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王立新

[摘要]在当下改革内容表象化、措施碎片化、共识日益消失、问题逐渐积累、环境日趋复杂的局面下，面对体制的核心问题，改革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显著增大，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要凝聚改革的目标共识、理论共识、制度共识、道路共识，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重新汇聚改革力量，排除左倾势力、右倾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确立公平正义的原则，从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从基层创新为主转向加强顶层设计，从经济改革先行转向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革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的改革路径，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关键词]改革共识 顶层设计 存量改革 改革精神 公平正义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保持我国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1978年，我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社会出现了亘古未见的重大变化。发展至今，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处在转折关头的中国呼唤着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以消解社会矛盾，消除前进障碍，增强发展的动力，实现民族复兴。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1978年，中国启动了改革的车轮。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既有经验借鉴，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这一改革是在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逐步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一改革的突出特点是渐进性。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显而易见，在一定时期和阶段内，渐进式改革具有平稳的优点，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有利于保持政治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渐进改革的掣肘效应凸显，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改革内容表象化，需要对体制的核心问题进行改革。改革以来，我国改革的次序是从外围到核心，先增量后存量，先经济后政治，先着手在体制外寻求新的增长点，在新体制基本形成后再打破旧体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潜力充分释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前行，对外开放的局面基本形成。随着增量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体制改革的“外围战”已经结束，当前，“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继往开来，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革，解决现存体制中高度集权的总病根。

改革措施碎片化，需要统筹推进改革。渐进改革战略在内容上先经济后政治社会文化，在地域上先农村、沿海，后城市、内地，在操作上先试点后推广，在层次上由下到上，在方式上先实践后理论，在策略上先容易后困难，在程序上先简单后复杂。改革初期，该战略的实施冲破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调动了广大基层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旧体制的核心，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的内容既广泛又深刻。面对旧体制的顽强抵制，渐进改革战略局部性、零散性的局限渐显，改革内容缺乏联系，互不呼应，改革措施零打碎敲，缺乏配套，无法形成改革合力，改革效果此消彼长，不够明显。

改革共识逐渐模糊，改革动力难以为继。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缓慢，导致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变异。就政治体制本身而言，根据集权政治效应递减的铁律，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败日渐严重，体制日渐保守，其积极效应日渐消失，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就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由于改革的不平衡，在集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二元化结构下，集权政治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不受制约的权力和市场化条件下对利益的无限追求，强大的政治权力不断渗透进入市场领域，必然导致改革的变异。在改革目标上，由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变异为替少数强势集团保利益的现象；在改革策略上，由渐行渐进变异为停滞不前的现象；在改革本质上，由实现共同富裕变异出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改革事与愿违，由此，人们由原来一致拥护改革转为质疑改革。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人认为改革不彻底，广大弱势群体认为改革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持传统思想的人则坚持回到传统体制去。对改革产生争议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少数人和个别利益集团利用权力扭曲改革，利用改革的漏洞谋取私利，利用改革的失误否定改革。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往往都遭受一片质疑甚至否定，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改革问题逐渐积累。党的执政面临严重挑战。渐进式改革所回避的问题日益显露并积聚，呈现积重难返的趋势。渐进式改革不是一揽子式的总体的配套改革，而是逐步改革，这一改革既需要培育新体制，又需要旧体制发挥一定的作用，新旧体制之间必然产生摩擦。在新旧体制并存的复杂状态下，旧体制往往十分强大，新体制常常难以很快有效运转，或者新旧体制同时失灵，新老问题相互混杂。首先，传统体制包括政治体制的弊端不但没有消除，反而依靠现有体制形成痼疾，如日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其次，传统体制包括政治体制的弊端迅速扩散到经济等新体制刚刚生长的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弊端，如垄断集团攫取巨额利益，弱势群体生活艰辛，侵蚀着体制改革来之不易的成果。第三，改革过程中产生了不少新的变数，包括党的群众基础受到一定的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受到一定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并没有显著增强，原来已经消灭的压迫和剥削现象孳生蔓延，社会保障不完善，社会不满情绪有所滋长。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渐进式改革所产生的问题、困难、障碍越来越多，其所面临的困难和变数也不断增多，日积月累，如不及时消解，恐会发生严重后果。

