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路先锋
——刘亚楼和战友们的长征往事

文/钟兆云

血路先锋
——刘亚楼和战友们的长征往事

文/钟兆云

钟兆云1969年生于福建武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会长，福州市作协主席。15岁发表习作，迄今已有《刘亚楼上将》、 《辜鸿铭》 （三卷本）、 《我的国籍我的血》、 《乡亲们》等40余部著作总计1700万字在海内外问世，并有长篇电视剧在央视播出。曾入鲁迅文学院就读，参加过全国青创会、全国文代会和全国作代会。

1.天降大任

这无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行军：历时近两年，行程两万五千里，上百条河流大川叫板，上百座高山险峰挡道，头顶有敌机轰炸，地上有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没有汽车，连马匹也屈指可数，只能靠双腿；没有粮草，得啃野菜，嚼青稞，煮皮带，喝马尿……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这样一次行军，创造了人类奇迹。

在这支铁流的最前面，有两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枪林弹雨中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的英雄部队——红一师和红二师。

打仗需要先锋，正如矛枪要有尖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红一军团奉令先行，并以第一师为右前锋，第二师为左前锋。红军要突破蒋介石大军的围追堵截，要在“死地”中求得生存，先锋部队打得怎样，枪头硬不硬，枪尖锐不锐，就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如果说声威赫赫、战功卓著的红一军团是红军的王牌，那么，红一师和红二师当之无愧是红军几大主力师中的王牌。在关键时刻能被历史选中，自是份殊荣。“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他们不但要有忘我的牺牲精神，还要有过人的胆略才智，他们是改写历史的人。

在改写历史的群英谱里，因刘亚楼是唯一先后担任过这两个王牌部队军政主官的将领，本文就以他为中心，带出开路先锋的往事。

先从红二师讲起。

红二师班子组建过硬，军政主官也年轻，师长陈光29岁，师政委刘亚楼24岁，残酷的斗争早已把他们锻炼成英勇善战、意志如钢、百折不挠的硬汉。对上级赋予的重任，他们早已料到，交换了一下眼神，随后又彼此庄重地点点头。每当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他们往往是这种动作。从对方的眼神里，读出共同承受这重担的信心和力量。

临出发前，红军总司令朱德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上面划好的箭头，告诉刘亚楼和陈光应从哪里前进：你们在前面开路，动作要快，不然，后面的部队就要被堵塞住，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我们后面跟着你们来。

长征前，包括瞿秋白、陈毅等高级干部在内的许多伤病员都被勒令留下。反“围剿”中挂彩、行动困难的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也是留员之一，但刘亚楼舍不得丢下这员爱将，指示无论如何抬也要抬着耿飚走。后来官居新中国国防部长的耿飚（习近平曾任其秘书）回忆说，这等于救了他一命，在那种情况下留在苏区凶多吉少。

黄炜华也是因为刘亚楼抗拒李德、博古们的命令，得以参加长征的。

黄炜华将军曾动情地对笔者说：“我能带病参加长征，能在长征中战胜病魔，能为革命事业作些贡献，是党关心和爱护的结果，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总要想到和怀念刘亚楼司令员。”

红二师初试锋芒，是10月13至14日信丰河边的一场战斗。

红军被迫离开苏区，于蒋介石不啻是个喜讯。这位早欲置红军于死地的枭雄，决心不给失败的红军以喘息之机，一鼓作气把火扑灭。他调兵遣将，命广东军阀余汉谋在江西安远和信丰一线，以五岭山脉作屏嶂，修筑诸多碉堡，布置了一条封锁线——也就是围追堵截红军的第一道防线。

信丰一战，是走出根据地以来第一次和敌军对阵，必须打得干净、利索，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刘亚楼和陈光决定：五团、四团分别从安息、古陂出击，六团随时接应。

战斗只打了一天一夜，就把几个师的守敌打个稀里哗啦，一口气歼敌一个团。长征以来敌我双方的第一次对峙，就在信丰河边结束了。

“关公温酒斩华雄，红军锐气胜关公！”看到部队旗开得胜，而且打得这么利索痛快，不是诗人的刘亚楼跃马信丰河，竟有了佳句。

红二师乘胜扬威，如锐不可当的铁军，一路所向披靡。11月突破湘、粤两省军阀“合作”的第二道防线，同月中旬再接再励，又抢占九峰山，突破敌第三道防线。尔后长途奔袭，飞渡潇水，攻占咽喉要地道县。

战争中的任何高明的战略战术，只有充分利用时间才能实现。快速的行军，足以增加取胜的机会，甚至还“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恩格斯语）。刘亚楼非常强调利用军队的快速机动来争取战斗的胜利。在多次实施中，他发现了一种新的战术：更好地利用部队的两条腿，而不是刺刀。

