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接续：70后作家中篇小说创作的审美流变

○张丽军 关建华

断裂与接续：70后作家中篇小说创作的审美流变

○张丽军 关建华

“代”是生物学概念，生命的兴衰，物种的延续，无不需要群体性的代际更换。作为生物的一种，人类也在生物属性下不断进行着代际的自然更替。但同时，人又具有社会属性，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每一个代际群体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形成了代际特色。作为建国以后的第四代人，70后生于文革末期，成长于“后革命”时代，恰逢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见证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转型，处于新与旧、断裂与继承的节点上，这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思想源头与艺术气质。虽然没有如50后、60后作家一样的激烈斗争记忆，也不像80后一样彻底融入商业时代，但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亲历者，70后的生活经验的丰富性本不亚于任何一代人。但目前70后作家作为一个创作群体的称谓，却一直被认为仅仅是一个“身份共同体”①，其代际创作特色和独特的声音并不鲜明，依然没有从代际重围中走出来。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②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面对这最好与最坏的时代，中国70后作家如何将生活经验化作创作灵感，写出具有自己精神气度的作品，发出群体与时代的声音，是文坛对70后的疑问与期待。本文从中国70后作家的中篇小说创作，来寻觅这代人共有的、区别于前辈作家的精神气质与审美趋势，考察期其成长的审美流变。

一、70后中篇小说创作的发生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研究艺术作品要从社会最大总体出发，最后回归到艺术本身，种族、环境、时代是艺术作品产生的外部环境与生产动因，即社会最大总体。③中国70后的中篇小说创作，若将其放在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维度中观看，放在70后成长的时代语境中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70后的中篇小说创作是在时代断裂处的主动选择，是70后作家面对时代问题主动选择的一种文体演化形式。

纵观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篇小说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形式。几乎每逢社会大转型、社会变革快速激烈的年代，中篇小说都会作为文学排头兵冲锋在前。从鲁迅的《阿Q正传》开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茅盾的《林家铺子》、萧红的《生死场》，四十年代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丁玲的《在医院中》、张爱玲的《金锁记》，“十七年”期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孙犁的《铁木前传》等。中篇小说成为了反映时代问题的广播站。文革结束以后，各种文学思潮层出不穷，中篇小说这一文体几乎成为了每一次文学思潮的先遣部队，出现了《大墙下的红玉兰》《爸爸爸》《红高粱》《冈底斯的诱惑》《风景》《一地鸡毛》等大批优秀作品，将中篇小说推向了高峰。即便是在当今网络文学、通俗文学、纯文学三分天下的时代，中篇小说依旧广受欢迎，成为纯文学的中流砥柱、社会现实的晴雨表，在深度剖析社会现状、广泛反映复杂社会问题方面，展现出天然的文体优势。

70后生人经历了文革的尾巴，还没有感受到革命的氛围就进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转型期。复杂的社会状态与理想的文学年代让他们深受文学的浸染，培养了骨子里的文艺气质，对理想的憧憬与文学的渴望陪着他们走过青春岁月。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继续深化，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重建自我认同，导致了这一代人心灵的迷茫与焦躁。走进新世纪，社会又进入了网络时代。这是一个迥异于先前所有生活经验的新社会，社会本质从实体转为虚拟，原有的话语系统彻底失效，经济与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层出不穷，70后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全新的时代。从70后的人生经历来看，他们在革命年代出生，在理想主义年代成长，在以经济利益为一切评价标准的年代里走过，在速度最快的信息化世界里成熟，“由‘革命中国’到‘改革的中国’、由‘社会主义中国’到转型期的中国”④，经历了这百年间变化最快、最激烈的时代。

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为文学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但目不暇接的陌生信息也让70后作家一时之间无从下手。70后作家希望如50后、60后一样扛起纯文学的大旗，但又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宏大历史经验的缺席，导致他们在创作之初无力借助虚构与想象来同化生活，难以进行宏大的虚构叙事，展现社会历史的变迁。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文体，最快最深刻最有效地表达这代人对时代的看法，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是70后作家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恰逢文学生产体系进行商业化改革，大浪淘沙之后，存活下来的大型纯文学期刊更加注重对中篇小说的刊发。为了生存与坚守，各大期刊纷纷策划新的运营策略，集中推出新生代作家。70后借助于时代造就的机遇，以大型文学期刊为平台，凭借中短篇小说声名鹊起，并逐渐成为文学期刊的创作主力。

