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这片乡土的前世今生
——就“乡土中国三部曲”致叶炜

李新宇



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评论小辑

如何面对这片乡土的前世今生
——就“乡土中国三部曲”致叶炜

李新宇

叶炜你好！

长篇小说《富矿》《后土》和《福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这让我非常高兴，所以，不用你提起，我就想说点什么。不过，在已经是好评如潮之际，我大概没必要再说些一般的肯定和赞美的话。如果那样，你也许会很失望，因为你已经不缺少那些，而寄希望于我的，更不会是一般的肯定与赞美。我一直认为，对于年轻作家，在其刚刚破土萌芽之际，应该更多地给予鼓励；而在他们被鲜花和掌声所簇拥的时候，应该适当泼点冷水。可是，给你泼冷水的事，我暂时还不想做，因此，就决定写这封信，来与你探讨几个与乡土文学创作相关的问题。

一、地域的选择与“麻庄”的建构

你的三部长篇，写的都是苏北鲁南，那里的一个叫麻庄的村子。前者是你的取材之地，后者是你的艺术建构。关于这一点，许多文章已经论及。但在我看来，这种地域的选择及其带来的特色，虽然不值得大惊小怪，却也是一种明智之举。因为任何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熟悉的题材领域。一些作家朝秦暮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其实很不合算。因为那种打游击式的写作，使得自己没了根，就像随风飘荡的浮萍，远远不如建立一块根据地，哪怕是“邮票大小的一个地方”，在那里精心设计，精心建设，更容易完成独到的建构。当然，这根据地的选择必然是自己熟悉的地方。你的老家在枣庄，是地道的鲁南，那是从小生活的地方；而工作在徐州，是地道的苏北，那是种种现实感受的直接来源。无论什么样的作家，在题材上的超越性都是很有限的，所谓想象力也是很有限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从自己掌握的生活素材中删减一些东西是容易的，而要凭空增加出一些东西，却并不容易。就你的生活而言，要写小说，写什么呢？当然，从宫廷政变到妖魔斗法，什么都未尝不能写，但更得心应手的，大概还是两个方面：一是乡村农民；二是大学师生。这就是作家的条件，这种条件决定了一个作家的自留地在哪里，看家本领在哪里。如果不承认这种条件，而硬是要以“深入生活”的方式去表现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活，虽然未必不可以，但肯定是要多出力而未必讨好的。这道理其实很简单：铁匠的儿子更容易成为铁匠，裁缝的女儿更容易成为裁缝，铁匠的儿子未尝不能成为好裁缝，但那学习的过程和成功的速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笔和摸索之后，就向着乡土大步行进了，我为你由衷地高兴，因为这显然是一种正确选择，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对自身具有的财富的一种发现和珍惜。

但是，进一步想，你选择的地域并不是一个易于成功的地方，而是带有一些难题。原因在于：苏北鲁南的地域特色并不鲜明，作为乡土，没有多少可以炫奇之处；深掘文化，多属中华大路货。所以，若要炫奇，这选择不算精明，远不如去写深山老林、草原大漠或权贵斗法、宫廷吃醋更容易吸引读者。不过，正因为鲁南苏北在乡土中国没有多少特异之处，它又有了一个长处：具有某种普遍性，更多地包含了华夏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密码。所以，要解剖出更为普遍的东西，它比深山老林、草原大漠和边远地区更具有标本意义。这样一来，你的选择又是得天独厚的，虽然不算新奇，却很丰富。

可是，丰富需要挖掘，挖掘需要发现，发现需要眼睛。换句话说，面对宝藏，挖掘者需具备一定的条件：迷恋金子的人，自然会寻找金子；认识宝石的人，自然会寻找宝石；如果不具备这些认识能力，即使面对满地金银珠宝，也会随便踢踏而过，最后捡回的，只能是电视广告里介绍过的流行货色。所以，作家的创作虽然需要有自己熟悉的题材领域，但对高水平作家而言，成败的关键却不在这里，而在于创作主体的眼光和思想境界，在于他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叶炜，你的成功不容易！值得庆幸的是，你成功了，你发现了许多，为读者呈现了许多。你的收获，证明你是识货的，而且常常独具慧眼。

这眼光来自何处？大概还是来自人类主流文明的高处。它可以帮助作家挣脱各种狭隘的思想束缚，站到古往今来的大师肩上，来看中国乡土，来写普遍而又不能不受地域和时代制约的人性。众所周知，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虽然一度异常封闭，但最终趋向却必然是走向世界的。在这个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尽管有人一厢情愿地说什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如果不具备世界性的眼光，那些民族的东西却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如果没有更高的视角，而只是用麻庄人的眼光看麻庄，就像用未庄人的眼光看未庄一样，自然看不到阿Q头顶上的秃斑。所以，凡真有出息的作家，都必然是贴近现实而在精神上又能俯瞰现实的。我很高兴你能自觉地培养这种眼光。这次爱荷华之旅，相信对你更有益处。

你说过，你的小说是向家乡致敬的，这大概是真心话。因为你反映的是你所深爱的热土，是父老乡亲们的生活。在我看来，这种感情是很可贵的，因为虽然文坛上来自乡土的作家甚多，但对故土和乡亲们一往情深的却是越来越少。尤其是年轻一代，明明是刚刚离开家乡不久，脑袋上还不时抖落高粱花子，拿起笔来，却一定要装起城市人的架势，不写他所熟悉的狗旦和二妮钻玉米地的故事，偏写官三代和富二代的生日派对。这也许是我的一种同样来自出身的偏好和偏见，但没办法，改不了，所以还是喜欢你的选择。

