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郯费峄（地方）流通券新考

李银（山东临沂）李天聪（江苏连云港）

临郯费峄（地方）流通券新考

李银（山东临沂）李天聪（江苏连云港）

北海银行总行成立前，山东根据地已有多地印发辅币流通券流通市面，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临郯费峄（地方）流通券、益寿临广流通辅币券及莱芜农民合作社辅币券等。本文仅探讨临郯费峄（地方）流通券的相关问题。

一相关史料回顾

临郯费峄（地方）流通券（以下简称“流通券”）诞生于鲁南抗日烽火中，关于其身世却扑朔迷离，有多种说法：临沂民间有临郯费峄流通券系一一五师发行之说；一些史志及报刊将临郯费峄流通券定为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政府发行，如《枣庄市志》大事记载，“本月（1940年7月），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政府发行鲁南流通券35万元，翌年全部收回。”《临沂地区金融志》大事记载，“4边联民主政府于7月（1940年）在鲁南地区发行‘临、郯、费、峄’流通券35万元，翌年5月全部收回。①”1941年1月22日《大众日报》载，“临郯费峄地方民主政权，为调剂金融，流通市场，维持法币之威信，抵制伪钞之行使，所发行之流通券，……”。山东钱币学会编的《山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先是说“1940年3月，八路军临（沂）、郯（城）、费（县）、峄（县）四县边联支队建立，为筹措军政费用，印发了临郯费峄流通券，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元等面额。在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流通。6月11日，鲁南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在费县白子峪召开，成立了鲁南专员公署，临郯费峄流通券随之成为鲁南抗日根据地流通的人民货币”，后又说“临郯费峄流通券是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于1940年春印发的地方流通券②”。曾任北海银行鲁南分行行长的耿荆山则回忆说，“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期间，东进支队在鲁南的时候，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曾经发行过流通券。当时因无专管机构（例如银行），发行之后即行贬值，甚至在市场难于流通，不得不于一九四一年经过征收田赋全部收回③”，“我是一九四○年到鲁南工作的。我去时即已见到了临、郯、费、峄四边流通券。它大概是四○年上半年开始发行的④”。原鲁南专署专员于化琪在回复山东金融学会的咨询函中说：“关于鲁南印刷抗日流通券，是在1940年至1941年期间。发行的总数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当时的基金以粮食为主，银元很少很少。由于基金不足，发行量过多，根据地恶化，地区缩小，加之敌人破坏，流通券威信下跌，在市场上变成八折对折使用，对我们自己造成很大的损失、危害。当时区党委书记赵鎛同志，曾经批评我和邝任农同志（他是当时的财政科长），说你们这样发流通券，造成经济和政治上的损失，要赶快收回，如不收回，后患无穷，我们当一元用出，收回当五角，这样要把我们根据地搞垮的，这是饮鸩止渴，慢性自杀的办法。罗荣桓政委和萧华主任也批评我们，说两眼只望着油印机，这是不讲政策的，要我们迅速纠正。我们下了很大的努力和痛苦的负担，才把流通券收回，从错误中得到一大教训。”⑤

二“流通券”实物介绍及近些年面世情况

目前仅发现临郯费峄流通券二角、五角、一元券及临郯费峄地方流通券一元券，均为石印。介绍如下：

1.临郯费峄流通券二角券（彩页2图1）：票幅111×58mm。正面蓝色，山水图景；花边框内两边分别印“完粮纳税”、“弌律通用”；券名“临郯费峄流通券”两旁印红色五位数流水编码；面额下方两旁各印一红色“经理之章”。背面桔红色，内花边框中心带有光芒的圆圈内印“20”，其两边有“每拾角换法币壹圆”字样，下部两边框之间印“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印”。

2.临郯费峄流通券五角券（图2，刘卯钊藏品）：正面红色，五位数流水编码；花边框内两边分别印“完粮纳税”、“弌律通用”；面额下方印有两枚印文相同的“经理之章”，右边是山村图景，图景上方是券名“临郯费峄流通券”，下方有“每拾角兑付法币壹圆”字样。背面草绿色，花框中光芒四射的太阳内，有形似抱犊崮山的图案。