相对于长篇收益大、短篇性制小、创作快，中篇小说可谓两头不讨好。“中篇小说的文体性质内在地规定了作家在创作上分寸与适度的把握必须处心积虑、苦心孤诣，容不得半点随意与敷衍，甚至粗制滥造。如果再加上文学刊物对其发表的文学性要求，中篇小说可谓是一种在‘纯文学’‘唯艺术’轨道上运行的文体”。⑤面对如此吃力不讨好的工作，70后却义无反顾，利用其展现时代的病症，剖析人类的灵魂，为自己的声音增添了一份纯文学的艺术气质。

因此，中国70后选择中篇小说为自己发声、为时代发声，是在时代环境、外部生产机制与作家本身三者相互作用下实现的。社会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以及瞬息万变的社会现状，使中篇小说成为时代的传声筒。在时代的断裂处，成长的夹缝中，70后选择中篇小说艰难前行，开启了文坛之旅。

二、重塑与突围：70后中篇小说在新世纪的发展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70后“美女作家”凭借杂志期刊的推介活动迅速崛起，带着强烈的叛逆之风闯进文坛，其中偏小说创作总体呈现出“欲望狂欢”与“时尚消费”特色。卫慧、棉棉、周洁茹等人在林白、陈染等60后作家“私人化”写作的基础上，欣赏甚至迷恋肉体的欢愉，宣扬无拘无束的性生活。如棉棉的《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卫慧的《像卫慧一样疯狂》等作品，以女性口吻宣扬赤裸裸的肉体欲望，从使70后“美女作家”扮演了新新人类的角色。同时，面对消费主义大潮，消费身体、消费大众文化也成为这一时期70后中篇小说的显著特征。棉棉的《告诉我通往下一个酒吧的路》中，酗酒、跳舞、嗑药、滥交……各种陌生且新潮的符号成为这代人追求的目标。“美女作家”否定并抛弃了传统，却迷失在时代的狂欢中，虽然真实描绘了九十年代青年人迷茫的精神状态，却无力展现出深刻的思考，反而成为外强中干的尖叫的蝴蝶。

“美女作家”的下半身写作招来文坛非议。进入新世纪以来，横空出世的80后作家又占领了青春类文学市场。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夹缝中，70后作家慢慢成为了被遮蔽的群体。如何寻找群体价值，寻找话语权，成为70后作家面对的困惑。于是，70后作家喊出“重塑七十年代以后”的口号，并逐渐确定通过以中篇小说创作的作为艺术的突破口，提高自己作品的艺术品位，锻炼自己的叙事能力，提高和证明自身的创作实力。在重塑与突围的过程中，70后作家群体有三个方面的巨大转变。首先，早期“美女作家”创作实力有了明显提升。金仁顺、魏微、戴来、朱文颖等人，经过沉潜修炼，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中篇小说作品，在原有题材上不断深挖的同时，开拓了更多的主题，同时不断探索新的叙事潜能，表现出娴熟的文字表现能力。其次，70后男性作家浮出水面，并光芒四射。徐则臣、李浩、张楚、刘玉栋、宗利华、阿乙、王十月、弋舟、田耳、石一枫等人，在“近十年来，带给我们广阔而深邃的文学世界。他们的生命观照与世界视域，体现在对生活的观察视角、对人性的深刻把握以及多样性的艺术追求之上……从自我出发，建构属于个人的文学博物馆”。⑥第三，新晋女作家实力超群。相对于“美女作家”而言，鲁敏、乔叶、计文君、滕肖澜、王秀梅、常芳、东紫、艾玛等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她们从日常生活出发，书写了一批关注小人物命运、关注社会底层、饱含人道主义关怀的中篇小说作品，展现出与“美女作家”迥然不同的气象。“从都市欲望写作、美女写作到新乡土小说，城市底层写作的审美思潮转变，70后作家正以一种新的、群体的、锐不可当的姿态涌现出来”⑦，并将持续散发着光芒。