而且，向家乡致敬，也往往伴随着一些问题。比如，因为感情，往往或不愿正视家乡和父老们的某些问题。这就像一般人写“我的母亲”这样的题目一样，即使母亲并不勤劳，也不善良，一般人也常常会隐恶而扬善，不忍写出其丑陋和暴戾——哪怕自己从小就受其虐待。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可以理解，但作品的真实性却可能要因此而受到伤害。在这一点上，你的表现很出色，没有把麻庄写成理想之境，没有隐瞒村民的丑陋，而是真实地写出了苏北鲁南乡土世界的样貌。比如，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更多地听从本能的召唤，在本能的驾驭之下生活，什么理性、良知、道德，不是没有，却往往是奢侈品。人物中少有理念的化身，少有道德的化身。面对情，面对性，面对金钱，面对权力，他们往往管不了自己，结果就难免走向堕落，也难免把麻庄弄得乱七八糟，甚至性关系和血统也被搞乱。李麻子、高翔那样的人渣、败类，村里有，矿上有，教师队伍中也有。正是这样一幅令人哀叹不已的乡土丑态图景，使得你笔下的这片乡土带着它活的原貌，立体地呈现了出来。这就是当下乡土的现实，如果将其净化，那就不再是艺术，而成了准备评选模范村而上报的材料。你还展示了非常重要的一面：麻庄人常常没有是非观念和善恶观念，甚至颠倒。何以如此？也许是因为对罪恶已经司空见惯，也许是因为对丑陋已经见怪不怪，剖析起来，大概很有意味。

能够以冷静的笔触写出这些，证明你面对这片乡土，事实上站到了一个适当的位置。热爱它，用心去贴近它，感受它，却并不是像一些人所主张的那样融进去，更没有像当年曾经强迫知识分子作家去做的那样“在思想感情上保持一致”。因为你知道它的丑陋，知道自己与它在精神上的距离。这是很值得称道的，因为人们的实际生活从来就与道德理想相去甚远，而优秀作家的使命之一就是引导人们的精神上升。尊重生活的原生态，不提纯，不净化，心中却清楚地知道哪些是美的，哪些是丑的。当下中国文学艺术界有一种可悲的现象：一些作家写贪官，写着写着，你贪我贪他也贪，贪就成了正常，于是作家就成了贪官的辩护士；一些作家写人性之恶，写着写着，那恶似乎就成了正常，于是作家的精神境界也就与笔下的恶棍同流合污了。贴近，无论贴近什么对象，都有这种危险。让我高兴的是你的脚站得还算稳当，这很不容易。

回过头来再说你的“麻庄”。建构一个村庄，集中表现苏北鲁南的乡土，我以为是一个极好的事，也是一件很值得认真去做的事。现在看来，关于麻庄的建构显然在最初的设计上缺少统筹考虑。读完三部长篇之后，我曾非常困惑：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三部小说写的都是苏北鲁南的一个叫“麻庄”的村子，设计成一个不好吗？为什么要让它成为三个互不相干的村子？《富矿》《后土》《福地》，三部小说的故事都在麻庄，地点是相同的；时间上前两部写的都是当下年代，后一部时间跨度虽长，但最后几章也写到了当下，也就是说，时间大部分是相同的；可是，在相同的地点，大致相同的时间，活动于这里的人物却互不相识，是没有关系的陌生人。他们面对的麻庄的环境，他们所做的事，也完全不同：《富矿》中麻庄的中心事件是发现了煤矿；《后土》中麻庄的问题却是砖厂；《福地》写到1996年，却既没有煤矿又不见砖厂。这样一来，所谓“麻庄”就不是一个，此麻庄非彼麻庄，成了三个同名的村子。小说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呢？我没有想出。也许这样写未尝不可，但对于建构属于自己那个“邮票大小的地方”，完成自己的文化地理标志，却是一个伤害。原因是：如果是三个不同的村子，都叫“麻庄”还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读完之后我就想：为什么不让人物和事件都统一起来呢？写《富矿》和《后土》时让万家人露露面，《后土》中仍然用喜贵当书记，等等，统筹安排一下，互相铺垫一些，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使在出版第一部时还没有考虑到其他两部，这也仍然不难做的，只要写后两部时考虑到第一部中已经活跃在那里的人物，安排一下就是了，大概问题不难解决。比如，《富矿》中的喜贵改为王远，或《后土》中的王远改为喜贵，《富矿》中有个砖窑，《后土》中仍有煤矿，大概都只有好处而没坏处。与煤矿的关系，可以使王远的腐败更有机会。《后土》中的渔塘，未尝不可以既有烧砖的后果，又有塌陷的矿坑。麻姑梦中那一片汪洋，在其他两部中完全可以成为现实。万禄和万秋回来投资，也完全可以与刘青松们结合到一起。如果统筹安排好了，“麻庄”就成了一个无可挑剔的建构。把它做精致，才能永久地闪光于文学艺术的长廊。

二、面对乡土之殇

乡土三部带来了什么？在我看来，你首先关心的，还是这片乡土之殇。《富矿》所写的，正是这片乡土的再度沉沦。它的展示并不全面，却富于象征意味，是一曲挽歌。

因为发现了煤，于是有了一个煤矿。煤矿的出现打乱了这里本来的生活秩序，改变了麻姑、六小、笨妮们的生活，使他们多了许多喜怒哀乐。小说中的麻姑美丽纯朴而浪漫多情，她与六小青梅竹马，长到一定的年龄，就在草垛里完成了灵魂和肉体的交融。这种描写很符合农村青年爱情生活的实际，写出来也别有一番美。然而，麻姑对六小的感情并不强烈，所以也不会成为爱情至上主义者，因此，当他们的爱情遇到阻碍时，她不会成为朱丽叶，也不会成为林黛玉。为了爱情，她也曾反抗父母之命，但最后还是离开六小而嫁给了矿上的蒋飞通，而且是在六小家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这一笔写得极好，因为这才是乡村女孩未被诗化的爱情故事。许多作家喜欢把自己熟悉的爱情模式强加到农村女孩身上，结果是把村姑写成了洋学生。农村女孩儿的大多数都像麻姑那样走了过来，既浪漫又现实，有情有义却认命。她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所以并未把六小完全放下，所以就难免发生让他们身败名裂的事。折腾来折腾去，麻姑终于成了“大洋马”。她的悲剧由何而来？你写得很含蓄，却也非常明确。

