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经济思想与实践

白鹏飞 张仲宁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一时期也对经济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适时地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坚持经济开放，公私兼顾，积极构建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体系，经济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等促进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的提出及成功实践，对于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和促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进程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也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延安时期；经济开放；公私兼顾；群众路线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4-0003-03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壮大，不断走向成熟，也实现了中国革命两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展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积累了宝贵的治党理政经验。就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而言，党在正确认识革命战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关系的基础上，从当时国情和边区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大力实施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问题予以讨论。

一、明确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是发展经济和保障供给

经济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好了，才能够保障社会供给、解决好边区面临的财政问题。发展经济就是要发展公营经济、人民经济和私营经济。这一时期对经济与财政的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可以影响经济，但是从根本上看，还是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情况。要让边区所有的机关人员、农民、军人、学生都自己动手，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工业、商业等。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要贯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并且，批判了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找出路的错误思想。

保障供给指的是陕甘宁边区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生活费用的支出，并把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作为工作目标。边区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抗日经费、生活费用的保障，通过“取之于己”与“取之于民”两个方面来实现。“取之于己”就是“公营经济在其生产过程完毕之后转到分配过程时的分配工作即供给工作”，“取之于民”就是“公营经济上缴的实物和税收、民营的粮食和税收以及贸易的产品和税收”，即“已经取得的生活资料与事业经费如何适当分配与适当使用的问题。” [1]

这一时期的经济实践证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正确地体现了社会化生产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的内在联系，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但边区和根据地部队作战的需要得到有效满足，而且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巨大的提高，同时积累了大量关于经济建设工作的实践经验。

二、坚持经济开放的思想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吸取了革命根据地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适时地提出了对国内外开放，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思想。主要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邀请各地资本家到根据地内投资，开办工厂，吸引专家与技术人员来根据地参加经济建设工作。“为引进资本，瓦窑堡会议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向国内外宣布，欢迎一切小资本工商业家、民族工商业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办实业，给小资本工商业者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尽可能地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2]毛泽东同志指出，既要吸引本地的资金，也要吸引外地资本家的资金，欢迎所有人来到根据地兴办实业。此外，我党在注重吸引国内投资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引进技术与技术人才。在物质生活上给以人才特别优待，工作上尽量创造条件发挥其专长。

第二，鼓励华侨来投资设厂兴办实业，并给予优惠条件。1938 年，毛泽东同志向全世界华侨发出号召，“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3] 1941年3月，朱德同志在延安侨联第二次代表大会讲话中指出“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系和宣传”，“参加边区经济建设运动，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向边区投资，边区政府一定保护他们的利益。”[3]如：1938年，华侨梁金生开办的金华制药厂，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边区缺医少药的困难；1942年，延安华侨联合会成立了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并集资开办了华侨毛织厂，生产大量毛毯、毛线、毛呢。据统计，在我党的感召下，战斗在延安的华侨有300余名，多人开办工厂，有力地支援了我党的抗战实业。

第三，阐明战后经济开放和利用外资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中国要彻底脱离经济落后的状况，就需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他指出：“在中国，工业化只能在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的帮助下才能做到。”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外资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必要作用。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保安采访毛泽东，他提出：“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中国4亿5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他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4]1944年，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明确指出：“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5]长时间的战争已经使中国的经济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国家可以用于经济建设中的资金非常有限，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降得很低，所以不可能从老百姓手中来筹措所需要的资金，所以就更需要外资的作用。与此同时，也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外资利用方针。

在经济开放的思想的指导下，边区政府出台了保护华侨、投资者的实际措施和施政纲领，使边区具备了发展事业的最基本条件，即进步的政治和正确的政策，只要来投资，就可以享受陕甘宁边区政府给予的优待和切实保障。很多外地资本家、华侨来到边区投资建厂、兴办实业，各方面人才涌入延安，边区工业、农业、商业等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既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力量，又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公私兼顾，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系