总之，新世纪以来70后作家自觉选择中篇小说创作，潜心修炼，将作品的艺术质量放在首位，通过精打细磨、勇于探索，依靠丰富的人生感悟与创作才能，在中篇小说领域不断创作出一篇篇高质量的作品。同时，70后作家也通过中篇小说创作磨炼了叙事技巧，深化了作品内涵，表达了对时代问题的思考。70后作家群体也在中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褪去了浮躁，变得沉稳成熟，最终以自信、强大的姿态重新崛起，赢得了文坛的认可。

三、断裂与接续：70后中篇小说的多元化叙事主题

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国70后中篇小说创作赢得了文坛认可，被称为代表着当下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然而要在浩如烟海的70后中篇小说中梳理出清晰的创作流向，却存在着较大难度，因为这个群体的成员各具特色，甚至风格迥异。但时代经验与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是作家创作的来源，即使作者有意挣脱，也无法清除潜意识中的历史影响，正所谓是“集体无意识”。“人们通常是在社会中才获得他们的记忆。也是在社会中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⑧而70后的记忆“社会框架”来源于他们共同生长的时代背景——转型期的中国，于是在多元化写作现状中我们隐约又可以寻找到他们共同的精神源头，及其在创作中表现出的共性。

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亲历者，70后见证了中国最剧烈的转变。他们大部分生长于农村，生活于城市，对乡土有着乌托邦式的怀恋，对城市有着“围城”般的厌恨。他们的成长过程可谓是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缩影。所以70后的中篇小说在乡土主题、城市主题与成长主题的书写中，展现出时代剧变带给这代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同时展现出70后作家对时代问题的反映与思考。

首先，在乡土主题中，走出乡村的70后作家表现出无根的乡土意识与乌托邦般的回忆。相比于大部分50后、60后作家，70后多出生于传统乡村，成长于发展过程中的城镇，生活于现代化的大都市，历经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时期的转型中国，可谓是“身体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灵魂在路上”⑨。这种身份的变迁造成了70后笔下乡土人物的“无根性”与“边缘化”，他们笔下的人物游走在城市的边缘，面对着进不去的城与回不去的乡，成了无根的游魂，形成一种“文化悬挂（Cultural Suspending）”的移民心态。徐则臣的中篇小说《啊，北京》中的边红旗，作为一个乡镇老师，为了追求“作诗的激情”和未来的出路来到北京。可现实是无论他怎么呼喊，北京始终都不属于他。诗兴盎然的农村人边红旗最终在城市丢失了诗意，从事了贩卖假证的工作。当新的生活方式没有建立起来，旧有的生命方式又行将消失，70后的乡土人物处在新旧的夹缝中，呈现出鲜明的“无根性”身份焦虑。而这些处在悲剧的地带的人物将自此走上虚无之途，成为VS.奈保尔所说的“将要死在半路上”的离弃村庄的人。在70后作家笔下，这种焦虑同时指向了精神乌托邦的构建。相较于老一代作家对乡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的立场，以乔叶、鲁敏、刘玉栋、魏微等人为代表的70后作家的中篇小说多偏向于对乡村回忆的重新书写，直接继承了沈从文与汪曾祺的浪漫主义传统，以审美姿态描写乡村伦理道德，在温情感伤、温暖诗意中表达对乡村世俗世界的礼赞，讴歌纯美的人性，传递苍凉底色下的温情，试图以一曲田园牧歌唤醒沉睡的乡土，重构消逝的乡村伦理文化，营造诗意的乡土与精神的乌托邦。例如乔叶的《指甲花开》中的姐妹，在苦难的生活背景下，相互体谅、扶持。她们的痛苦与耻辱都被善良和宽容化解，在乡土伦理文化凋敝的今天，显示出难得的温情。但此类回避城镇化时代带来的乡土巨变，悬置了当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忽略乡村社会的丑陋、愚昧，以泛滥的温情表达对人性的赞美、对底层的关怀、对卑微生命与苦难人生的怜悯，体现出70后作家乡土经验的匮乏，与直面现实的胆怯。

