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的通信

◎ 王 蒙 单三娅

关于文艺的通信

◎ 王 蒙 单三娅

对诗的期待

王蒙：

名人的去世总会引起一些骚动，掀起一片涟漪。这要归功于媒体。不过也不是没有好处，可以让人回忆起一些年代，生出几许感慨，反观一下我们的思路。

汪国真的去世又一次引发了关于诗的讨论。这使我想起了几乎忘却的事情。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的人和诗曾风靡一时、传抄一时，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当中。书摊上、海报上、电视节目中，他的形象也雄踞一时。我实在有些想不通，写了一篇《莫道国中无大将》，发表在《中国文化报》上，其中有这样的话，“这只是一些排列规整、读来顺口的警句、格言和流行歌词的拼凑或翻版。以往从诗中可以获得的那种对生活独特的感受，那种令人回味无穷的韵味，那种引发心灵悸动的光点，那种使人震颤的力量，这里全然没有。”

现在回看，我依然延续当时的观点。我写此文的出发点，是把诗看得“至高无上”，不安于汪诗居然被捧到了一个很高的境地，慨叹曾经沧海的民族，居然为一掬小水欢腾起来，是不是表现了一种文化饥渴？我泱泱诗国是不是应该有更深邃更高端更震撼的文化追求？汪国真的作品不是不可以有一席之地，却不应该被出版业和传媒界捧为上品，而用这样的“诗”滋养青年，多少是误人子弟！

到今天，忧虑早已成为惯常，一切都被时间抹平！诗的欣赏水平越来越低，出版物越来越滥，“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早已是既成事实。

当代人对于诗的标准似乎越来越模糊了。我以为除去一些硬性指标外，最重要的，诗要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此时此刻也罢，此情此景也好，此生此人也行，针对性地有感而发，又能引起普遍性的共鸣，还能找到自己独特的语言。诗，最忌抄袭照搬，最忌寡然无味。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汪国真真算不上一个我心目中的诗人。也许他有些句子写得有些小味道，但并不新鲜，似曾相识。就拿他最为人称道的诗句来说，“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只要彼此爱过一次，就是无憾的人生，当我们跨越了一座高山，也就跨越了一个真实的自己”；“给我一个微笑就够了，如薄酒一杯，像春风一缕，这就是一篇最动人的宣言啊，仿佛春天，温馨又飘逸”……这些句子，都像警句格言的荟萃。还有“月圆是画，月缺是诗”、“飘来的是云，飘去的也是云”等等句式，似乎是不假思索的排列式，显见得他一直停留在一个摹仿者的阶段，还没有找到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的诗的语言。无怪乎这些天，他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诗人，都成了一个讨论的话题。

我这人讨嫌，往往把标准定得较高，你说我在某些方面不大宽容，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也总嫌你说“maili”（维吾尔语：也罢）。为了生存，当然必须妥协，时常“也罢”，但是现实中，马虎、平庸、得过且过难道还少吗？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环境满意吗？我们国人的审美难道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需提高品格的时候了吗？我们不是有过辉煌的诗歌和艺术吗？“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如果一锅烩，大家找齐，那就是削了山峰，没了品格。宽容不是淡漠，不是得过且过，那恐怕才是最大的灾难！

我在一个新闻单位工作了30年，报社里颇有几位被称为诗人的同事。其中一位在刚刚被任命为《诗刊》杂志主编的时候，英年早逝，无缘他向往的工作岗位。还有一位，曾经获得大学生诗歌一等奖，但每当我们说他是“诗人”时，他就脸红。我想，在中国，散见于各行各业像汪国真这样甚至超过他的诗人大概不在少数，汪自己就曾对朋友说过一件事：有一次他到北大演讲，一个同学站起来说：汪国真，你这样的诗人我们学校能找出一千个，你敢不敢比？汪说自己当时挺尴尬，不知怎么回答。其实他内心也是有掂量的，自己的作品突然之间变得那么火爆，底气何来？这位同学叫板得好！一旦有了许许多多诗写得不错而又不以诗人自居的人，那么被戴上“诗人”桂冠的人就必得是像模像样的了。也就是说，像汪国真一样的诗歌爱好者和习作者再多一些，真正的诗人便因此会在这个土壤中产生出来。

