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感与复合美
——余一鸣小说近作漫论

黄发有



作家作品评论

在场感与复合美
——余一鸣小说近作漫论

黄发有

在文脉兴盛的江苏当代文坛，余一鸣算得上是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类型。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创作，时断时续，没引起足够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以后，他的新作如连珠炮发，尽管数量不大，但每篇都有鲜明的特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余一鸣在创作谈中认为：“我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当下，是因为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小说家，有责任有义务对当下现实进行思考和揭示，只要我们的时代还允许作家独立思考，还能让作家的批判精神有存在空间，那么，我们就不必回避!有句老话，作家是社会的良心!”*余一鸣：《我的小说作为小说》，《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3期。余一鸣有丰富的现实经验和深沉的生命体验，他的职业是中学语文教师，同时有过惊心动魄的从商经历。正是因为有开阔的视野，他的作品动静相间，既有饱满的故事情节和丰满的人物形象，又有充沛的思想含量。正如周根红所言：“余一鸣的小说并非走马观花或概念式写作，他以细腻的笔法深入到人物内心深处，刻画了心灵在异质力量挤压之下的些微颤栗、扭曲和变异，写出了转型期社会的心灵变迁史，表达了这个时代的尖锐疼痛。”*周根红：《资本的逻辑与时代的疼痛——余一鸣小说论》，《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4期。

一

余一鸣的小说有很强的在场感，叙事者不是居高临下地俯视笔下的人物，他隐藏在人流中，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共同的时空中呼吸，以耳闻目睹、亲历亲为的方式见证现实，以一种直接面对事物的进行时态，生动地呈现现实的动态图景。他如同一个潜伏者，记录事件的现场，并试图发掘那些被遮蔽的现实面向。不少作家在面对现实时，都容易产生操控现实、过滤现实的冲动。正因如此，他们的小说中的现实往往显得平面化，其复杂性被人为地简化。在余一鸣的笔下，现实是粗粝的、赤裸的、朴素的，他将一些通常被置放于暗箱中或帷幕后的现实，不做修饰地披露出来。从《不二》《入流》到《愤怒的小鸟》《种桃种李种春风》，余一鸣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在的锋芒，拒绝和生活和解。他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的斑驳与杂乱，不对现实进行伪装和粉饰，写出了一群群来自乡村的人物曲折的生命轨迹，他们在藏污纳垢的现实洪流中浮沉，其中有随波逐流的东牛(《不二》)，有丧尽天良的白脸(《入流》)，还有迷途知返的谢无名(《放下》)。

对于一些表面优雅而内心虚伪的读者而言，余一鸣的小说蕴含着一种冒犯的力量，这就像在假面舞会上被揭开了面具。他的小说重点关注他所熟悉的地域和特定的人群，见微知著地再现了当代中国迅速转换的时代进程。作者内心的记忆、现实和作品中的情境、事物相互重叠，使得时空有一种立体交叉的层次感，启发读者自觉地体验周围的世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余一鸣清醒地意识到抵达现场的艰难，时空的阻隔和观念的屏障都可能造成“在场的缺席”。在近年的小说创作中，越来越多的写作者热衷于追逐时尚的题材。有一些作家笔下的现实和人物都是空洞的符号，这些作品要么是对新闻的复制，要么是道听途说的故事，这是一种缺席的叙事，写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余一鸣的在场叙事具有一种见证的意义。对于笔下五花八门的人物，余一鸣的笔触中会不由自主地渗出淡淡的温情，因为他们和作家声息相通，来自于同一片土地，生活在共同的城市，甚至是自己的老乡和亲人。作家对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了如指掌，因而了解他们的苦衷和隐痛。但是，叙事者及其背后的作家有时也会忍无可忍，借助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达出内心的忧虑。譬如《鸟人》中的胡森林在知道了尤总和王国庆的阴谋后，他愤怒地大骂：“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呵?猪狗不如!”《不二》中的秋生亲眼看到东牛让孙霞去给银行行长陪睡，也破口大骂：“老大，你猪狗不如。”在这个似乎处处充满活力的现实中，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博弈。余一鸣的小说并不回避现实生活中丑陋、残酷的景象，敏锐地捕捉到欲望泛滥背景下“恶”的嚣张，但其内心和小说中都有一条价值和道德的底线。他不愿意在小说中进行空洞的说教，他在克制的叙述中融入自己的价值理念，以批判性的立场坚持自己的现实关切。在和何同彬对话时，余一鸣认为：“揭露正是为了挽救，愤怒是因为抱有希望。我自以为可以冷眼看世界，坐在电脑前其实做不到。相比较纷繁世象，讲究和唯美真的是一种轻慢和调戏。”*何同彬、余一鸣：《对话：文学与现实》，《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3期。

