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种小说传统之间
——读《白鹿原》

林 岗

林岗专栏 坐井谈文

在两种小说传统之间
——读《白鹿原》

林 岗

一部作品受当代读者的欢迎程度可以从它在书架上的状况反映出来，而且比评论说得更加靠谱。要是它整整齐齐，簇新如故，大概就是乏人问津，不受待见。作者的名气再大，那也只是评论圈的看法，与普通读者无关。要是它七歪八扭，甚至残破不堪，那它虽然未必就是惊世之作，但至少它是一部赢得读者的作品。陈忠实的《白鹿原》无疑属于后者。我那天到自己执教大学的图书馆借阅，它在书架上的状况让我大吃一惊。架上共有三本，封面都加了牛皮纸，四角翻卷残破污损。一本被翻至中间断裂，仅靠牛皮纸粘连，另一本末尾残缺十余页，污损不堪。我挑了最好的第三本，也是封面乌黑，末尾六页有残损。文学图书被读者“折磨”成如此的惨状，我的记忆里只有金庸、梁羽生的武侠有近似的“待遇”。对作者来说，这是无声的肯定，也是最高的礼赞。产于中国黄土地带的作家，虽然各人才情禀赋不同，但大多数有庄稼汉精神。庄稼汉种地舍得全副身家性命，不惜日日脸朝黄土背朝天，干活比别人卖力，洒下汗水也比别人多。这种庄稼汉精神用今天话说，就是作家自持的定力，写出精品的意识。陕西作家由柳青到路遥，再到陈忠实，一脉相传。陈忠实写过的作品不算多，到《白鹿原》问世而一锤定音。他前期写作的探索、铺垫和准备终于有了大成。《白鹿原》是二十世纪中国长篇巨构之中的不朽之作，它被誉为反映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时代巨变的史诗。粗看之下，恰当其评，但细细看去，史诗一词包含着“史”和“诗”两种成分。笔者以为，“史”的丰富性和杂多性，《白鹿原》是充分具备的，甚至是淋漓尽致的，而“诗”的纯净性、单一性则有所不足。或者说在一个现代的长篇架构中两者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这个弱点既源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统的矛盾，也源于作者对现代中国社会变迁见解的价值混乱。

一

小说尤其长篇小说在西方是与印刷术流行、都市媒体出现、市民消闲阅读兴起这三者并行的产物。小说在西方世界的身世注定它与案头阅读的天然联系，就是说小说是写给彼此空间隔绝的一个一个读者无声默读的，这种读者环境造就了小说文本的案头性。于是故事情节可以曲折跌宕，但作者叙事一定要紧扣人物和事件的情节一致性，务求每一个叙述节点保持其内部因果的统一性，摒弃与统一的因果链不相干的叙述成分，哪怕它们作为孤立的叙述节点也不乏精彩。若是容忍那些无关主旨的叙述节点的出现，那对西方小说传统来说就是败笔了。对读者而言，阅读的惯性必然是沿着作者叙述所提供的因果链条逐步解开叙述节点构筑的环扣，最后通达对故事主旨的领悟。这个阅读过程近似于智力游戏，读者能够得到身心愉悦心灵净化的前提是作者能够在文本中提供一个不旁生歧路的游戏路径。历经数百年的这种西方小说传统使结构散漫叙述杂多不纯成为写作的大忌和失败的标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史家陈寅恪很不满意于中国传统的章回长篇，他在《论再生缘》一文中说：“至于吾国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如水浒传、石头记与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陈寅恪以西方小说的结构观念衡量传统章回小说，其合理性的边界在哪里，这又另当别论，但却有助于使我们回到章回小说产生源头观察古代小说的传统。