改革环境复杂化。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压力增大。改革之初，我国对内努力冲破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旧体制的束缚，对外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符合国内民心，促进了世界和平，改革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随着改革的深入，渐进改革的弊端日益暴露，改革失误所带来的问题日趋严重，改革的性质发生异化，质疑、反对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强，导致社会力量的变化。支持改革的力量在分化变弱，尽管他们对改革中产生的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但往往莫衷一是，各行其是。反对改革的左派利用改革中的失误和问题不断批评改革，反对的呼声在增强。否定改革的右派则利用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和民众的“期望增长革命”，大肆宣传西化思潮。一些利益群体、民众以及弱势群体根据情势加入左派或右派。同时腐败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两级分化趋于严重，群体性事件绵延不断，维稳压力越来越大。在多方的压力下，改革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国际上，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反恐战争取得成效，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战略重心不断向亚太转移，遏制中国的力度不断加大，企图以压促变。采取激进方式的俄罗斯等国通过第二次转型，在度过困难之后已经产生显著效应。

总而言之，“很多容易改的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留下来的大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甚至是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改革的迫切性不仅源于原来改革的进程并没有完成，更在于‘转型陷阱所酿成的新的危机”。改革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显著增大，渐进改革的空间已经相当狭小，依靠现有方式已经无法应对解决，必须确立新的观念，采取新的方式，化解矛盾，破除障碍，凝聚力量，增强动力，统筹兼顾，全面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共识的凝聚

改革初期达成的改革摆脱贫穷的共识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内容比较单一，属于初级层次，比较容易形成。由于渐进改革的弊端渐显，对改革的茫然、怀疑甚至反对的观点纷纷出现，改革初期全体人民一致拥护改革的局面已经消失，因此必须统一思想，达成新的改革共识。要团结13亿人民、8200多万党员，以及海外同胞，求同存异，“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人心齐，泰山移。全体人民一心一意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这一新的改革共识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内容全面，需要积极努力才能形成。

面对改革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识。改革发展到现在，出现了不少问题和矛盾，产生了较大争议，有人据此否定改革，要走回头路。必须认识到，改革打破了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束缚，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中国社会获得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快速发展，呈现出亘古未见的巨大变化，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应当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基础上，以深化改革消除问题和困难，确立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共识，充分认识到不改革必然没有出路，唯有改革才能闯出一条生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改变改革不平衡的状况，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共同推进；就是要改变发展是硬道理和效率优先的原则，将公平正义作为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就是要突出改革重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决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问题；就是要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解决腐败问题；就是要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消除利益固化现象，消除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和谐；就是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解决环境问题。

面对改革的新形势、新任务，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共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78年，我国启动了改革的步伐，改革的目标是改变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摆脱贫困。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发展目标的不断实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随着发展目标的明确，改革目标也日益清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目标实现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分阶段的。“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就长远目标而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相辅相成，只有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并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才能够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化国家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体制保障。

面对改革过程中的争论，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共识。深化改革的理论、道路和制度选择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后，落后国家始终面临追赶西方的问题，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是选择西方理论、道路和制度，还是选择传统的理论、道路和制度，或者选择自己的理论、道路和制度，一直是困扰着后发国家的重大问题。大多数国家往往先是对西方理论、道路和制度顶礼膜拜，失败后继而把传统理论、道路和制度奉为瑰宝，在两极之间徘徊。对当代转型国家而言，依然面临对改革理论、道路和制度的重要抉择。当前中国在面临深化改革之际，在西方国家“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西方理论、道路和制度依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传统理论、道路和制度影响犹在。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简单地学习西方和固守传统都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国既不能盲目崇拜，全盘搬用西方的理论、道路和制度，也不能因循守旧，全盘搬用传统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应当在反思传统的基础上，既立足本国国情，继承和发扬传统中的精华，又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借鉴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拒绝西化道路和传统老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全面深化改革力量的汇聚

