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混杂的价值立场
——关于70后作家的乡土叙事

○范芊婀

多元混杂的价值立场
——关于70后作家的乡土叙事

○范芊婀

关于中国的乡村叙事，有论者进行了这样的归纳：“整个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三种形态。即历史主义类型和价值主义类型。历史主义乡土文学的中心叙述是社会进步和社会解放，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历史主义乡土文学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是启蒙乡土文学，一是政治乡土文学。前者是文化启蒙，以文化进步推动社会进步。后者是政治革命，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政体变更推动社会进步。价值主义乡土文学的中心叙述是人的价值，具有浓厚的人性道德和自由精神。这种乡土文学热情拥抱乡土人生，并从中提炼出返璞归真、归依自然的文化精神，呈现出自然文化的价值追求。”①这种分类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乡土小说的类型，有学者以“乡村民间”的概念来命名，“真正的乡村民间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农民’的民间，是没有高度的、平视的、不带知识分子眼光的、既无悲悯也无拯救的民间”②。这种类型的的乡土小说比较少，前期的赵树理和写“商州系列”时期的贾平凹比较接近这种类型，作者站在民间的伦理立场上，不带拯救和悲悯的的主观倾向，与别的乡土小说类型明显有别。③

以上述视野来考察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④，单就现实批判类乡土作品而言，笔者发现，在文化伦理立场上，他们的乡土作品明显带有一种“混生杂合”的意味，不仅能找到旨在现代性启蒙的乡土文学、旨在传统价值守望的乡土文学、旨在政治批判的具有历史意识的乡土文学、旨在以民间视角审视乡村生活的乡土文学等各种形态，而且，即使在同一个作家笔下，也兼而具有不同价值立场的乡土作品，有时甚至在同一部小说中融合了几种形态的元素。除此之外，70后作家笔下还有一类带解构、消解意味的后现代“无聊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凡此种种，各种驳杂错杂的文化伦理立场，共同呈现在70后这一代作家的乡土作品中，这是颇不寻常的创作现象，值得细加考察和分析。

众所周知，在整个20世纪，面对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大转型的局势，百年中国文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文化伦理立场的转变。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仍然处于未完成的状态，70后作家仍然面对着这一困扰了几代中国人的难题。从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的十多年以来，正是70后作家开始登上文坛并逐渐走向成熟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期，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既是世纪的自然更替交迭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不断加速的历史时期，全球化与市场化以不同的速率进击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奇异地并置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段中，相互冲突、缠绕和交融。”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现代性的追逐中体现出的总体倾向是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全方位置换和挤压。正如金耀基所言，中国社会的转型有三个主旋律，而第一个主旋律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如今，“第一个转型还在进行着”。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既不是使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三种文化形态简单地并置在同一时空的文化地理版图上，也不是让农业文明被轻而易举地取代或消灭，它的复杂性在于使两种或两种以上文明形态相互碰撞、缠绕和渗透，并因此而产生变异，与现存的民族文化合成一种异质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至今未经命名也难以命名的陌生的文化形态，但它已然来临，构成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总体文化背景，当然也是乡土小说创作的总体文化背景。”正是在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之下，如马克斯·舍勒所说，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价值颠覆”的时代。⑦时代的价值颠覆、破碎与重组，使70后一代年轻作家在面对乡土书写时，普遍出现文化伦理立场的混沌、迷茫和杂乱，难以有相对明确和完整的价值体系来支撑。

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游移

在当代中国极其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关于乡土文化的现代性批判显得极为含混和综合。在70后作家关于现实批判的乡土小说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家在传统与现代的两极文化伦理立场上处于游移与徘徊的困境。