红二师逢城攻城，遇隘夺隘，将是勇将，兵无孬兵，个个猛如虎狮，人人争露锋芒，枪林弹雨无所惧。全师上下的英雄气概吓破了敌胆，几场战斗下来，有时大部分敌军遭遇上了红军而不敢交战，生怕成为红军的枪下鬼。接到捷报，周恩来和朱德赞曰：红二师开路好快！

2.湘江这边

1934年11月25日，红二师踏上湘江岸的碎石沙滩，望着波涛滚滚的湘江水，上至师长政委，下至通信员，一脸的严峻。在这道天然屏障面前，蒋介石调集了15个师近40万大军，拼凑了5路所谓“追剿军”，还特意派了不少飞机参战助威。他认为中央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

前有湘江阻挡，后面和左右两侧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情况万分危急！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敌人的重围，绝处逢生，关键在此一仗！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突破湘江，打开部队行进通道。

27日，红二师疾如旋风，出其不意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占领西岸，控制了界首至觉山（脚山铺）间的渡河点。恰在这时，白崇禧从兴安把他的部队向南移动，佯作保卫桂林，实际上是给红军开放了一条走廊，让湘江渡口一度向红军敞开。中央纵队与红军先头部队前后相距100公里，按理能在两天内就可以过江，而且可能不会有多大损失，可这良机被洋顾问李德错失了，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队伍也改变了有利形势。

28日，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何键派了4个师猛攻红军的北翼。最令人吃惊的是，白崇禧重又卷进了这场厮杀。他们要靠着空中飞机掩护，地面大炮开路，夺回渡河点，把红军拦腰斩断，击红军于半渡，消灭于湘江两岸。

红一军团奉令保卫渡口，阻击敌军，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红军大部队全部过江。红二师在全州附近的脚山铺打响了阻击战。于是，一场空前未有、关系红军安危的的恶战，在湘江两岸展开！

战斗打响后，刘亚楼亲自在脚山铺左侧一个叫黄帝岭的山坡上指挥战斗。此时红一师只有一个团过江，红一军团掩护中央纵队的任务主要靠二师。这个渡河地点能否守住，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命运。红二师必须像一颗坚硬的钉子钉在这里！

红二师3个团，阻击敌人4个师16个团，以单一兵种抵抗敌人步、骑、炮和空军的联合进攻，在火海中寸土必争。

亲历战事的黄炜华将军回忆：“那时红军子弹缺乏，只能把尖头子弹集中给机枪使用，把圆子弹给步枪使用，这样还得省着打，只能等敌人靠近后，主要靠手榴弹和刺刀与敌人搏斗厮杀。”

红五团团长张振山夜间派少数战士摸到横七竖八的敌尸旁，搜寻枪支弹药，放在堑壕里堆起来。待敌人进攻时，再用他们的枪弹回敬过去。

出现在刘亚楼望远镜里的，是搏杀、冲锋、反冲锋。爆炸的火光中，飞溅着泥尘、砂石、碎尸、血肉。空气里包含着浓重的焦烟味和血腥气，尤其是梯恩梯炸药，呛人的苦辣味，直刺鼻孔，让人感到呼吸窒息。

虽然敌人的炮火已经把远近几个山头上的树丛剥光了，但红二师的阵地仍旧岿然不动。

激战到第2天拂晓，即30日凌晨，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率红一师渡过湘江。一小时后，一军团这两个师都进入了阵地。一师是二、三团阻击，一团作预备队。二师是四、五团阻击，六团作预备队。聂荣臻离开军团指挥所，同刘亚楼一起在黄帝岭阵地上指挥战斗。

下午，敌人又组织了第3次冲锋，红军的伤亡越来越大。红一师把预备队也用上了，敌人还是冲到阵地上来了。在觉山的西边，红一师只有怀中抱子岭一块阵地了。

林彪虎着脸把一师师长李聚奎叫到跟前，厉声说：“怀中抱子，怀中抱子，你李聚奎一定要给我‘抱’住，直到中央纵队过江！”

红一师的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阵地丢失以后，东面二师的阵地受到极大的威胁。敌人从三面对二师的前沿阵地尖锋岭发起了进攻。坚守尖锋岭阵地的只有五团的两个连。聂荣臻听到尖锋岭上激烈的枪声后，对五团政委易荡平说：“荡平同志，我们上尖锋岭看看去。”

刘亚楼一把拉住聂荣臻：“聂政委，你不能去，我同荡平同志去。”