3.临郯费峄地方流通券一元券（图3，刘卯钊藏品）：正面草绿色，五位数流水编码，花边框内两边分别印“公私款项”、“一律通用”；图景为工农兵立于抱犊崮山前，图景左侧是面额，面额下方有两颗印文相同的“经理之章”。背面红色，花框内右边为数字“1”，左边光芒内为振臂高呼的民众，下边方框内印有“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印”字样。

4.临郯费峄流通券一元券（图4）：票幅123×73mm。正面蓝色，六位数流水编码；远山、教堂及行驶中的机帆船构成图景，图景两边是面额，下边花框内印“完粮纳税一律通用”；花框两边有两枚印文相同的“经理之章”。背面桔红色，花框内牡丹花簇拥的弧形框内印篆书“完粮纳税弌律通用”，下边有“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印”字样。

5．临郯费峄流通券一元券（图5）：五位数流水编码，其余同上。

据苍山县志载，抱犊崮位于苍山（兰陵）、枣庄两县市交界处，又名抱犊山、君山、豹子崮。汉代称娄山，魏时称仙台山。据《峄县志》载：昔有王老抱犊耕其上，后仙去，故尔得名“抱犊崮”。

早先，“流通券”极为罕见，仅有零星面市者。2005年前后，一外地人来临沂钱币市场兜售纸币，内中有二角、五角、一元面额的临郯费峄流通券、临郯费峄地方流通券一元券以及二角、五角、一元面额的峄县地方流通券等二十余枚。此二十余枚纸币被姓阚的钱币商以每枚二元的价格购进，后散落各家。相隔数年后，蒙阴钱币商娄先生购得50余枚“流通券”。内中仅有五角券一枚，工农兵像一元券数枚，其余均为机帆船图案一元券。此批纸币被娄先生以每枚15元的价格卖到了日照。之后又陆续有数十枚“流通券”面世，绝大多数都是轮船图案一元券。

依据笔者掌握的情况，流通券各品种存世量大致如下：二角券2枚，五角券3枚，工农兵像一元券20余枚，机帆船一元券百余枚。

三关于“流通券”的相关问题探讨

1.“流通券”不是四县边区县发行

1941年1月22日的《大众日报》已经报道了费东行署薛庄集14日发现“流通券”假币，而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政府1941年2月28日才成立。《枣庄市志》大事记、《临沂地区金融志》大事记中，关于“流通券”系四县边联政府发行的说法明显有误。两个大事记均有同样的错误，这个错误当不是编者造成的。

《大众日报》说“流通券”系临郯费峄地方民主政权发行。创刊于1939年11月的一一五师政治机关报《时事通讯》以及创刊于1940年7月的中共鲁南区委会机关报《鲁南时报》初期尚且采用油印，估计无论临郯费峄四县边区县委、联合办事处还是边联支队当时均没有石印机。由于地处偏僻，土匪众多，村镇分散且贫穷落后，本地亦无石印单位记载。结合前述机构均没有设置财政科，边区县发行“流通券”一说令人怀疑。《山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未说明其观点依据。如果仅仅因为临郯费峄流通券二角券背面印有“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印”字样，就将其与成立于该年三月的四县边联游击支队联系起来，未免牵强。四县边联游击支队成立于1940年3月22日。一个下旬才成立的武装，不可能于成立之初就仓促印票子筹措经费，何况工农兵图像的临郯费峄地方流通券一元券背面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九年二月，该说法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2.关于二角、五角及工农兵像一元“流通券”的探讨

（1）关于发行主体

根据耿荆山的回忆，“流通券”系东进支队在鲁南的时候，为解决经费问题于1940年上半年发行的。耿荆山金乡县人，原系山东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秋，“湖西肃托”事件中被错定为“托派分子”，受到监禁。“湖西肃托”事件后，又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被迫离开部队，1940年下半年调至鲁南专署建设科任科员，1942年起开始担任鲁南北海银行的负责人。耿荆山虽不是当事人，但是，他当年就进入了鲁南专署工作，而且是从事经建工作，之后又掌管货币的发行与货币斗争，其说法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结合临沂当地一直流传着“流通券”系一一五师发行的传说，以及工农兵像一元券带有浓厚的军队风格，笔者认为耿荆山的回忆及临沂地方传说可信。