首先，有一部分作品是明显带有“启蒙主义”特色的乡土小说，作者以现代性伦理诉求为旨归，“沿袭着‘五四’以来的居高临下的用知识分子启蒙的‘乡土经验’来书写乡土的记忆，这必然需要城市文明作强大的参照和依托。”⑧在这类小说中，70后作家常常站在个体生命或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农村社会问题展开剖析和批判。以徐则臣和鲁敏为例。徐则臣曾明确表示对鲁迅的景仰和尊敬，他的一些乡土小说明显受到鲁迅的影响。短篇小说《逃跑的鞋子》讲述当代乡村女性的故事，六豁老太年轻时被赤贫丑陋的六豁从外地买来做媳妇，从新婚之夜开始，她就一次次地试图逃跑，但均未成功，为此她受尽六豁的折磨。在四个孩子一个个地夭折后，每次她逃到孩子溺亡的那个堤坝，她就会发疯般地折回来。六豁死去后，六豁老太坚持搬离原来的住处，但她从此变成了一个话唠，在村子里拄着拐杖，逢人便讲，你知道，我一辈子都没出过村子。终其一生，六豁老太都没有摆脱悲惨的生活，至死，她的家里都挂着两条准备逃跑的绑腿和一双鞋子。这篇小说关注乡村女性的悲惨命运，批判了封建男权思想在当代农村的遗毒，很显然，作品模仿了鲁迅先生的《祥林嫂》，六豁老太逢人便诉说自己的伤痛，无疑是徐则臣笔下的当代“祥林嫂”。鲁敏是以善于构建“东坝”美好精神家园而著称的70后女作家，但在其早期的笔下，也有《白衣》这样揭露和展现乡村黑暗、混乱和肮脏的一面的小说。乡村赤脚医生陈冬生从踏上学医、从医的这条路开始，在感情与成长的路上，纠缠在三个年轻女性之间：爱慕镇医院的护士梅云而不得、与同村高中同学沈小莲发生关系后帮其堕胎、得到俊美的军属英姿的垂爱后却把她出卖给自己的哥们。“白衣”本是对医生的一种尊称，但陈冬生在短暂的行医过程中，很快从一个腼腆、单纯的高中毕业生变成一个与乡村社会中的顽劣分子沆瀣一气的青年。在小说的结尾，陈冬生与拈花惹草的村长王志高和游手好闲的邹虎成为了“好朋友”，而被他们玩弄欺骗的小莲和英姿却深受伤害，只得离开家乡远走谋生。作者围绕陈冬生这个男性青年的感情经历，批判乡村社会中丑陋的男权思想，揭露男性对女性始乱终弃的罪恶。在同为70后女作家的盛可以的《火宅》中，也有相类似的伦理诉求。乡下姑娘球球本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从村子里来到镇上当服务员之后，遭遇恋爱、失恋、堕胎等事情，在被镇上的男青年玩弄和抛弃之后，她成了众人眼中的“破鞋”，孤苦无依的她开始认识到生活苦难的真相。盛可以在这篇小说中，不仅描述了女性在乡村世界的艰难处境，而且批判了乡土人情世界冷漠、自私、阴暗的一面。这些小说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明显继承了启蒙主义立场的乡土叙事的思想资源。

其次，70后作家有一类乡土小说虽然批判现实乡村世界，但其文化伦理的诉求不在于追求现代性价值理念，而是守望着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观念和传统乡村的生活方式。这类作品站在价值主义的立场去批判城市文明给乡村带来的灾难，专注于对以往乡土伦理的怀恋和追忆与对现实乡土伦理的批判和否定。在怀念与批判价值选择差异的背后，蕴含的正是对传统乡土文化的缅怀的基本立场。一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乡土中国是以传统伦理价值为精神内核的。“还乡文学”是作家经常采用的一种乡土文学形式，徐则臣的《还乡记》叙述“我”在北京工作，叔叔让“我”回乡为过世的三奶奶奔丧，回乡后“我”所遇见的一桩桩怪事：填河造田、葬礼上跳脱衣舞、童年伙伴顾小天和朋友老婆偷情被捉奸等，让“我”对故乡的现状倍感困惑。在叙述者看来，乡村传统伦理在当代已经完全土崩瓦解，农村成了滋生丑陋与肮脏的深坑。畀愚的《田园诗》与之类似，它叙述一个青年农民在现代城市文化中逐渐堕落的故事，表达对现实乡村的否定和批判情感，以此表达对“远逝的田园”的缅怀与追思。李师江的《福寿春》叙写父子两代人在现实乡村伦理遭遇巨变时代的不同态度，父亲秉持传统的乡土观念，热爱土地和农作耕种，而子辈充满了对土地和乡村生活方式的淡漠和抗拒。叙述者明确地站在父亲的价值立场上，在批判现实之中，对往昔乡村秩序的解体充满了挽歌式的祭奠和怀念之情。