细细留意余一鸣的文字，发现不少地方会提到“伤”这个字。譬如《不二》中红卫的“伤痕”“伤口”“伤疤”，《放下》中谢无名被蚂蟥叮咬的“伤口”，《沙丁鱼罐头》中反复出现的“伤心”“悲伤”等字眼。在《淹没》中，爬上塔吊讨薪的木木摔断了腿，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木木用手指深深地插进草地，冰凉的寒意爬上木木的身心，草木青青，蚯蚓曲直，蛙鸣声声，木木想起幼年时跟着爹在刚开春的田野上犁地，雪白的犁片将躲藏的草根拦腰切断，那些白嫩的根茎淌出盈盈的汁液，木木的心里就会有痛；暗红的蚯蚓，被犁刀割成两截，无声地蜷曲、跳跃，酱油一般的血滋润了土地，木木的心里就会流血；而那些冬眠在土地中的美丽青蛙，它们在睡梦中突然被犁片截下前肢或后腿，甚至被开膛破肚身首异处，木木目睹那些尚活着的青蛙拖着残肢笨拙地移动，无奈地被翻滚的泥土淹没，木木会尖叫着拦住爹手中的犁把。而现在，木木的心就是断茎，木木的心就是割裂的蚯蚓，木木的心就是那破碎的青蛙，但木木的伤痛这暮春的草不知晓，蚯蚓不知晓，青蛙不知晓。

作家以充满诗意的笔触表现往返于城乡之间的木木身心俱疲的创痛，这既是个体的创痛，又是烙有深深的时代印痕的创痛。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进城的农民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创痛，是一种文化创伤。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杰弗雷·亚历山大对文化创伤有这样的论述：“对这些创伤的反应将努力改变造成这种创伤的环境。对于过去的记忆将引导关于未来的思考。行动计划将不断发展，个人和集体的环境将被重构，而最终关于创伤的情感将平息下来。”*〔美〕Jeffrey C.Alexander：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Jeffrey C.Alexander(ed.)，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p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也就是说，直面文化创伤的目的不能仅仅停留于揭示，而是要唤醒共同体意识，一起分担并消除这种创伤，激活社会责任感。