其次，70后中篇小说的主题延展同时体现在城市主题方面，具体表现为个体心灵的焦灼与现代化的迷途。70后作家成长在转型时代，他们身上一方面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中的乡村文学精神”，另一方面发展了“与市场经济相呼应的都市文学精神”⑩。正因如此，70后作家正用切身的城市经验来书写当下问题，这是“对笼罩百年文坛的乡村题材的一次有声有色的突围，也是对当下中国社会巨变的有力表现和回响”⑪。以卫慧、棉棉、朱文颖、魏微、滕肖澜、徐则臣、常芳等为代表的70后作家，显示出丰富的都市经验与自觉的都市意识。尤其是新世纪以来，70后的都市题材小说突破自身的局限，在都市情感主题方面不断深入探索的同时，也向商场、情场、人性、底层、知识分子甚至国际化视野等多元化主题发展，将审美话语渗入到现代都市体系内部，呈现都市个体孤独、焦灼、荒诞的生存状态，以及背后的都市文化价值体系。例如盛可以的中篇小说《袈裟扣》，闪婚的夫妻双方在无聊的婚后生活中，彼此厌弃，毫无爱情可言的婚姻生活从语言的交锋上升到肢体冲突，但最终两人还是在婚姻的围城中遍体鳞伤地过着，无法挣脱这美丽的“袈裟扣”。都市爱情依然延续了钱钟书的“围城”理论，只是在“城中”的人更加孤独与焦灼。除此之外，70后中篇小说还展现了现代都市中人性的迷茫。李浩的中篇小说《失败之书》描写了一个都市“坚硬的失败者”形象。孤独的失败者变得阴鸷、暴躁，别人的关心反被认为是沉默的讽刺与嘲笑。在一系列的打击下，失败者变成了理直气壮的“寄生者”，在寄生生活中，放弃了愧疚与爱，培养了仇恨。在现代化的城市中，过于理想化的追求被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否定，遭受失败的青年人面对快速且凶猛的时代产生了畏惧心理，没有主动反思自身的问题，却将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外界，这是都市培养出来的懦弱无能的代表，新式的都市“零余者”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个人的成长，70后作家从90年代的“物质化”“欲望化”的都市描写，向城市个体精神内核与现代文明本质进行探索，展现了都市个体精神的困惑与痛苦，同时引进全球化视野，将城市文学带进了更广阔的领域，足以显示出70后作家对时代生活的敏锐观察。

第三，70后作家的中篇小说对成长主题也多有探索，具体展现为身体成长与精神回归两个维度。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成长主题小说向多元化发展，不同代际的作家展现出各自的特色。50后作家重视政治意识对个人成长的干预，60后作家感慨成长的复杂性、挖掘独立的个人意识。而70后作家经历了时代的裂变与改革的阵痛，个体意识凸显，其成长小说不再承担国家民族的命运，从而走向了个人化与私密化。成长主题在70后中篇小说中首先展现为身体成长，即性意识与善恶观念的觉醒。徐则臣的中篇小说《苍声》通过写“我”从儿童本身恶的边缘转身，在窥破了成人世界的真相后选择了向善，却依然发现噩梦远远没有结束的经历，认识到成人世界的邪恶仅仅成为“我”的成年礼，而远非成长的结束。70后成长主题的中篇小说中有着稳健的道德意识，虽然质疑人性，但在善恶之间还是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向善。然而他们却对成人世界的恶心存忌惮，在善恶交锋之中表现出悲观态度。同时，70后中篇小说的成长主题还表现为对传统的回归。20世纪末，50后、60后一代的先锋作家以及新生代作家，从作品风格到作家个性上都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意识，并掀起了著名的“断裂”问卷调查事件。早期的70后作家亦有着强烈的断裂倾向，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成熟后的70后作家虽有追求断裂的倾向，更有接续传统的努力。这在他们的成长主题小说中，表现为主人公在个体成长过程中，从追求个性解放企图挣脱家庭和传统的束缚，向回归家庭、认同传统的方向转变。《最慢的是活着》是乔叶尝试进行代际沟通所写的以女性成长为主题的小说文本，表现了生长于农村大地上的奶奶一生的轨迹。她经历了饥饿、亲人离世、孙子入狱等一系列变故，最终安详离世。另一条线索则是“我”与她经过数十年的敌视和对抗，最终在审视自我中无限接近于她，从奶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镜像，完成了对传统精神的回归。

与传统文化的断裂与接续，是70后作家在洞察了人生的宽度与深度之后，自觉选择的文化道路，希望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人生价值的支撑。也正是在“出走”与“回归”的过程中，才完成了个体的精神成长。70后作家从最初关注青春性意识的成长，转向对社会善恶的辨析，最后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走向成熟，走了一条“关注自身——关注社会——关注传统与现在”的道路，体现出70后生人的成长轨迹。

