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麻与麻油
——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

黄乔生



鲁迅研究小辑

芝麻与麻油
——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

黄乔生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

——鲁迅《论睁了眼看》

一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探讨现代性究竟是什么，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如何体现，甚至还在争论中国现代(Modern，近代)文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道咸、同光，还是1917年或1919年？

常见的断代法，是把现代文学的开端定在“五四”前后，代表人物就是鲁迅，开篇作品是《狂人日记》。

提到鲁迅，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小说。中国文学当然以诗歌为正宗，所谓“皇冠上的明珠”。文学革命，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诗界革命，旧诗变新诗，兹事体大，称为“革命”不算很夸张。但其实无论旧体新体，也还是在用汉字堆砌排列，并无根本改变。胡适在新诗方面的尝试，虽然引发了很多争议，但他自己也说，写新诗仿佛女子放裹脚。看似新，本质也还是旧。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说新诗就站稳了脚跟，更不要说新诗取代旧诗了。散文也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文体，犹如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新文学用白话文写作，表面上看似乎是截断众流，其实是接上了主流，因为，在周作人看来，中国散文大河到明代成了一条暗流，出现公安、竟陵派，以清新的思想和灵活的体式，与六朝散文相像，而且相连。周作人写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就把新文学与明代文学疏通连接起来。

鲁迅以小说知名。相比诗和散文等传统文体，小说虽然是古已有之，但在当时，短篇小说是一个新颖的文学形式。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翻译过俄国、东欧的短篇小说，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发行惨淡。因为中国读者不习惯这种文体，觉得刚刚开始就结束了，看得不过瘾。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继续提倡翻译小说。但那时还是鸳鸯蝴蝶派占优势。直到新文化运动开展起来，鲁迅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等，现代意义上的小说逐渐获得读者，思想新颖加上格式特别，使鲁迅在文坛上卓然独立。

凭借小说创作的功绩，鲁迅引起了读者的注意。他从新文化的随行者升为代表乃至主导者，享受了很高的荣誉。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中，陈独秀、李大钊后来成为政治家，胡适是学者兼政论家，刘半农和钱玄同是学者，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是文学家。事实上，文学家的名声盖过了其他人，尤其是鲁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担当了“唯一”的角色。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1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最脍炙人口的是前两句，文艺来自民众，却又要引导民众，似乎有些矛盾：既然民众能发出火光，还需要引导吗？不是说民众是麻木的落后的吗？他们昏睡在黑暗的小屋里，怎么能发出火光？任何比喻都有蹩脚的地方。往下看，芝麻和麻油的比喻或者能不能把矛盾融合掉。接着上一个比喻说：民众如此愚昧落后，当得起芝麻的称号吗？既然不是芝麻，怎么能榨出油来？但我们把这个比喻用在鲁迅身上如何？鲁迅这样的黑屋里先醒过来的人，可以称作“芝麻”，鲁迅的文学是这芝麻中榨出来的油。而这麻油同时又浸润芝麻，惠及国民。为什么鲁迅被“榨”了出来？他又怎样浸润芝麻？从鲁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中可以约略了解那个特定时期即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学的引导能力和先锋作用。

鲁迅知识储备丰富，沉潜得久，经历磨难多。如果仍用芝麻和麻油的比喻，那就是榨得充分，因此更纯更香。鲁迅参加新文化运动比较晚，但是他的求新的程度不亚于《新青年》任何一位同仁。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很多杰出人物，但鲁迅后来却成了新文化的代表，被称为这个运动的旗手，给人的印象就是领军人物。其实，旗手后面还有司令官。为什么不提司令官了呢？因为司令官出了问题，只好以旗手为全军的代表了。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他从这个运动得到很大的声誉，他也反哺了新文化运动，给这个运动注入感人的因素。他的小说和杂文，借由教科书的传播，深入人心，至今不衰。