再次，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文化伦理立场的选择中，70后作家还有一类乡土作品既志不在启蒙，也旨不在守望传统乡土文化，而是展现城与乡两难状态下个体无所依傍的无根的困境，这类作品既不认同现代城市文明，也不认同传统乡土世界。譬如，魏微的《回家》和《异乡》、张楚的《良宵》、曹寇的《鞭炮齐鸣》等作品即是此种类型。在八十年代初，50后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哦，香雪》描述了一辆火车带给纯朴的山里姑娘的心理冲击和美好梦想，乡村少女香雪对都市文明的渴慕和追求，寓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镜像。几十年过去，70后作家魏微的《回家》却讲诉了一辆火车载着乡村少女小凤从都市返回老家的故事。小凤坐在回家的火车上，她是被警察押送回去的，她随表姐从乡下来丹阳街三个月了，对城市的憧憬很快破灭，“寻梦”之旅充满了辛酸，“故土”与“城市”的关系是小说的一大关注点。对于自己的故土，小凤既喜欢又讨厌；而她对于城市的向往，最终导致她无家可去。三个月以前的她，单纯，无知，像一张白纸。而三个月以后，原本清纯透明的少女觉得自己仿佛老了十岁。回家后，虽然家乡的土地和麦收风光治愈着她的内心，但是，原来的家已经回不去了。父母哀伤悲悯的表情和内心的隐衷，让她再也无法在乡村生活下去，小说最后，她带着同村的另一个女孩再一次踏上了寻找外面世界的路……从铁凝的《哦，香雪》到魏微的《回家》，昔日的“香雪”终于走出大山，变成了今日的“小凤”，可小凤与她所生存的世界之间产生了裂痕，无论是乡村还是都市，都不是她的归宿之地。魏微的另一篇小说《异乡》更加直接地提出了作家关于城与乡的困惑。独在异乡为异客，回到故乡更是异客。许子慧原是中师毕业的小学教师，后辞职从江西吉安来到北京，在北京独自苦苦奋斗，终于有了一份比较不错的工作。但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她感到的只是孤独和寒冷，都市生活到处充满了算计和浮躁。三年后，当她回到故乡，父母却怀疑她这几年在外当妓女，她的行李箱被父母偷偷地打开检查。子慧有口难辨，故乡不再是想象中的故乡。魏微曾写道：“这二十年，正是大量中国人热衷离开的年代，他们拖家带口，吆三喝四，从故土奔赴异乡，从异乡奔赴另一个异乡。他们怀着理想、热情。无数张脸被烧得通红扭曲。变了人形……中国整个疯了。每个人都在做着白日梦。”⑨一个“白日梦”，折射出作家对城市与乡村两种生活状态的彻底否定。魏微关注的是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命脉的走向，她清晰地指出城市和乡村都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与《异乡》相似的是，在曹寇的小说《鞭炮齐鸣》中，“我”原本是乡村中学的一名教师，但沉闷乏味的乡村生活压抑着“我”，“我”决定再次去深圳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临行前，在父亲坟前，“我”跟死去的父亲聊了很多关于乡村的生活琐事，又在以前的同事老光坟前跟他聊了很多在深圳的遭遇。“我”和老光对生活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你看到别人都很快活吗？你问过他们吗？当然，他们可能会说是，我很快活，但那绝对是假话。只要你能把他摁在椅子上聊一个下午，没有一个人不是疲惫的，没有一个人不是愤怒的或者绝望的。不信你可以试试。”⑩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深圳，在“我”看来，哪儿都没有寄托，无论在哪里，“我”都无法感到安宁和高兴。“我”对生活无计可施，只是感觉走进了绝路。这篇小说有挥之不去的颓废风格，生活如绝境一样，压抑，无趣，厌烦，空虚，无聊，没有出路可言。曹寇曾直言：“我没有乡土情感，也没有城市情结。在我看来，中国农村和城市没有本质区别。我的兴趣不在城乡，只在人身上。”⑪无论对于乡土与城市，还是对于人的存在状态，作者都持虚无主义的世界观，在碎片化的生活琐事的描述中，表现出“虚无才是本质”的价值观念。