说来说去，还是太较真儿。我也知道，有时太较真儿会置自己于可笑的境地，较真儿是需要与对方有共识的。一切的存在都有存在的理由和必然性，只是我们心中的格调，不能降低。

三娅

2015年5月3日

三娅：

你的较真儿不无道理。你说的一切，还都停留在议论层面，又不妨害他人的存在和自由，也没有形成“语言暴力”，所以还是在宽容的范围之内。

但说实话，汪国真本来不必要讲太多。他的成功与其他一些传播明星、畅销明星、选秀明星、“超女”与“好声音”一样，可以说首先是传播的胜利，是民粹性的胜利，也是大众流行文化当中，比较健康、比较文明、比较容易接受、比较让人轻松的选择的胜利。无论如何，人们不能不肯定，汪国真选择了美好、善意、亲切、祝福，他选择的是微笑与温馨，选择了语言的“冰激凌化”、准“巧克力化”与不无小补的“鸡汤化”。汪诗的特点：一个是大体上不背离真善美的大方向；一个是语言风格文雅而又浅显，容易被多数受过初中教育的人理解接受；一个是心理抚慰按摩、口味甘甜微酸；还有就是有一定的趣味性、向上性。不足则是缺乏深刻性与创造性，同样不足还有缺乏真切性与质朴性。它们难于说是精神攀登的果实，它们更接近于自恋求伍的啼唤。

也可以说，这类的诗，有些部分属于诗表演、语言游戏而不是诗本身。正像这类的学术，更多的是包装、应景、忽悠、词令炫耀而不是学理的进展，更绝无“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苦求、发现、创造与献身；这类的演讲，更多是“名嘴秀”而不是真理的闪光与庄严。那些华丽短句，更多是优秀中学生作文而不是文学；而另一些人的那些骂骂咧咧，更多是吸引眼球与卖弄而不是担当与义愤。

汪诗有相当一部分是优秀的流行歌词，没有人谱曲，可惜了。宋词中也有不少本来是当时的流行歌词，可惜的是，汪远远没有达到苏、辛、柳、周（邦彦）的水准。也许如果不是一片溢美，不是粉丝的吹捧，而有人对汪说点实话，提点更上一层楼的要求，他后来应该有更大的进展。

当然，作为读者受众，你那种就高不就低的趣味是太好了，我对之赞美还来不及。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流行诗正与流行歌曲、畅销书、春晚联欢、电影大片……之类一样，有权利获得一定的地位并得到适当的鼓励。

汪国真现象还提醒了我们，大众正在空前参与到文化生活中来，我们的文学，我们的诗正在拥有更广泛的作者与读者，文化民主正在向前推进。但是文学、诗歌，不应仅有民主化、大众化、流行化这样一种走向，它同时还应有另一种追求，就是期待精英、高端、经典、撼动心魂的力作。文学受众的数量，远远不如作品质量与寿命——即一个作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重要。古代民谣与流行歌词包括许许多多千家诗万家词，当然意义不容小觑，但是谈到中华诗史，我们也许在重视《诗经》《乐府》的同时，会特别注意到屈原、李白、杜甫……直到龚定庵。而历代成千上万的二三流诗歌作者，却只会随着时间而越行越远、越来越淡。随着市场的发展、网络的普及、全面小康的实现，会有更多的泛民化、畅销化、时尚化乃至消费化的文学作品出现，对它们的要求与估价，不能与对经典作品、经典作家的要求放到同一个篮子里。

前两年一家大学出版社网站发布网民“最读不下去的书”，其中包括了中国四大名著与一批世界名著。非经典化，是一个在市场化、娱乐化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当然，除了流行以外还必须有高峰，除了浅显以外还要有“高大上、深切新”，除了一时热闹以外还要有耐咀嚼与深思的营养与厚度。最后，我们必须回归经典，必须回报我们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伟大的传统。