“流通券”中只有二角、五角及工农兵像一元券系一一五师发行，且系供给部印发。理由如下：首先，“流通券”中能定为1940年上半年发行的只有这三种券。第二，部队印发纸币一般都由供给部负责，如八路军第一纵队供给部印发的北海币，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十团供给处印发的益寿临广流通辅币券等。另外，邝任农兼鲁南专署财政科长时，曾因印发“流通券”受到赵鎛、罗荣桓的批评。第三，一一五师虽然由国民政府提供军饷，但是一一五师进入抱犊崮山区后整编了许多地方武装，这些地方武装国民政府概不承认，只有靠当地民主政府提供给养，未建立政府或已建立政府但政权还不稳固的地方只有靠一一五师供给部提供。1940年上半年，鲁南专署尚未建立，四县边区县民主政府也没有成立，所以，驻扎在抱犊崮山区的苏鲁抗日义勇总队等武装只能靠一一五师提供给养。那个时候，一一五师师部经常活动于四县边区县的大炉附近，所以在四县边区县印发“流通券”是顺理成章的事。第四，1939年11月18日，王秉璋、黄励率师直属队一部以东进支队的名义攻占郯城马头镇，师部亦曾进驻马头镇近10天。之后再度攻占马头，并于1940年1月1日在马头建立了郯城县民主政府。不久，东进支队第二大队攻克郯城县城。马头镇是鲁南的繁华商业中心，打开马头后，东进支队缴获了大量物资，并筹款20万元⑥。郯城和马头镇均有私人石印单位。比如很早就有郯城润华石印局。创刊于1940年4月的鲁南区四地委（旋即改为三地委）机关报《新群众报》，初期采用油印，不久，从其属地马头镇搞到了石印机就改为石印。所以，一一五师供给部完全有搞到石印机的机会。

一一五师进驻抱犊崮山区

（2）关于印发、停印时间及发行量

一一五师供给部很可能在1939年11至1940年1月间就搞到了石印机。根据苏蕴日记，1940年4月1日至20日，师部一直驻大炉附近的曾广峪。21日下午，敌人开始向抱犊崮山区扫荡，师部随即四处转移。之后基本就转战他地了⑦。由此可以认为，二角、五角及工农兵像一元券的首发时间当如票面时间，即1940年2月、3月。4月21日之前停印。

由于此三种流通券的流水编码都只有五位数，该系列“流通券”总发行量不会超过17万元。笔者见到的此类流通券最大号码：一元券是66055号，五角券是17536号，二角券是30053号。因此，总发行量又不会少于81 000元。

3.关于机帆船图景一元“流通券”的探讨

（1）关于发行主体

机帆船图景一元“流通券”系鲁南专署印发。理由如下：①根据于化琪的回忆，他本人和时任财政科长的邝任农，因“流通券”大幅下跌给当地造成很大的损失和危害，受到了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鎛和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的批评。这说明此二人直接领导了临郯费峄流通券的印发。而邝任农仅任过鲁南专署财政科长，故可以判定鲁南专署印发过流通券。②鲁南专署成立于1940年6月，流通券中，只有机帆船图景一元券有发行于6月以后的可能。另外，于化琪回忆中提到流通券“发行量过多”。二角、五角及工农兵像一元“流通券”的流水编码都只有五位数，机帆船图景一元券是六位数，而且笔者已经见到了260817号，发行量过多的“流通券”主要指机帆船图景一元券。

（2）关于印发、停印时间及发行量

鲁南专署成立于1940年6月11日，机帆船图景一元“流通券”的始发时间当在这以后。《临沂地区金融志》大事记、《枣庄市志》大事记中关于“流通券”发行于1940年7月的记载应当可信。这里的“流通券”就是机帆船图景一元“流通券”。