话本和章回小说直接承接口头宣讲、演唱佛经故事的民间说唱传统而产生，而讲经说唱与其说是为断文识字的士大夫预备的，不如说是面向远离文字的下层百姓众生。今传以四大奇书为标志的章回长篇虽然明中后期已经整理、增删、定篇成文，但数百年的口头流传在其写定文本里依然留下分量不容忽视的口头痕迹。口头文学的传统天然容许甚至鼓励文本的歧义和杂多性，因为听众的此来彼去、趣味不一、修养高下有别而共处同一的空间，使讲唱说书者无法在叙述中追求因果链条的一致性。相反叙述节点和片断不时灵光一闪的小高潮是说书者所追求的，哪怕在一个相连时段中前后彼此含义是矛盾的也无妨碍。这种杂多性和它们传递的多意涵正是陈寅恪批评章回小说结构散漫和不够精密的原因。但是在古代，这不是章回的缺点而正是它们的长处。然而近世西学东渐，口头讲唱传统日渐式微。五四新文学之后，为读者写的而不是为听众听的现代长篇无疑占据了文坛的主流。笔者从未听说哪位作家曾经为了口头说书而写作底本。西式长篇文体虽然占据了主流位置，但是毕竟进入中国的时间短，根基不够深厚。这从二十世纪长篇的状况也可以看出端倪来。新文学运动后产生的长篇绝大部分都可以用叙述散漫结构不够精密来形容，而叙述精密因果链条清晰的长篇，其作者基本上都是接受唯物史观的作家，如茅盾、柳青等。这个现象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这种供案头阅读的长篇需要作者强大的心力脑力来驾驭统筹材料，尤其需要作者在叙事中保持因果链条的一致性。而唯物史观虽然有简单化历史进程之嫌，但实际上却有助于作者在纷繁的叙述材料中获得统筹驾驭能力的提升。笔者的意思不是说不接受唯物史观就写不好长篇，而是西来的长篇文体本身就内含了作者社会观、历史观明晰性的要求，内含了作者形象思维逻辑的一致性的要求。这个要求是从长篇文体产生的传统中积淀而成的，只是在中国现代社会环境中唯物史观的传播起到了推动这种长篇文体成熟的助力而已。直到今天，我们对《子夜》传递的意涵可能别有评价，但无可否认它是现代小说中结构最精密讲述最清晰的小说。

明白了古代章回小说自身的积淀和西方现代长篇的传统以及两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交织和融合再来看《白鹿原》，就非常有意思了。毫无疑问，陈忠实想写的是给读者看而不是给听众听的小说。他的写作意图接近于来自西方的那个长篇传统，这从扉页上作者引用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当题词可以看得出来。史在中国文化脉络里，是端庄严肃的，而小说是正史的“对立阵营”。巴尔扎克的说法鼓舞了陈忠实唾弃这一陈旧观念，依靠自己的艺术才华再次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白鹿原上半个世纪的世道沧桑和风云变幻始终是作家耿耿在怀，为之不能稍忘的。否则，为什么小说里那位品行高尚、料事如神的“关学大儒”朱先生最终修史呢？他半个世纪最显赫的事业，就是修成了一部囊括古今而又秉笔直书的滋水县志。那本子虚乌有的县志与读者可以展卷的《白鹿原》之间有一条息息相通的秘密通道的：陈忠实是以修史的意识来写小说的。当然这个意图完成得怎样，以及这个意图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那我们可以来讨论。

陈忠实意图写出真实历史的雄心勃发，读者也能感受到他艰辛的探索，可是笔者始终认为，《白鹿原》的实际成就主要来源于与古代章回小说相联系的那个传统，其文本叙述节点的丰富性、杂多性在当代长篇中至今无出其右，忠孝节义、智勇仁爱、奸淫邪劣、官匪黑白在长达三十四章的故事中无不悉备，淋漓酣畅。我相信这些久违了的中国小说传统的亮点也是《白鹿原》广受读者喜爱的关键所在。至于《白鹿原》与西方小说传统相联系的那个部分，例如讲究叙述节点服务于叙事意图，叙事因果链条的严密性与一致性等，则是小说比较薄弱的地方。假如把它看成历史，这部历史混乱而驳杂。著史而缺乏内在的一致性，则让人茫无头绪，难以适从。《白鹿原》的一强一弱，正显示了小说美学趣味的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那种差异。这部小说注定会获得中国读者热切而持久的喜爱与回响，而难以获得海外关注中文阅读的那些人的青睐。

