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杜嘉德《厦英大辞典》序

Rev. Carstairs Douglas著吴文文译（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漳州363000）



19世纪杜嘉德《厦英大辞典》序

Rev. Carstairs Douglas著吴文文译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漳州363000）

摘要：《厦英大辞典》是19世纪英国传教士杜嘉德编写的一部辞典，将当时的闽南方言词语逐条翻译成英文。杜嘉德在自序中对《厦英大辞典》出版的初衷、材料的来源、编写的过程、编写目的以及编写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字典的不足等问题进行了说明。他还从一个十九世纪西方传教士的角度，对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饶有趣味的探讨。

关键词：19世纪；杜嘉德；《厦英大辞典》；闽南方言

《厦英大辞典》［1］这部字典在编写的过程中努力做到比之前的字典更便于参考。“厦门白话”之前也被表述为“厦门方言”或“厦门口语”；并且它有一部分和所谓的“福建方言”相一致，如同里弗·麦都思博士在他的四开本《福建方言字典》中所阐明的那样。但是诸如“方言”或“白话”这些词语本身往往会导致错误的概念。这些词语所表示的语言不仅仅是指白话式的方言或土话，它既为社会上最高阶层的人士所使用，也为平常百姓所使用；它不但为有学问的人使用，也为文盲所使用；有学问的人确实会夹杂着为数不多的一些礼貌式或学究式的语句，但是这些仅仅是可有可无的缀饰（并且甚至这些语句也是以厦门音来表达）。就口语中基本的和常用的部分而言，最有教养、最有学问的人士和那些苦力、劳工、船夫们所说的语言是一样的。

“方言”这个词语也没有传达厦门话［2］独有的特点；它不是一些其他语言的方言变体，它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是中国为数众多且彼此相异的方言之一，根据这些方言可以把中国区分为不同的区域。

所谓的中国“文言”的确是在全国范围内相一致；但与其说它是一种语言，不如说是一种符号；因为这种通行的文言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大声朗读时是发不同的音的，所以，虽然写下来它是同样的，一旦被读出来，它就分成了几种不同的语言。并且，这种文言虽然可以拿着书大声朗读，但却不会在任何地方以任何一种语音形式用于谈话。那些有学问的读书人也从不在日常口语交流中应用这种书面语言，即使是在他们之间也是如此。事实上，它是一种“死去的语言”，它和中国为数众多的方言口语之间的关系，正如同拉丁语和欧洲西南部语言之间的关系。为数众多的中国方言口语已经或多或少地被在这个国家中生活的欧洲人或美国人所研究，比如官话、客家话、广州白话或厦门白话，等等。这些语言源自同一语系，彼此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埃塞俄比亚语以及其他闪米特语系成员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在应用“方言（dialect）”这个名词应用于这些语言时，有另一个严重的缺陷，也就是每种语言内还存在着“真正的方言”［3］比如，官话作为所有方言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内部至少包含三种显著不同的“次方言”：通行于北京的北部官话；使用于南京和苏州的南部官话以及通行于四川、湖北等地的西部官话。类似地，为了给其以更好地命名，我们可能称之为厦门白话（或厦门口语）的这一方言，也包含数种真正的方言（译者注：也即次方言）。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漳州话、泉州话、同安话以及厦门本地话。在这部字典中，厦门本地腔被作为此方言的标准语音，同时记录下漳州话和泉州话中与其不同的重要语音差异，并且也注明了为数不少的同安、漳浦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语音差异。

使用厦门话［4］（包括上述所说的这些次方言）的人口据说大概有800万或1000万。这是有关厦门口语的第一部字典。在此之前，已经存在数量众多的有关中国书面语的字典。其中一部是麦都思博士所编写，他的字典为一个个汉字注上了漳州音（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漳浦音）。麦都思博士的字典也收录了一些俗语，但是相当少，并且完全采自漳州话或漳浦话，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收录的俗语形式还远远不能称之为精确。唯一一部稍具口语字典形式的出版物是非常简短的Doty和Macgowan手稿中的词汇表。