中国历史上王纲解纽时代，文学往往呈现发达的形态，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动乱的时代，人们容易伤感，容易反观自身，有思索，有自觉。魏晋时代就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五四时代也如此。文学上的自觉，表现在思想的自由和文体的解放。文字、文体看似工具性的表面的，其实是本质性的，是寻求自由的方式。因此，五四时代的新文学是划时代的而且影响深远的。鲁迅在文学研究中表彰魏晋时代，说那个时代有文学自觉，其实就是在怀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一生得益于这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时代。他在五四时代来到之前，犹豫不决，并不积极；而在这个时代过后，又表露留恋之心，并且对新一轮的专制高度警惕，甚至已经预感到一个思想统一时代的到来。晚年，他更敏锐同时也更艰难地把握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通过探讨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一段历史，思考新文化的丰富性，文学和思想的关联性等等问题。

二

20世纪20年代末，新文化运动归于沉寂。鲁迅到达广州，任职于中山大学。在广州期间，他应邀到香港发表演讲。有一次演讲在谈到如何使中国摆脱旧思想的束缚时，他回忆起新文化运动的缘起和过程，首先表彰了这个运动的功劳，称赞这个运动把原来的中国——“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鲁迅说，就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胡适之来尝试了”，提倡“文学革命”：“不学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一开始，改革还是语言层面的，随即，新文化的倡导者意识到单是语言层面的革新不够，因为腐败的思想，用古文能做，用白话文也能做。所以就有人来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引发社会革新运动，于是有了“五四”运动。

鲁迅是这个历史过程的亲历者，但并不是领导者。根据《呐喊》自序的记述，鲁迅是经过《新青年》同仁反复劝说才参加的：“《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当然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人是与他进行有关“铁屋子”对话的金心异(钱玄同)。陈独秀向周氏兄弟约稿之殷切，可以从他致周作人信中看出来：“《风波》在一号报上登出，九月一号准能出版。兄译的一篇长的小说，请即寄下，以便同前稿都在二号线上登出。”“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鲁迅博物馆供稿、陆晶晶注释：《陈独秀书信》之二，《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第309页。“二号报准可如期出版。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处自加订正，寄来付印。”*鲁迅博物馆供稿、陆晶晶注释：《陈独秀书信》之三，《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第310页。看得出来，陈独秀极为欣赏鲁迅的小说和随感录，他不仅约稿，而且帮助鲁迅出版小说集《呐喊》。

既然是被催促的，当然就不是积极的、自主的状态。鲁迅性情沉郁，不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不愿意参加运动，不好结帮拉伙。事实上，鲁迅并不是《新青年》的“最主要作者”，最主要的作者还是陈独秀和胡适。据统计，在《新青年》前九卷发表作品数量位居第一、二位的作者为陈独秀、胡适，两人的作品数量远远高于其他撰稿人如高一涵、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鲁迅、李大钊、陶孟和等。陈独秀对周氏兄弟的评价值得我们注意：“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陈独秀：《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宇宙风》1937年11月21日十日刊第52期。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慢半拍，有所迟疑，这是实情。其原因，在于他当时的思想状态。他在《自选集》自序中说过：“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自选集〉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所以，讲鲁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应该如他自己说的，是受了革命者热情的感染和鼓励，为了支持他们，因此是“同情者”、“同路人”。鲁迅曾多次说自己创作是听将令，虽然是谦逊之言，但也说出了部分实情。

然而，鲁迅的沉郁中，在集聚更大的力量。他的内心是热烈的，所以他希望看到更激烈的言论，而且，他私下里正在说着十分激烈的“疯话”。多亏了当时一些活动家的日记的出版，例如《钱玄同日记》，我们看到他们当时议论的话题，如废除汉字、消灭旧戏、以耶教代儒教等等，有些观点正是鲁迅所鼓吹的。鲁迅一开始对《新青年》表示不满，是因为觉得它的议论温吞，批评无力，读起来不过瘾。《新青年》九卷二期出版后，他把杂志寄给在家乡的周作人，并在信中评论道：“无甚可观，惟独秀随感究竟爽快。”*鲁迅：《致周作人》，《鲁迅全集》第11卷，第3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三