另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是笨妮。她看上去很幸运，煤矿第一次在麻庄招工，她就被选中了。但是，等待她的是什么呢？你的描写仍然含而不露，我却从中读出了某种义愤：一个煤矿建立起来，自然需要各种服务，不仅饮食供应之类，而且有一个“娱乐部”。站在煤矿的角度想，它或许是人性化的，那么多单身矿工远离家乡来采煤，不需要“娱乐”吗？可是，麻庄女孩子何辜，却要成为娱乐品！麻庄何辜，道德的塌陷和民风的堕落将再度无法避免！乡土中国，就是这样塌陷的。为了国家的GDP，为了地方政府的所谓发展计划，多少美好的东西都做了牺牲。与之相伴随的，是文化侵略无孔不入。当下中国乡土，无力抵挡背靠权力的所谓城市文明的入侵，因而农村青年被愚弄也就成为无法避免的普遍现象。在迷人眼的舆论和实利引领之下，年轻的笨妮们无力辨别方向，只能适应需要而被设计，于是，她们的观念变了：鄙视炊事员而向往娱乐部的工作。为了实现这一从“低”到“高”的变换，她需要交出自己的肉体，先是惨遭顾光的蹂躏，后又被技术员胡列强奸……一个本来纯朴的乡村女孩儿，甚至成了两个男人打赌的玩物，完全失掉了尊严。在已经输得精光之际，笨妮身心疲惫地回到村里，嫁给了六小。可是，不幸的命运并没有完结，刚刚几岁的女儿被矿上人强奸了，六小愤而杀人获罪被关押。笨妮也因报复当年强奸自己的恶棍而与恶棍一起入狱。总之，笨妮的生活，也是再也无法做出好的安排。

一处宝藏的发现，给麻庄人带来的竟是如此结果！从道理上说，乡土中国的变革，必然要从古老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麻庄似乎进行着这种转变，楼房拔地而起，生活有所改善，可是，麻姑、笨妮、六小、菊花等人的内心却是千疮百孔，满腹苍凉。一个煤矿，从发现到开采完，前后不过十几年。对于麻庄人而言，就像做了一场梦，但有一点是实在的：好好的土地没有了，村庄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世道人心都难以修复。这是经济发展必需的代价吗？绝对不是，它只是病态社会里病态发展的一种。

你对此没有多作议论，却在《富矿》的最后让麻姑做了一个梦：

她看见麻庄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眼看着海水吞没了整个矿区，吞没了整个麻庄，大地只剩下一片翻着白沫的深蓝……

有这个梦，就足够了。这是一个象征，一个乡土沉沦的象征。

《富矿》这个长篇，故事格局并不大，但涉及内容不少。看上去写的都是经济引发的生活变动。甚至无论麻庄的支部书记，还是煤矿的党委书记，都退到了次要的地位，而占据前台的是麻姑、笨妮、六小等芸芸众生。小说没有涉及什么重大事件，没写四个现代化的号召，没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没写几十年前的化私为公和几十年后化公为私的财富占有过程，甚至没有写日益严重的官场腐败，而是只写一些生活琐事，却写出了时代生活的面影，具有极大的概括性。

说起这片乡土的不幸，无法回避所谓三农问题。

农村很穷，农民很苦，农业问题很严重，作为心怀乡土的作家，你大概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可是，对于一般作家而言，写出这穷和苦是容易的，呐喊和请命也是容易的，甚至为此而义愤填膺、泪流满面，也是常见的写作状态。可是，农民为什么这样苦？农村的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多数作家往往都要露出他们的局限。因为这涉及农村改革的现实，也涉及大半个世纪中国农村的历史。

涉及中国农民大半个世纪以来的艰难和痛苦，历来有几种不同的态度，有人视而不见，有人刻意回避，甚至面对铁的事实也不承认曾经有过的灾难，或者一定要把“人祸”解释为“天灾”；有人拒绝反省罪恶，甚至认定残酷的斗争和灭绝人性的屠杀都是必要的，总之，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罪恶洗地的做法是当代文学中常见的。即使那些有反省意识和批判意识的作家，在面对乡土之殇进行反思时，也往往像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不是在这里被绊住，就是在那里自行止步。对乡土之殇根源的探索至今很不到位。你知道，文革结束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过一个被称为“反思文学”的创作潮流，其中多有乡土作品，但那时的作家们往往把问题归于“林彪四人帮”，归于所谓“极左路线”，所以那控诉和反思也就很容易浅尝辄止。众所周知的是，1950年代的中国农民曾经被迫走上一条“金光大道”，当时的当红作家不顾农民的喜怒哀乐，写下了许多劝诫和诱导的作品，用“幸福天堂”把农民引向了深深的苦难。这罪责当然不在作家，但作家抵制了吗？历史没有留下以真相抵制谎言的作品，哪怕是地下创作，相反，许多作家都曾参与和配合了把农民推入深渊的工作。这是一代作家的耻辱，我们却至今缺少反省。这些问题不反省，就至今严重影响着当代作家。当下农村的问题，有新生的问题，也有历史遗留的问题，真可谓旧病未好又添新病。我们的父老乡亲呵！真被折腾苦了！无论是40年前那看得见的鞭子，还是30年内那看不见和看得见的手，思考和总结起来，都极不容易。

如果进一步思考，还有一个层面无法回避：农民的确遭遇了太多的苦难，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苦难也是自己选择的，或者说，是自己的选择所导致的结果。因为历史有许多叉路口，有许多选择的机会，我们为什么偏偏走向了通往奴役之路和苦难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地》中的老万有很大的认识价值。他既承载着中国农民的几乎全部的美德，同时也体现着乡土精英们身上的某些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各种不同的道路面前，他事实上并没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才使得4个孩子走上了不同的路。这看上去很稳妥，显示着一种智慧，因为无论哪一派力量获胜，也无论哪一派力量失败，老万家都不会陷入灭顶之灾。事实上，老万之所以能够平安度过从土改到“文革”的漫长30年，主要就靠着这一点，他虽然是地主分子，却有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干部的儿子，有一个做支部书记的儿媳妇，否则，他大概很难长寿地活到98岁。可是，如果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他的这种选择却等于放弃选择，对历史进程投的是弃权票，最终却是归依于强势。

所以，尽管我们在感情上更愿意接受“欺骗”、“愚弄”这样的结论，但从根本上说，苦难之所以来临，却无不源自关键时刻的选择。所以，对于通往奴役之路上的人们的描写，对于自掘坟墓的人们的描写，尽管自掘坟墓的人们可能一边干活一边兴高采烈，通往奴役之路上的人们也斗志昂扬，但作为作家，如果已经看到他们的未来，看到他们的兴高采烈的选择与他们即将到来的不幸命运的联系，应该用什么样的笔调，就需要考虑了。面对苦难，追溯苦难之源，揭示一个个叉路口上所犯下的过错。写出这些错误，才算对得起这片乡土。