1940年8月28日，中共中央电示：“为统一山东领导，分局与师部应靠拢。”10月，一一五师师部遵照中共中央和集总的指示，向驻扎在鲁中沂蒙山区的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靠拢，11月8日，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到达山东分局驻地青驼寺西聂家庄。之后，便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司令部一起行动。于化琪受到罗荣桓批评的时间可能在罗荣桓去鲁中之前，即1940年11月8日之前。估计受到批评后，就停止印发“流通券”了。此外，1940年10月邝任农开始任鲁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受到批评的时间很有可能在此之前。综合考虑，机帆船图景一元券的印发时间约在1940年7月至10月间。

史料记载“流通券”共发行了35万元。根据现有资料还无法判断该数额是机帆船图景一元券的发行量，还是所有“流通券”的总发行量。按史料中叙述的逻辑推理，该数据有可能是机帆船图景一元券的发行量。无论如何，由于260817号机帆船图景一元券的存在，至少其发行量已经达到了260 817元。这个数目在当时来说确实是相当惊人的。1940年，八路军山东第一纵队及北海银行总行总共才发行北海币15万元（按贾洪的回忆才几万元），一个贫穷落后的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竟然发行了几十万元流通券，难怪相关领导会受到赵鎛和罗荣桓的批评了。

4.综合探讨

（1）关于印发“流通券”的大背景。由于抱犊崮山区土地贫瘠，农业生产极其落后，当地群众生活非常艰难。以至于才八百多人的苏鲁抗日义勇总队（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转移到抱犊崮山区后，因为供给困难，不得已和张里元达成协议，将义勇总队改编为“山东省第三区保安司令部直辖四团”。一一五师进驻抱犊崮山区以后，不断统一整编地方人民武装，使得地方武装快速壮大起来：如整编已经使用国民党军番号的义勇总队，建立苏鲁支队、鲁南铁道大队、曲泗邹腾费五县游击支队、鲁南支队、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支队，还将运河支队转移到抱犊崮山区，整训充实运河支队、峄县大队等地方武装。虽然一一五师由国民政府提供给养，但其整编的队伍，国民政府概不承认，只有靠自筹自给。另外，之前鲁南山区云集着各种势力的抗日武装，如王洪九部，国民党郯城县长阎丽天部，滕县县长周侗部，以及各类地主武装等等，大小司令有72个之多。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一一五师采取的策略基本上是能拉的就拉，拉不动的就打。先是开辟郯马地区，攻克了郯城李庄，接着攻克马头和郯城县城，11月消灭了大炉附近孔庄的地主武装杜若堂部。至1940年1月，抱犊崮抗日根据地已经扩展到南至邳（县）北，东至郯（城）马（头），西至腾（县）邹（县）边，北至费县梁丘一带的大片地区。之后又攻打白彦大地主武装孙鹤龄部。这一系列的整编、扩充和战事耗费甚巨，而贫穷的抱犊崮山区一时无法筹得足够的给养，解决问题最简捷的办法就是开动印钞机。鲁南专署成立后，一一五师供给部将印钞机移交给了鲁南专署财政科，由邝任农兼财政科长，继续印发纸币补充军政费用。