对于汪国真，我还有一个看法，他与某些传播明星不同，有呆气与执著的一面。在电视上我看过他参加选拔节目主持人的活动，他被指派去采访一个自杀未遂的女子，他问人家的问题是“你是怎么掉下水的”，引起了讥笑。评论者说，当然是自己跳下来的，如果不是，如果是被推下去的，就不是自杀了。汪国真的举止模样相当老实。还有据报道，他曾经回答媒体，说要学好英语，翻译自己的诗，以便获得国际大奖。这固然说明他第一不懂什么英文也没学过多少英文，第二不懂什么是国际文学奖，第三不懂什么是文学翻译，但他的老实、他的泥土气息是超级可赞的了。他虽然曾经小有风靡，但不像某些传播明星那样富有攻击性、扩张性、伤害性，这年头，还算好人好同志喽。呜呼！

我想说，在对于轻飘的时尚化作品保持宽容的同时，精英们还必须与广大读者交流，共同认识与建设文化、文学、诗歌的高峰。历史还会产生高手，我们的文化、文学、诗歌，还大可期待、大有精进的希望。你说不是吗？

王蒙

2015年5月5日

诗人的命运

王蒙：

有一天读周啸天的诗集《将进茶》，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如果说，你去年在有人对他获鲁迅文学奖吐槽时写文驳斥网络舆论，我那时还只是对《邓稼先歌》一首有好感的话，那么这次，我自认为对周诗有了较全面了解。他原来不是一个诗歌客串者，而是一个受过系统古典文学教育、有对古典诗词多年研究的学者。他的获奖有必然性。他还是一个想摆脱传统羁绊、想以诗歌对现实发出声音的人。于是，他的被吐槽也似乎是必然的。

碰巧就在读过周诗不久，有机会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的“行远”诗歌评奖中见到周啸天本人。见了面，纠正了我原先对他的一些设想。想象他应该是一个个性张扬的人，但现实中的他，却是听得多说得少。自信，不争，坦然。他说：“有人说，你周啸天超女也写，翁杨恋也写，多么卑微，我说，没有卑微的题材，只有卑微的人，人家袁枚还写蚊子呢！”提起网上对《邓稼先歌》的吐槽，他说，“我觉得一点都不沮丧，我同情他们，觉得他们怎么够不着。我写《邓稼先歌》，是看到凤凰卫视采访邓稼先夫人，过去知道‘奉献’这个词，却不知道还有人奉献到这个程度。他与夫人刚结婚不久，就从人间蒸发了。我不写这首诗，会长久不安。”看来，周啸天有足够丰富和强大的内心世界。

他对古典稔熟，对今人今事也不隔，言之有义，有悟，我喜欢听他谈诗！有人刚看了周诗的前几句，就认定是“直白浅露”，发出一片骂声，可是下边的好诗句呢，他不看了！现在人读完几十行诗的耐心都没有了，大多是轻点一下，几页滑过，浅尝辄止，似是而非，就敢下结论了。短视浅见的人容易被忽悠，容易凭印象凭感觉凭喜好跟风下结论。其实将俗词俗语大白话入诗古来皆有，关键不在用不用白话，而在怎么用，在除了大白话之外有没有更高级的，有没有诗意、诗味、诗韵、诗性、诗心。观周啸天诗集，但凡一事一人，皆可成诗，俗语典故，皆为我用，褒贬讥刺，自成道理。有人也许不喜欢，我却时有痛快之感。

我赞成你对周诗的态度，欣赏，又觉得不像有人说的“唐诗之后有了周啸天”，你还希望周诗“能不能再往深邃里走”。周啸天不是浅尝辄止之辈，他自己也说，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鲁迅说，“一切好诗到唐都已做完”，他的结论决非没有道理，但唐之后也不是无人趟出路来。“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钱锺书语），应该说是标准不同而已。