30多年前，一个老人对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胶东土改，一个像你写的老万那样的人物，土地被分了，房屋和浮财也被分了，然后被镇压。固然有人在深夜把分得的浮财悄悄给他送回去，许多人都念他的好，批斗会上不说话，甚至有人在深夜把分得的浮财送了回去，但在公审宣布立即执行枪决时，虽然高喊着拥护者只是极少数几个人，但大多数却没有发声。我想，那欢呼者大概就是陆小虎们吧？可是，这个胶东的“老万”本是指望有人为他主持公道的，因为他自信没有亏待过村民，以为人们会感恩戴德，以为都是乡里乡亲，不会把事做绝，结果，他的希望落空了。临死之际，这位历来温和的“善人”一反常态，厉声高叫了两句狠话：“你们不得好死！你们断子绝孙！”有意思的是，几年之后，那位决定把他枪毙的土改工作队长，也在肃反运动中被处决了。他也觉得冤枉，所以最后也留下了同样的两句诅咒。在中国，这是最狠的诅咒。讲这故事的老人说：这诅咒多么灵呵！后来在那么多人身上应了，被屈死的，被饿死的，被打死的，被斗死的，都是“不得好死”。

报应之说或许不可取，但这片土地，这个人群，却的确有许多“自作孽”之处。一些作家有紧贴大地的美好感情，却往往满足于谴责“林彪四人帮”或“贪官污吏”，父老乡亲们自身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你的做法是可贵的，你没有回避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也没有忽略历史上的灾难，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包罗万象的全景图，使我们能够从中窥见这片乡土的前世今生。所以，“三部曲”中，《福地》很重要。有了它，三部小说同时厚重了起来。

三、乡土权力与政治

如果说《富矿》主要着眼于经济层面的变化带来的生活波动，《后土》写的主要是政治。看上去你讲述的故事仍然不大，没有多少传奇性，官员的级别也只是村官和乡镇官员，笔墨温和，不事夸张，却写出了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的方方面面，写出了它的某些普遍状态。

《后土》里的麻庄依然是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只是那里不再有煤矿，而是出现了一个砖厂。人们仍然被经济发展这条狂犬所追赶，挣钱，致富，奔小康。这里出现了两个描写重点：一是干部们费尽心机，以经济增长获取民众；二是村里的青壮劳力纷纷外出打工，给村里带来许多问题。对于外面的世界，村民们并不了解，但舆论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与乡村有天壤之别，于是，就像笨妮投奔娱乐业时一样纷纷外出了。小说没有写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之类已经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是别开生面，写了留守女人的问题。麻庄女人们的生命力本来就特别旺盛，不像城市人那样面黄肌瘦胸脯平平，不存在性冷淡，也不可能整天瞎忙活而鼓捣不出孩子。男人走了，长夜难熬，于是她们纷纷出轨，不仅权势者猎色极容易，就是一个堪称人渣的小学老师，竟然引来那么多女人献身……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上，你展开了乡村权力的描写。

小说写了三代村干部(如果算上那个前来挂职并且代表着未来的，就是四代)。第一代老村长只是一个影子，你似乎并未追究他的功过是非，读完留给我的印象，主要是他对苹果园的看守，以及深夜见鬼的故事，以及他那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这使他似乎不大像一个斗争年代的权力斗争胜出者。第二代支书王远遇到的是带领一部分人致富的年代，他为村里做过许多事，同时也成为一个巧妙的剥削者和掠夺者。第三代是曹东风和刘青松。支书曹东风，透露了新时期某类新村官的特点：他颇多权欲和私心，但作为先富起来的农民企业家，却无需像一般干部那样致力贪污事业，而是真想为麻村做点事。如果说历史上的清官和贪官区别在于求名与求利的话，曹东风入官场是为求名而来。这种类型的官员，是值得关注的。你显然比较钟情于刘青松，赋予他许多良好的品质，比如正派、厚道、义气、包容、有思路，有能力，有责任心，等等，但如果这样写下去，可能会把他写成梁生宝之类的虚假形象，也许你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没把他写得十全十美，却又不忍心让他贪污腐败，因而写了他偷生二胎，写了他与翠香的尴尬关系。在我们那片乡土上，超生或偷生本来就无损人物的光彩；而他与翠香的关系，却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刘青松到砖厂做了厂长，调翠香到砖厂工作，两人很快就发生了关系。然后刘青松却把翠香嫁给了王傻子，两人却继续着性关系，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不知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这个人物身上，你也也写了一个问题：刘青松与翠香到底是纯粹的两情相悦，还是隐性的权色交易？如果是后者，刘青松的行为与那些贪官广泛占有女人的行为，距离还有多远？是好官还是贪官，也许取决于叙述者的角度。

像半个多世纪以来小说创作遇到的情况一样，正面人物往往很难写好。相比之下，还是王远的形象比较成功。关于王远，你写得很巧，也很深，给他的笔墨并不特别多，却往往是笔笔入木，令人过目难忘。在这个人物身上，你写出了成功的农村干部最典型的特征，并且由此揭示了当下中国农村政治生活的某些奥秘。从公开的形象看，王远是一个好干部：做事公正，不贪不腐，尊重老干部，爱护年轻干部，乐于助人，一片公心为村民服务，而且能够克己忍让，自己的儿子与别人打架，不分青红皂白先煽儿子的耳光。哪家遇到丧事，他代表村里送花圈；谁家孩子结婚办喜事，他也去随喜礼。村里的事不少，时时处处都要关心，“王远这些年干下来，光抢救喝农药自杀的妇女就有七八个了，还有上吊的、投河的。”但在事实上，他又是极为狡猾的贪官，道德败坏的恶棍。他利用权势贪污村民的血汗钱，并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诱饵或交换物，与多名妇女发生性关系。他奸污了村里最漂亮的女孩儿孟美丽，使她成了疯子；他占有了会计刘建设的女人；他为如意把丈夫从派出所救了出来，却使如意成了他的泄欲工具。更为重要的是，像王远这样的贪腐分子，群众并非不知道他的恶行，却始终扳不倒他。一个村长，一个校长，两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本想把他弄倒，但最后的结果却仍然是眼睁睁看着他平安着陆，退休养老，无伤一根毫毛。这一切的确写得太好了，无需太多笔墨，就写出了一种政治现实。