二、历史意识的分化

70后作家笔下的一批乡土小说带有明显的历史意识，他们不仅仅只是对乡村现实做静态意义上的考察和叙述，同时将思考的方向置于历史的变迁之中加以审视。值得注意的是，70后一代对历史的处理呈现出建构历史与解构历史两种不同立场的分化状态，其间既有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也有从个人化的视角重新展开对乡村历史的反思，还有站在后革命时代对历史做虚无论意义上的消解。

魏微的《沿河村纪事》对虚构的广西沿河村的描述，其实是对中国历史现状的摹拟：沿河村先是不择手段搞活经济，在经济提升的情况下，民主的呼声开始向村长等当权者的专制和独裁提出反对要求。在关于蔬菜运输问题上出现的“少壮派”“激进派”“主战派”与“主和派”的纷争，以及后来化妆成军车及连日操练民兵的闹剧，活生生是对文革历史的重现。作者写这篇小说的用意很明显，寄寓了对中国当下历史的思索。魏微曾指出小说是以广西一个村庄发生的故事为原型，作者显然竭尽全力想要描述一个真实的乡村故事，但小说戏仿成分的极度夸张，使情节显得既荒诞又滑稽。在小说中，群众的一出出疯狂事件使整个村子仿佛打了鸡血一般不正常，人人热血沸腾而耀武扬威，种种场面既是对文革历史的戏仿，同时也是对乡村现状和出路的思考。在“骑墙派”胡道宽、“主和派”胡性来、“主战派”胡道广等村干部之外，“盲目的、从众的沿河村的村民们，愤然群起所围绕的核心是权力和利益，与真理、公义、是非无涉，对于多数村民而言甚至是单纯的热闹和好玩，他们也的确不了解‘革命’的真正内涵，只是盲目跟风。”⑫在这里，沿河村村民们仍然是鲁迅先生笔下一再出现的“看客”形象，魏微在他们身上显然寄寓了鲜明的国民劣根性批判意识。

徐则臣的《苍生》反思文革对知识分子的压迫，展现乡村伦理秩序的混乱。小说以儿童视角讲述了“文革”时期发生在“花街”上的一个悲惨故事：何老头是一所学校的校长，收养了村里有痴呆病的孤女韭菜，村长吴天野因嫉恨何老头受村人尊敬的“知识分子”身份和地位，遂诬陷何老头非礼自己的养女，不仅把何校长私自关押在废弃房子里，还让何校长一日日游街示众。养女韭菜为了讨回养父的礼帽，不幸被花街上的几个小混混奸污。何校长最后因不堪受辱而跳河自尽。叙述者“我”木鱼在经历乡间的残酷与疼痛中，自己似乎一夜之间变声为“苍声”（指少年经历了变声期的嗓音，也是长大成人的标志）。初读之下，感觉这篇小说是一个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作家，也就是后革命时代的年轻作家，根据从历史知识习得而来的关于文革的观念制作出来的一篇小说，概念味道稍显明显，不禁试问，在21世纪的今天，“文革是一个噩梦”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常识，作者写这篇小说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新的东西吗？徐则臣自己的解释是：“《苍生》这类小说对我的确很重要，因为通过它们我逐渐找到了小说接近历史的有效途径，就是用个人化的‘我’，当然未必非要第一人称，介入历史，让小说成为个人化、当代化的历史。”⑬显然，作者有意识地在对文革历史的想象和建构中试图让个人回到历史现场，触碰到历史的神经，并在个人的成长和理解中揭示出乡村历史的罪恶。徐则臣具有比较自觉的历史意识，他延续了五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观念，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们的心中，历史是“我”的历史，或者说是“我”对历史的体验、感觉、想象，历史真实只有在心灵与过去的沟通中才能逐渐展现。正如卡尔所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对此，徐则臣认为：“一个人穿过历史，历史因此带有个人的温度，身体的温度和精神的温度。一切历史也都是个人史。”⑭历史不再是外在于个人的客观规律，而是一个个体切身感受到的生命感受。历史被解释为人性的悲剧和生存的寓言，作家站在大地和民间，审视历史洪流冲刷之后留给个人的伤疤。

