君自立、趙佗割據等史事都當作越地分野區域的歷史沿革加以概述,但實際上,周之越國與後來出現的閩越、南越“時代全乖”,“皆不相涉”。

《通典》指出的以上三個問題,其中第一個説的是十三國系統本身的不合理之處,而後兩者則是隨着漢朝疆域的擴展,分野學説在調整過程中衍生出來的問題。杜佑認爲這些問題充分暴露出傳統分野體系所存在的固有缺陷,於是他説“祗恐本將諸國上配天文,既多舛謬,或無憑據”,“若也但編舊文,不加考核,遞相因襲,是誤後學”。因鑑於此,杜佑遂決定對傳統分野體系加以變革。不過,他也考慮到傳統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説“已載前史,歷代所傳”,不能完全摒棄,所以他采取的革新宗旨是“今且依其本書,别其境土,蓋備一家之學,示無闕也”,意思是説,他將在傳統分野説的基礎之上,變換分野區域的地理系統,以成一家之言。根據《州郡典》的記載可知,杜佑所謂“别其境土”指的就是改用古九州地理系統。

如前所述,杜佑有關古九州分野的記載散見於《州郡典》的不同部分,兹將相關文字輯録如下:

(古雍州)其在天文,東井、輿鬼則秦之分野,兼得魏、趙之交。

(古梁州)於天文兼參之宿,亦秦之分野,又得楚之交。

(古荆河州)其在天官,柳、七星、張則周之分野,房、心則宋之分野,觜觿、參則魏之分野,角、亢、氐則韓之分野,兼得秦、楚之交。

(古冀州)其在天官,昴、畢則趙之分野,尾、箕則燕之分野,兼得秦、魏、衛之交。

(古兖州)其在天文,營室、東壁則衛之分野,兼得魏、宋、齊、趙之交。

(古青州)在天官,虛、危則齊之分野。

(古徐州)在天文,奎、婁則魯之分野,兼得宋、齊、吴之交。

(古揚州)在於天官,斗則吴之分野,兼得楚及南越之交。

(古荆州)其在天文,翼、軫則楚之分野,兼得韓、秦之交。

(古南越)在天文,牽牛、婺女則越之分野,兼得楚之交。*《通典》卷一七三《州郡三》至卷一八四《州郡一四》,頁4506,4575,4650— 4651,4692,4755,4769,4778,4799— 4800,4862,4910— 4911。

從這段分野記載來看,此處所列出的九州分别是雍、梁、荆河、冀、兖、青、徐、揚、荆。其中,荆河州即《禹貢》之豫州,《通典》爲避唐代宗諱,因《禹貢》有“荆河惟豫州”一語,故改豫州之名爲“荆河”,*《通典》卷一七一《州郡一·序目上》校勘記八,頁4470。而其餘八州則均與《禹貢》九州相同。由此可知,《州郡典》所采用的正是《禹貢》九州地理系統。

杜佑分野説的體系模式主要具有兩個特徵。首先,《通典》采用的是純粹的二十八宿分野體系。從上述二十八宿與十三國的對應關係來判斷,知其所據二十八宿分野説乃出自《漢書·地理志》。其次,這一分野模式是將傳統二十八宿分野之十三國地理系統改換爲《禹貢》九州及南越區域而成的(參見附圖)。具體來説,《州郡典》是在二十八宿分野體系的框架之下,將《禹貢》九州及南越與十三國地理區域進行比照,從而藉此確定九州、南越與二十八宿之間的對應關係(參見附表)。不過,這又需細分爲以下三種情況。

附圖 古九州分野系統示意圖(據《通典·州郡典》所記分野體系繪製)

