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者，斜行线

张新颖

张新颖专栏 读书记

学习者，斜行线

张新颖

王安忆和我是两代人。一九九三年，她送我两本书，其中一本中篇小说集《神圣祭坛》，我读简短到一页半的自序，忽然强烈自省，年纪轻，对有些问题特别敏感，而对另外一些问题，则可能完全没有体会。这本书里的作品，之前我都读过，特别喜欢《神圣祭坛》和《叔叔的故事》，这样的作品，与写作者“深处最哀痛最要害的经验”相连，满溢着迫切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对我这一类沉溺于“精神生活”的青年人——后来才明白，那个年纪，除了所谓的“精神生活”，也没有别的了——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是我说的特别敏感之处；而当王安忆将注意力放到别人的经验上，特别是写市民世俗生活，她和她的个人经验拉开了距离，她的作品也就和我拉开了距离。这个集子里最早的一篇《逐鹿中街》，一九八九年我写过一篇短评，题目叫《庸常的算计和爱情追逐》，虽然是称道作品“不同于常人眼光的洞见和不动声色的表述”，但其实，并不懂这世俗人生中的庄严，譬如我用的词，“庸常”，“算计”，“追逐”，和王安忆在这篇自序里的说法对比一下，就知道差异多么分明：“《逐鹿中街》，我要表达市民的人生理想和为之付出的奋勇战斗，以及在此战斗中的变态”——一九八九年我大学毕业，二十二岁，还待在校园里继续学业和“精神生活”，能看出“变态”，却不能从“庸常的算计”里看出“人生理想”和“奋勇战斗”，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吧。

一九九六年，《长恨歌》出版，把她作品中不断增扩的世俗人生故事，推上了一个高点。她赠书，在我名字后面，加上“小友”两个字，这两个字本身也写得小小的——这个称呼，清楚地表明，我们是两代人。

我所以要强调代的不同，是因为，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们最直接的学习对象，就是上一代，他们是文革后的新生群体，到八十年代中期前后，下一代成长到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走在前面的人，寻找老师的阶段，他们就成了我们的年轻老师。譬如，我读大学的时候，陈思和老师就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我们这些学生们最关注的青年学者。王安忆和陈思和老师是同龄人；但她在学校之外，自己正奋力往前走，也许意识不到跟在后面的年轻人。

二〇〇四年春季，王安忆调入复旦中文系，我们成了同事。她最初讲课，是在我开的一门课程里，讲了三次。我印象至深，她每次走上讲台，都先从包里拿出厚厚一叠卡片，然后按照已经理好的顺序，一张一张讲下来。卡片，当它出现在王安忆手里的时候，我一愣，我也曾经做过卡片但早已不再做，连图书馆的卡片箱都废除了，连中文系资料室几十年累积的卡片资料也都不知道扔到了哪里，此时，不期然地，卡片显身于她的课堂。卡片上的内容，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苏童《沿铁路行走一公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卡片之外，我想她还有详细的备课笔记，几年之后她能完整地整理出讲稿，就是靠笔记和卡片的详细。这三次课的讲稿，分别是《小说的异质性》《经验性写作》和《虚构》，与此后五六年间的讲稿汇集起来，就是《小说课堂》这本书。在这本书之前，她还有一部小说讲稿，叫《心灵世界》，再版时又叫《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九十年代中期她在复旦站了一个学期讲台，讲的就是这个，手握粉笔，遇到关键处，转身写黑板。王安忆喜欢讲课，但不喜欢演讲——喜欢作为一个专业教师讲课，不喜欢被当成一个名作家演讲——这之间的差别，其实比通常以为的，还要大一些。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下旬到二〇〇五年一月末，我和王安忆做了个漫长的对话，陈婧祾录音，后来整理出版为《谈话录》。我们谈了六次，五次是在王安忆定西路的家里，一次在我们文科楼的教研室；次与次之间有意隔几天到一个星期，做点准备；每次围绕一个主题，约两三个小时。谈完之后，一直忙乱，等到二〇〇六年秋冬，我到芝加哥大学，每周除了讲两门课没有别的事，才在空闲中整理出来。书的出版，更迟至二〇〇八年。我一向就不是一个好的对话者，因为话太少；不过这一次，我本来就定下来自己少说，请王安忆多说，我多听。王安忆几次提议我应该多说一些，似乎效果不大。从头到尾整个谈话过程，我都感到愉快而轻松，因为重量多由王安忆承担。她认真，诚恳，坦率，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内容，没有一点花哨。我接触过的作家，能说会道的不少，在中国的环境里，他们不得不培养出针对不同对象与场合的说话策略和技巧，时间久了，运用自如，连他们自己都忘记了这些策略和技巧的存在，而这些东西已经悄然内置成他们说话的语法。我与王安忆谈话所感受的愉快，来自于没有策略和技巧的语言，我无需去分辨其中什么样的成分占比多少。这份对当年“小友”的信任，也是她对自己的忠实。没有互相的信任，没有对自己的忠实，还谈什么话。不由得想起好多年前，上海作协开一个王安忆作品的讨论会，请来钱谷融先生，钱先生开口即说，安忆的作品我没有看，我觉得安忆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真诚。哄堂大笑。此时回想起来，尤能体会钱先生的话，似乎无关且言浅，实则意深，又朴素又重要。