我更为你高兴的是，通过王远这一形象的塑造，你写出了权力与性关系，写出了当代乡村政治中一直存在的性特权。其实，这是乡土道德沦陷的根本。仔细考量麻庄的男女之事，大都并非源自本能，少有麻姑与六小在麦秸垛里的那份单纯，而是具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内涵，与权力紧密地连在一起。你对乡土政治已有比较深刻的观察，所以能够看到权力对女性身体和欲望的支配。麻庄有那么多女人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权力，这是文化，也是政治，是长期的教化之功。支书王远与麻庄女人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建立在两情相悦，也不建立于双方的性欲，而是建立于权力关系。有句名言是有权就有一切，丢掉了权力也就丢掉了一切。这一切，当然包括女人。与王远有肉体关系的女人，无不处于弱势。她们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选择了迎合或屈从王远，事实上是迎合与屈从王远手中的权力。孟美丽原本是一个阳光女孩儿，为了哥哥结婚去向王远争取宅基地，因而被迫失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孟美丽面前，王远还不算十足的恶棍，他不是强暴，不是以强力掠夺，而是与她完成了一笔交易：她想要宅基地，他想要她少女的肉体，最终王远没有失信，完成了这种交换，孟美丽以处女身为哥哥换得了宅基地。如果是在市场上，如果当事人不是支书而是个体老板，人们对此大概无话可说。但问题在于，王远用于交换的资本来自何处？究竟属于谁？公权力成为私人资本，正是当下中国政治的一大症结。继续分析下去，将是关于中国政治的大问题，也正是你这种描写的意义之所在。

关于权与色的交易，《后土》的描写是出色的。李玉花是麻庄的妇联主任，她献身于王远，而且始终忠实于王远，首先是因为她这个妇女主任头衔和它伴随的利益都是王远给的，其次是因为王远一直是她的领导，仍然能够影响她的命运。畏惧王远手中的权力，迷恋王远所给予的好处，她就只有长期与王远保持着性的关系，事实上不过是做了权势者的性奴。桂花是村会计刘建设的妻子，王远却趁着刘建设喝醉而与她上了床。桂花迎合了他的要求，没有反抗，原因也是王远的书记身份，为了丈夫的工作和前途，她除了心甘情愿，剩下的也只有忍气吞声。翠香接受王远，是因为丈夫去世之后，她自己带着孩子，想迁到麻庄来，只有王远能够帮她在麻庄落户。这些女人，事实上都是失身于权力。王远以手中的权力占有了那么多女人，但在总结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却仍有如此感慨：“有最厉害的，真真是过着‘天天夜里当新郎，到处都有丈母娘’的神仙日子。和他们比，他王远做过的那点事算什么？”“天天夜里当新郎，到处都有丈母娘”，凭借的是什么？是手中的权力。

更有意思的是你的如此设计：王远对部下进行性掠夺，而他自己也曾是被掠夺者。李是凡调戏过他的老婆，他知道之后非常愤恨，却仍然装作李是凡的忠实追随者，不断去福利院看望他，送这送那，拼命讨好。他这样做的全部目的，不过是换取手眼通天的李是凡对他的指点和保护。置身权力场，老婆被上级调戏，也许的确算不了什么，甚至是可以利用的资本。

王远这个人物的确有点复杂，很真实，有深度，不是概念化的产物。他能够意识到：“名声也罢，钱财也罢，还有女人，都是俗物。自己忙活了一辈子，被这些东西诱惑来诱惑去，到头来还不都是一场空？”对于许多事，他都想得很明白。他经常去看李是凡，表现得那么亲近，那样关心。但是，“每一次去看李是凡，他都盼望着他快点死。他是去看他吗？他是看他什么时候能死！这个‘两袖清风’的镇党委书记摸过多少女人？猥亵过多少风华正茂的少女？他那一副忧国忧民的嘴脸，是多么可憎可怖！”而在李是凡的眼里，王远又是什么形象呢？“和这个叫王远的男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李是凡很了解他的为人。一个为了当上村支书连老婆都愿意叫人摸的人，一个连工资都不领无偿捐给福利院的人，是不会那么轻易地丢下自己这把可以利用的老骨头的。”原来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是互相利用而已。

除此之外，小说的一些关于乡村政治的描写也是值得注意的。比如，关于村长选举的描写：“刘青松几个忙选举的人跟疯了圈的猪似的，抱着个大红的木质投票箱挨家挨户地跑，磨破嘴皮子动员大家填选票。但大部分人似乎并不关心谁来当这个村长，他们说谁来当村长都是一个样，都一样的贪污，一样不为百姓做事。再说他们选了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面想让谁来干。”还有一些看似并不重要的闲笔，比如村里失火烧了麦秸垛，一个叫花子被严重烧伤，人们看到他从火堆里滚出来喊救命，却没有人关心。镇上的民警和秘书来询问失火的情况，那叫花子摇摇晃晃扑向吉普车，吉普车却迅速开走，“叫花子跑了两步，倒在路边，又挣扎了一会儿，终于不见动静了。”这都是当下乡村政治的某种缩影。

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一场变革，这个变革被称作城市化和现代化。这个过程究竟如何？农民陷入怎样的命运？困境是什么？出路何在？客观的事实是，土地承包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不久，农村的变革就遇到了瓶颈，从此徘徊不前，农民的主要出路就是进城打工，所以出现了近3亿所谓“农民工”。这一点你注意到了，写了，而且写得相当出色。但是，出路何在？你在《后土》中一些设计显然只是“画饼”，却注定不能充饥。

从事农业生产，越来越没有出路。高投入，低回报，回报常常低于投入。这导致农民纷纷进城打工，导致土地被撂荒，导致乡土的进一步沦陷。农村怎么办？农业怎么办？许多问题都有待回答。怎样留住农民？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提高农业劳动的收入。但是，怎样提高农业劳动的收入？由于市场以价格调节城乡、工农劳动力流向的功能失效，农民被强硬地限制在低收入阶层。