余一鸣的小说经常会运用反讽修辞，其中有言语层面的，也有情景层面的。譬如小说《不二》《入流》和《放下》，余一鸣将这三篇作品命名为“佛旨中篇三部曲”。佛教中的“不二法门”是八万四千法门中的最高境界，这和《不二》中关于“二奶”或“二嫂”的故事，表面上并不搭调。作品中有这样的文字：“这年头，饭局上没个二嫂陪着似乎你上不了台面，你要是带上大嫂那就是宣布跟座中人断交。”“红卫说，为示赤诚，大家都带上二嫂，至于行长有二嫂最好，没二嫂咱给他物色一个。”“二嫂”成了公关利器，成了纵横商界的“不二法门”。意味深长的是，此“不二”非彼“不二”。如果将某一特定时期的流行用语移植到另一时期，或将某一领域的专门术语移植到另一个领域，语言与语境的错位就产生了压力，这就形成了反讽。“入流”作为佛教术语，是对梵文音译“须陀洹”的意译，也译作“预流”，含义为初证圣果，预入圣道。证得须陀洹果以后，不再会堕入三恶道(饿鬼道、畜牲道、地狱道)，而是在须陀洹和三善道(天道、人道和阿修罗道)之间轮回。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小说《入流》讲述的是在长江上采沙和运沙的从业者充满血腥的逐利手段。拴钱以陷害亲弟弟的代价，和江湖大佬同流合污；小白脸对父亲白脸的残暴行为充满蔑视，自己却以“恶”的手段来“行善”，他通过抢劫水上的船只来筹款，解决山里孩子的物质问题。佛教的“入流”是弃恶扬善，而小说《入流》中的“入流”，用白脸的话说就是：“长江上的道理攥在强人手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是水里的规则。你不吃别人，别人就要吃掉你。你要下不了手，我来帮你清理。”也就是说，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圈子里，放弃做人的底线才能出人头地。《放下》中的谢无名曾经做过中学语文教师，后来成了靠卖赝品造假画起家的奸商，他因为意识到养殖刺蛄的严重危害，为了保护葫芦湖与众人为敌。但是，他身旁的人都劝他“放下”，这样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谢无名不顾一切现实利益，“放下”了内心的贪欲，这与佛家的“放下”有相通之处。而周围人群念及现实利害关系的“放下”，这是一种典型的市侩哲学。贺绍俊认为：“从‘佛旨’来要求的话，我以为余一鸣的小说还有所欠缺，因为‘佛旨’在他的构思中还不是那么的明晰，‘佛旨’与小说形象贴合得不是那么紧密，如果他能对人间佛教的内涵做更深一步的了解，也许有助于小说的完善。但无论如何，‘佛旨’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构思”。*贺绍俊：《化用人间佛教的智慧——评余一鸣的“佛旨中篇三部曲”》，《小说评论》2014年第3期。如果从反讽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余一鸣的重点并不是通过小说形象的塑造来阐释“佛旨”，而是要揭示在价值混乱的语境中，神圣与世俗的界限被随意混淆，再好的经也被歪嘴和尚给念歪了。在《入流》中有一段文字耐人寻思：“主舱供着三位大神，分别是龙王爷、财神爷和观世音菩萨。你无法想象，这样的游船上还有这等神圣的去处。白脸不认为这是对神佛的亵渎，众生平等，妓女和赌徒更需要神灵保护和拯救。话说回来，这里的香客主要是客户，白脸不但要满足客户的身体需求，还要满足客户的精神寄托。拴钱从服务员那里请了香，一一叩拜，然后给每个神灵面前的捐箱捐了二百元，服务员立即拿来一个本子，翻到拴钱名下作了登记。船户们从来不担心这些钱的去处，他白脸再牛，终究是在神灵眼皮底下过日子。每年年底白脸都贴出一张告示，公示各人捐钱的去处，或是寺庙，或是红十字会，他本人也掏出一个大数目，列入其中。船老大们说，看来白脸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敬畏之心，人皆有之。倒是岸上有些和尚无法无天，一炷香能报出天价，设了圈套恨不得把香客的钱袋掏空。”一方面是信仰的世俗化与实用化，膜拜者对神灵的虔诚完全是为了一种功利化的目的，用商业交换的原则来看待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无法无天的白脸偏偏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善人，尽管内心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但在作恶的深渊中无法自拔。这种外表与实质的双重悖谬，揭开了现实的一道细小的裂缝，让我们隐约窥见时代深处的精神折光。在《风雨送春归》中，郑明月对于“送春歌”的定位是：“这世上与谁都可能结仇，但没谁肯与人民币结仇。”“送春本身是俗文化，你们把它当学问研究是好事，但是如果放在象牙塔里当神典供着，那它就是一具僵尸。书上说，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我觉得，艺术的生命在于挣钱。水至清则无鱼，送春如果挣不着钱，只有傻瓜大过年的出来奔波。有钱挣，送春人才有劲头，才会想着法子把送春词编得精彩，把送春曲唱得动听。”“能挣钱，这就是文化价值。像小三一样被包养的文化，才是不要脸的文化。”他的这些言论在这个崇尚商业的年代，很容易赢得广泛的认同。正是被膨胀的欲望激发出来的贪婪，使得他家庭离散，自己也锒铛入狱。余一鸣发表在《芙蓉》2016年第4期的小说新作《丁香先生》也以反讽修辞表现荒诞的现实，这个以“放屁”为核心线索的故事，有些许恶搞的味道，又让人读出“真作假时假亦真”的复杂况味。《说你什么好》(《芒种》2016年第2期)中以古董鉴定为业的那五装神弄鬼，凭他几句话就把民国仿货变成了高古青花，并宣扬：“行内有行内的规矩，行外有行外的规则。这规则就是胆小的被诱惑被哄骗被出卖，胆大的坐在上座做庄家。”对于成王败寇的种种怪象，真的是“说你什么好”。余一鸣的小说创作借助反讽修辞，揭示了现实的表与里、内与外、深与浅之间的重重矛盾。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言：“事实上，一个人成长的环境越是聚讼纷纭，他越能从自然界里发现反讽。”*〔丹〕克尔恺郭尔：《反讽概念》，转引自D·C·米克《论反讽》，第69页，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二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社会经历着全面的转型，人的观念、行为和思维方式也都处于动荡不居的状态之中。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人群要接受更多的挑战，面对城乡之间的巨大反差，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倾向乃至人格系统都容易发生潜在的变异。社会学家把这些处在人格转型乃至变异过程中的主体称为“边际人”。“边际人”的人格挣扎于故土与异乡、传统与现代、群体与个体之间，无法平息的、多重的内在冲突使得他们进退失据，在异质文化的夹缝中踌躇不定。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认为：“人类学与社会学中所讲的‘边际人’生活在两个不同且常相冲突的文化中，两个文化皆争取他的忠诚，故常发生文化的认同问题。边际人格在文化转变与文化冲突的场合必然出现……边际人之极，即会产生一种‘认同之危机’。”*罗荣渠等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第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在余一鸣讲述的乡下人进城的系列故事中，有淡淡的幽默，有无言的酸楚，这些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时代的现实面貌和精神状况，感受隐藏在堂皇的外表背后的荒谬和荒诞。最为重要的是，余一鸣在自身的生命体验的引领下，通过对其周围人群的城市旅程的立体描述，表现了这些内心充满自卑感和屈辱感的乡村灵魂的挣扎与反抗。他们试图从边缘进入主流，而且其中的成功人士也产生了以“主流”自居的幻觉，事实上他们依然在边缘徘徊。他们以承受伤害和自我伤害的代价，获得世俗层面的成功，甚至以伤害或牺牲比自己更弱势的人群的形式，来确证自己的成功感。他们反抗与生俱来的不平等，但他们拼尽全力的奋斗，只不过是从金字塔的基座往上爬，逐渐成为不平等秩序的维护者。这些出身乡村的能人脱离了自己的故乡，立志将自己变成一个地道的城里人，并以自己身上的乡下人特征为耻。尴尬的是，正如《不二》中东牛的自我反思：“乡里人把我当城里人，有钱有势。城里人把我当暴发户，吃了你的，拿了你的，转过脸骂你是个土包子。”在城乡的夹缝之间，他们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都变得模糊而错乱，他们似乎可以在两个群体中灵活地选择自己的归属，但是，他们在清醒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故乡已经回不去了，而在城市里那堵无形的墙面前，又总是不得其门而入。余一鸣笔下的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在刻画出这些能人们的复杂人格的基础上，作家还以一种理解的同情，揭示了这些人物的身份、性格和命运的多重的悲剧性。