《白鹿原》的开篇非常有中国味。这是杂多性运用得极其成功的例子，也是作者能推陈出新之处。陈忠实花了三章的篇幅来写小说的开头。表面看白嘉轩娶一个女人死一个女人直到娶至第七个才有好结果的故事是游离于之后主要情节的，但正是这种游离才是传统小说开篇楔子的精义。从第一章第一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直到第三章末尾仙草的“两只奶子像两只白鸽一样扑出窝来”，是为楔子。这个开头无楔子之名而有楔子之实。传统章回的开篇必有一个情节脱离主体故事的小故事作开端，俗称“楔子”。它短则一回，长则数回。它与主体故事看似藕断实质丝连，情节无关而隐括后文故事。在这样的闲笔中将主要人物一一推出，描出个轮廓，于杂笔中旁生岐趣。《白鹿原》开篇的艺术水准完全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作者把楔子的故事展开在白嘉轩与七房女人之间，看似无非床笫之私事，除了哈哈一笑，无甚大意。但作者正是利用故事离奇谐谑乃至荒诞的喜剧效果，使读者过目难忘，而暗中传递了小说关乎文化传承的主旨。建立在家族制度上的文化传承，一半任天，一半任人。白嘉轩这位承载家族文化的传人，与六房女人，有始无终，天不垂顾，任人无功。中途泄气之际，获得父亲临终嘱托的加持，顽强再娶，待到第七房吴仙草的到来，终于生儿育女，开枝散叶。作者将一个私欲满足的表面故事写出了它兼含的“文化奋斗”的意味。离奇谐谑之笔，讲着讲着，主要人物朱先生出来了，鹿家也出来了，又带出了兼含象征文化传承的白鹿传说。有道是万事起头难，长篇的起头则是难中之难。要是不能在开篇的叙述节点中立刻吸引读者，十之八九小说是失败的。然而，开篇的艺术，各有其妙。陈忠实神来之笔，做到的是化“床笫”之腐朽为神奇。此种艺术的功力令我想到当年孔子删诗定篇之际，毅然拔《关雎》为三百篇之首，而《关雎》讲的正是关于男女夫妻之道的故事。陈忠实与二千五百年前中国文化的圣人，正是英雄所见略同。

陈忠实与他所钦敬的前辈柳青都是那种扎根于生活大地的作家，不过他与柳青不同。柳青从生活大地汲取的是新社会新时代所鼓舞升华起来的“时代精神”。然而这种“时代精神”时过境迁，终归缥缈，而陈忠实从生活大地汲取的是民间知识、民间价值和民间趣味。传说当年《白鹿原》甫一问世，就被批评涉色过多。作者自己辩解是所写都与人物性格有关，为塑造人物性格所必需。然而按迹循踪，这个辩解多处可以成立，但少数还是不能成立的。例如第二十四章写鹿兆鹏与白灵假扮夫妻而弄假成真，房东辛亥元老魏老太太对初涉欢爱的白灵有一番男人比女人“多那一泡屎尿”的教诲。这与充满献身热情的白灵性格无关，也看不出与塑造辛亥元老的形象有什么必要之处。其实作者的辩解不过“正当防卫”而已，真正的理由恐怕是陈忠实对这类民间知识和趣味的热情和熟悉。饮食男女，长篇小说多不能免而作者的用意五花八门。有的将此作为诗意的精华，有的则作为故事调味的作料，更有的以此为招徕的不二法门。《白鹿原》肯定不是后者，但又不同于前二者。我觉得陈忠实无意中将故事关乎饮食男女的部分写成了民间知识意义上的“秘戏百科”，它们各有不同而各极其妙。如果只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小说中的风月文字，那当然就不能够欣赏里面的通观、生动与趣味盎然了。要知道，中国的小说传统本身是容忍和鼓励小说传递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的。这是小说追求杂多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而陈忠实深得其妙。