易荡平坚决不肯，自己带着警卫员火速上了尖锋岭阵地。

虽经死守，尖锋岭还是被蚁群般往上涌的敌人突破了。易荡平打死6个敌人后，全身多次负重伤，行动困难。敌人疯狂地叫喊“抓活的！抓活的！”易荡平为了不当俘虏，要求警卫员向他开枪。警卫员不忍，说我怎么能打自己的政委呢，他便不由分说地夺过警卫员的枪，饮弹身亡。

听完撤下火线来的易荡平警卫员哭诉后，刘亚楼沉痛地说：易荡平同志是好样的，红五团有优良传统啊，我们就是要发扬敢打敢拼的硬骨头精神！

得悉红四团政委杨成武也挂了彩，刘亚楼指示，一定要保证杨成武的安全，绝不能再出意外。

五团阵地失守，红二师主力只得退守黄帝岭。敌人紧跟着向黄帝岭逼近。一场惊天动地的拼杀战展开了！刘亚楼两眼血红，向战士们吼道：“黄帝岭，人在阵地在！”

阵地在炮火中悲鸣、痉挛、抽搐，一切都淹没在浓烟烈火中。

入夜，在红一师撤出之后，红二师孤军突出，为了避免被敌包围，也主动退至珠兰铺、白沙一带，与一师占领的夏壁田、水头构成第二道防线。

11月30日和12月1日这两天，被聂荣臻认为是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11月30日午夜前，红一军团在固守西岸阵地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给中革军委发了万万火急电报：“……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12月1日凌晨3时半，红一军团收到了中央局、军委、总政联合发来的电报，电文说：“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二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励。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红一军团首长要求红二师、红一师不惜牺牲，无论如何也要守住阵地，以保障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12月1日是战斗最为激烈的一天。敌机的轮番轰炸，把战士们震昏，耳鼻出血。敌军也不都是孬种，他们连、营、团长带头，督战队在后，潮水般冲来。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红一军团从军团首长到每一个战士，都投入了最紧急最紧张的作战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啊！

黄炜华将军如是告余：“12月1日的战斗那个打得残酷呀，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敌人数倍于我们，几次都冲到了我们眼前，红军将士端着血淋淋的刺刀，喊着‘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拼力厮杀，向敌人进行集团反冲锋，在十里长的阵地上打得鬼哭神惊。”

敌人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屡次进攻没得利，乃转攻红一师和红二师的结合部，终于突进四五里地。红一师三团两个营被迂回其后的敌军包围，红二师也面临着被敌包围的危险。

刘亚楼虎眼充血，命令部队子弹打完了，用牙齿也要咬住敌人，守住阵地。从师长政委到通信员、卫生员，红军将士个个把生死置于脑后，人人都打红了眼。阵地前敌我两军尸横遍野，血肉横飞。

正打得白热化，军团警卫排长刘辉山连跑带喊赶来报告：军团指挥部吃紧！

刘亚楼大吃一惊，顾不得询问详情，带人向军团指挥部奔去。原来，敌人的迂回部队打到了军团指挥部门口，聂荣臻一面组织人员抗击这股偷袭之敌，一面命令刘辉山下山通知刘亚楼。刘亚楼带人赶到，将这股敌军压了下去。这是一军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险。50年后，聂荣臻元帅还记得这件事，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大约正午时分，中央纵队终于渡过了鲜血染红的湘江，并越过桂黄公路。红一师和二师遂交替掩护，边打边撤。红二师经庙山、梅子岭、大渡，分别从两个山隘口退入通资源的越城岭山区。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这一仗，是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6千多人，减员到不足4万人。党的总书记博古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比划。

湘江这场连续几天几夜的恶战，红二师损失近千人。活着上路的指战员们，无不头发蓬乱，衣衫破烂，血迹斑斑，疲惫憔悴，不少人的伤口还流着血。警卫员发现刘亚楼的帽沿被打了一个洞，好不危险。有人开玩笑说：“子弹有眼，不打政委。”

刘亚楼面对战后的惨景，却笑不出来，心在流血。他和陈光骑着马并辔而行，很久很久没有讲话。忍不住回头看了那血战后的战场，看一眼，再看一眼。他没用望远镜，而是用泪眼。初冬的太阳，流出了血般的惨红，照着那被硝烟和鲜血染红的土地。这场空前惨烈的血战之后，促使广大指战员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和领导问题。