第一,若某州與某國的區域範圍大體相當,便直接以該國分星作爲該州之分野。如古青州大致屬齊國之地,故以齊之分星虛、危爲青州分野。

第二,若某州的大部分區域與某國重合,但此外還有一部分區域延伸至其他鄰國,這時便以與該州存在主要包含關係的列國分星作爲該州之分野,並在其後注明該州與其他諸侯國境土相交的情況。譬如古雍州大部分地區屬秦國,故以秦之分星井、鬼爲雍州分野,同時又指出雍州“兼得魏、趙之交”。另外,古兖州、古徐州、古揚州、古荆州及南越之分野亦皆屬此類。

第三,當某州與多國存在比較完整的包含關係時,便將這些列國分星皆歸爲該州之分野,此外若該州另與他國疆土相交亦需注明。例如古豫州(即荆河州)區域涵蓋了戰國時期的周、宋、魏、韓,於是這四國分星都成爲豫州之分野,同時這裏還指出豫州“兼得秦、楚之交”,又古冀州分野亦與此類同。

惟古梁州分野較爲特殊,與以上三種情況均不相符。按照上述改造邏輯,古梁州主要爲戰國後期秦國之境,本當以秦之分星井、鬼爲梁州分野。但上文提到,井、鬼二宿已歸屬相當於秦國故地的古雍州,故不能再將其重複分配。於是杜佑無奈之下只好因襲《隋志》“梁州於天官上應參之宿”的説法,稱古梁州“於天文兼參之宿,亦秦之分野,又得楚之交”。

儘管杜佑將傳統二十八宿分野之十三國系統轉化爲古九州分野系統的具體過程比較複雜,但總的來説,經過以上這番改造之後,這種新的古九州分野與《隋志》的記載相比(參見附表),具有整齊畫一、體系嚴密的特點。這一分野説後來產生了較大影響,尤其是在地理類文獻中得到較爲廣泛的運用,這又可以具體分爲三類情況。其一,完全因襲杜佑《通典》的古九州分野系統。如馬端臨《文獻通考》對杜佑以歷代郡國析於《禹貢》九州之中的做法非常贊賞,稱其“條理明備”,*《文獻通考》卷三一五《輿地考一·總敍》,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473。故馬氏作《輿地考》盡從《通典》之體例,就連其中的分野記載也一仍其舊。又明代歷史地圖集《今古輿地圖》所收《今古華夷區域總要圖》跋文概述歷代地理區域沿革史,同樣采用《通典》的分野説。*吴國輔《今古輿地圖》卷上《今古華夷區域總要圖》,《四庫禁毁書叢刊補編》影印明崇禎十一年刻朱墨套印本,26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頁403下— 408下。

其二,改進《通典》的分野體系,采用純粹的《禹貢》九州地理系統。這方面的記載首見於南宋唐仲友所作圖譜類類書《帝王經世圖譜》。該書所收《十二土壤之譜》以圖表的形式,列出了一種以二十八宿對應《禹貢》九州的分野體系:

角、亢、氐,(鄭),豫州。房、心,(宋),豫州。尾、箕,(燕分),冀州。斗、牛、女,(吴越),楊州。虛、危,(齊),青州。室、壁,(衛),兖州。奎、婁,(魯),徐州。胃、昴、畢,(趙),冀州。觜、參,(晉),冀州。井、鬼,(秦),雍州、梁州。柳、星、張,(周),豫州。翼、軫,(楚),荆州。*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卷五《十二土壤之譜》,《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76)影印宋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77上。括號內十三國名爲各組星宿下之注文。

這一體系已經剔除了南越分野區,完全采用《禹貢》九州地理系統,且此處二十八宿與九州的對應關係與《通典》所記有三處不同: 一是將原本屬於豫州分野的觜、參二宿畫歸冀州分野;二是把原南越分星牛、女歸入揚州分野;三是合并雍州、梁州分野區域,以此二州同爲井、鬼之分野(參見附表)。經過一番調整之後,這套分野體系在形式上顯得更爲規整。這種單純的《禹貢》九州分野系統在宋代以後亦有流傳,不過,不同文獻記載二十八宿與九州的具體對應關係略有出入。