在错综复杂的文化矛盾中，一些进城的乡下人在无所适从的尴尬中迷失了自我，被内心的城市焦虑和灵魂阵痛所折磨。在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城市人格与乡村人格、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多重纠葛中，价值错位、道德混乱、身份困惑如同精神世界的雾霾，悄悄地弥散开来。在异质的且常常相互冲突的文化之中反复出没，必然会导致一种文化的认同危机，形成一种内在同一性不够稳定的边际人格。余一鸣的《潮起潮落》在三个家庭相互纠缠的人际网络中，演绎了一个资本危机压迫下的人性和伦理的闹剧。杨美丽和祖栋梁夫妇、汤总夫妇、范青梅和张大东夫妇，三对夫妇一台戏，光怪陆离的现象、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幽暗曲折的人性，折射出利益至上的资本逻辑的残酷与混乱。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2014年第1期的《种桃种李种春风》是反思教育问题的小说力作，也是作者继《愤怒的小鸟》之后在这一题材领域进行深度开掘的结晶。正如作者所言，择校问题“已经不是个别人的烦恼，也不止是一代人一个时代的烦恼”。*余一鸣：《多年来我以教书为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4年第2期。从乡下进城做保姆的大凤为了让儿子清华能够进入重点学校一初中，不择手段，在所不惜，可以交出选票，可以卖地卖房，可以出卖色相，可以牺牲爱情。教育的目标是为了让下一代有尊严地活着，其代价是上一代人自愿放弃乃至践踏自己的尊严，这种反讽性和悲剧性并没有被正视。作者通过教育这一窗口，展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图景，诸如贫富分化、权力腐败、城乡差异等等。在深入解剖典型标本的过程中，作者不仅揭示了教育的病灶所在，还进一步挖掘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