1939年，在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主的同时，开始大力发展工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私人开办企业，在边区进行工业投资。截至1941年底，边区的工业取得了大的发展成绩，政府机关、部队、学校都创办了工厂，涉及纺织、化工、造纸、瓷窑、被服、印刷等行业。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认识到了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194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边区的经济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的主要矛盾是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人民140万要供给8万人的生活，部队、机关等自己生产只能供给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须人民负担。解决矛盾的方针是发展经济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今年投资躲在公营事业，今后要投资数百万元用于民营的农、工、商业。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6]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总结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经验时指出：“边区的经济，分为民营公营两大方面。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就是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关系：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人民的生活，同时援助政府与部队，支持抗战建国的事业。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数万党政军的生活费与事业费的主要部分，以便减少取之于民，休养民力，便于将来紧急需要时的取给。在这里适用的原则，就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7]充分调动部队机关学校与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最终形成公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劳动人民个体经济、私有制合作经济、地主富农封建经济并存的经济体系。

在延安时期这一认识理顺了各种成分经济之间的关系，极大地提高了私有制、地主富农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各成分工商业快速发展，这既克服了当时经济封锁所造成的经济困难，也满足了边区广大军民的基本生产生活需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建设工作。可以说，五种经济成分都为革命做出独特而有益的贡献。

四、经济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逐渐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就是指要始终和群众心连心，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就是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延安时期边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充分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了增加人民的物质福利，广大党员干部“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8]。真心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具体困难，把实现人民群众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真正体现出了党的先进性和群众路线。

延安时期在经济建设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中国共产党带领边区每一个干部、每一个共产党员和二百万民众尽心尽力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这说明党中央充分研究并把握住了当时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和重点问题，知道群众热切盼望的具体问题是什么，那就是发展生产，不断提高生活水平。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路线的又一次深化发展和灵活应用。

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思想并成功实践，此文中只总结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有了这些经济思想、方针和政策的指导，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在和谐的环境中不断发展，保证了边区军民的供给，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和封锁，对于最终获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工作经验，也为日后新中国经济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壮大，不断走向成熟，也实现了中国革命两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展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积累了宝贵的治党理政经验。就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而言，党在正确认识革命战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关系的基础上，从当时国情和边区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大力实施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问题予以讨论。

一、明确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是发展经济和保障供给

经济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好了，才能够保障社会供给、解决好边区面临的财政问题。发展经济就是要发展公营经济、人民经济和私营经济。这一时期对经济与财政的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可以影响经济，但是从根本上看，还是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情况。要让边区所有的机关人员、农民、军人、学生都自己动手，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工业、商业等。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要贯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并且，批判了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找出路的错误思想。

保障供给指的是陕甘宁边区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生活费用的支出，并把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作为工作目标。边区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抗日经费、生活费用的保障，通过“取之于己”与“取之于民”两个方面来实现。“取之于己”就是“公营经济在其生产过程完毕之后转到分配过程时的分配工作即供给工作”，“取之于民”就是“公营经济上缴的实物和税收、民营的粮食和税收以及贸易的产品和税收”，即“已经取得的生活资料与事业经费如何适当分配与适当使用的问题。” [1]

这一时期的经济实践证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正确地体现了社会化生产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的内在联系，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但边区和根据地部队作战的需要得到有效满足，而且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巨大的提高，同时积累了大量关于经济建设工作的实践经验。

二、坚持经济开放的思想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吸取了革命根据地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适时地提出了对国内外开放，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思想。主要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邀请各地资本家到根据地内投资，开办工厂，吸引专家与技术人员来根据地参加经济建设工作。“为引进资本，瓦窑堡会议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向国内外宣布，欢迎一切小资本工商业家、民族工商业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办实业，给小资本工商业者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尽可能地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2]毛泽东同志指出，既要吸引本地的资金，也要吸引外地资本家的资金，欢迎所有人来到根据地兴办实业。此外，我党在注重吸引国内投资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引进技术与技术人才。在物质生活上给以人才特别优待，工作上尽量创造条件发挥其专长。

第二，鼓励华侨来投资设厂兴办实业，并给予优惠条件。1938 年，毛泽东同志向全世界华侨发出号召，“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3] 1941年3月，朱德同志在延安侨联第二次代表大会讲话中指出“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系和宣传”，“参加边区经济建设运动，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向边区投资，边区政府一定保护他们的利益。”[3]如：1938年，华侨梁金生开办的金华制药厂，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边区缺医少药的困难；1942年，延安华侨联合会成立了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并集资开办了华侨毛织厂，生产大量毛毯、毛线、毛呢。据统计，在我党的感召下，战斗在延安的华侨有300余名，多人开办工厂，有力地支援了我党的抗战实业。