又不得不说起汪国真。两个写诗的人，却是两种不同的被大众接受的命运，实可玩味。在对传统的接续上，在境界的宽厚上，两人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但相反汪诗却更受追捧。也许是因为周诗人的痛点不是风雨、微笑、远方、飘逸等等，没有“吹拂少年的心”。如今最麻烦的事之一，就是人们已经不知道何为好诗、何为庸诗了。整个民族，在文化上不能“接着说”，有断层，许多事都得“从头说”，接续不上。之所以李白杜甫等大家还被人称赞，不过是前人有言，“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历史上已有定论。

前不久在北大，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中国之声青春与诗校园原创诗作颁奖典礼”,却发现好诗原来真是不易被社会认可。评委从几千首诗中选出12首，作为优秀奖、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你上台颁发的一等奖，我以为并不见得比次奖的好，据说一等奖是因为各位评委都投了它的票，但并不能证明大家都认为它是最好的,而且好诗并不总是被一致认可的。评委由央广领导、诗人、诗歌研究所所长、“文艺报”主编诸君组成，发言中似乎是各说各话。这样看来，我以为很有可能在第一道关口就把为数不多的好诗漏掉了。你在颁奖时说，希望有“再单纯自然些”的好诗出现。我看也是，选出来的这些诗，普遍“作”，如一等奖《我》。我的直觉是，应该有更好的，却没被认可。

环境塑造天才，社会认可，很重要。有人会说，你说周啸天的诗比汪国真的好，我就觉得不是。确实，汪国真打动了一些人，周啸天打动了另一些人，完全不在一个场域，基本没有重合。所以不在于有没有好诗，在于我们把什么叫做好诗？我们的环境催生什么样的诗？我们从什么意义上谈诗？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没有对好诗的共识？最终，在这个技术时代，我们还想不想要好诗？

最近怎么谈论起我并不擅长的诗来了。诚如所说，诗歌真的衰退了。如果繁荣，哪里轮得上我在这儿说三道四？

三娅

2015年5月24日

三娅：

哈哈，我们不得不说起诗来，因为中国诗有自身的困难。古典体的诗有需要创新突破处，新诗又有颇多歧见。

古典诗是一棵别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大树，你要写就要与之匹配，与之靠拢，过去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就是这个意思。旧体诗有一套程式，字数、音韵、平仄、对仗、用典……以及某些字词的“入诗还是不入诗”，都有一套说法。“红楼梦”里的诗人，写了比较不常见的字词，必须说明前人诗中用过这种字词，他或她的诗作才能被认可。这是很要命的。不懂这些，你写出来的就被视作不伦不类，牛头不对马嘴，不如写顺口溜、三句半、快板。

太匹配了却又陈陈相因，模仿借用因袭。有你的诗不多，没有你的诗不少，新篇和没写新篇一样，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历代喜欢诗词的文人与官员都非常多，有的写得相当讲究，雅致、幽美、古色古香，除了毫无新意以外，什么都不缺。例如乾隆皇帝，写诗数万首，没有一首流传。

至于周啸天，他有儒者风，谦虚沉静，自信自足，对生活兴致盎然，对古典诗词的诗意、诗语、诗味、诗趣烂熟于心，所以他写各种大小新鲜事物，新鲜话题，游刃有余。他对于诗歌写作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沟通古今中外雅俗新旧杂纯，写出了既新又古、既雅又俗，既欢声笑语又挥洒慨叹的生动活泼的旧体新诗词来。虽然仍然大有改进的空间，毕竟是平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旧体诗词的几多活性活力，增加了化用古老语汇与口语新词的时代性。他以巧为掌握的音韵文体句式表达现代生活，产生出古雅、幽默、巧妙与惊喜，这又怎么能与汪国真相提并论？

我从来不轻视流行歌词，宋词当中有的就是当时的流行词儿。现代流行歌曲中《天涯歌女》《夜来香》《采槟榔》《乡恋》《橄榄树》的词儿都写得不错，汪国真的诗顺顺当当，舒舒服服，略带深沉的醉意与酸意的微笑，讨人喜欢，给人抚慰。按歌词评，他至少可以打七十九分。按诗要求，他平均可以打五十九分，个别好的可达七十三分。