鲁迅得到新文化运动旗手和代表的名誉，政治原因自不待言。《新青年》的创办人陈独秀后来参与创建共产党，但在党内犯了错误，成了罪人；胡适勇做国民党的诤友，在国共内战时期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刘半农、钱玄同当了大学教授，被视为隐退、落伍；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后来不但思想保守，甚至在抗日战争期间叛国投敌。这么一来，《新青年》同仁中“好人”不多，可以大张旗鼓宣传的就是李大钊和鲁迅了。

除政治历史原因外，鲁迅本人的回忆和表述是不是给我们某种引导呢？鲁迅到上海后，应邀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花了很大功夫梳理中国白话小说十年的成果。他在序言中对自己在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时代的创作有一个简短的评价，谦虚里含有自豪的成分：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1918年5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这段话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他的小说写得不错，影响不小(虽然影响了一部分青年，但有一个“颇”字，说明影响深)；二是同外国著名作家比较的结果，并不令人气馁，自己的作品还是有些优点的。有这些因素，他的小说当然堪称一流。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修养产生了这些作品，但不容否认，新文化运动给他一个很好的契机和平台。

因此，鲁迅对这个运动没有坚持下去，感到遗憾甚至不满，就不难理解了。他在《自选集》自序中说：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鲁迅：《〈自选集〉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对《新青年》同仁的评价，会不会影响人们的看法？《忆刘半农君》中有一段话，很耐人寻味：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1-7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胡适读到这段话，深表不满，觉得自己不是那样城府很深的人物，却被鲁迅怀疑成这样。胡适对鲁迅的态度应该说是好的，多次称赞。鲁迅去世后，他还劝说攻击鲁迅的人要客观看待鲁迅，尽管鲁迅曾经严厉批评他甚至讽刺挖苦他。鲁迅的确像自己说的那样“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多疑。

周作人指出，这段话是鲁迅在使用小说笔法。实际情况是，鲁迅和周作人当时都处在客卿的地位，并不轮流编辑杂志。普通读者看到这段话，觉得写得很传神，那是因为这两个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长期以来不是“好人”，“正中下怀”。鲁迅的评价可以作为官方评价的佐证，一般读者也很容易认可。但最近几年陈独秀和胡适研究热起来，很多著作出版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受到表彰，大家对于鲁迅的话就不免怀疑起来了。

钱玄同和刘半农，在鲁迅笔下也少正面形象。他后来简直连钱玄同的面都不想见，偶尔相见，也不想跟他说话。有一年他回北京探亲，“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鲁迅：《致H.D》，《鲁迅全集》第11卷，第30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他还写诗讽刺钱玄同自食其言：“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鲁迅：《教授杂咏四首》，《鲁迅全集》第7卷，第4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在给朋友的信中更从总体上贬低了钱玄同：“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⑤鲁迅：《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第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钱玄同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说，鲁迅的一个性格特点是好记仇，易迁怒。他跟钱玄同、刘半农之间的恩怨中，有没有迁怒的成分？这两位新文化的老战友对他与学生恋爱和后来在上海的“左倾”是不满的，在朋友圈里发表了一些不赞成的议论。鲁迅对他们给予回击，其实也是为自己辩护。他在一封信中说：

疑古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即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语堂大约也有些关系。我在这里，已经收到几封学生给我的慰问信了。但其主要原因，则恐怕是有几个北大学生，想要求我去教书的缘故。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⑤

四

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实力。他的巨大潜力被引发了——长期积蓄，突遇机缘，潜力被释放出来。这里不单单指文学才能。鲁迅的文字中蕴含的并不只是狭义的文学或曰纯文学。他的文字里含有学术和思想。

鲁迅少年时代接受私塾教育，青年时代转向了新式学堂教育，就是受了前辈改革家的恩惠，如果没有受这样的教育，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代人后来很难担当新文化运动重任。政体改变，实行共和，选举总统，一时显得有功。文化运动则需要很长的准备期，思想意识的改变非短期所能奏效。《新青年》致力于启发民智，输入新思想，改变国民性，做的正是艰难的工作，所以一开始并不引人注意。