弗洛姆认为：“现代人把自己转化为商品；就其地位和在人格交换的市场上的条件而论，他把自己的生命能力当成投资，他应该用它来创造最大的利润。他与自己、与同胞、与自然相异化。他的主要目的是用他的技能、知识、他自身、他的‘全部人格’为一场平等的、有利可图的交易而进行逐利的交换。”*〔美〕弗洛姆：《爱的艺术》，第8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在《不二》中，东牛为了得到贷款，终于低下头来，让孙霞陪银行行长上床。尽管内心痛苦，通过深夜砌砖来发泄，但是，东牛还是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东牛在反思自己进城以后的生涯时，认为自己20岁时是蚂蚁、25岁时是一只被阉了的公鸡、30岁时是一头被随意薅羊毛的羊、40岁时是一头大象，到头来在城市里还是“一头只配在泥浊里粪堆上打滚的猪”。东牛的这种屈辱感，不但没有激发他改邪归正的意念，反而强化了以金钱来购买尊严的执念。在大环境的诱惑和消磨之下，东牛的精神防线一步步地向后撤退，一寸一寸往下滑，悄无声息地击穿自己曾经设置的人格底线，与其说是外部压力下被迫的选择，毋宁说是东牛自觉的妥协，正可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银行行长恬不知耻地告白：“东牛他要是一个女人都不肯让我，我怎么敢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他，我怎么能把我的后半生和他绑在一起共生死？”风险共担、权力共享、利益均沾是他们之间的潜规则，东牛、行长和孙霞都是共谋者。