第三，阐明战后经济开放和利用外资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中国要彻底脱离经济落后的状况，就需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他指出：“在中国，工业化只能在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的帮助下才能做到。”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外资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必要作用。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保安采访毛泽东，他提出：“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中国4亿5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他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4]1944年，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明确指出：“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5]长时间的战争已经使中国的经济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国家可以用于经济建设中的资金非常有限，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降得很低，所以不可能从老百姓手中来筹措所需要的资金，所以就更需要外资的作用。与此同时，也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外资利用方针。

在经济开放的思想的指导下，边区政府出台了保护华侨、投资者的实际措施和施政纲领，使边区具备了发展事业的最基本条件，即进步的政治和正确的政策，只要来投资，就可以享受陕甘宁边区政府给予的优待和切实保障。很多外地资本家、华侨来到边区投资建厂、兴办实业，各方面人才涌入延安，边区工业、农业、商业等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既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力量，又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公私兼顾，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系

1939年，在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主的同时，开始大力发展工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私人开办企业，在边区进行工业投资。截至1941年底，边区的工业取得了大的发展成绩，政府机关、部队、学校都创办了工厂，涉及纺织、化工、造纸、瓷窑、被服、印刷等行业。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认识到了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194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边区的经济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的主要矛盾是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人民140万要供给8万人的生活，部队、机关等自己生产只能供给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须人民负担。解决矛盾的方针是发展经济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今年投资躲在公营事业，今后要投资数百万元用于民营的农、工、商业。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6]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总结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经验时指出：“边区的经济，分为民营公营两大方面。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就是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关系：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人民的生活，同时援助政府与部队，支持抗战建国的事业。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数万党政军的生活费与事业费的主要部分，以便减少取之于民，休养民力，便于将来紧急需要时的取给。在这里适用的原则，就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7]充分调动部队机关学校与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最终形成公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劳动人民个体经济、私有制合作经济、地主富农封建经济并存的经济体系。

在延安时期这一认识理顺了各种成分经济之间的关系，极大地提高了私有制、地主富农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各成分工商业快速发展，这既克服了当时经济封锁所造成的经济困难，也满足了边区广大军民的基本生产生活需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建设工作。可以说，五种经济成分都为革命做出独特而有益的贡献。

四、经济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逐渐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就是指要始终和群众心连心，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就是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延安时期边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充分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了增加人民的物质福利，广大党员干部“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8]。真心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具体困难，把实现人民群众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真正体现出了党的先进性和群众路线。

延安时期在经济建设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中国共产党带领边区每一个干部、每一个共产党员和二百万民众尽心尽力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这说明党中央充分研究并把握住了当时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和重点问题，知道群众热切盼望的具体问题是什么，那就是发展生产，不断提高生活水平。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路线的又一次深化发展和灵活应用。

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思想并成功实践，此文中只总结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有了这些经济思想、方针和政策的指导，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在和谐的环境中不断发展，保证了边区军民的供给，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和封锁，对于最终获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工作经验，也为日后新中国经济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66.

[2] 张秀英.党在延安时期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6）：1.

[3] 任贵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华侨活动述略[J].人文杂志，1987，（2）：95-98.

[4]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3.

[5]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86.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19-320.

[7] 毛泽东选集[M].沈阳：东北书店，1948：751-752.

[8]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7.

The Economic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Yanan period

BAI Peng-fei1，ZHANG Zhong-ni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Yanan 716000，China；2.Graduate Department，Yanan Unversity，Yanan 716000，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3 years in Yanan，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chieved great victory over Chinese Revolution，and performed valuabl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toward the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well，and duly put forward to the gener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olicy of “developing the economy and ensuring the supply” and crucial economic thoughts of insisting economic opening，balance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coexistence of various economic composition，and sticking to the mass line.The economic thoughts and its successful practic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rder Region，victory over Anti-Japanese War and Liberation War，and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s for new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Key words：Yanan period；economic opening；balance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mass line

[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