官员身份使鲁迅与文人学者保持距离，鲁迅的性情也比较冷峻孤僻，不大合群。在不少问题上，他其实都是旁观者，有几场大的争论他就没有参加，如主义与问题、科学与玄学、宗教自由等等。他关注一些更“小”的更感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由身后的学养做基础的。鲁迅为新文化做的准备充分而全面。这包括：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这里面其实就有白话小说，甚至佛经故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及外国新思想的介绍，等等。他甚至对儿童教育问题也表现相当程度的关注。

鲁迅的官员身份，并不是只有负面因素，也有积极的因素在里面。因为是北洋(反动)政府的官员，过去我们不大愿意多说，即便说，也总是说鲁迅不愿意做官，处于一种消极怠工的状态，甚至还有抵抗情绪。这不符合实情。其实，鲁迅从事的是国家层面的文化事业，做了很多开拓性的事，有时候表现出积极努力。他负责图书馆、博物馆建设，文物的搜集、保存，及文艺、图书等方面的事务。有些工作很值得一提，例如戏剧的改革和小说的审查。小说的审查关系到文学品味，更关系道德建设。这对他的创作也是一种参照。当然，他本人的小说史研究也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鲁迅为什么能在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并且后来居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鲁迅文字的特异之处，其表达方式让人耳目一新，能够深入人心。

例如有关妇女和儿童问题的文章，就很感人。

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个讲妇女问题，一个讲儿童问题，都是新文化运动关注的重大问题。新文化运动的几位大师都有这方面的议论。他们引进西方妇女解放理论，还请美国的学者到中国宣讲。周作人写了《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胡适写了《终身大事》等，几乎每个《新青年》同仁都有论述。后来他们也都有深入的思考。胡适在一篇文章中引了一段概括性很强的话：“一个国家有无未来，看他们对待三件事(孩子、女人和闲暇时间)的态度。”并结合中国现状解释说：

这三点都很扼要，只可惜我们中国禁不起这三层考察。这三点之中，无论哪一点都可以宣告我们这个国家是最野蛮的国家。我们怎样对待孩子？我们怎样对待女人？我们怎样用我们的闲暇工夫？——凡有夸大狂的人，凡是夸大我们的精神文明的人，不不可不想想这三件事。*胡适：《慈幼的问题》，《胡适文存》第三集第9卷，第117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

周作人也说过类似的话：“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周作人：《看书偶记·扪烛脞存》，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册，第180-18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这些话说得都有高度有力度。

鲁迅的文章充满感情，打动人心。明清以降，礼教大盛，正史及各府州县志，无不专列“烈女”一卷，但大多数人却连名字也未留下，只有“××氏”字样，说明她们只是作为夫权和父权的所有物而存在的，贞节观念走了极端。儒家的仁义道德是吃人的尤其是吃女人的。《我的节烈观》中有一段说到烈女产生的原因，讲得很生动：

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女子还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第119-1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这种言说方式，是鲁迅文字的一个特色。后来鲁迅从女人的这种地位，进而讲到人的权力。他不是抽象地讲人权理论，而是从自己日常的一件事——货币贬值过程中一个小官吏将钞票换成银元的经历——生发开去，情节十分生动：

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③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10-211页、第212-2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于是得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的历史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③两个时代的循环的结论。

杂文章中用小说笔法，是鲁迅文章的一个特点，说明他在表达方式上用心良苦。例如《马上支日记》，叙述繁琐的日常生活，用很平常的见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议论生动幽默。杂文尚且用如此生动的文笔，小说中的祥林嫂、单四嫂子、爱姑、顺姑等女性形象——都是受奴役和受戕害者——给读者的印象就更深了。

鲁迅深切同情女性，赞赏和歌颂女性，但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又并不将女性理想化，而能正视中国几千年的深重压迫所造成的奴性和精神的创伤，期待她们摆脱社会压迫，克服自身的负面因素，成为“新女性”。像《娜拉走后怎样》《伤逝》《阿金》等文章，都引发读者做深入的思考。

五

鲁迅营造的文学世界，体量不大，但各体兼备，思想深刻，语言凝练，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勇将李大钊，20世纪20年代被军阀政府杀害。20世纪30年代，鲁迅等新文化运动老战友，联手编辑《守常全集》。鲁迅在序言中说：