余一鸣笔下的人物，大多有较强的表演性，在正式场合扮演理想角色，在不断转换的社会场景下更换不同的人格面具，用光鲜的外部形象来掩饰自己真实的性格，“人格面具是一个人公开展示的一面，其目的在于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以便得到社会的承认”。*〔美〕C.S.霍尔、V.J.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第4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另一方面，他们在私底下原形毕露，将其在公众面前极力掩饰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群体意见和自我意见的频繁冲突，不同人格的交替出现，都会导致人格的分裂。《头头是道》(《山花》2014年第4期)以丁家村的沧桑浮沉和丁家村男丁的人生轨迹，窥斑见豹地表现世道人心的转变。随着金钱的地位日益显赫，知识文化迅速贬值，“一桌十四丁，十三个丁总请一个丁教授”的开篇场景为作品定下了基调——斯文扫地，丁大民土豪式的显摆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物质膨胀精神萎缩的时代的缩影。作品中各色人等在饭局、酒局、茶局、牌局中的激情表演和人性碰撞，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观察这个社会的利益交换和阶层关系的剖面图。余一鸣的小说善于以小见大，在细节的挑选和打造上也日益精粹，在保持其小说一贯的鲜活感的基础上，变得越来越耐读。

余一鸣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一种复合美学。其创作的底色是现实主义，但融汇了象征与隐喻，也糅合了一些现代主义的手法，立体展示了作为多种矛盾集合体的社会百态与人生景象，善于揭示人性的复杂性，将严肃与荒诞、悲剧与闹剧、沉重与轻佻并置于同一个文本之中，使得作品具有一种复调的美学特征。作者通过对人物性格不同侧面的展示，通过多重矛盾的冲突，使作品的审美质地呈现出双面乃至多面效果，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蕴含上都不单调，显得繁茂多姿，表现出的丰富的层次感。与此相应，在语言风格上，余一鸣的小说也把书面语言、地方方言、村言俗语、流行语汇熔于一炉，众声喧哗。首先，作家通过不同语言风格的碰撞与混合，表现了这个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时代的不同声部，其中有共鸣，也有杂音。在中篇小说《不二》中，红卫、东牛和孙霞等人聚会时，喜欢用方言相互调侃，因为“固城人欺负外地人听不懂，在这样的场合放肆地用方言调笑，有一种小小的快乐和得意”。语言在这里不仅是“自己人”之间沟通的工具，还是对外人设置的一种屏障。《闪电》中的和生和春花，“师徒间说话成了店里的一道风景，普通话说着说着就改成了方言，比外语还外语，有的客人就把这俩人当成了俩口子”。其次，余一鸣善于以特殊的语言风格来塑造人物性格。颇有嘲讽意味的是，在钓上一位女生后，“红卫嘴里念念有词，每个回合都念叨一个不同的词，金鹰，银都，德基，女孩在身下听不懂，说你说什么呢，红卫说这是我老家方言里的爱称。其实这些都是红卫曾经为女孩大把花费的商城。”这极为生动的一幕，凸显出红卫被金钱和物欲所腐蚀的人格。在他奉为至上的交换逻辑里，所谓的爱情和浪漫都只是一层外在的伪装，只是为了引诱天真的女生而营造的一种假象。他在意的只有成本和效果，“长线投入”不仅需要投入时间成本，还需要付出大量金钱。因此，不管是工程投资还是追逐女人，他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对各种交易对手都怀有一种报复心理。在红卫的身上有一种典型的狼性人格，他有像狼一样的贪婪和疯狂，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在《淹没》中，李金宝进入南京后混成了汇恒集团的老总，他的员工中有一批是他带出来的老乡，“尽管墙上规定上班时间必须说普通话，但是俩村里人在一起憋着嗓门刚用普通话聊上一句，第二句就会在乡亲们的笑骂声中复辟成方言”，方言成为这群老乡们强化认同的纽带，也是他们在李金宝的庇护下所享有的特权。用方言表达，一方面时时提醒他们和故乡之间无法摆脱的精神联系，潜在地抗拒强大的城市的同化作用，另一方面，方言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这群进城的乡下人内心的城堡，在获得归依感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种自我封闭。正如金宝所说的那样：“你以为你腰包里有俩钱撑着就是城里人了？”