四、继承与创新：70后中篇小说的审美新探索

批评家曾评价70后是“既‘断’又‘续’、既‘新’又‘旧’、既开放又保守的处于历史、文化和社会夹缝中”的一代。⑫70后在父辈那里得到了革命式的红色教育，却生活在市场经济时代。面对时代所赋予的新问题，70后的信仰与现实脱节，陷入深深的精神危机之中。安东尼·吉登斯以“现代性的断裂”理论解释这种面对未知的恐惧感，“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⑬70后一代是中国现代性断裂带的过渡人群，但也正因如此，70后的中篇小说形成了既“传统”又“现代”，既“断”又“续”的文体特色，在“常”与“变”中找到了一条走向艺术高峰的道路。

首先，中国70后中篇小说出现了两条悖论式的写作方式，在继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90年代先锋主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又不断创新，写出了属于70后群体的特色，展现出鲜明的代际特点。一方面，70后作家坚持与时俱进的现实主义写作，作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关注生活问题，直面社会转型中的阵痛。70后中篇小说展现出对“中国问题”的极大关注。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关注中国农民工的劳资问题，且将此类“中国问题”放在世界视野中思考，跳出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视角，将数十年来被文学“妖魔化”的公司老板置于世界经济潮流中，写出了当代公司管理者自身的无奈与辛酸。乔叶《盖楼记》《拆楼记》以非虚构的方式记录了当下中国最普遍的拆迁与补偿问题。底层视角也是70后中篇小说现实主义写作的鲜明特点。70后作家大多出生于乡村，生活在城市，有乡村记忆，也有进城的辛酸。这种经历表现在作品中，体现为第一人称为主的“底层视角”。面对广义上的底层群体，如何展现他们生活的艰辛与精神的疼痛是近年来中国文学极度关注却又屡遭诟病的地方。在具有亲身经历的70后作家笔下，他们用更加平实的叙事方式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思考，更多地采用第一视角直接介入现实。徐则臣的《啊，北京》中，“我”虽是一个知识分子，却生活窘迫，与办假证的边红旗成为朋友；《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我”直接变成了贩卖盗版光盘的无业人员；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我”亲身经历了陈金芳在城市中奋斗并走向失败的过程。70后作家因自身经历，在书写底层人物的同时有着更多的情感带入，同情之外更多是同感。面对剧变的社会以及庞大的社会群体，70后作家表达着最真实的感受，这使其现实主义书写不再高高在上，而是与读者平视，用倾诉代替了说教。另一方面，一部分70后作家钟情于“后先锋”写作。所谓“后先锋文学，是指在1980年代先锋文学影响下的中国‘70后’作家的先锋文学。”⑭70后作家模仿的不只是先锋文学的形式，更多的是继承先锋文学的精神与理念。他们不再执着于夸张变型的现代主义意象、元叙述的语言风格、碎片拼贴或迷宫般的文体结构，而是在日常生活题材内寻求精神的裂痕，在正常事件背后发掘意义的荒诞。李浩的中篇小说《告密者札记》中，叙述者始终以画外音的方式出现，干扰故事的流畅进度，将读者从故事中拉出，不断询问读者对小说走向的建议。同时，小说中还穿插了问卷、书单等各种材料，努力营造札记的真实感，体现出先锋探索的态度。阿乙则继承了先锋派的暴力美学，将死亡堂而皇之地摆在小说的每一角落，在每一个死亡的背后都掺杂着真真假假的奇幻故事，不断拷问灵魂与精神的问题，时刻提醒读者死亡是一件平常且不可避免的事，让小说有着犀利的先锋芒刺。70后作家对先锋文学遗产秉持的是借鉴与创新的态度，在先锋文学技巧之外，更多地继承了先锋精神，在日常生活背后寻找意义的荒诞性，淡化了形式的先锋，侧重了意义的先锋，最终形成了具有70后代际特色的“后先锋文学”。