我写的读周啸天《邓稼先歌》的文章，把报纸吓了一跳。当时正值鲁迅文学奖刚公布名单，社会上议论纷纷，吓得编辑们一是问我为什么要写此文；二是写编者按，放在文后，说明不是报纸约稿，而且说是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这像是当年运动中为钓鱼稿即靶子稿写的按语；三是把文中说到的某年某月恰恰该报早已刊登过我谈周诗讲好话的文章字样删去。总之是说明王蒙一人惹祸，不是报纸胆敢蹚浑水。想象一下他们大惊小怪、变颜变色的情状，不免觉得对不起报社的老朋友们了。

好在北京还有个《新华文摘》，之后堂堂正正地摘发了周诗多首。我想起了国人爱说的一句话：“不信邪。”

最近参加了电台“中国之声”与一些大学联合举办的“青春诗会”，又参加了青岛中国海洋大学诗歌活动，深知人们爱诗，但好诗何其不易！有些青年的诗风多少有点往装腔作势上走的架势，令人不安。

诗与生活是互动的，浅生活造就了浅诗。好诗既不是“做”出来的，也不是“装”出来的。

最近出了一个余秀华，她一下子就把人都震住了：

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当然我也会被一些蝴蝶带入歧途/把一些赞美当成春天/把一个和横店类似的村庄当成故乡/而它们/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

余秀华的强烈令人大惊失色。余秀华的身体状况已经预先洗涤清纯了她的大胆的诗句。你会感到悲壮，而不是低俗。而余秀华的诗突掀舆论高潮也证明了当前的好诗有多么少。当然，余诗的热乎也不过为期有限。我们需要更深沉、更创造、更振聋发聩与醍醐灌顶的进击灵魂的诗作。噫吁嚱！危乎高哉！诗道之难，难乎哉？未必难于上青天！

王蒙

2015年5月30日

电影与娱乐

王蒙：

昨天一同观看了《忧郁的星期天》，居然是一部并无太高预期却有意外收获的好电影。以至于观影之后，我们和几位年轻人久久沉浸其中，讨论细节，对影片未有特意交待的情节进行各种推断。

不知你同意不同意，这部德国电影有着德国制造般精密的质地。前边出现的人物关系，都为后边的发展打下埋伏，而后面的结局，都在前边有过非常“节约”的铺垫。看这种电影，你回想、猜想、联想，不敢也不想放过每一个细节。但是它又妙在并不拘泥，并不顺着你的思路走，而让你有出乎意料的慨叹。比如德国军官汉斯以中校身份重返布达佩斯时，已不是当年求爱不得跳河被救的落魄子，你会以为，凭他对旧友的感恩、对故人故地的情义，他会对犹太人网开一面；在他确实表现出与其他纳粹军官的粗鲁方式不同时，你又以为他可能是辛德勒一类的人物；在他对自己早年的爱恋对象说出自己已婚时，你还会想到他可能是一个“正人君子”；在他一步步表现出对金钱的极度贪欲时，你还在试想他会给救过自己的犹太朋友留条活路；直至他骗财骗色达到了疯狂地步时，你依然不相信他会最终亲自目送当年的救命恩人走上开往集中营的列车。那位善良的犹太人至死相信救命之谊远远超过金钱之力而不愿给他送上赎金。

整部电影更加出人意料的一笔在于，这位一生得意的德国人，居然在战争结束之后再回布达佩斯时，在他80岁生日的庆祝晚宴上，毙命于被他送死的犹太恩人曾经为自己准备的一瓶毒药，而这个下毒者，正是他早年情迷的女人。一个古老的以牙还牙的主题，在攫取了你的情感、获得了你的价值认同后，又一次得到了新生。到此时，你长舒一口气。