比较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历史和文化的重负在70后作家身上相对减少，因此，在70后作家的笔下，更多个人经验的回忆，而政治和文化追问稍显单薄，作家有意削弱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立足于个体生命感受来表现乡村历史。比如刘玉栋的《我们分到了土地》，写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作者解构了从主流意识形态阐释乡村生活变革的写作观念，转而从个人在历史潮流中的独特体验角度阐释历史事件降临到个人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土地承包责任制并没有给“我”的家庭带来想象中的幸福和期望，反而导致了爷爷的突然去世，这一变故与宏大历史叙事试图表现整体农村的改革巨变相违背，体现出作者作为个体对历史事件的反思，他的思考只是为了展现个人的历史感受。

与以上70后作家对乡村历史的书写不同，曹寇从后历史时代消解革命、解构历史的角度对乡村生活的重新表现，被学者归结为一种“新无聊现实主义”⑮。曹寇的小说《我在塘村的革命工作》描述革命工作者“我”冒充老乡赵广发到塘村试图发动佃农闹革命的故事，“我”到塘村后，不仅骗住在赵广发叔叔家里，而且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地过着日子，在琐琐碎碎的乡下生活里与赵广发的家人纠缠在一起，最后不仅把“革命工作”彻底抛弃，而且为了维护在乡下的既得生活，“我”甚至杀死了赵广发本人。小说所描述的内容与以往的革命历史小说完全不是一回事。革命工作者的无聊、凡俗、虚伪、狡诈和装腔作势等陋习在曹寇笔下彻底展露，“我”骨子里面只是一个庸俗得不能再庸俗的普通人。作者对革命工作者的矮化、粗鄙化、戏谑化甚至漫画化，既嘲弄了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中关于革命者崇高、光辉的英雄形象，又对抗了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官方意识，从而达到了解构革命与历史的写作意图。曹寇的另一篇小说《鸡狗之间》在击碎历史的同时，也彻底击碎了现实的乡村生活。在这篇小说中，“我”是乡间的一个文人，镇上王干事让“我”帮着写一篇纪念解放初期批斗地主恶霸蔡一清的“反霸斗争”的文章。在叙述者“我”漫不经心却又酣畅淋漓的口语化的描述中，“我”跟着王干事到塘村去采访早年的当事者，但历史的烟云早已过去，阶级斗争所宣扬的苦大仇深全都变成了传说，留下的碎片般的历史痕迹已成无稽之谈。当年的老贫农陈富贵已经死去，连他生前的住处都难以辨析；曾经在蔡一清家里当过家庭教师的沈佳音老太早已痴呆，因为与蔡一清撇不清的关系，在民间传闻中，她一生都背负着“骚货”的名声，却在晚年遭遇强奸，但她到底是骚货还是处女一直是小说设置的一个迷；曾历经多次政治斗争的反霸委员会办事员陆老，竟然闭口不愿意再谈当年的事情，他既肆意嘲笑沈佳音是骚货，又一口咬定她是处女，更让人迷惑不解。小说在现实乡村杂乱无章、鸡零狗碎的世俗生活事相的描述中，散漫无聊地捕捉着历史的记忆，但历史的真相早已破碎不堪，烟尘一般迷离含混，假的似乎就是真的，真的似乎也是假的，乡村历史与现实生活粗鄙、荒诞、杂乱、滑稽、虚假甚至不正常的一面在作者屌丝气息浓厚的描述中铺散开来。有学者指出，“曹寇没有直接表达关于历史的看法，那个历史只是过去的一个隐喻，现代中国阶级斗争史的接近枯竭的记忆。曹寇的书写是惊人的，这个角度也是相当诡异，他不写历史如何，只写历史在现在的结果如何。现在怎么也无法完成对过去历史的拼贴，历史流逝得如此之快，它只存在于那些‘当事人’那里，当事人死的死了，痴呆的痴呆，那么强有力的历史——反霸斗争，只剩下一个名义，一个记忆空壳，一个‘反霸委员会’的名称。历史已经枯竭，像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⑯在曹寇看来，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其本质都是荒诞和无聊的，只是在人的欲望这一点上，粗陋庸俗的乡村才显露出原始杂乱的勃勃生机。作者不仅解构了正史或革命历史小说对“斗争地主恶霸”这类历史题材的政治化处理方式，而且让历史和现实同时展现出庸俗不堪的内质。