二

不过，陈忠实毕竟是当代作家，他喜爱和熟悉中国小说传统的同时，也深受西方小说传统的熏陶。无论他怎样熟悉古代章回小说，他不是罗贯中、施耐庵，更不是兰陵笑笑生。他之多年潜心闭门写作《白鹿原》，写出现代历史风云的真实样貌一定在他心目中占有最重的分量，他追求故事叙述能够抵达历史的真相。而古人笔涉历史却不敢存有这样的雄心，罗贯中也只敢说自己的书是正史的“通俗演义”，即根据正史通俗地敷衍铺陈一番的意思。不过生在古人之后，兼之西方小说传统东渐而来也已百年，陈忠实有这样的写作抱负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实按文本，《白鹿原》到底有没有将作者的这一叙述意图落到实处呢？笔者的看法是文本比之作者的雄心大打了折扣，小说并未恰如其分地将作者意图贯彻始终。陈忠实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乡村传统备受政治风云冲击而衰败的叙述，颇像荷马笔下返航途中的水手，因半途听到女妖塞壬美妙的歌声而忘却了返回故乡的目的。塞壬的歌声就是陈忠实喜爱而熟悉的乡村传统、百姓日用，它们以杂多的面貌出现在小说叙述中；而遥远的故乡可比作他的叙述意图。这个叙述意图在他的笔下写着写着就偏离了、弱化了、或者被旁行插出的叙述所取代，出现了混乱，以至于对白鹿原上历史变迁的前因后果的揭示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以小说的历史感来说，《白鹿原》看似大气磅礴，实则中空不足。原因在于作者对乡村传统的衰败以及政治风云激荡的叙述抱有混乱的观念和矛盾的思想，因而导致缺乏一个始终如一的视点，于是不能使所有情节及其发展受到整一周密的控制，而多视点的侵入则使叙述产生了对意图的偏离。

晚清到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乡村传统确实是经历了逐渐破落、衰败的过程，小说也给予了一个生动而丰富曲折的呈现。这个乡村传统最为辉煌鼎盛的时候当然是故事开始不久县令将“仁义白鹿村”的石碑送来的时候，而白鹿两家修祠堂立乡约开学堂，朱先生晨诵讲学的辛亥前后也是白鹿原上的好时光。虽有白狼之害、兵痞骚扰而终于风平浪静，虽有白鹿两家暗中比拼竞争而无伤大雅，但自此之后，灾难迭次袭来。先有鹿兆鹏发起的“风搅雪”共产农运，还有土匪劫掠，行政当局横征暴敛，后有抗战以及新思潮吸引乡村新一代离土离乡，最后是解放的终极廓清，白鹿原上乡村传统的两个代表人物朱先生、白嘉轩，日甚一日黯淡、委顿，终至于一寿终一佝偻龙钟。这个乡村传统的精髓——“学为好人”，终于沉入无声的大地。然而，当读者要追问这个在作者笔下焕发道德光彩的乡村传统为什么会最终式微的时候，就不能满意于文本所暗示的回答。它太过表面化了。姑且不讨论导致它衰微的外部因素，因为所有的外部因素传递到原上简朴的乡村生活的时候，都被简化为道德诉求，看它是否符合“学为好人”的理念。故事告诉读者，由于存在太过强大的力量阻拦白鹿原上的百姓“学为好人”，从代表行政力量的白鹿仓总管田福贤、为富不仁的大户鹿子霖、不能克忍私欲的黑娃到被新的主义所吸引而离经叛道的鹿兆鹏，他们所构成的瓦解力量远胜过朱先生和白嘉轩为代表的乡村传统的正面力量，于是无论白嘉轩怎样身体力行，朱先生怎样谆谆教诲，终于孤掌难鸣。但是这个文本透视出来的解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进程的，多大程度上是被作者道德化的历史观所简化了的，这是我们需要分辨清楚的。