不能不服的是，德国人对自己的反省之无情！在与其他民族的人性相较对比之下，这种自我批判达到了顶点！

此片导演兼编剧诺夫·舒贝尔（Rolf Schubel），到现在对于我来说，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我不得不想起中国的电影。比如说曾经轰动一时的《归来》，是著名导演的力作，是根据著名作家的小说改编的，由两位著名大演员领衔，就连幕后的弹琴者，都是大钢琴家郎朗，阵容不可谓不强。题材涉及人生、人性，施展的余地不可谓不大。但令人失望的是，我一直看到最后，也没有等来期待中的触动、感动。我自认为还没有愚钝到麻木不仁的地步。我曾因为这位导演的才能与人争执并为之辩护，但这次我真正地投降了。这位导演似乎还停留在早年成功的外在渲染上，如一开始男主人公的夜晚逃亡、女主人公声嘶力竭的叫喊，高音喇叭、街头标语、铁路天桥、街道干部……气氛都对，但是待陆焉识与妻子真正进入二人世界的心灵交集时，却未有建树。在他们的私下接触中，人们没有看到联系他们之间亲情关系的无形纽带是什么，发挥了什么作用。当钢琴出现时，多少带来了一些希望，因为钢琴在电影中往往是用来打开对美好情感的回忆、宣泄生死相恋的爱情的重量级道具，然而在《归来》中，却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一首《渔光曲》，没有真正起到冰释、暖心的作用，反而让人感到钢琴的沉重与多余。而在《忧郁的星期天》中，钢琴自始至终成为一个所有人的联系物和触痛点，钢琴曲是原作小说的出发点，是最神妙、最震撼灵魂、最独特之处。在《归来》中，当陆焉识终于找到机会给妻子朗读多年前自己在受监管时写给她的信了，那是他自己的血泪倾诉，是困境中唯一的精神支持，但他却像读着其他什么人的信件，不仅自己无动于衷，更没有打动对方，也没有让我们观众心中一颤。

大导演尚且如此，我们还能要求那些新近闯入影坛、耍弄财富、耗费青春的如《小时代》的制作者们吗？《小时代1》公映时,我们曾经好奇于它的名称而去影院看了一下，出得影院，它说什么我全忘了，但我的时间和票房却给了它。而这票房，也确实是如今最硬的道理。中国真是个大市场，大得让所有想玩一把的人都赚了。

我喜欢看电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聚众娱乐性。一块屏幕前，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几十人上百人，彼此之间似有一种无声的即时交流。如果碰上所谓的好电影，还有之后讨论一番的余兴，回味几许的余味。可惜，现在这样的电影少之又少了。

电影是个好东西，但电影的“娱乐性”到底是什么？我至今没弄明白。

三娅

2015年8月26日

三娅：

《忧郁的星期天》原是一部小说，香港放映时名为《布达佩斯之恋》，是为了从名字上增加娱乐性吧？我反正只能为这个更名而摇头。

你对该电影制作的分析已经非常到位。与这部电影相联系的是，当年确实有一首叫做“忧郁的星期天”的神秘的、带有惊悚意味的钢琴曲。网上说：

是匈牙利自学成才的作曲家赖热·谢赖什（Rezso Seress，1899—1968年）谱写于1933年的一支歌曲。据说……由于歌曲中流露出摄人心魄的绝望情绪，数以百计的人在听了它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请看，文艺不仅有娱乐的作用，而且有夺命的沉重。与此同时，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唱片商的营销需要制造出来的噱头。那就是说，文艺还有商品功能，如你所说，在他们那里，票房才是最硬的道理。

后来，德国作家尼克·巴科夫把这个故事写成了小说。而此部影片，正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电影把神秘的乐曲与精神重压，与二次世界大战、与法西斯毒瘤的灾难结合了起来，与匈牙利二战中曾是轴心国家的特殊背景结合起来。而且它勾勒了一个四角的恋情故事：爱情、战争、美貌、美食、艺术、死亡、背叛、复仇、投毒……那么多动人心魄的元素交织碰撞在一部两小时的影片中，不但有“看点”和“卖点”，更有它的德国式的精当。

其实我非常讨厌“看点”“卖点”这一类词儿。看看咱们自己这里吧，多少从业者似懂非懂地将这些商业化字眼饶舌卖弄，没有了真情，没有了头脑，没有了灵魂。这种说法，就和一个人爱上了某个异性，解释自己爱的是其人的某两个点或三个点是一样的。甚至于认为中华文化、民族特色也是由几个元素、几个看点组成的。例如出个旗袍，出个古琴，出个毛笔字与龙，就是中华文化了。于是艺术不必融会贯通，只需拼凑就可以了。悲夫！