其三,改造《通典》的分野體系,采用其他九州地理系統。前文提到,早期文獻記載先秦時代的九州之制不盡相同,除最經典的《禹貢》九州外,還有《周禮·職方》、《爾雅·釋地》等其他九州系統,它們後來也被納入了分野體系。譬如上述南宋《十二土壤之譜》不僅將二十八宿與《禹貢》九州相配屬,而且還列出了二十八宿與《職方》九州之間的對應關係:

角、亢、氐,(鄭),《職方》豫。房、心,(宋),《職方》豫。尾、箕,(燕分),《職方》幽。斗、牛、女,(吴越),《職方》楊。虛、危,(齊),《職方》青、幽。室、壁,(衛),《職方》兖。奎、婁,(魯),《職方》青。胃、昴、畢,(趙),《職方》冀、并。觜、參,(晉),《職方》冀、并。井、鬼,(秦),《職方》雍。柳、星、張,(周),《職方》豫。翼、軫,(楚),《職方》荆。*這一分野體系又見於《帝王經世圖譜》卷六《周保章九州分星之譜》,頁79上,惟個别星土對應關係略有差異。

很明顯,這一分野體系是將原來二十八宿對應《禹貢》九州系統改換爲《職方》九州系統而成的,二者的區别在於《職方》無梁州和徐州,此二州之地分屬雍州和青州,又北方地區除有冀州以外,《職方》另置并州和幽州,故以上分野説便據此對相關星土對應關係做了調整(參見附表)。此外,明清文獻還有兼用不同九州系統的分野記載。如《大明一統賦》提到一種以十二次對應古十二州的分野體系:“大梁、玄枵兮冀、青,星紀、鶉尾兮揚、荆。降婁、壽星兮徐、兖,析木、諏訾兮幽、并。大火、實沈兮梁、豫,鶉首、鶉火兮雍、營。”*莫旦《大明一統賦》卷上,《四庫禁毁書叢刊》影印明嘉靖鄭普刻本(史部21),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8下—9上。此處共列出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幽、并、營十二州,*此即漢人傳説虞舜所分之十二州,《史記集解》引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見《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33。其中,前九州即《禹貢》九州,而并、營、幽三州則僅見於《職方》或《爾雅》。由此可見,這一分野體系其實是綜合《禹貢》、《職方》、《爾雅》三種九州地理系統而成的,因此我們也可以寬泛地將其納入古九州分野系統的範疇。

由《隋志》、《通典》所開創的古九州分野系統自唐代以後廣泛流傳,削弱了傳統分野學説的影響。有宋人甚至認爲分野之説“要以九州之分爲正”,*羅泌《路史·餘論》卷六《星次説》,四部備要本,頁202上。明清時期的許多地理總志及地方志在記述各地分野時也往往首先指明該地屬《禹貢》某州或古某州。譬如,《明一統志》卷一順天府開篇即謂“《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明一統志》,西安,三秦出版社影印明天順五年刻本,1990年,頁2下。清乾隆官修《授時通考》卷八土宜門《方輿圖説》稱“福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授時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732册,頁100。那麼,我們需要追問的是,傳統分野體系爲何衰落,而古九州分野系統何以流行?這個問題涉及到漢代以來傳統分野體系存在的固有缺陷,對此杜佑雖曾有所反思和檢討,但遺憾的是,他所指出的上述三個不合理之處其實都還只是一些表層現象,並未觸及問題的核心。