转瞬间，王安忆到复旦已经十二年；她的创作，更是几近四十年——有了这样的时间长度，文学道路这类的说法，才更有意义吧。与王安忆一同上路的人，不算少；走到今天还在走的人，已经不多。长路本身，就是考验。

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形象来描述王安忆的创作历程，我首先想到的，是一条斜行线，斜率在过程中会有变化，向上却是不变。这条斜行线的起点并不太高，可是它一直往上走，日月年岁推移，它所到达的点不觉间就越来越高；而所有当时的高点，都只是它经过的点，它不迷恋这暂时的高点，总在不停地变化着斜率往上走。它会走到多高？我们无从推测，我想，这条斜行线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不是从事后，而是在事先，不论是读者还是作家本人，都很难想象，从《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或者《雨，沙沙沙》起始，会走到《小鲍庄》和“三恋”，走到《爱向虚空茫然中》（这只不过是我随手写下的篇名，随意取的点，完全可以替换成其他作品）；即使站在为她赢得更多读者的《长恨歌》那个点上展望，也没法预见《天香》，更不可能预见《匿名》——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要保持着近四十年的斜率，才绵延至现在的暂时的位置。

与斜行线相比较的，有平走的线，可能起点比斜行线的起点高，但它基本一直保持这样的高度，当然，能如此，也不容易；还有抛物线，由低到高，高点出现之后，就是往下而去；还有的，不成线，就是一个点，这个点的位置也可能很高，但孤零零，无法延展。

为什么王安忆的创作历程会是一条向上的斜行线呢？这个问题，虽然不会有完满的答案，但我还是要试着给出我的一个观察，这个观察应该是答案的一部分。

我想到的是一个特别常用、常用到已经很难唤起感受力的词，学习。

不论是作家，还是学者，在他经过努力达到成熟状态之后，我们通常看到的情况是，他很难再有明显进步。他还在写作，还在研究，可是，用W·H·奥登所给出的一个简单的指标检验，拿出他的两本书，单从书本身，你分不出哪本是先写的，哪本是后写的。随着成熟而来的止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丧失了学习的能力。他可能还在读书，甚至读得很多，可是没有真正地学习。学习当然不仅仅指书本知识，它说的是一个人在处理和整个世界的关系时，呈现出来的一种身心和精神状态。学习，是对知识，对世界的持续兴趣和好奇。古人说，学而不已，其实很难。一个人如果终生都是学习者，终生保持学习的能力，那真是了不起的事情。王安忆迄今都是一个学习者，我有时不免惊讶，她的学习欲望和学习能力如何能够一直旺盛不衰。

学习肇始于不足和欠缺。王安忆第一部长篇叫《六九届初中生》，她自己就是六九届初中生，十六岁去安徽插队，所受学校教育不足，知识系统有欠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经历来说，虽然有知青生活，但算不上特别波折，回到上海之后，做过几年编辑，即进入职业写作状态，要说人生经验，同代作家中丰厚复杂的，大有人在，比起来也是不足和欠缺。这两个方面，王安忆都有相当自觉的意识。

经验的相对平淡，反倒促成了王安忆对经验的精细分析和深度挖掘，她懂得珍惜，不会浪费，不会草率地处理；经验对她的写作来说，是一个出发点，而不是目的地。除此之外，她更另辟新路，思考和实践不依赖于自身经验的文学写作。考虑到中国当代创作中并不少见对经验的过度依赖，肆意挥霍，或为经验所束缚——经验把一些作家的想象力局限于经验本身，王安忆这种文学上的实践和思考即显出特别的价值，这里不论。