三、民间视角的扬和抑

70后作家还有一类接近于民间乡土文学的作品，这是他们文化价值立场综合与复杂的又一个证明。但是，即使是站在乡村民间的视角上，他们同样呈现出肯定民间和否定民间两种价值判断。

徐则臣、张楚等作家试图在民间苦难的描述中确认和肯定民间生活的伦理担当，给苦难的民间生活赋予向上的、积极的、崇高的意义，从而展示民间伦理美好温暖的一面。比如在徐则臣的《人间烟火》中，他写了两个家庭的恩怨情仇。苏绣年轻时非常漂亮，在集体干活，大他许多的大队书记郑启良伺机强奸了她，而渴望庇护的苏绣也就顺水推舟，但占小便宜心思让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她被迫打胎并自此丧失了生育能力。但这还仅仅是推倒了苦难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跌了身价的苏绣于是嫁给穷光蛋陈洗河，开始为没有孩子揪心，苏绣怀疑丈夫没有生育能力，借与郑启良搭伴外出看病之机，试图借种生子，而失去平衡的丈夫和妓女有染，于是，引发两个家庭内外产生了一系列混战。最后，苏绣夫妇靠着起早贪黑经营豆腐店，收养了一儿一女，儿子因先天心脏病而夭折，爱儿至深的夫妇伤心欲绝，而女儿也问题频频，先是生身父母前来要孩子，后是外出打工的女儿早孕……尽管写一系列苦难，但徐则臣并没有持决绝的批判态度。作家让罪恶的制造者郑启良最后成了瘫痪，这似乎还有点罪与罚的意味。但是，当郑启良在苏绣的儿子冠军身上表现出慈爱的时侯，他人性的善良一面开始显现；当陈洗河掘了他的墓而陷入“鬼打墙”的时侯，叙述者已经流露出逝者应该获得安息的意向。这篇小说展示了现今乡土世界的种种问题，但在这种展示中，作者所致力于描写的却是民间世界中的世道与人心、习俗与百态，是其古老民间文化的种种样貌。这种审视与描写是平视的，而并无明显的“拯救”与“悲悯”之意。在题名为《众生》的创作谈中，徐则臣表明了自己这种姿态：“众生是你和我大家平等，你和我混在一起谁也挑拣不出来。是你和我埋没在人群和世界中最终安静地消失，谁也不知道。因为你的空被别人填上了，我们顾不上看身边的人是否已经变了。”⑰在徐则臣看来，他们的际遇和感受构成他们自身完整的世界，他们带着一点点卑微的希望，穿过层层的苦难活着，就是人生的意义——“我看到了他们内心里多少年打不开的一个结，看到他们对孩子近乎恐惧的爱，看到他们的绝望中的希望，他们面对命运时的古怪的激情和不甘，当然，我最终看到的是他们劫波渡尽相濡以沫坚守无望之望地活着的坦然与平和。即使生活什么都不再给予他们，他们也要活下去，守着最后一点寄托。活下去，并且要守住，守住那一点人间烟火，然后安详。这就是意义。没有什么更深刻的理由——我们真有那么多深刻、宏大的理由过到明天去吗?”⑱作家的价值立场不是去追究苦难的原因并进行批判，而是对苦难中卑微生存着的生命给予充分理解，并进而确认活着本身就是意义。