其次，中国70后中篇小说专注于生活审美化书写。70后作家历经了新中国社会转变最快、最迅猛的时代，面对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保守的政治与文化，70后作家从自我出发，书写个人世界与日常生活，关注个体的精神走向、生存尊严，以及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与冲突，有较为明显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70后的写作主张与主流意识、宏大叙事保持距离，怀疑现象/本质二元对立的模式，将日常生活作为审美对象，祛除宏大叙事对日常经验的遮蔽，追求表现的真实性、体验的私人性，大胆反叛公共意识对个体的压迫，书写个体生存的价值与意义。

部分女性作家不乏写作立场，却缺乏大众日常生活经验。她们笔下的主人公生活在狭小的空间里，精神颓唐、性格孤僻、生活糜烂，在封闭的空间里自怨自艾，毫无行动能力，变成了精神沉沦、“难得糊涂”的病态青年。写作技巧上，卫慧、棉棉陷入了个人化的泥潭，不仅没有提供超越性的写作经验，反而成为“个人化写作”的“恶之花”。作品一定程度上迎合了1990年代的大众口味，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产品”，为拒绝主流意识而努力的个人化写作还是没能走出大众意识的引导。

学者迈克·费瑟斯通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有两层含义：第一，艺术家们摆弄日常生活的物品，并把它们变成艺术对象；第二，人们也在将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转变为某种审美规划，旨在从他们的服饰、外观、家居物品中营造出某种一致的风格。”⑮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当代文学中表现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卑微人生的描写、对个体经验的刻画，在70后作家的中篇小说中，具体展现为“小叙事”、轻逸感与抒情暧昧三个方面。陈晓明认为，“小叙事”以展现小人物、小故事、小感觉、小悲剧、小趣味等为主线，是“最逼真地切近当代人的身体与心灵的苦楚”的叙事手法，区别于宏大叙事对历史背景与思想氛围的营造，而“仅凭借文学叙述、修辞与故事本身来吸引人，来打动我们对生活的特殊体验”⑯。70后作家热衷于从小事入手，突出各种具有灵性的生活细节，注重个人感受，热衷于进行贴近自我的“小叙事”，展现日常生活的丰富性。计文君的《白头吟》从一桩纠缠不清的官司入手，描写了家长里短、人心诡诈，且丝丝入扣。这些看似平常的事物潜藏在当代每个人的血肉里，是我们碎片化生活中习以为常却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传达出现代都市人空虚、无意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常芳的《纸环》、金仁顺的《水边的阿狄丽雅》等都是70后小叙事的佳作。

70后中篇小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还表现为轻逸叙事，即“轻逸的历史”与“轻逸的语言”。在70后中篇小说中，历史不再是宏大广阔的民族国家，而是偏重于个人经验下的想象。而叙事者“我”的出现，又让历史成为了私人话语，具有个人性与轻逸感。徐则臣的“花街”、魏微的“微湖闸”、刘玉栋的“齐周雾”、艾玛的“涔水镇”等，都是在模糊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乡村乌托邦。刘玉栋的“齐周雾村”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有着千百年来中国历史、政治、伦理文化的烙印。但在刘玉栋笔下，“乡土中国”与“宏大叙事”被剥离开，时间在“齐周雾村”仿佛凝滞不动，历史成为可有可无的背景，生命本身与道德人性成为关注的重点。在刘玉栋的中篇小说《我们分到了土地》中，1980年代的土地改革仅仅成为一个模糊的背景，而“爷爷”对土地宗教般的“虔诚”与“依恋”才是小说叙述的对象。历史的沉重感被浓郁的抒情冲淡，个体生命的情绪表达超越了对历史的反思。从而让历史轻盈飞升，感情沉重下沉。刘玉栋用温情感伤的笔触为乡土中国书写一首挽歌，这首歌中，历史被感情置换，成为一种轻盈的存在。轻逸的叙述特征还在于语言的轻逸，采取儿童视角，淡化了历史的沉重感。鲁敏的《纸醉》《风月剪》《思无邪》等作品，以儿童的眼睛观看乡土往事，并赋予了一定的成人思想，表达了对故乡的精神依恋。