余一鸣近期的小说在直面现实的同时，开始回过身去，关注与自己命运相连的历史和记忆。从其字里行间，时时可以感受到他深藏内心的怀旧情结，其中既有对个人记忆的反思，也有对群体的过去的唤醒。在怀旧情结中，通过主体的情感投射，重温美好的记忆。更为重要的是，怀旧情结也是对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迷茫感和失落感的一种心理反弹。布罗代尔认为：“文明本质上主张守旧和反对革新，因而对市场、资本和利润一般持否定态度。”*〔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614页，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对于重义轻利、仁爱和谐的传统乡村文明，余一鸣确实在内心中有隐隐的眷恋，但他又清醒地意识到当代乡村不能在封闭中停滞，而且对经济发展有更为迫切的需求。余一鸣在作品中并没有将文明和现代化对立起来，他关注的是文明如何与现代化进程相互融汇，达到文化的统一，而不是以牺牲文明的代价来换得经济的片面发展。余一鸣的《风雨送春归》(《人民文学》2015年第10期)以灵动的笔触展示了老家高淳“送春”习俗的遗存，讲述了村子里几户人家的悲喜人生，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商业冲击下民风与人性的变异。在拜金潮流的冲击下，曾经是送春人的郑明月、不满于生存现状的王一花和官运受挫的丁卫国，都被熟人哄骗进了传销集团“1040工程”，人财两空的丁卫国在沉重打击下含恨而终。在畸形膨胀的欲望的催逼之下，陷入传销骗局的受骗者为了解套，摇身变成了骗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在良心的谴责下，郑明月幡然悔悟，主动向跟随他学习送春唱曲的徒弟——卧底警察志高交代了“1040”的账目。这篇小说通过描写送春习俗的衰变，深层次地展现了面临多重冲击的今日乡村的挣扎，乡村的文化传统和伦理秩序已经难以维系，而离开乡土进入城市的农民又难以找到立足的根基。

三

余一鸣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是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创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像《鸟人》《把你扁成一张画》等作品，有较为明显地接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痕迹，通过夸张的变形来揭示现实的荒诞。《鸟人》中的胡森林从乡村进入城市后，当起了专门调查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调查员”。巧合的是，胡森林的调查对象居然是一起租过房子的王国庆。当他决定放弃这桩生意时，王国庆坦白了自己是被尤总雇来引诱胡一萍的。在迷惘之中，他假扮起了鸟人，爬到樟树上过夜，帮胡一萍无辜的儿子豆豆摘下挂在树上的白气球。在《把你扁成一张画》中，林浩然和二狗为拍卖公司当托，炒高价格。当林浩然发现一个乡下女人为一幅书法赝品举牌时，他及时跟进，搅黄了这笔生意。良心发现的林浩然在和老板论辩时，竟然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挤到了一幅画里，“两边的画纸汹涌澎湃，水一般将那背影淹没”。余一鸣在创作谈中说过：“我们这个年纪的作家都追过各种潮流，学习过现代派手法，勇敢的人成了‘先锋作家’，虽然没有战士永远能做先锋，也没有作家能永远站在文坛的潮头，但是先锋的意识和理念已经浸淫了创作的文字，只是难以说得清道得明。”*②余一鸣：《课堂内外的短篇小说意识》，《芒种》2016年第2期。《鸟人》和《把你扁成一张画》通过对现实的夸张和变形，制造诙谐幽默的效果，以隐含的讥讽强化对现实的洞察力。值得注意的是，过度的戏剧性有时也会削弱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可喜的是，余一鸣近期的短篇小说日臻成熟。通过对自己的艺术探索的反思，他意识到极端的形式如同一柄双刃剑，开始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寻求写实和象征的有机结合。他说：“渐渐地，我还是不再刻意经营那样的荒诞或悬浮，但是重新用现实主义笔法，我总想打破传统的规范，总是渴望追求文字表达的自由。”②《闪电》《稻草人》《情怀》等短篇新作，叙事非常精炼和简洁，扎根于日常经验，枝叶繁茂，又没有过多的旁逸斜出，有较强的可读性。另一方面，作品拒绝在世俗生活的泥淖中翻滚，而是通过隐喻、象征、寓言化等手法，将具象与抽象、经验与想象糅合在一起，虚实相生。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像《稻草人》中的稻草人，曾经是乡土中国常见的景致，而今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稻草人的命运和乡村衰败的现实进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闪电》开篇的叙事扎实而低调，毫不张扬，足疗店的学徒和生满师后留在了店里，遇到了因南边扫黄而逃散过来的老乡春花，“闪电”的到来掀起了和生内心的波澜，他也明白了春花故态复萌，给王总当短暂的情人。被王总包养了六七年的“闪电”，因为男的有了新女人，以死抗争。耐人寻思的是，“有女人叹息，既然做小，就得有做小的肚量，把什么都认下”。“闪电”的死如同一道闪电，将现实生活撕开了一道凌厉的伤口，也照亮了现实阴暗的一面。但是，“闪电”转瞬即逝，现实依然照常运行。春花拉着和生，遵照原计划回县城开办起“养身中心”，当起了老板娘。和生忍辱负重，以牺牲自己尊严的代价，过着富足的生活。可难以摆脱的内心的折磨，使得他患上了“闪电恐惧症”：“人不可能一世都闭着眼，闭久了总想睁开试试。夜天如人，哪怕是长夜它也存醒一次的念头，那闪电就是夜天睁了眼，把丢开了的忘记了的掩盖了的世界照彻。”闪电作为作品中的核心意象，具有高度浓缩的象征意义。作家在篇幅不长的作品中，寄托了并不显山露水的深意，那就是对不合理的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尽管现实会掩埋阴暗的记忆，但是，人性中期盼光明的冲动，总会驱使那些不安的灵魂去揭开真相，去追求有尊严的生活。