张楚的《长发》《刹那记》《大象》等小说描述的是小乡镇上各种小人物的辛酸命运，他始终关注着那些平凡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种种尴尬、困厄甚至苦难，以及他们面对这一切时的心理反应、现实选择与伦理担当。”⑲《长发》讲诉了一个小镇年轻妇女王小丽的情感遭遇：因丈夫“不行”，苦于想要孩子的她选择了离婚，怀着与小孟结婚的憧憬，她打算卖掉自己的长发以便给小孟买一辆摩托车，作为自己的嫁妆。但对美好生活的念想很快被现实打碎，小孟的前妻不仅羞辱了她，而且仍与小孟保持着肉体关系，而王小丽自己在卖头发时不幸被买发人奸污，而她“还是处女呢”。生活的悲哀不止于此，更悲哀的是，她还得承受住所有这些凌辱，仍然打算嫁给小孟，继续按原来的设想生活下去，因为，她没有别的路可走。《刹那记》中，丑姑娘樱桃在默默追求心上人的途中，同样不幸被人奸污，古板的母亲疑心是樱桃的继父鞋匠所为，已暗下杀心，但当家庭突然遭遇麻烦时，平素里沉默寡言的鞋匠为了保护家人，不惜自断手指。《大象》中，贫贱的孙志刚夫妻因养女不幸患白血病，不惜卖掉房子为养女治病，女儿去世后，夫妻两人忍受着丧女之痛，前往市里登门答谢曾资助过女儿治病的恩人……张楚的小说善于在寒凉和残酷的生活中捕捉人性的温暖和宽厚，在这些低调隐忍的民间小人物身上，作者以不动声色的冷静叙述阐释着小人物身上卑微、平凡而高贵的灵魂。有评论者指出，“当张楚将人性之光投射到这些小人物身上时，他的眼光是平视的，他与他们站在一起，借用李勇对乔叶《盖楼记》的评论，那是‘卑微者对于卑微的坦承’。在直面小镇的生老病死、在逼近每个人物的生命创伤、内心之痛时，他的目光又满含悲悯。”⑳此言甚是。正是在这些卑微而苦难的小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和民间道德伦理的思索。

曹寇也是一位擅长写乡村的作家，他对民间世界也保持着平视的姿态，但他对乡村民间卑微人生与人性的展示，专注于挖掘生活庸常、无聊、空洞的一面，消解和贬抑民间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与上述徐则臣、张楚的民间书写判然有别。以《到塘村打个棺材》为例，小说讲诉乡村木匠受人之托到塘村去打一口棺材的故事。木匠到塘村后，发现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住在漏着光的带缝隙的门房里，这里的人生活粗糙、马虎、低劣、沉闷、呆板，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隔膜、冷淡。主家竟然使用放了十几年的没有沤过的桦木作为死去母亲的棺材木料，木匠感到很沮丧，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唯唯诺诺地完成任务。乡村生活的粗鄙，从打棺材这一件事上可见一斑。小说在描述打棺材的过程中，其间随意散漫地叙述了各种零零碎碎的乡村琐事，并穿插隐含着一个叫王桂兰的女人与多个男人暧昧不清的故事。“棺材”本身是一个寓意鲜明的意象，这篇小说仿佛一则寓言，它寓示着民间的一种基本生存状态，生活的庸常，意义的虚无，卑微而蒙昧的日常，生存的价值何在？小说好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民间生活的真实常态和内在本质，它消除了所有崇高、美好带来的虚伪。这里面显然有一种哲学态度，有作者对人生的一种思考和看法。加洛蒂对卡夫卡小说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可以用于曹寇小说面对乡村民间生活的态度上：“他的作品表现了他对世界的态度。它既不是对世界原封不动的模仿，也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它既不想解释世界，也不想改变世界。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㉑很显然，曹寇小说的价值立场是存在主义的哲学观念。这篇小说表达了作者肉身感受到的荒谬感和虚无感，在对乡村民间的生活琐事和日常伦理的叙述中，一种关于存在的深层生命体验切切实实地弥漫于全篇小说。正如评论家所说，曹寇的小说“与马原、格非和余华当年的先锋小说不大相同，没有传奇和陌生化，没有故作高深，曹寇的小说显得更加日常生活化，更加民间，完全是写本真的凡俗人生，把先锋小说的精英姿态是彻底颠覆了。”㉒曹寇的乡土小说，在表现生活的真实性与追求意蕴的哲学性上，无疑处在同代作家的领先位置。