70后中篇小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书写还表现为暧昧的审美风格。70后善于深入日常生活的内里，凭借敏锐的感知力与娴熟的叙事技巧，展现暧昧不清的情思意绪。金仁顺的《爱情诗》《彼此》《桔梗谣》等中短篇小说，将男女情爱置于日常生活中，通过对男女之间情感碰撞的书写，反复演绎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关系。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中，敦煌与七宝、夏小容之间反复纠缠的情感关系，以及与买碟女孩之间默契且微妙的情感，都被巧妙地穿插在沉重的生存现实之间，让理想缠绕在复杂的关系中，成为无法挣脱的生活现实。同时，70后在个人化的抒情与社会公理之间反思徘徊，在道德评判标准上呈现出暧昧不清的姿态。最明显的当属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小说。一方面以敦煌、陈子午、边红旗为代表的都市边缘人以办假证、卖盗版光盘等非法生意维持生存所需，作者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但另一方面这种非法职业又打乱了社会秩序，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在生存现实与社会秩序之间，徐则臣选择了逃避，不站在社会伦理或道德的高度进行批判，反而采取平视介入的方法，描写底层人物生存的艰难，抒发个人的感慨，在抒情与公理之间表现出暧昧不清的态度。道德与人性之间的断裂，给70后作家的写作提出了新的考验，而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写作的70后却没有解决好这一时代问题。

70后作家经过了上世纪末“美女作家”的“尖叫”、21世纪初的“被遮蔽”、新世纪十年的再崛起的发展历程和审美流变，到如今已经成为文坛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中篇小说创作在新世纪文学的多元语境下，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特色，展现了70后作家的“中坚力量”。徐则臣、李浩、东君、魏微、金仁顺、戴来、弋舟、刘玉栋、常芳、东紫、石一枫、艾玛、范玮、鲁敏、乔叶、朱文颖、瓦当、李师江、滕肖澜、王十月、李骏虎、计文君、盛可以、刘爱玲、田耳等，以精致的中篇小说为阵地，坚守着纯文学的追求，在网络垃圾俯拾皆是的时代，为大众阅读提供了精神盛宴。

从中篇小说的创作现状来看，70后续作家依然存在着不足与局限。首先，无力从广度上书写社会、历史，而是仅着眼于两性情感、家庭琐事、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等方面。70后作家见证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历史转型，体验了传统到现代、后现代的文化剧变，其历史变动的剧烈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时代。如何从整体上书写时代的变革，打通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宏大历史观，仍然是他们需要努力的方向。其次，题材上趋于同质化。一些70后作家，反复书写有限的生活经验，甚至搬用新闻事件，导致题材的同质化，声音的同质化。最后，小说呈现出温和状态，无力发出异质、独立、独特的声音，文风偏软。即使在他们直面现实的作品中，也是感伤多于愤怒，妥协多于抗争。

虽然有着种种局限，但70后依然年轻，他们的创作依然“在路上”。事实上，70后的中篇小说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峰，足以代表他们这代人，乃至当下文学的最高水平。在他们的中篇小说中，社会问题成为关注的对象，表现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分别出现了关注城乡冲突问题、劳资纠纷问题、都市情感问题、底层生活问题、官场沉浮问题、心灵异化问题、女性独立问题等各种题材的中篇小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百科全书。

70后作家为中篇小说文体发展提供了审美新探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他们关注生活中的小事，在叙事中执着于放大细节，以小我反映大我，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展现卑微鲜活的生命个体，传达真实的生命体验与对时代的微妙感受，重构审美空间，对中国中篇小说和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指标性意义。

注释：

①孟繁华、张清华：《70后的身份之“谜”与文学处境》，《70后身份共同体丛书·序言》，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②[英]狄更斯著，赵文娟译：《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③[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④张伯存、卢衍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⑤李云雷、徐则臣：《写作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朔方》2012年第11期。

⑥张艳梅：《7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几个关键词》，《上海文学》2014年第7期。

⑦张丽军：《“蝴蝶尖叫”与“老僧入定”》，《山东文学》2012年第9期。

⑧[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⑨夏琪、叶炜：《当下中国需要一种“新乡土写作”》，《中华读书报》2015年第8期。

⑩贺绍俊：《“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两次崛起及其宿命》，《把脉70后》，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⑪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文学研究》2012年第6期。

⑫张丽军：《未完成的审美断裂性: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

⑬[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⑭张丽军：《从先锋到后先锋: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三十年》，《文艺报》2016年2月29日。

⑮周宪：《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⑯陈晓明：《小叙事与剩余的文学性——对当下文学叙事特征的理解》，《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