回到《忧郁的星期天》。浅薄的人当然只会满意于其中的卖点，但是“星期天”更看重的是对于人性的挖掘与拷问。为什么一个钢琴曲会这样地具有匪夷所思的杀伤效果？难道这不是令人看到了人生与社会乃至人类神经的荒诞、压抑与恐怖的一面吗？呆鸟式的汉斯，拙笨地求爱遭拒以后立即投河自杀，着实傻得可爱，而在投靠了法西斯之后，他的拙笨“提升”为卑鄙、恶毒、贪婪与全无心肝。呆鸟变成了恶魔。作曲家兼钢琴家的忧郁气质，在尊严与爱情，正义感与人文底线都遭到了践踏之后，他选择了死亡，他完成了为情人歌唱伴奏的此生心愿，他向自己的头颅扳响了手枪。犹太店主不能相信法西斯当真会坏成这个样子，他不能相信被他救过命的汉斯会对他背信弃义，落井下石。他天真地无法理解与相信希特勒的“排犹”，他说，只不过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他才成为了犹太人，言外之意自己又何罪之有？这个世界有过怎样的疯狂与邪恶！

看了此片对一个小小的餐馆也有了别样的感觉。有诱人的肉卷，有风味，有人性，有交易，有爱情，也有音乐与种种的爱怨情仇，美梦与遗憾，笑靥与泪水。影片的第一男主人公正是小餐馆的犹太裔老板。

影片中美女同时爱着两个男人的相当暴露的镜头，可能会让我国观众感到难以接受。但是实话实说，这种镜头与其说流露的是淫荡，不如说是天真，它至少比观看电视上的一方出轨、另一方情杀、碎尸掩埋的残暴故事，还不断加上“背叛”“戴绿帽子”“缩头乌龟”之类的腐朽煽情用语不是更恶劣。

娱乐不是你一“娱”我一“乐”那么简单，娱乐应该满足人们的寄托情愫、好奇心理、揪心悬念、追美崇善、宣泄称快……的心理意愿。小平同志说过，他看小说是要“换换精神”，一大批科学家院士都是金庸迷，梁启超提倡“兴趣主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娱乐，其档次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三枪拍案惊奇》以明星上演无厘头搞笑、达到电影制作者与观众同步白痴化为娱乐，《无极》以莫名其妙却又故弄玄虚为娱乐。好莱坞则有另一套话语体系，他们的影片，如《速度与激情》，以惊险特技骇人听闻为娱乐，至于《辛德勒的名单》，以人道主义的情怀为庄严的宣示，同时以深情感动来抚慰提升受众的灵魂，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娱乐的高度。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有天才的导演，他们会铺陈视觉的盛宴与自嘲一下中国的土鳖与贫穷，他们还会模仿西方的手法，玩两手洋活；或者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绞脑汁出新意。他们缺少的只是文化的根基与艺术的灵魂，他们缺少的是对于人生的独特而微的感受与深思。在需要深思的地方，他们常常只是耍一点小聪明，例如英雄为了“天下”在最后关头成全了实力；例如为了让一个女人受挫到极点，没有任何理由地不能认出自己的丈夫……以至于我们这些观影者泄气、失望，也全然没有了“娱乐”的满足感。问题不在于电影有没有或能不能追求一些娱乐性，问题是娱乐性中仍然可以有良心、有同情、有义愤、有对于生活的发现与关注，有独一无二的创造，有忧郁的钢琴曲也有二战，有法西斯的横行与正义的最终胜利，而我们这里，一提商业片、娱乐性，导演想到的首先是“扛骂”，他们根本不能理解，娱乐、票房同时也还能够扛起对人生的深入探索与对灵魂的认真审视来。

什么时候能够出现真正的艺术家呢？仅仅技术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好学、深邃与丰满、真实的心。

王蒙

2015年9月1日

王蒙：著名作家

单三娅：资深编辑、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