乡村传统的衰落固然有令人惋惜的地方，但它的衰落不可以被描绘成一个至善至美的事物因世道变迁而被抛弃的故事。这样写故事不是历史主义的，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眼光和洞察力的人尤其不可如此迷恋乡村传统的魅力。这个乡村传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寻根的氛围中其实是被神化了，这种神化似乎是影响到了陈忠实的写作。我们知道，以“学为好人”为宗旨的那个乡村传统的衰败，的确与外来势力和文化冲击有关。但中国不能自外于现代潮流，故亦不能长久地将外来的现代思想、观念看作外部因素，它们融入中国的土地，或迟或早也是中国自身的。以这种观点看乡村传统的现代命运，它就不是纯粹由外部冲击而走向衰落，而是由它的内部不足，由它缺乏现代素质而发生不适应，所以走向无可挽回的自我衰败。虽然不排除从乡村传统中产生的道德教诲日后可与新的生活形式相结合而重新焕发活力，但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并不构成我们在它重生之前就无条件为它辩护的理由。任何作家如果笔下描绘中国乡村传统的衰落而缺乏大历史的眼光，就只能让故事停止在挽歌的水准。

《白鹿原》第十章写白嘉轩出面说服黑娃放弃他带回来的媳妇。他开出这样慷慨的包票：“你只管丢开她。你的媳妇我包了，连订带娶全由叔给你包了。”他以族长的洞察告诉黑娃“你拾掇下这号女人你要招祸。”白嘉轩的劝告可以说是势利眼，反倒不如黑娃有堂堂男子汉的担当：“我一丢开她，她肯定没活路了。”当然，或许现实生活中，如白嘉轩那样的一族之长并不稀奇，他的做法亦是出于“学为好人”的教诲，甚至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当代小说不能这样认同现实，不能面对这个场面而欠缺批判精神。如果陈忠实写出白嘉轩所抱持的这些人生准则与他所代表的乡村传统衰落的相关性，那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因为时间节点已经来到这里：读者看得出白嘉轩是势利的，黑娃是有担当的，而田小娥是无辜的，但作者却把白嘉轩当作捍卫文化的英雄。类似的非历史主义写法再次出现在第十五章，狗蛋效仿鹿子霖吃田小娥的“天鹅肉”而不成。为了这个流言，白嘉轩毫不含糊，在家族祠堂祭起了家法。齐集本族男女于祠堂之后，他“从台阶上下来，众人屏声静息让开一条道，走到田小娥跟前，从执刑拘的老人手里接过刺刷，一扬手就抽到小娥的脸上，光洁细嫩的脸颊顿时现出无数条血流。小娥撕天裂地地惨叫。”文笔具象，毫无漏洞可言。凛然的“正气”和他的形象——“挺身如椽，脸若蒙霜，冷峻威严”，配合得恰到好处。作为现实生活里的白嘉轩，这是毫无问题的。可是作为文学形象的白嘉轩，读者期待看到他会为自己的行为而悔恨。可是他不会。白鹿原的故事即将结束，白嘉轩遇到已经癫疯的鹿子霖，承认自己一辈子只做下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儿，愿来生还债。文本没有明说什么事儿。笔者猜想当是故事开头诈买鹿子霖的坡地葬父而时来运转的事儿，因为白嘉轩把鹿子霖的倒霉看成自己夺了他的风水宝地。这种“吾日三省”的临末一笔，显然是为了完成白嘉轩“学为好人”的一生而添加上去的。在笔者看来，他一生“见不得人”的事情所在多有。他对不起黑娃，对不起田小娥，也对不起他儿子白孝文，更对不起他的女儿白灵。这些绝情、凶狠而近乎无人性的行为，统统挂在“学为好人”的名下。作者应当比白嘉轩站得更高，然而文本表明却是作者和白嘉轩站得一样高。于是作者没有写出这个历史进程的真谛：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传统的衰落，肯定是与它在具体生活形式中表现出来的绝情、凶狠和近乎无人性密切相关的；它固然受外来因素冲击而衰败，但更是自我衰败。读者有理由期待笔涉这段历史的作者能够在人物形象和故事中写出这种历史的因缘来。可惜的是没有。其实作者对这个乡村传统并非没有思考，否则白孝文重新认祖归宗返乡之时，怎么会跟太太说“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呢？只是作者太偏爱作为文化英雄来表现的白嘉轩，于是偏离了自己对乡村传统的认知。