（2）关于回收方式及回收时间。根据耿荆山的回忆，“流通券”系通过征收田赋于1941年全部收回的。通过征收田赋收回“流通券”一说较为可信。当时鲁南根据地贫穷落后，储备的现金（法币和北海币）肯定不多，庞大的“流通券”只能通过征收田赋慢慢收回。几乎所有史料都说“流通券”的回收时间是1941年。《临沂地区金融志》大事记则具体到5月。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鎛当时批评于化琪、邝任农时要求“要赶快收回”。估计他们受到批评后不久就着手收回“流通券”事宜。以往回收某种纸币大都是先暗中回收，到了一定程度才正式公告收回。当时鲁南专署财政极其困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收回数量如此庞大的“流通券”。按于化琪的话说，“我们下了很大的努力和痛苦的负担，才把流通券收回”。由于日军频繁扫荡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国民党右倾势力的不断袭扰，加之1941年严重春旱，从3月开始，鲁南根据地的形势急转直下，到1942年10月，整个根据地被压缩至车辋南部一狭小的区域内，根据地实际上变成了游击区。根据鲁南的形势及专署财政状况，笔者认为，1941年鲁南专署并没有能力彻底收回“流通券”，相当一部分“流通券”继续在市面上流通。以下这个案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1942年6月16日，鲁南专署处决了费南县秘书处原军用代办股长。罪名是“利用公款，贩卖流通券三次，破坏了流通券威信，而从中贪污1340元。”⑧这一案例说明，至少到1942年，“流通券”还在市面流通，且有一定的数量。1941年7月1日，山东分局在《紧急动员起来为建设坚持巩固的山东民主抗日根据地而斗争》一文中提到，“并要在一年内用各种方法收回其它地方纸币与流通券”。可是，与“流通券”发行时间相近的莱芜农民合作社流通券，直到1943年才由北海银行鲁中分行收回销毁。估计“流通券”的最终回收时间亦是1943年。

（3）关于《大众日报》中“流通券”发行主体定位的解释。既然“流通券”系一一五师或鲁南专署发行，为什么《大众日报》要说成是临郯费峄地方民主政权发行？首先，一一五师由国民政府发军饷，不能报道其发行纸币是显见的。其次，像发行纸币这种容易引起国民政府敏感的事，能弱化的就尽量弱化。比如北海银行总行成立之初，对外就宣称分行。另外，“流通券”的发行，纯粹就是为了解决军需和地方财政开支，这和《大众日报》“为调剂金融，流通市场，维持法币之威信，抵制伪钞之行使，所发行之流通券”的报道大相径庭。可见如此说也是为了某种需要。

（4）关于《大众日报》报道的“流通券”假币问题探讨。1941年1月22日的《大众日报》涉及到“流通券”假币的报道有两则。在题为《严防破坏金融阴谋奸徒三人落网》一则中言及“近日各地买卖中发现伪造临郯费峄流通券，显系奸人从中破坏……终于十四日在薛庄集上查获携带伪币的奸徒三人，身藏新伪币数十元”。标题《严防奸人破坏金融》一则在谈到假币特点时说“兹将此项真假票识别办法探志如下：一、票正面右下角之‘壹’字边框，真为二道，假为三道；二、票上号码，真票系活动号码机打成，整齐清晰，假票系木刻五位的歪斜拥挤，且大半系32544及96845两种；三、票正面中央，真票小船桅上无横道，假票小船桅上有黑色横道；四、票正面右边‘壹圆’真票花文整齐，无间断，伪票花文中断；五、票背面‘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印’之‘二’字，真票整齐，伪票歪斜；六、背面右下方之‘10’字体与外框真票粗细一致，假票歪斜不一。”两则报道说明假币系奸徒制造，且区区几十元，与日伪无关。根据笔者对当时假币的研究，奸商印制的假币大都粗陋不堪，很容易识别。本文所列的五位数号码“流通券”明显不是假币。而《大众日报》涉及“流通券”的假币案也仅仅报道了这一次。由此看，当时鲁南根据地市面流通的假币并不是很多，更没有达到猖獗的地步。但是“流通券”8折乃至五折的贬值，决不能归咎于假币，而是大量发行造成的。

临郯费峄流通券的诞生距今已有70多年了。它曾经为一一五师的发展壮大以及巩固鲁南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发行量过大，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币值就一落千丈，严重地损害了抱犊崮山区人民群众的利益，动摇了人们对根据地政府的信心。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去深思。

注释：

①《临沂地区金融志》，临沂地区金融志编纂组编，1992年8月，第15页。

②《山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山东钱币学会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79、205页。

③《北海银行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56页。

④《北海银行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34页。

⑤《北海银行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33页。

⑥《鲁南革命史》，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21页。

⑦《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转战沂蒙驻地村庄概览》，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山东省内部资料出版性出版物，第58页。

⑧《临沂百年大事记》，临沂地区史志办公室和山东省出版总社临沂分社编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449页。

（责任编辑刘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