综上所述，70后作家“现实批判”类型的乡土小说，其价值立场可谓是多样和丰富的，杂取种种而斑驳陆离。这使他们在当代中国的乡村叙事的链条或脉络中体现出了不同的特色。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版图上，作家的价值立场一般都是比较明确的。以启蒙主义乡土文学而言，鲁迅等作家以国民性批判为切入口，展开对乡土社会的诊断和疗救；以政治乡土小说而言，柳青、浩然等作家以意识形态化的乡土写作分析乡土社会的阶级斗争和阵营变化，以此论证现实政治变革的意义；而废名、沈从文等作家则站在价值主义乡土文学的立场上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以此作为对现实的观照。作为当下中国年轻的一代作家，70后作家在价值立场上要复杂得多，暖昧得多。显然，作家们身上同时出现这样多元的价值观念，反映了70后作家们世界观的复杂：有对传统文化的向往，有对现代启蒙思想的心仪，有对历史意识的建构或消解，有对民间伦理的认同或否定，凡此种种，掺杂在一起。问题在于，“这些思想资源似乎还缺乏真正的融汇，以及一个坚固的支点，因此也就缺乏真正的精神超越——或者是理性批判，或者是哲学统揽，或者是信仰的审视——没有这样一种超越性的精神贯穿，作家只能处于一种‘精神的游移’状态，表现出一种‘什么都可以’的后现代思想状况。”㉓这种价值立场上的多元和混杂，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一代人的困惑，这不能不说是70后作家需要深入思考的一道难题。

注释：

①王学谦：《还乡文学——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自然文化追求》，《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4期。

②张清华：《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及美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l页。

③㉓翟文铖：《70后一代如何表述乡土——关于徐则臣的“故乡”系列小说》，《南方文坛》2012年第5期。

④关于“乡土小说”概念在现当代文学中的演变情况。1923年周作人发表《地方与文艺》《自己的园艺·旧梦》等文章，首次倡导“乡土艺术”与“乡土色彩”（“土气息、泥滋味”）；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1936年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提出“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强调乡土小说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目前学术界有“乡土小说”“乡村小说”“新乡土小说”等概念并存，但总体而言，仍然以“乡土小说”这一概念的使用最为广泛。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乡土小说”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在承续传统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2007年版)中，重新厘定了乡土小说的题材阈限，即：“其一是以乡村乡镇为题材，书写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生活；其二是以流寓者(主要是从乡村流向城市的‘打工者’，也包括乡村之间和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流寓者)的流寓生活为题材，书写工业文明进击下的传统文明逐渐淡出历史走向边缘的过程；其三是以‘生态’为题材，书写现代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目前，这一划定被广泛使用而视为普遍权威的定义。

⑤丁帆、李兴阳：《中国乡土小说：世纪之交的转型》，《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⑥金耀基：《社会转型与现代性问题座谈纪要》，《读书》2009年第7期。

⑦[德]马克斯·舍勒著，罗悌伦等译：《价值的颠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3页。

⑧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⑨魏微：《姐姐和弟弟》，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⑩曹寇：《鞭炮齐鸣》，《屋顶长的一棵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⑪曹寇：《曹寇访谈录：我写了这么多都在写一个玩意》，《文学青年》2014年第3期。

⑫郑孝芬：《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民主体意识缺失的文学思考——以“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为例》，《求索》2015年第2期。

⑬徐则臣：《通往乌托邦的旅程》，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

⑭徐则臣：《历史、乌托邦和文学新人》，《黄河文学》2008年第5期。

⑮⑯陈晓明：《无聊现实主义与曹寇的小说》，《文学港》2005年第2期。

⑰⑱徐则臣：《众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8年第l期。

⑲⑳饶翔：《作为美学空间的小城镇——对张楚小说的一种解读》，《文艺报》2013年10月11日。

㉑[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㉒李遇春：《解构的诱惑——评曹寇的〈小镇夜景〉》，《文学教育》2008年第11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