《白鹿原》的人物有一耐人寻思的现象：凡是偏离乡村传统而生活于乡村的人物，作者会写得特别好，而作者用心刻画的乡村传统的正面人物，虽倾注心血而写得不好。故事里写得最生动而有血肉的人物，非黑娃和田小娥莫属。尤其是鹿三发愤除害，提着“梭镖钢刃子”摸黑到田小娥的窑院，“对准小娥后心刺去”，她“惊异而又凄婉地叫了一声：‘啊……大呀……’”。这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她凄婉的声音说明她是无辜的。从她作为举人老爷的小妾开始，她就是这个乡村传统祭台上的牺牲品。从刻画她的种种笔法可知，作者显然不想把她当作世俗的淫妇来写。她的内心并非歹毒，亦知爱知恨，只是由于无知无能，遂落入他人股掌之中。她的牺牲品角色反倒使作者放得脱，写得开。只是没有提高到用她的遭遇反衬乡村传统的绝情、欠缺人性这一点，殊为可惜。相反，作者着意塑造的正面人物白嘉轩就刻板得多，尤其是那位朱先生。笔者读到他类同行神迹的种种言行，就想起鲁迅嫌罗贯中拔高孔明，谓“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陈忠实写朱先生，庶几近之。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笔者觉得，作者过分偏爱白鹿原上的乡村传统，未能真正洞识它衰落的前因后果有以致之。

三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认为：艺术作品中“美的事物”是由它的“整一性”的程度决定的，而“整一性”取决于各个部分有恰当的“一定的安排”。他举荷马为例，认为“惟有荷马在这方面及其他方面最为高明，他好像很懂得这个道理，不管是由于他的技艺或是本能。他写一首《奥德赛》时，并没有把俄底修斯的每一件经历，例如他在帕尔纳索山上受伤，在远征军动员时装疯，都写进去，而是环绕着一个像我们所说的这种有整一性的行动构成他的《奥德赛》。”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一性其实就是叙事的人物和事件的安排按照严格的因果链条来进行，一句话人物和事件的安排严格服从和体现因果律。这个说法可以看作是西方叙事传统最经典的美学说明。无论是悲剧还是历史叙事，这个要求都体现在其中。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早于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问世，但修昔底德被奉为西方“历史学之父”，就是因为他的著作是按照揭示事件因果的原则来行文组织的。他的战争史不仅呈现延续二十七年的希腊同盟与斯巴达同盟的战争历程，更重要的是他让文字的呈现置于他所理解到的战争原因的揭示之下。他要写出一部让人动脑筋思索而不是让人用耳朵欣赏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修昔底德的战争史要远胜过希罗多德的《历史》。笔者的看法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叙事美学原则并非是叙事时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亦不是叙事追求达到一定美学境界的不二法门。但是如果叙事者追求揭示历史的事件的前因后果，像修昔底德那样写让人动脑筋思索的叙事作品，那就以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叙事美学原则为佳。