其實,造成傳統分野體系呈現出式微之勢的根源是既有地理系統與實際政區制度的脱節。上文提到,傳統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説均采用十三國及十二州地理系統,但無論十三國,還是十二州,反映的都是漢人的區域地理觀念,其分野理論在漢代具有很强的實用性,可被廣泛運用於星象占測。然而自魏晉以迄隋唐,歷代疆域廣狹、政區建置及州郡名稱均發生過很大變化,早已打破了十三國、十二州的地理格局,如果繼續沿用傳統分野體系,必然會造成經典理論與現實地理之間的嚴重脱節,從而大大降低這種分野學説的實用性。《舊唐書·天文志下》即謂傳統分野説形成之後,“自此因循,但守其舊文,無所變革。且懸象在上,終天不易,而郡國沿革,名稱屢遷,遂令後學難爲憑準”。*《舊唐書》卷三六,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311。而且這個問題的存在也不利於後人通過分野體系來認知地理。如宋人明確指出:“驗星躔,考分野,足以知地理乎?曰州郡大小沿革不同,不足以知地理也。”*舊題莆陽二鄭先生《六經雅言圖辨》卷三《禹貢地理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葉14A。按此書係莆陽鄭厚、鄭樵門人弟子追述師説附益而成,成(轉下頁)明人顧清亦云:“疑星野之不相值,自昔爲然。……秦漢以來郡國之廢置,不知其幾,而猶以往迹尋之,不已膠乎?”*(接上頁)書年代約在南宋淳祐末寶祐初。參見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一《六經雅言圖辨跋》,馮惠民整理《儀顧堂書名題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29—31。*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三二《北遊稿·擬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61册,頁739上。因此,“分野之説豈可泥於一定而無變通之術耶”。*萬曆《紹興府志》卷一三《災祥志·分野》引周述學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刻本(史部200),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頁564下。

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以致隋唐時期出現了與十三國、十二州地理系統迥異的古九州分野系統。這種以古九州爲分野區域的理論,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傳統分野體系所存在的內在缺陷。由上文可知,《隋志》、《通典》所創立的分野體系是以二十八宿或十二次對應《禹貢》九州,此後流傳的古九州分野系統也均以《禹貢》九州地理系統爲主流。而《禹貢》九州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不受人爲政治因素的影響,完全按照自然山川地理界限畫分出來的九大區域,這就保證了《禹貢》九州系統不會因後代政區地理沿革而發生任何變化。對此鄭樵有一段很精辟的論説。《通志·地里略序》云:

又明代類書《圖書編》亦言:“《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兖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章潢《圖書編》卷三一《禹貢九州總敍》,明萬曆四十一年塗鏡源刻本,葉2A。正因如斯,《禹貢》九州與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相結合而形成的古九州分野系統,可以克服傳統分野體系與魏晉以降實際政區地理建置相脱節的問題,從而使這種新的分野説展現出很强的穩定性和持久的實用性,這是古九州分野系統之所以在唐代以後廣爲流行的根本原因。

二 “山河兩戒”: 一行分野學説的思想與理論

隋唐時期,除出現了古九州分野系統之外,僧一行亦針對傳統分野體系的內在缺陷,創立了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分野學説。一行分野説極其龐雜繁複,其全文見於《新唐書》卷三一《天文志一》。*《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817—825。清人徐文靖所著《天下山河兩戒考》對一行分野説做了十分細緻的注釋箋證,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173)清雍正元年刻本,頁646—827。另外,還需説明的是,在《新唐書》之前,一行分野理論的若干內容已見於文獻記載。如唐濮陽夏《譙子五行志》曾引一行之説以描述五星分野的地理區域,《舊唐書·天文志》抄録了一行分野説中的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體系,《太平寰宇記·四夷總序》則記有一行山河兩戒説。

首先需要説明的是,《新唐書·天文志一》所載一行分野説的史源問題。《直齋書録解題》著録《唐大衍曆議》十卷,陳振孫明確指出了該書與《新唐書》天學諸志之間的淵源關係:

唐僧一行作新曆,草成而卒。詔張説與曆官陳元景等次爲《曆術》七篇、《略例》一篇、《曆議》十篇,《新史志》略見之。“十議”者,一《曆本》,二《日度》,三《中氣》,四《合朔》,五《卦候》,六《九道》,七《日晷》,八《分野》,九《五星》,十《日食》。大抵皆以考正古今得失也。《曆志》略取其要,著於篇者十有二……餘《曆議》《日晷》、《分野》二篇,則具之《天文志》。*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二《唐大衍曆議》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66。