回到教育的欠缺。二〇一二年，在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王安忆发言说：“我没有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是我终身遗憾，也因此对学府生活心向往之，可说是个教育信仰者。请不要把我当作一个在大学门外完成教养的范例，事实上，倘若我能在学府中度过学习的日子，我会比现在做得更好。”这个想法，此前她多次表达过。

不足和欠缺本身是限制性的，但意识到它，而且意识达到一定的强度，有可能反转出破除限制的能量。

王安忆的解决方法不是避重就轻，不是扬长避短，而是，最朴素最老实，学习。这个方法短期不能奏效，也没有捷径可走，就是得踏踏实实，一点一滴积累。所以就成为一个长期的方法，日积之不足，月积之不足，年积之仍不足，那么年复一年，总会有可观的收获；同时，与时日俱移，逐渐也就内化为习惯，内化为需要。

我们有意无意间，会把学习当成人生早期阶段的主要任务，当这个阶段完成，特别是人成熟之后，它便不再是重要的事情。如果是一个写作者，成名成家，更额外带来一种满足感，学习也就更容易被当成已经过去的阶段。但是，人的成熟，仍然可议。成熟不一定是固定在某一种状态，也许还有成熟之后的再成熟，再再成熟，即不同层次的成熟；或者干脆地说，所有的成熟都是不成熟，因而还可以继续生长，也就还需要继续学习。

如果说，王安忆早先是对自己客观存在的不足和欠缺，产生自觉意识而努力去补偿性地学习，那么到后来，她甚至常常是主动地“制造”、主动地暴露自己的不足和欠缺，由此而“再生产”出继续学习的欲望和能力。比如《纪实与虚构》的写作。一个优秀的作家经过较长时期的实践，总有办法把写作控制在自己驾轻就熟的范围内，写出较为完满的作品；但当不满足于轻车熟路，想要扩大写作实践的范围时，就要吃重，就要冒险，就可能露出弱点，显出欠缺。王安忆时不时就会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把斜行线的斜率调到很大。但走过去之后，就是迈过了一道坎，上了一个台阶。我很喜欢《纪实与虚构》这样有野心的作品，不断有野心，也就不断把心野大了，也就越来越不容易满足。在跨六十岁的年龄段，王安忆完成了长篇《匿名》，与以前写个人经验、写人情世故、写市井现实、写城市身世的作品更大有不同，她说，“写这部小说，是因为不满足于以前那样的写作；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心里不像以前那样有把握和胜算；写好之后，更是困惑，以后要写什么呢？使我满足的写作是什么呢”？

不满足，没有把握，困惑，发问，这些从写作开始到结束之后的感受，不也正是学习过程中的应有之义？学习和写作是两回事，可是你看，写作在这里就变成了学习。《匿名》，不正是对知识，对世界，对文明，对人，怀着强烈的好奇、一而再再而三地探询、大胆地刨根问底、小心翼翼地尝试求解？

学习，这个词太平淡了，说一个人是学习者，通常就比不上，比如说一个人是天才，有魅惑力。而创作，我们强调它不同于普通的工作，因此也就常常突出天分、才华、灵感、启示等等的非凡作用，有的作家喜欢讲类似于神灵附体的极端体验，不明就里的人崇拜神秘性，愿意相信某首诗是上帝借某个诗人的手写下的。当然，我们无法否认这些，也不必否认。我不会无视王安忆独特的天分和才华，我想她一定也偶尔经历过灵感和启示降临的特殊时刻，但是这几样，没有一样能够支撑任何一个作家走三十年、四十年的写作上坡路。一个学习者，却能够以持续的学习不断开发出的能量，充实自己，走得更长更远。天才害怕时间的消耗，而学习，恰恰需要时间结伴而行，需要时间来帮助，来成就。一个学习者不怕年岁的增长，只会担心时间不够用。而且，在学习中激发天分，擅用才华，创造灵感，发现启示，也正是学习分内的事情。一个有才华的写作者，如果同时还一直是一个勤勉、诚恳的学习者，一个时间都愿意持续帮助的人——还有什么样的帮助比时间的帮助更为长久——你真的很难预测，这一条写作的道路会伸展到什么地方。

从对不足和欠缺的补偿性学习，到努力把学习所得吸收和融化于写作，再到把写作变为一种特殊方式的学习，我觉得，在绵延的时间中，王安忆把学习的精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她写作的斜行线，也层层上出。

这条长长的上出的斜行线，是学习对学习者的回馈，也是学习者向学习的致敬。

张新颖 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