当下中国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的原因，除了客观上集权体制堡垒的坚固，三股势力的阻碍，主观上是由于改革力量不断弱化。在改革初期，为了摆脱贫困这一共同目标，我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推进改革，形成了改革的强大力量，有力推动了改革的进程。随着改革的推进，首先，社会结构分化，“两阶级一阶层”的利益分化和多元化，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不断产生，原来的改革联盟解体。其次，众多利益群体纷纷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影响政治决策，诉求不一，改革力量分散。第三，有些利益群体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非法谋取利益，由改革的拥护者蜕变为改革的反对者，导致改革队伍的变异。上述情况导致改革力量削弱、分裂和异f匕，改革动力严重不足，它不但会导致改革的停滞、倒退，如果任其进一步发展，将会导致整个改革的失败。在深化改革的旗帜下，培育、团结改革力量，形成新的强大的改革合力，刻不容缓。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一全社会的思想行为。面对转型时期的理想信念多元和缺失，要通过思想宣传，特别要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全体人民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清晰地认识和把握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式、战略和举措。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进行制度创新，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为国家发展指针，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为社会发展指针，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公民行为指针，建立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全体人民深刻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觉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魂。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从转型的整体方面看，中国的体制机制和文化价值的转型还远未完成，面对西方不但没有优势，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很大差距，要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团结全体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广泛协调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经济市场化促进了政治多样化，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多元化既是必然，也是客观现实。面对各个阶层和众多利益群体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传统的集权体制难以适应，无法反映、实现他们的要求。即使能够公平、公正地实现他们的利益，也会受到质疑。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为他们搭建政治舞台，建立政治制度，创造文化环境，他们才能充分有效地开展各种政治活动，有序进行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依法开展利益博弈，并能够在实现多数人利益时切实维护少数人的利益，从而公平、公正地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团结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力量。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形成强大的改革动力。古今中外不少改革在四面楚歌、一片反对浪潮中失败，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团结形成强大改革力量。面对繁重的改革任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革的力量源泉。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在此基础上，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汇合成改革的强大力量。

保障新兴阶层的合法权益，引导他们衷心拥护改革。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利益的分化，新兴阶层纷纷涌现，要公平公正地对待他们，建立健全其利益表达和实现的渠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协调好与其他阶层的关系，依法规范其活动，保障其合法权益，使他们不但能够从改革中获得经济利益，而且能够在改革中获得应有的政治地位，维护其合法权益。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优胜劣汰，由于法治水平不高，加上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弱势群体的人数有所增加，其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导致个体以及群体抗争维权的事件络绎不断。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不可分割，应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为弱势群体提供“安全阀”。建立健全公民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和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体系，加强法律的执行，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不受侵害。

排除左右倾势力的干扰。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随着改革的出现，左右倾势力就相伴产生，企图影响改革、阻挠改革。在我国改革初期，改革主要是冲破左的思想和左倾势力的障碍。当下左倾势力主要利用改革中的困难、问题和失误反对继续改革，主张回到改革前的状态。要反对宁左勿右、越左越正确、越左越革命的错误观点，以社会主义原则为指导，及时解决改革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避免用左的做法纠正，不走回头路，更不能以左反右。随着改革的深入，旧的障碍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清除，新的右倾势力又横亘在改革道路上。右倾势力认为改革中出现的困难、问题和失误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一直企图把改革引向西化轨道。因此改革过程中要警惕右倾思潮，要清醒认识到右倾思潮是企图把中国带向西化道路，使中国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受其摆布和支配。防止新自由主义等西方理论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改革，也要避免用右的做法纠正左的错误，不能以右反左。与此同时，一些社会精英和团体运用手中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利用改革过程中政策法律的漏洞，利用改革实现利益部门化、集团化和个人化，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垄断性的分利集团由于可以凭借其在传统结构中拥有的各种资源优势，它的‘细胞裂变和畸形发展的速度，可以远远高于市场机制对资源和要素合理配置的能力的发育速度和市民社会正常细胞发育的速度。”一方面，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垄断；另一方面，健全相关法律，严格规范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既严厉打击它们对政权的渗透和腐蚀，又鼓励他们守法经营。上述三股势力也不是绝对对立的，有时互相对立，有时会无意识合谋，特别要防范他们的联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不同时期针对他们各个击破。

全面深化改革原则的确立

1978年以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指导下，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也产生了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就不可能持续。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转向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

在改革判断标准上，要从“三个有利于”转向以人为本。长期以来，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是“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思想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除了当时人们在姓“社”还是姓“资”问题上的顾虑，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三个有利于”毕竟是在改革开放发生重大争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时过境迁，其过于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倾向已经导致经济与政治、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在改革开放的新的起点和新的阶段，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首先，以人为本，能够改变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做法，在改革开放中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真正做到改革和发展为了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和发展依靠人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改革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其次，以人为本，能够在改革中实现经济发展时促进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第三，以人为本，能够在改革中兼顾生产发展与保护、改善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因此，可以在“三个有利于”的基础上增加“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三个有利于”到“四个有利于”，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增强改革的动力。