這裏所謂的“新史志”即指《新唐書·天文志》。由此可知,一行遺著《大衍曆議》是《新唐書》天學諸志的主要取材對象,其中卷八《分野》篇轉載於《天文志》,此當即《新唐書·天文志》所見一行分野説之史源。*參見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43;嚴敦傑《一行禪師年譜》,《自然科學史研究》第3卷第1期,1984年,頁41。

與杜佑相似,一行之所以要創立一套新的分野學説也是緣自於他對傳統分野體系固有缺陷的檢討,對此一行做了明確交代:

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埸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新唐書》卷三一《天文志一》,頁820。

以上這段記載敍述邏輯有些混亂,歸納起來,一行認爲傳統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説存在以下兩大問題。其一,傳統分野體系無法應對地理格局的動態變化。譬如戰國時代,隨着各國實力强弱易勢,其疆域不斷發生變動,但十三國地理系統卻相對保持穩定,不會根據實際的地理形勢做出調整。其二,由於地理建置的沿革變遷,傳統分野體系難以適用於後世的星象占測。仍以十三國系統爲例,一行認爲它在戰國時期是非常實用有效的,但隨着天下一統,整個地理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後人應當對原有分野理論加以“變通”,不應株守舊術。由於一行誤認爲采用十三國系統的傳統分野説形成於戰國時代,故以上所述均據戰國局勢立論。與杜佑的見解相比,一行對傳統分野説的反思更加深刻,敏銳地抓住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他指出的上述兩點已切中傳統分野體系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因鑑於此,一行遂對傳統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説作了一番全面的革新。

從《新唐書·天文志》的記載來看,一行分野學説主要是由山河兩戒説、雲漢升降説、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體系三部分所構成的。前兩者是後者的理論基礎,而後者則是整套分野學説的核心。以下分别對這三項內容作一簡要介紹。

所謂“山河兩戒”是一行對中國自然地理格局的一種總體概括。他認爲華夏大地有兩河、兩戒共四條極具標誌性意義的地理界限。“兩河”是指南北兩條主幹水系,即黄河、長江。“兩戒”又稱“兩紀”,是南北兩條重要的山系,其大致走向爲: 北戒西起三危、積石,向東至終南山北側,過華山,東逾黄河,沿底柱、太行北上,經恒山西側,連接長城,直達遼東;南戒西起岷山,向東至終南山南側,經華山折向東南,過熊耳、桐柏,逾江漢,至衡山之南,再東延至福建。*參見翁文灝《中國山脈考》,原載《科學》第9卷第10期,1925年,收入氏著《錐指集》,北平地質圖書館,1930年,頁231—233;唐曉峰《跋宋版“唐一行山河兩戒圖”》,《跋涉集——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七五届畢業生論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頁247—249。清人齊召南認爲此説源自《史記·天官書》所謂“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見乾隆殿本《舊唐書》卷三六(轉下頁)在一行看來,南北兩戒就是華夷之間的天然分界線,故南宋魏了翁有詩云“山河兩戒南北分,天地一氣華戎鈞”。*(接上頁)《天文志下》所附《考證》,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影印《二十五史》(5),1986年,頁3649三、四欄。*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七《山河嘆送劉左史(光祖)歸簡州》,《宋集珍本叢刊》(77)影印明嘉靖二年銅活字本,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頁628。

一行的“雲漢升降”説是一套十分精深玄妙的天地對應理論。簡言之,他將天之雲漢比擬爲地上的“兩河”,並按照銀河流向的曲直升降及其與周天衆星的相對位置,將這條天河劃分爲不同的區間,以與“兩河”的類似河段相對應,從而確定其分野區域。又因一行本人非常推崇《周易》,所以這套理論摻雜着許多陰陽八卦的易學原理,顯得格外高深莫測。*例如,一行描述雲漢初象云:“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於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於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新唐書》卷三一《天文志一》,頁818。通過這一理論建構,一行便可將天界星區與地理區域相互對應起來,所以他聲稱“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