余一鸣对都市的阅读与分析，总是以乡村文化作为背景和底色。他通过与乡村文化的对比，发现都市独特的景观，扫描都市空间里的人生百态和人性景象。另一方面，他在审视衰败的乡村时，也把城市的现实状况作为参照系，挖掘隐藏在现实表象背后的文化问题与精神根源。余一鸣的《稻草人》(《中国作家》2015年第7期，《小说月报》2015年第8期)篇幅不长，不到一万字，但内涵丰富，意味深长。省级重点中学的副校长雷风景清明节返乡上坟，担任副乡长的堂弟雷风光全程陪同。在破败的半山坡村旧址，雷风景看到奶奶精心地编织稻草人，而且将稻草人编织成村中老人的模样。在魔幻的氛围中，雷风景看到了已经去世的儿子禾禾和弟媳小静，与亡灵的邂逅和对话，反衬出了现实人生的无奈与尴尬。雷风景的妻子宋云岫用炒股票和打麻将来麻痹自己，堂弟风光用不停工作来麻痹自己。在返程的路上，兄弟二人出了车祸，这场不幸迫使他们反省自己，追问内心：“他俩不仅是血脉相连的同族兄弟，也同是被掏空了灵魂的稻草人。”

阅读余一鸣近年的短篇小说，不难发现其求新求变的探索轨迹。在象征与写实、概括与讲述之间，他不断调整自己的叙事节奏与叙事风格。就《稻草人》《闪电》《说你什么好》而言，与《鸟人》《把你扁成一张画》相比，显得更加圆熟，对象征和隐喻手法的运用不着痕迹，令人耳目一新。尽管也有评论者认为《稻草人》中关于两兄弟都是“稻草人”的说法“看起来实在有些突兀，又太过‘应题’”①曹霞：《我们都是稻草人——评余一鸣的〈稻草人〉》，《文学教育》2015年第11期。，但总体而言，余一鸣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调整，正在走向更为开阔的艺术空间。

〔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文学传媒史料综合研究与分类编纂”(批准号14AZD08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宁)

黄发有，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