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诗有别材”说试论

张 方

严羽“诗有别材”说试论

张 方

严羽及他的《沧浪诗话》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而“诗有别材”正是严羽《沧浪诗话》中提出的核心诗论观点之一，该观点批评宋人作诗“取古人陈言”，并极力推盛唐诗歌，实际上是对“风人之诗”与“文人之诗”作了更深层次的评判，尽管严羽之后的文人对他的这种评判“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但不可否认的是“诗有别材”的论断对后世诗人诗歌创作和文论家观点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诗是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好的诗不仅能传达出一个人的性情趣味，更能以小窥大，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兴衰起落。而自“诗”这一文学形式在我国生根发芽以来，“风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价值取向矛盾就一直存在。南宋刘克庄曾说过：“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从取材的角度对“风人之诗”和“文人之诗”作了区分。而与刘克庄同时代的严羽也在《沧浪诗话》中提出“诗有别材”的观点，批评宋人作诗“取古人陈言”，并推崇盛唐诗歌，“诗有别材”的论断对后世诗人的诗歌创作和文论家观点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第五中提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而宋人魏庆之在他的《诗人玉屑》中将此句记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严羽的这种观点是针对宋代客观实际提出的。宋人作诗往往重理而忘情弃趣，专作“文人之诗”，多从古人书籍陈句中寻找诗材，摹仿多于创新，如黄庭坚就提出了“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的诗论主张，因此宋诗道学书本气浓重，有“掉书袋”的嫌疑，失去了唐诗的活泼灵动。同时，宋人也常以“理”来评价唐诗的高低，如杜甫的《古柏行》中有一句诗：“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范镇就批评此句：“其言盖过，今才十丈。古之诗人，好大其事，率如此也！”宋人之重理，可见一斑。尽管作诗需要纳外物之象、观客观之则，但更重要的是酝酿出胸中之象来，以合乎“常理”与否评论诗的高低，实在是有些僵化和苛求了。严羽正是针对宋诗这种死气沉沉的景象，才发出了“诗有别材”的呼喊，企图引导宋诗回归盛唐气象。

关于“诗有别材”中“材”的涵义早有争论。有学者将“材”通假为“才”，认为“诗有别材”是指诗人对于诗歌创作的一种特殊才能。但严羽在《诗辩·第五》中有“以才学为诗”之句，可见严羽并没有将“才”与“材”混用，因此“诗有别材”应是指诗歌的素材有它的独特性。故而“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应理解为：作诗并非不应该读书穷理，而是诗歌在处理素材时有它的特殊性，并且也应表现出与常理不同的趣味来。如白居易《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全诗所用意象俱为常物，其情也无非怀念旧友，但正是因为诗人在运用诗材时充分考虑到诗材的独特性，并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融入其中，才将这一份思情表现得挈阔、洒脱。明代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写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读书之多明理之至者，则不能作。论诗者无以易此矣。彼小夫贱隶妇人女子，真情实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於教。而所谓骚人墨客学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穷壮至老而不能得其妙，正坐是哉。”直言写诗最重要的是“真情实意”，只有这样写出来的诗才是天然妙品，而那些钻故纸堆的夫子们即使穷极世间之理也写不出感人肺腑的作品，可谓是对严仪卿“诗有别材”的正解。有学者认为黄庭坚“取古人陈言”是受苏轼影响的，毕竟苏轼有过“凡读书可为材者，但置一册录之，亦诗家一助”的言论，但苏轼在这里只是鼓励诗人充实诗材，而且东坡作诗也强调“自得”与“天成”，要求诗人在作诗时做到弃功利之心、弃得失之心，况以东坡之才情志趣料也不会专赖古人之言，因此苏轼的诗论主张其实是暗合“诗有别材，诗有别趣”的。

严羽的“诗有别材”其实并不反对“读书”与“穷理”，毕竟诗本身就是将客观实在和物质规律抽象化为一种个体的情感表达，要作好诗，诗材的必要积累和对客观规律的理解是躲不开的。如严羽认为盛唐诗作“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而想要达到这种妙境，“音、色、月、象”这些客观实在是必不可少的。但严羽反对从“故纸堆”中寻求诗材，而是推崇杨成斋“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的说法，认为应从客观万象中汲取营养，将万象蕴于胸中，经过诗人的情感染化再以诗的语言表达出来。所谓“理”，其实就是指“常理”“天理”，严羽不否认“穷理”的积极意义，但要求“不涉理路”，既要掌握外在世界的客观规律也要做到不入俗套，不能让“理”局限了诗歌意旨的阐发，“理”与“理”的串接中应融入“情”、融入“趣”，以“情趣”寓事理之中，诗才能有感人肺腑的魅力。总而言之，诗是一种抒情、含蓄的文体，读书与穷理只是一个增加自我修养和加深文化积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既要极大地将外在世界融入自己心中，也要保证这种积累“不害情，不伤兴趣”，毕竟最终要将诗表达出来，还是得靠自己的心灵力量去感悟、去酝酿。

《诗辩》中“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的理论其实是对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的继承和发展。严羽极推崇盛唐之人的诗作，他在《沧浪诗话》中开宗立意“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而他推崇盛唐之诗也正是因为“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要达到意在理之外的效果，存在，是男性作为自我认知和个人成长的镜像。夏洛起初在现实生活中对可望而不可即的秋雅欲罢不能，直到在梦中如愿得到包括这个女人在内的一切之后，才幡然悔悟到对自己不离不弃的马冬梅才是最应该珍惜的人。正如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男人对于“白玫瑰”与“红玫瑰”所影射的两种迥异的东方女性特质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在西方意识形态当中，同样存在着男性对于女性的选择、女性对于男性产生“镜像”作用的问题。大卫身边美女如云，甚至不会与同一个女人做爱两次的他，直到遇到了圣母一般的索菲亚，才开始反思自我，从此向善。虽然这种积极的努力一度因朱莉的殉情而中止，但是她作为一种明灯式的客体存在，在引导大卫走向真正的幸福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

最后，相对于观众而言，能够与主人公一起做梦，进而在思想上、情感上获得一定共鸣，是最为理想的沟通状态。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中提及“游戏说”，认为但凡是人，都有游戏的需要。而对于失去游戏特权的成人，就不得不找寻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情感上的宣泄和满足。这个时候，电影所提供给观众的，就是这样一种游戏的权利。人们可以把自己假设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尽情地做梦。不过，正如《香草天空》中多次出现“睁开你的眼睛”，也如《夏洛特烦恼》中多次出现“该是醒来的时候了”，这些意识流方式的适时插入，即是对深处其中的广大观众的一次提醒。我们作为故事中人的旁观者，从走出电影院的那一刻开始，就要及时地从方才的梦中挣脱出来，回归现实生活。而作为个人命运的主宰者，我们需要做的，是摒弃不切实际的幻梦，脚踏实地去生活。

本文通过对《香草天空》和《夏洛特烦恼》两部电影进行释梦分析，分别从梦的产生、表现及其效用等方面找到了很多相关性。当然，这其中包括相似性，也包括相异性，正是这些要素的相互融合与碰撞，使得二者的互文性阐释成了可能。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哪部电影更高明，也不讨论其市场前景，尽力以接近“纯粹”的艺术的标准去审视电影本身，是对电影最大的尊重。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266000

任慧（1992—），女，山东德州人，中国海洋大学，2015级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