这部字典的基础是最近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Rev.J.Lloyd所准备的手稿本词汇表。当我1855年到达厦门时，我抄写了这份词汇表便于自己使用。在其基础上，增加了Doty手稿中另外的词语，并且，一直以来都进行着增加新单词和新句子并且重新安排其顺序的工作。在抄写Lloyd词汇表之后的几年，我校勘了由伦敦传教士公会Rev.Alexander Stronach撰写的手抄本字典。其后，我还翻阅了本地人编的漳州话字典和泉州话字典中的全部词语，阅读了一份本地人编撰、尝试用厦门话来解释官话词语和句子的词汇表。

在这些本土作品中，唯一一部好的作品是漳州音（其实是漳浦音）字典，这部字典被称为“十五音（Sip-ngé-im）”，这部字典其实也是麦都思字典的基础。因此，有这三本原始的资料可供参考，我几乎没怎么采用麦都思字典中的材料，因为其中那些未引自《十五音》的白话语句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同时其中有价值的书面语句子不符合我撰写这部字典的目标。至于Macgowan的手稿本词汇表，虽然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非常有用，但其对我而言出现的太迟了。我在浏览这本词汇表时，我发现其中大部分词语我已经收进我的手稿中了。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部字典的不足之处了。最初它只是为我个人使用而准备的。随着它变得越来越厚，最初我只是希望它或许会以手抄本的形式为厦门语的初学者使用，或为后来的传教士们所复印、精简或扩充。在反复地被恳请，乃至最后应厦门三所基督教公会全部成员的正式请求下，我同意将其付诸出版。我为这部字典的全部错误和不足表示歉意，它的出现，是为了供急需之用，意在填补一项真正的空白、完成一项真正需要的工作。无论它被取代、忘记或仅仅作为今后某部更为完美、精确作品的基础而被记住的话，我都会感到十分的欣慰。

当厦门传教公会要求我为已经编辑好的手稿付诸出版做准备时，伦敦传教公会的Rev. John Stronach和美国Reformed Mission的Rev.John Van Nest Talmage,d.d.被同时指派协助我做修订工作。Stronach先生从头到尾核对了全部内容，但是Dr.Talmage在修订了十几页后由于有其他要务就停止了这项工作。当他们修订之后，我在誊写为出版而准备的清样时，我发现将全部的内容重新统筹编排和改写是非常必要的（包括大量的增补内容和他们难以发现的更改）。因此，这本书的可圈可点之处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我的助手们，同时，我应该为它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

本书最大的不足在于相应的汉字的缺乏。这主要由两方面原因构成。一是有相当大数量的一批词语，我们根本没能找到相对应的汉字，这个数量大概是全部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在对我而言十分必要的回国休假期间，要找到这些汉字简直是不可能的，它们中很多是生僻字，还有一些汉字难以辨别是对应语言中的白读形式还是对应其文读形式。二是即使这个汉字被找到，在英国要将其印刷出来也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又必须在回国度假期间将其印刷出来，因为我们在厦门没有印刷出这么一部书的设备。当我回到中国，我也没有足够多的工作以外的时间去其他港口城市完成印刷工作。考虑到这些汉字可能被陆续找到，这部字典出版期间的两到三年内我满怀期盼，一有可能就将这些汉字补充进去。在我因为这部字典中没有配上相应的汉字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之时，我也在另一种意义上对此感到庆幸，因为这倒可以证明厦门白话是一种独立性很强的语言，无须书面汉字的辅助仍保持其独立性。并且我希望许多人由此也获得学习这种语言的勇气和信心，因为他们往往在这些复杂而奇妙的汉字面前望而却步。当然，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任何一个值得称之为学者的人，必须学习汉字，因为仅仅靠白话和俗语在长远看来，是无法了解那些可称之为文学的汉语作品的。