面对这些问题，我觉得你在《后土》中的解决显得太容易了。曹东风和刘青松关闭了砖厂，将砖厂挖土留下的坑洼改造为鱼塘，鼓励村民们以入股的方式投资，由农业转向水产养殖。我觉得这一点写得不错，因地制宜，弄好了会有不低于土地的收入。《富矿》中那塌陷的矿坑亦可如此处理。在小说中，这一方案大见成效，使村民们获得了更多的收入。然而，曹东风的大手笔却必然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因为盖小康楼首先需要征地。这是当下中国带有普遍性的一个大事件：各地政府与房地产商联手，借助权力从农民那里征地，然后以房地产收入拉高地方经济的GDP，为了算计农民的土地，一些地方政府费尽心机，因此而出现了几乎遍及全国的“骗农民买房”和“逼农民上楼”的现象。与此同时，各地强征、强拆的现象层出不穷，受害的农民上访受阻，哭诉无门。这一切，你应该都看到了，或许比我知道得更多。所以，你似乎没让曹东风们与开发商联手。但是，《后土》中仍然出现了村民上访的事。遗憾的是，你对这件事的处理简单化了，把村民的上访写成是受王远煽动而给刘青松等新领导班子捣乱。我想，王远作为下台干部，利用这种机会是可信的，但村民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反抗和斗争也是不容忽视的。那是由荒山开出的良田，费了多年的时间，突然要被征走建设干部们的政绩工程，而且征地价格由村干部制定，原先三千，后来是五千，就再也没有商量余地了，这种霸道，如果没有暴力支持，农民当然无法接受。然而，在小说中，镇党委书记一席话，反抗者即土崩瓦解，矛盾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当下这片乡土所存在激烈的矛盾冲突，村民的希望与体制的制约，干部的胡作非为和百姓的无可奈何，在面对曹东风和王远的冲突时，你写得很好，但在村民与曹东风和刘青松之间，这些矛盾显然被淡化了。

另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是：建小康楼的资金如何解决？小说中的交待是：因为上面开会总是强调要建好全县的南大门，麻庄正是县里的南大门。曹东风说：“咱们就以这个由头，打上建设新农村的大旗，申请国家和省里的低息贷款，用这笔钱做盖楼的启动资金。同时面向全村，开始预售这些楼，收一部分定金，这盖楼的钱基本就差不多了。”如果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么做是肯定行得通的。但麻庄的问题是，本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农民收入低和农业生产剩余价值太少的问题，那么，农民用什么来预付购房款？如果真这么容易，全要农村就都建起小康楼了。

麻庄的问题是没有资金，找不到致富之路。在人们束手无策之际，来了大学生村官刘非平，提出了“开发农家乐，发展旅游业，以观光旅游带动麻庄的经济发展，带动麻庄乡亲共同致富”构想。从小说中看，似乎这条路将给麻庄人的生活带来改善，似乎这样就可以留住人们不再进城打工，似乎麻庄由此可以奔向美好未来。其实，全国农村旅游业的事实证明，那本身就是一个梦，依靠城里人周末来转一转，吃一顿，无法解决农村经济的出路问题。有经济学家计算，一些农村的所谓“山庄”之类，如果不是另有占地之类的图谋，一般是60年内收不回投资。你的小说一直是努力去政治化的，但从《后土》看，还是离现实政治太近了，从废除农业税，到建设小康楼，再到发展马鞍山农家游，似乎不自觉地贴近了主旋律，而你自己的思考就无形中受到了干扰。因为我想，凭你的认识能力，那些显然靠不住的致富忽悠，骗得了麻庄人，却是骗不了你的。

四、《福地》与麻庄文化历史

相比之下，写《富矿》，写《后土》，对你来说都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你熟悉那个时代的生活；写《福地》，却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事实上是给自己出了个难题，让自己面临严峻的考验。

首先是历史知识方面，从辛亥革命到当下，时间跨越百年，发生过那么多事，这就要求作者对小说涉及的事件都要了解。在一般情况下，这或许不是问题，因为有史书在，不清楚的翻翻查查就是了；但就当代中国作家而言，这却实在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是极不可靠的，一个负责任的作家，要让自己的作品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自然不能把作品建立在那种不可靠的历史知识之上。所以，就往往需要一切都从头学起。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如果我们对历史真的一无所知，头脑里一片空白，情况可能还好些，因为那样我们就会知道自己的残缺，然后努力去弥补。可是，当代中国作家的问题在于自己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极不可靠，而自己却往往并不知道不可靠，于是，历史教科书所给予的那些关于中国现代历史的说法，便得不到澄清和纠正。以那样的历史概念去理解历史和演绎历史，结果就使作品成为虚假历史的形象演绎。这样的作品，当然经不住历史检验，而且在明眼人眼里一钱不值。有的作家情况好一些，因为他们超越了教科书的遮蔽，获得了一定的真知，因而能够回到历史现场，去了解相关的生活，这样的作品就能够为我们带来某些历史真相。

这一切你是清楚的，而且具有了穿越历史遮蔽的能力，所以，你能带领读者看到许多根据教科书来看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包括老万那样的地主分子，包括麻庄的贫下中农，包括革命者，包括长工与地主的关系，你都是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考察和理解来写的，而不是根据教科书所给予的概念写的。不过，即使你有这样的优势，也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因为历史知识的全面更新是困难的，人们往往是在某个知识点上完成了更新，而在另一些知识点上没有完成更新；在某些层面完成了超越，而在另一些层面未能自学去超越。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和学人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完全相信教科书的已经不是太多，但完成了知识更新的也不多，差别在于更新的程度。值得庆幸的是，你很知道扬长避短，笔墨多用于自己熟知的事件。

我喜欢《福地》，尽管它有明显的不足。这不足包括结构，包括历史知识方面不应有的小错误。关于结构方面，我觉得你用干支纪年的方式分卷是好的，这大概是《后土》用二十四节气分章的一种延伸。它的确有许多好处，但实在不必写那么多年份。开头与结尾的处理方式是不错的，第一卷写1911年，第二卷即写1919年；第59卷写1985年，第60卷就写1996年；但中间却是从1920年开始几乎逐年写，58年中只略过了3个年头，而1937年到1970年的34年竟然一年不缺。我觉得这样处理效果不好，使叙述重点不突出，成了流水账。在我看来，应该大胆舍弃一些年份，只选有重大意义的年份写，把小说的60卷变成20卷左右就足够了。即使一些故事的过程需要交待，行文中追溯一下即可。那样，你的叙述会更集中，更容易把重要环节写好。