根據以上山河兩戒、雲漢升降之説,一行對傳統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體系進行了全面改造。在天文系統方面,他將二十八宿分野與十二次分野雜糅在一起,並重新修正十二次起迄度數,捨棄自漢代以來采用劉歆《三統曆》數值的傳統做法,改用經一行實測而得的新數值。在地理系統方面,一行完全摒棄了傳統十三國及十二州地理系統,而是按照山河兩戒的自然地理格局,並配合雲漢升降之説,逐個畫定十二分野區域的具體範圍,*邢慶鶴認爲一行是將二十八宿與十二次作固定化匹配之後嵌在雲漢參照系上,再根據雲漢升降説以確定分野區域。參見《試論〈天下山河兩戒考〉中的天文學》,《安徽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5年第1期,頁33—34。此可聊備一説。這就是一行所謂“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以下僅舉一例加以分析説明。

須女、虛、危,玄枵也,初須女五度餘二千三百七十四秒四少,中虛九度,終危十二度。其分野,自濟北東逾濟水,涉平陰,至於山茌、循岱岳衆山之陰,東南及高密,又東盡萊夷之地,得漢北海、千乘、淄川、濟南、齊郡及平原、渤海、九河故道之南,濱於碣石。古齊、紀、祝、淳于、萊、譚、寒及斟尋、有過、有鬲、蒲姑氏之國。其地得陬訾之下流,自濟東達於河外,故其象著爲天津,絕雲漢之陽。凡司人之星與羣臣之録,皆主虛、危,故岱宗爲十二諸侯受命府。又下流得婺女,當九河末派,比於星紀,與吴、越同占。*《新唐書·天文志一》,頁820—821。《舊唐書》卷三六《天文志下》亦記有一行的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體系(頁1311—1316),與《新唐書·天文志》的記載相比,其內容較爲簡略,卻於各分野區域下標注了相對應的唐代地名。據《舊唐書·天文志下》序文可知,其所記分野説出自李淳風原撰、一行修訂之《法象志》一書。

一行在此首先列出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名,其後所記初某度、中某度、終某度是一行重新測定的十二次起迄度數,其數值已精確到秒。“其分野……濱於碣石”一段説的就是女、虛、危三宿所對應的具體分野區域,它顯然是依據山川地理的走勢來確定其區域範圍的,此後一行又列舉了該區域內的若干先秦古國。而“其地得陬訾之下流”至段末,則是與該組星宿相關的雲漢升降理論。這便是一行分野體系的基本模式。