这部字典让我深感遗憾的另一个不足是，是非常缺乏有关植物、动物、药品等等的名称。时间不够在这里也是一个借口，我希望读者能够给以充分的理解。一些词条名称已经从下列这些作品中选出，比如《The Fuh-chau Recorder》，《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The Phoenix》,《Dr.Porter Smith’s Book on Medicines》,以及为数众多的文言文字书，等等。然而我没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对这些名称加以验证。

对一些人而言，这部字典没有英译汉部分也是一大缺憾。但是这确实是另一项截然不同的工作。汉语的思维以及表达的全部方式和特点，和英语中最为接近的等同词是如此不同，使得看上去似乎很容易的对译一部字典的工作，在实际操作上成为一项漫长艰巨的任务。

虽然有上述这些不足，但是我相信，这部书对学习厦门话的人将大有帮助。我的初衷是帮助那些在这个地区投身于传教事业的人；但是，为此目标我想方设法对这一语言作了一个全面的考察，以便我能够对其开展学习和研究。因此这本书对商人、旅行者、水手、翻译人员和学生也同样是适用的。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最为急切地希望能够学习他们的语言，以便能够直接和他们交流，而不是用那些难懂的所谓“广州英语”或“鸽子英语”来交谈，也不必时刻借助翻译开展交往。这将使得因误解而产生的争吵和彼此之间的反感大大减少，也让这些国家之间的交流充满友好氛围且能够互惠互利。

由于后期时间的不足，引言和附录中的解释已经被大大地压缩；我也因此没能给几个条目做出一个科学的处理，但我对这些实践性的字典使用指导将有利于这本字典的使用和这一语言的掌握感到满意。

最后，我要对英格兰基督教长老会的外国传教委员会召集人HUGH M.MATHESON先生和Bolesworthd的ROBERT BARBOUR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也感谢C.E.LEWIS先生的慷慨，使得我能够出版这部书。

1873年，4月4日

再版注：由作者为第二版所做出的改正和补充部分已经被包含进这一次出版中。这些更正和补充共两百多条。更正的校稿已经由厦门的威廉姆·麦克格雷格先生（Rev.WILLIAM MACGREGOR,M.A.）过目。

伦敦，1899年5月

附录：词语条目分类

A.厦门方言

An.or Ank.安溪方言

Bud.佛教的（词汇）

C.漳州方言

cf对比，比较

Cn.泉州方言

col白话或口语，相对于文言或书面语而言

dis从——区分出

E.永春方言

esp特别的

F.台湾所特有的句子

f.外来词。用来指称外来事物或概念的名称或词语，并且这些词语只是或主要由那些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所使用。

fig.修饰的

gen.普通的，通常的

H.惠安方言

K.or Kk.Kwan-kow灌口方言

L.南安方言

lit.文言

Mand.官话，或中国北方、中部或西部的白话

opp. opposed to.反义的

P.漳浦方言

R．文言形式

注释：

[1]杜嘉德这部辞典书名为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内容是将厦门话为主的闽南语翻译为英语，现通常被翻译作《厦英大辞典》。欲详细了解该辞典可看原著或参考马重奇先生《英·杜嘉德编撰〈厦英大辞典〉（1873）音韵研究》，《励耘学刊》2014年第2期。

[2]杜嘉德所指的“厦门话”，在概念上实际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闽南语”。下文同。

[3]杜嘉德所说的“真正的方言”，相当于“次方言”这一概念。

[4]同注[2]。

〔责任编辑李弢〕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Rev. Carstairs Douglas，Translated by Wu Wenwen

Abstract：Carstairs Douglas is a 19th-century British missionary to China, he preached in Minnan region more than 20 years, so many people called“minnan ACT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hich translated Minnan dialect words into English, is written by him. in the introduction ,Carstairs Douglas intradued the publishing of dictionary, the source of the material, the process of writing, writing purpose and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course of the writing, the shortage of the diction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the 19th century , he also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ten and spoken Chinese and other interesting issues.

Key words:in the 19th century,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Minnan dialect

基金项目：2011年福建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闽南方言与赣方言词汇比较研究”（JB11135S）。

译者简介：吴文文（1976～），男，江西省余江县人，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