在改革评价上，要从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转向科学的政绩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战略，自从科学发展观及其战略提出以来，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实施GDP为核心的政绩观。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干部体制下，只有确立科学的政绩观，才能促使各级政府和广大干部切实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实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并举，统筹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国内与国际等诸多方面的关系，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处理好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关系，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选择

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宏伟事业，在目前我国的改革处于攻坚、亟需重大突破之际，一方面，目标不明、不断试错、政经分离、经济优先、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战略已经难以适应新的改革发展深化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改革的目标、内容、任务和风险都比较明晰，改革迫切需要重大突破和整体推进，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改革的战略部署也亟需调整。新时期我国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决定了改革在渐进战略的基础上应当采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反对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防止经济、政治或文化改革的孤军突进，推进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在改革方式上，从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原来的改革是在不触及旧体制或不触及旧体制的根本方面的前提下，尽量在体制外进行改革，旧的利益分配格局依然存在，仅仅是在体制外形成并增长新的利益，这样改革的阻力就小，困难就少。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一方面体制外的改革空间已经相当狭小，另一方面旧体制对新体制的阻碍已经日益严重，对旧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已经不容回避，否则势必影响国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存量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改革旧体制高度集权的问题，其关键就是对所有现存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既要防止旧体制下利益的部门垄断、集团瓜分和个人鲸吞，又要避免新体制形成过程中扭曲改革而导致的利益分配失衡，从而形成新的、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

在改革谋划上.从基层创新为主转向加强顶层设计。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在初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主要依靠基层的创新突破，该战略虽然有利于调动基层积极性，但具有局部性和非系统性的局限。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我国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改革经验，掌握了比较成熟的方法，形成了比较科学的理论，改革的信心更加坚定，改革的目标、方向、道路已经清晰，改革的措施能够正确加以制定，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已无必要，甚至会妨碍改革。新时期深化改革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明确改革的重点任务、优先次序、发展阶段、具体路径和条件困难，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同时要辩证认识，处理好各方关系。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大和步子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在改革路径上，从经济改革先行转向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革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的改革路径。总览世界各国的改革实践，经济、政治、社会的改革同步协调推进是一种理想主义，现实中很难做到。西方国家走的是先经济、次政治、后社会的路径，在市场经济发展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后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弊端暴露，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滞后，又导致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统治的危机，直到十九世纪末政治民主和社会改革的发展才缓和了社会矛盾。苏东国家改革走的是先政治、后经济社会的路径，很快导致经济崩溃、政治动荡和社会失控。以菲律宾、印尼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走的是与苏联相同的路径，虽然没有导致国家崩溃，但建立的却是劣质民主，甚至沦为“失败国家”。在前一阶段的改革中，我国侧重推进经济改革，稳步推进政治改革，忽视社会文化改革，各种社会和思想矛盾不断产生并日益加剧，反过来严重影响着经济政治改革的前进。通过深化经济改革，发挥经济改革的牵引作用，发现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暴露出来的弊端，针对阻碍经济改革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的某些环节，促进权力科学合理地配置，规范权力主体的行为，发扬政治民主，建立民众权益保障机制，有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促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改革的开展，打破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切实解决好教育、就业、医疗、保障等社会问题，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促进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体系的建立。同时，可通过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确保政治社会的稳定，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活力，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最终形成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良性互动的局面。

在改革手段上，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面对改革过程中的风险和障碍，确立敢于突破、勇于担当的行动共识。由于当下的改革正触及深层次问题，面临的困难较多，风险很大，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三十多年前。一方面，在困难面前，要以大无畏的精神去解决克服，敢于啃硬骨头。面对已经形成各种既得利益，特别是垄断、执政中的既得利益，要以勇于牺牲、壮士断腕的气魄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既要勇于放弃自己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又要敢于消除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在风险面前，特别是可能的政治动荡和国家分裂的风险，要敢于面对，承认风险，同时不为风险所吓倒，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敢于涉险滩，集全党全民的智慧和力量去预防和化解。当然，要处理好“改”和“稳”的关系，做到“蹄急而步稳”。

总之，我国要通过深化改革，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保持强大国家权威，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保持高效宏观调控，在继承本国优良传统文化的同时借鉴人类先进文化，把尊重人类共同文明与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道路。

责编/樊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