經一行改造之後的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體系,完全以山河兩戒爲主體的自然山川地理來界定分野區域,從而規避了歷代地理沿革對分野學説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消除了傳統分野體系的內在缺陷,因此後人對一行分野説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如南宋唐仲友認爲一行之説“最得天象之正”,*《帝王經世圖譜》卷六《周保章九州分星之譜》跋文,頁79下。理宗朝林希逸謂“一行之見,脱囊之錐也。傳上世之微妙,破萬古之昏迷,雖隸首復生,無能易斯言”。*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槁續集》卷八《分野》,《宋集珍本叢刊》(83)影印清鈔本,頁444下。明人顧清稱贊道: 一行“以爲天之雲漢實應地之山河,其精氣之升降始終實應之。……其相屬也,以精氣爲本,而不繫乎方隅。其占測也,以山河爲主,而不泥於州國。此説行而羣疑爲冰釋矣”。*《東江家藏集》卷三二《北遊稿·講章》,頁739上—下。章潢《圖書編》亦云:“惟唐僧一行則以天下山川之象存乎兩界,而分野一以山川爲界,不主封國、郡邑之名,庶乎近之。”*《圖書編》卷二九《分野總敍》,葉2B。清初錢澄之則更明確説:“分野之説,世儒多疑之。……自唐一行著兩戒論,以雲漢配江河,謂星與土精氣相屬不緣於方域,而分野之論以定。”*錢澄之《田間文集》卷二六《分野説》,《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康熙刻本,14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84下。由此可見,自宋迄清,人們對一行分野説可謂是推崇備至。*不過,也有少數人對一行分野説提出過批評和質疑,如南宋葉適即認爲“山河兩戒分異之説爲非的”,見《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九《唐書·志》,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582。清初董以寧則具體指出一行理論中的種種矛盾之處,見《正誼堂文集》之《與陸桴亭辯一行分野書》,《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康熙書林蘭蓀堂刻本,第7輯2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451上— 453下。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一行分野學説用意甚佳,在後世影響較大,爲衆多文獻所轉載,但由於這套理論過於龐雜繁複,難以記憶,運用不便。*明代有人將一行分野説中的山河兩戒地理系統還原爲傳統十三國、十二州系統,只是將其中的星土對應關係按照一行之説加以調整,如周雲《神道大編象宗華天五星》卷一《分野例》所記“一行禪師分野”。《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抄本,1031册,頁224下。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行分野説過於繁複所給人帶來的困擾。因此,在唐代以後的各種星占實例及地志撰述中,很少見到直接采用一行之説判定分野區域的情況,*就筆者所知,僅明初編纂的地理總志《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在確定二十八宿與明代府州衛所之間的對應關係時,明確參據了一行分野説,見此書《凡例》,《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刻本,585册,頁607上— 612上。故一行分野説的實際流行程度遠低於古九州分野系統。

三 結語: 以山川定界的自然地理格局

綜上所述,隋唐時代,在傳統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體系之外,又出現了兩種新的分野理論,即古九州分野系統與一行分野説。事實上,這兩種分野學説的內在理路相同,它們都是要破除帶有明顯缺陷的傳統十三國、十二州地理系統,建立起一種不受朝代更迭與地域變遷因素影響,完全基於山川自然地理,保持長期穩定的分野體系。只不過自《隋志》、《通典》以來的古九州分野系統巧妙地借用了《禹貢》九州這一經典的區域地理系統,而一行則進一步擺脱了任何既有區畫的局限,更爲徹底地按照自然山川的脈絡走勢來畫定分野區域。但就本質而言,兩者反映的都是一種自然地理格局,這説明隋唐以降人們對於天下區域地理的認識更趨理性與務實,要求樹立一種不爲政治所左右、持久普適的文化地域觀念。

明末清初理學家陸世儀對天文分野學説有一段精彩的評述。他認爲正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之間、象形之際均有“氣”、“理”貫通相聯,然在分野未定之前,世人不知天地相通之理,“及分野既定,而舉九州以驗列宿,即列宿以觀九州,其間氣祲災變、妖祥吉凶,無不如符節之相合”。但戰國以降,世所傳十三國、十二州分野系統“瀆亂方深”,惟“唐一行之言曰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是即《周官》以星土辨九州之意”,這是因爲“配國有廢興,而山河無廢興,郡邑之名可改,而郡邑之地不可改,於以下觀人事,上占天道,冥會而貫通焉,可以無遺憾矣。”*陸世儀《分野説》,叢書集成三編影印清光緒二十五年刻《陸桴亭先生遺書》本,29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頁553上—554下。在陸氏看來,最初《周禮》所稱九州分野是“指山川而言,非指封國也”,後世分野説皆有違分野之初衷,而一行之説革除傳統分野體系的弊病,返璞歸真,恢復了古九州分野“以山川定經界”之義,從而使天地溝通的渠道得以暢通。此説實已觸及古九州分野系統與一行分野説之間的共性,並可爲我們理解唐代以後兩説之流行提供了一個很有説服力的注脚。

(本文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講師)

*本文爲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成果,項目批准號: 16XNB021,項目名稱:“天地之間: 天文分野的歷史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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