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鲁迅：《〈守常全集〉题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524-5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李大钊的遗文，记录他革命道路上的所思所想，具有历史贡献。当然，时过境迁，有些观点在后人看来未必精当。政治文字时效性强，而文学作品的魅力则相对长久。鲁迅坚持用文艺沟通心灵，打动读者。他青年时代弃医从文，正是怀抱着启迪民智、改良人生的崇高理想，从事文艺运动历经失败，但没有气馁，而是坚持不懈，可以说，他对文艺是尽忠竭力的。他参加新文化运动虽然是听将令的，但他的听法不是刻板的教条的，而有创新，有自己的坚守。他不一味追求文字的宣传性，而更重视文学性。20年代中期，他对《新青年》少登文艺作品就表示不满，在给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信中说：“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实有不胜寂寞之感，创作的新芽似略见吐露，但能否成长，殊不可知。最近《新青年》也颇倾向于社会问题，文学方面的东西减少了。”*鲁迅：《致青木正儿》，《鲁迅全集》第13卷，第4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晚年在为《呐喊》的捷克译本写的序言中仍然表达对文学的钟情：“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想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鲁迅：《〈呐喊〉捷克译本序言》，《鲁迅全集》第16卷，第5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他对文艺事业充满了自信：“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鲁迅：《〈引玉集〉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418-4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比陈独秀、李大钊影响大，其他种种原因外，文学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1958年5月4日，胡适在台湾发表纪念新文化运动的演讲，说：“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也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胡适讲演》，第246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鲁迅不是一开始就有文学的自觉，但在漫长的文艺实践过程中逐步达到对文学的执着。《呐喊》和《彷徨》之后，他采取了坚守的姿态。他的《题〈彷徨〉》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自嘲中有孤傲的成分。虽然那时很悲观，很孤独，但他还是在做文学，甚至更文学，例如写散文诗《野草》，开拓文学的新疆域。这种文学意识，到了厦门广州，愈发清晰。离开广州前夕做的演讲《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之关系》讲的是魏晋时期的文学，一向被他看重的。那时候就连皇帝也很有文学意识，曹丕虽然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却也说诗赋不必寓教训。所以鲁迅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这个自觉，鲁迅是获得了，并且经由他的传布，起到不小的影响。他后来到上海，又写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文章，继续申述他的主张。当然，有时候鲁迅也说一些文学无用的话，例如《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这么说——当然有点讨好革命武装力量的意思——“加以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③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17、4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广州的演讲中比较了曹丕和曹植两人关于文学效用的观点：表面上看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可以留名声于千载，曹植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鲁迅认为后者是违心之论。有两个原因，第一，曹植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曹植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就说文章是无用了。同理，鲁迅有时感叹文学无用，说“空留纸上声”，也是违心之论。

鲁迅并不热衷于政治，他最后还是选择到上海从事文学活动。所以说广州时期是鲁迅一生一个转折点。他晚年跟年轻人在一起从事文学艺术，从中找到了乐趣，期望自己的文学创造力复活。他特别欣赏柔石身上那种傻气和硬气——这些气质在世俗看来就是“迂”：“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全集》第4卷，第4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鲁迅不看好宣传文字。他说一切艺术固然都是宣传，但并不是所有的宣传都是艺术。他在婉拒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信中说，他拒绝参评的一个原因是一成了获奖者，作品就成了“翰林文字”。他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还说：“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③

鲁迅一直强调对文学的坚持、坚守、坚韧，他在给青年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在这30年中，目睹了不知多少。但一面有人离叛，一面也有新的生力军起来，所以前进的还是前进。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鲁迅：《致胡今虚》，《鲁迅全集》第12卷，第23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其实，何止是文学，一切事情，无不需要这种坚韧精神。

总结地说，文学的自觉、文学的代表性和引领性，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大表征。文学是“麻油”，是从国民精神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反过来又浸润国民精神，涵养国民性格。这是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责任编辑王宁)

黄乔生，《鲁迅研究月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