所谓历史知识方面的小错误，也许算不了什么，因为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历史知识方面的大错误都是常见的，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但是，我们如果要让自己的作品经得住时间的淘汰和历史的检验，就应该精益求精，尽量消除错误，哪怕是知识上的小错。我说的小错主要是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语言不恰当地加到历史人物身上所致。一些后来中国人嘴里的话，用于历史人物的描写，常常是不合适的，比如，“癸亥卷”中孙美瑶说自己“受北洋军阀的迫害”，扒铁道劫洋人是要“惩治军阀”等等，这很符合1928年之后中国人的语言习惯，说起那个年代，当然是教科书所教给人们的“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政府”之类，但在小说所描写的1923年，这些词却还没有流行，所以也不应该从孙美瑶口中说出。再比如，“戊辰卷”中青皮纵论天下大势，说到东北的形势和张作霖父子的处境，多次提到“蒋总统”，“南京蒋总统又不驰援”，“现在六公子张将军虽已改旗易帜，服从蒋总统”……作为一个山中道士论说天下大势，多么荒谬的道听途说都不是问题，但当时没有的称谓是不该出现的。再比如，“甲寅卷”写到推荐上大学：“眼看着高中就要毕业了，如果能得到学校和公社的推荐，金枝就能顺利上大学了”，甲寅，即1974年，当时上大学的确是要通过推荐，但是，那几年全国各地都从来没有从中学招过任何学生，因为根据当时的规定，无论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毕业后都必需经过两年以上的“再教育”，才有资格被推荐上大学。当然有人未经过上山下乡或回村劳动就直接被送入了大学，但那是极个别情况，源自最高权力。对小说来说，这些问题虽然是小问题，但再版时也应该改一改。

《福地》最可贵的贡献，是写出了这片乡土的苦难历史，写出了乡土沦陷的全过程。我很喜欢你的这种努力，因为长篇小说，本来就有应该有一个职责：捍卫记忆，修复记忆。《福地》以老万一生的故事为线索，串连起中国农村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百年的历史，展示了宏大背景上的风云激荡，写出了这个过程中麻庄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情和世态的变化。

老万这个人物是你的一大贡献。作为传统乡土中国不可缺少的乡绅，他在麻庄举足轻重，是麻庄的灵魂，麻庄的主心骨，同时也是麻庄实际上的统治者。在他的身上蕴含了许多中国历史的密码。通过这个人物，小说触及到了中国乡土的根本，也写出了它在这一百年中国的变迁。如果以阶级论的观点看，乡绅自然是地主，是农村的剥削阶级，是1949年之后必然要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但你的设计很有意思，老万具有某些普遍性，却又有他的特殊性，他的命运与一般的乡绅不同，虽然失掉了昔日的地位，却并没有完全被打倒。原因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绑在哪个政治集团的身上，而是使众多儿女跟随了不同的势力，既有国民党又有共产党，又有当地的土匪武装。这使得他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没有陷入灭顶之灾。

作为7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作家，你的优势之一是不会再囿于阶级的视角，所以没再把乡绅写成万恶的剥削者，而是走近历史，还原乡土真相，写出了他的方方面面，写出了乡绅对于乡土中国的几乎全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传统中国，的确是天高皇帝远，帝国政权建制到县为止，县以下的乡村处于自治状态，而承担起这种自治职责的，就是乡绅。在清帝国亡国之前，任何一个村庄都有这样的人物，他们不仅要协助官府征粮纳税，还要负责教化，负责村庄的保安和救灾。他们责任重大，责任心也很强，比如，即使对于过路的叫化子，也必需保证不让他们饿死在自己村头。他们是乡村社会的中心，是组织者与维系者，所以承载着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种种经验，既有维系一个社会所必需的权威，又有息事宁人的种种温和手段。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乡绅是不可缺少的标本。因为他们既承载了孔孟老庄等经典理念，又继承着几千年中国的统治术。

在《福地》中，你通过老万形象的描写，把这一切表现得相当充分。作为麻庄的地主，附近盘龙道观的存在自然主要靠他维持，村里的私塾也要靠他支撑；作为麻庄的守护者，他要与土匪周旋，每当土匪来袭，如果是小股，他就要组织抵抗，保卫村庄，如果是大股队伍，他也要组织村民上山避难。为了给村民提供保障，从他的父辈开始，就在马鞍山上修起了土围子，建起了山寨，并且常年在山寨备有足够的粮食。同时，他有文化，有见地，遇事有主张，因而必然成了麻庄人的主心骨和精神领袖。为了麻庄，他也常有种种无奈，需要做出牺牲。比如，为了与土匪相安无事，他甚至不惜把小女儿万喜送给匪首孙大炮做干女儿，后来又同意她嫁给无恶不作的土匪刘老黑。麦子刚刚收到场上，夜里就被刘老黑派人浇了，眼看就要入仓的粮食化为乌有，麻庄百姓怎么活？他需要拿出办法。土匪把村里的女人抢上了山，他需要想法救回来。为了重新组建民团，他不得不与铁路上的洪爷打交道，洪爷却首先要求陪他一起去逛窑子。万仁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本想到妓女屋里坐一会儿喝杯茶算完，却偏偏遇到了被迫进入妓院的13岁的冬菊，最后只好为她赎身带回家，成了自己的女人。日本人打来了，国家军队兵败而撤，老万和乡亲们却不可能跟随政府一起去重庆，他们只能守在这片乡土，以种种办法守护麻庄。

作为过去年代的富人和麻庄的权威，1949年之后，万仁义这样的人是必然要被打倒的。这不仅因为他是地主，属于剥削阶级，还因为他在村里的地位和威望。时代要天翻地覆，自然不能容许昔日的权威继续成为权威。当陆小虎成为麻庄的掌权者，老万自然要被审判、批斗，再也没有昔日的尊严。但即使如此，到了庚子年(也就是1960年)大饥荒来临之时，他仍然为了乡亲们而拿出了自家的保命粮……这就是作为麻庄灵魂和保护神的老万。