陈忠实是一个主观追求讲述历史的整一性而实际上却长于讲述历史的杂多性的作家。《白鹿原》的文本多处出现这两方面的裂痕，那个希望付诸实现的整一性的想法，随着情节的推移又被赋予与原初意义不相同的意味。多重不同意味的叠加站在杂多性趣味的美学立场，毫无问题，然而它却模糊了原初既定的整一性。文本有四处提到白鹿，作者显然是将白鹿精灵作为某种愿望和理想的象征。这个笔法本来非常高明，可以使得书名更加含义深远，使得故事情节更加粘连紧密，还有助于读者思索故事的内涵。然而，这四处白鹿精灵所隐藏的意味，却前后不一。白鹿作为传说而第一次在文本出现的时候，似乎是象征着“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太平盛世”的想象。但紧接着刚死完六房女人的白嘉轩独自发现大雪之后的奇迹，去求问朱先生所见奇迹的意味。经由朱的提示，白嘉轩将奇迹与白鹿精灵联想起来，于是时来运转。这时的白鹿精灵又似乎是他个人福运开启的示兆。第23章白灵在革命低潮之际入党的请求终于得到批准，宣誓完毕，鹿兆鹏问白灵想起什么。白灵说，“我想到奶奶讲下的白鹿。咱们原上的那只白鹿。我想共产主义就是那只白鹿？”兆鹏赞同说，“那可真是一只令人神往的白鹿！”这样说来，白鹿精灵又被赋予一个世俗的政治理想的含义了。第32章故事接近临末，朱先生来日无多。朱白氏给他梳头说，“你成了一只白毛鹿了……”过不多久，朱白氏“忽然看见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朱白氏大惊失色，丈夫长眠不醒。这似乎暗示白鹿又成了朱先生的化身了。赋予白鹿多重象征的意味，在具体的情景里它们当然都是成立的，亦无不当。可是如果将整个故事连起来，其象征意味随场合而变，就损害了亚里士多德说的整一性原则了。

整部《白鹿原》似乎有三个故事，即三条贯穿始终的线索。乡村传统在现代风云的冲击下逐渐式微的故事；白鹿两个家族比拼财富，争夺原上影响力的故事；鹿兆鹏为代表的新潮流逐渐崛起壮大的故事。这三条线索发展出来的情节完美程度是不一样的。后者最差，前者欠缺犀利的历史眼光，中间的最为可观，也几近完美。当然作者讲述这三个故事的时候彼此是有交集交汇的，三条不同的线索并不意味着故事散漫。但问题是这三个故事呈现了相当程度上的视点分离，原因是欠缺一个统辖和驾驭这三个故事及其视点的主脑。第一个故事的主调似乎沉浸着挽歌的气氛，以朱先生平静而悲壮的离世结束。第二个故事则属于亘古不易的乡村家族竞争的故事，以白家的胜利和鹿家的失败暂告段落。串起这个漫长的竞争故事的观念视点却是因果报应。正如旁观者鹿三看到鹿家长子鹿兆鹏婚姻的不幸而评论的：——“勺勺客毕竟祖德太浅太薄嘛！”而白家先祖靠“一个木模一只石锤去打土坯”，并且“早出夜归”，一个铜子一个麻钱，挣下了土地和厦屋。由此看来，日后的一成一败，从祖德就种下了因缘。这是典型的果报眼光。至于第三个故事，作者基本上将新生崛起的故事看作是暂时的停滞，证据就是朱先生“鏊子”的比喻。这个近乎饭后谈资的历史眼光被看成严肃的解释，其本身的合理性姑且勿论。三条线索，三个故事而又兼三种眼光，本身的视点彼此毫无交集，更不相容，这就不能不说减弱了美学的内部一致性。

近世西学东渐，中国融入世界，落在长篇小说的小领域，事实上是并存了两种小说传统。它们的章法要求、美学趣味乃至叙事观念，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情形直至如今无论作家还是评价界，似乎自觉不足。相比较而言，与章回相联系的那个小说传统当然是处于弱势了，但通过《白鹿原》笔者依然看到它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作家的生活经验、文笔教养偏于中国固有的小说传统，则大可不必将西方的长篇传统当作唯一的“正统”来师法，甚至国外学界是否叫好，或有无反响，都大可不必理会。在时机未曾成熟，土壤还未具备之际，过度师法西方的小说传统，并以之为不易的正鹄，反倒对自己的所长是一个伤害。美学趣味的演变注定是漫长的，只要有读者欢迎，文本自然就有它的生命。

林 岗 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