正如他早已死去的绣香对老万所说，赶走了日本人，万家的磨难才刚刚开始。“农抗会”变为“农会”，陆小虎成为领导人，一心与万家作对。开始，老万无法忍受，所以，尽管他已经是被改造的地主分子，仍然无法压抑他的血性，面对陆小虎的挑衅，把半碗糊糊狠狠地扔到了他的脸上。他之所以没有完全倒下，与全国的地主大不一样，依靠的是他的特殊性：一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早就参加革命的儿子万寿，因此又有一个当村支书的儿媳妇欢喜；二是因为陆小虎一直喜欢他的二儿媳嫣红，二儿子从1949年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老万对他们的来往睁一眼闭一只眼。也就是说，他是以儿媳与陆小虎私通为代价，才换得陆小虎对他手下留情的。仔细想来，这也是一份莫大的耻辱。

如何面对这片乡土的历史？如何面对这片土地上层层淤积的血泪？作家们的态度极不相同。面对张炜的《古船》和莫言的《丰乳肥臀》中已经揭开一角的历史惨状，面对种种厮杀和撕咬，一些作家总是绕道而行。你写《福地》，又把自己逼到了这条路上，绕不开，你的良心也不允许你绕道而行。所以，就有了小说家们从未写过的一些场景。读着那些场景，我不能不为你叫好，同时也庆幸那些文字没有被出版者所删除。当下中国文学，一部好作品出现，不仅需要有好的作者，而且需要遇到好的出版者。否则，越是有价值的东西，可能越是要被统统删除掉。

《福地》中关于1958年人民公社和大食堂的描写是极好的：“陆小虎这边在大喇叭里一喊，再过两天麻庄公社就要成立了！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那边各家各户都赶紧杀鸡宰羊，生怕白白上缴了去。顿时，麻庄上空飘荡着一层又一层的肉香……”家家户户杀鸡宰羊，老万正在愁“这么多的鸡，还有一只羊，啥时候能吃完”，秋生从大门进来了，又端来一大筛子驴肉。嫣红把筛子接过来倒出驴肉，给秋生装了一筛子羊肉。“那两天，麻庄人感觉就像过年一样，家家户户都在杀鸡宰羊……老万虽然作为麻庄的地主，一辈子不缺吃少喝，但能像这样放开了吃肉的时候还真是不多。”这种历史场景，是生活的真实，但无论在历史的叙述中，还是文学作品中，却一直很少出现。此外，大食堂刚刚成立时的“放开肚皮吃饭”，“麻庄人个个都油光满面，仿佛胖了一整圈”。接下来是大炼钢铁，为了“赶上美国，超过英国”，“一时间，麻庄所有和铁沾边的东西都被送进了小高炉，就连铁锁头都没放过。”

权力强制之下瞎折腾的结果，必然是一场大灾难。粮食没有了，麻庄陷入空前的大饥荒，“有人开始撸树叶和扒树皮，用水煮了吃，同开始是榆树，杨树，后来不管什么树，只要能吃，都被扒光了吃。”“小王庄食堂的大师傅用芋头窝头勾引了大半个庄的小媳妇大姑娘。那些女人为了填饱肚皮，什么都顾不上了，只知道狼吞虎咽地吃着窝头，任凭大师傅扒掉裤子骑上身子。”“这之后，麻庄隔不两天就死一个人，一开始还有人把死人埋掉，后来发现埋掉的死人很快就会被挖出来吃掉，就干脆连埋也不埋了……”这样的描写，可能有人不喜欢，却注定要刻进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

这时候，老万仍然不自觉地就要承担起守护麻庄的责任，习惯性地把全村人的事放在心上。这也是一种文化，或许就是中国某些好一些的文化没有完全灭绝的原因。当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在陆小虎的领导下穷吃海喝的时候，老万知道那是撑不了几天的。他没有权力管村里的事，却把自己家里的粮食运到了马鞍山上。在村里许多人都被饿死的时候，老万家不但没有饿死人，而且用他们的粮食两次救了全村，“给乡亲们分粮食的时候，大家都给老万跪下了”。这不是麻庄人的阶级斗争觉悟低，而是生死线上看到生存希望的一种感恩。从老万身上，可以看到什么是乡土之魂，什么是村庄的守护者。尽管万仁义是被打翻在地的地主分子，却比那些干部们更为麻庄操心。饥荒过去了，麻庄的土地里又长出了庄稼，但刚出土的玉米苗却马上就有旱死的危险。当老万让陆小虎在大喇叭上喊大家赶紧抗旱保苗的时候，陆小虎说：“恐怕在大喇叭里喊了也没用，自打公社成立以后，没几个人对田里的庄稼像你这样上心了。”这样短短的一句话，透露了那个年代乡土的许多奥秘。而万仁义与陆小虎对话的这个情景，也是中国乡土历史上的典型情景，从名义和身份而言，陆小虎是麻村的领导人，面对干旱却是无所用心；万仁义是一个地主分子，是人民的敌人，是麻庄专政的对象，但在此时，却是他提醒陆小虎组织人们抗旱。抗旱是困难的，因为小龙河的水已经干了，村民吃水已经成了问题，又是老万提出打井。他依靠自己藏下的一点粮食，硬是变戏法一样给参加打井的人每天发一个馒头。如果放在1958年，他偷藏粮食的罪恶会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此时的麻庄人却不会揭发他。麻庄因此有了一口甜水井。说真的，当读到老万把孙女从单位带回来孝敬他的馒头放进给打井者送饭的篮子时，我被这个地主再次感动了。他为了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感情？所有的宏大话语大概都不准确，我们只能说，他爱麻庄，爱那片乡土。

小说结尾对老万的议论意味深长。事实的确如老槐树所看到的：“他守护麻庄一辈子，守护的是个啥？是麻庄的命脉？还是老万家的骨血？可以说，这两样他都没能守住。从第一个方面来说，麻庄的许多东西都已经或正在失去，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安宁。从第二个层面上来说，他还不知道王和是目前老万家唯一的骨血。”是的，万家的血缘已经完全被搅乱，他身边的孩子都是形形色色的杂种，而且那“唯一的骨血”也很快罪有应得死去了。可是，小说的最后一章却让人看到万仁义并未绝后：万禄回来了，而且带回了老万的孙子万秋。尽管他是在老万死去十年之后才回来的，但那却是万家的血脉之所在。叶炜，不知你是否不忍心让老万绝后，才有了最后的神来之笔？这一笔，给小说带来了亮色。

拉拉杂杂，刹不住车了，结果写了这么多，请原谅！

(责任编辑王宁)

李新宇，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