湘江之战，除了上面所说有一个“缺口”可使红军避免重大损失外，还有一个“时机”。那是开国中将刘忠说的。他原在红二师五团当政委，长征前调红一军团司令部任侦察科长。

“1934年11月20日，我率军团侦察队到达湘江边的界首村，横渡过湘江，直抵全州城附近侦察。此时，国民党正规军尚未到达，全州城内只有民团驻扎。我认为不可错失战机，向率红五团占领了界首渡口的师参谋长李棠萼建议，速率红五团过湘江，占领全州。但李参谋长犹豫不决，认为要报告军团指挥部，听候命令再行动作。我再次建议机不可失，仍未得到李参谋长同意。事关重大，我不得不越级电告军团。在这种极关键极重要的时刻，军团首长也要被动地听候红军总部也就是李德的命令。越一日，待军团首长‘渡过湘江，进占全州’的命令下达时，良机已失，国民党中央军刘建绪部已进全州城，并在城外占领了阵地，布置了警戒。我红五团只好抢占脚山铺。战后，我向刘亚楼说了此事，指出李棠萼贻误战机失去控制全州机会的错误，他也痛感失去良机，认为如果占领全州城，通过敌封锁线会顺利些。红军肯定不会在湘江之畔流那么多的血，死那么多人！”

1994年，年已耄耋的刘忠同余谈及此事，狠狠地一拍大腿，他那种“失良机之痛”至死不泯！

3.“像乌江的水那样，扬名在历史的长河中”

电影《强渡乌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故事片。片中的师政委，几乎可与刘亚楼对号入座。因为，当年率先强渡乌江的，正是刘亚楼任师政委的红二师。

1934年的最后一天，一彪劲旅突然踏破黔北高原，一路无阻直射贵州第一大川乌江。看那飘扬的红旗，正是红二师。

刘亚楼和陈光的心情一样，由湘江之战的沉重变得较为爽朗。因为红二师突破黔敌防线进占黎平后，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那里召开了会议，作出了正确决策：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黔北进军。会后，林彪、聂荣臻当面向刘亚楼和陈光下达了作战任务：进抵黔北，夺取遵（义）桐（梓）。

遵义是黔北重镇，是贵州第二大城市，桐梓是贵州军阀王家烈及其“双枪将”（大烟枪和步枪）侯之担的巢穴。欲下遵、桐，必先渡过乌江，踏过娄山关。而乌江是遵、桐的天然屏障，号称“天险”，娄山关亦有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威名，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在听取前卫团团长耿飚侦察的情况报告后，刘亚楼还不放心，和陈光亲自到江边渡口察看地形。刘亚楼一向认为，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认真观察地形是很重要的，哪个山头可打，哪个凹口可藏，哪个河流可渡，都要看清楚，哪个团营从哪儿上，哪门炮往哪儿打，从哪个方向打开缺口，进攻时会碰到什么障碍，该怎样排除，心里都要一清二楚。对于一个久经战场的指挥员来说，当敌情和地形地物尽收眼底时，脑幕随之闪现出各种克敌方案，而胜利也就在此时同步前进了。

守江敌军在给上司的电报中，夸下海口：“江防工事，重叠坚固，官兵勤劳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敌人是无论如何要保住，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红二师是无论如何要突破。只有战斗才能见分晓！

关于乌江之战，刘亚楼在世时曾因总政组织的《红旗飘飘》丛书之约，撰文回忆，里面浓墨重彩介绍了勇士们在偷渡强渡接连失败后毫不灰心、前仆后继、克敌制胜的感人事迹。通篇文字里虽然没有什么形容词，也看不到他的影子，可正如参加这场战斗的杨成武所说，红二师“会像乌江的水那样，扬名在历史的长河中！”

乌江的突破，解决了红军进军遵义最困难的障碍。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那部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如是叙述：“1月3日或4日早上，红军大部队开始跨过浮桥。最困难的问题已解决，其余的事都好办了。刘亚楼命令二师六团立即夺取遵义。”

刘亚楼特别交待六团代政委王集成：“夺取遵义事关全军的战略全局，你们既要勇敢，又要机智。”

王集成作战勇敢，多谋善断，深得刘亚楼的欣赏，从青年队长到连指导员、团代政委，刘亚楼多次地手把手教他制订政工计划、召开骨干会议，耐心讲解怎样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鼓励他以政工人员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团结和带动部队。王集成后来成为优秀的政工干部，曾多次说离不开刘亚楼当年的培养。

几十年后，黄炜华将军告余：“部队中的新干部，光知自己苦干，不知如何进行工作，刘亚楼就点点滴滴，亲自作出榜样，如何开支部大会，如何上政治课，如何上军事课，如何训练部队，如何晚点名；行军中应注意什么，如何行军，如何关心战士（如每天洗脚、有脚泡如何治疗）；对伤病员如何关心照顾；连队要建立那些制度（值班、查铺查哨、请假销假、武器弹药如何登记、统计等），如何搞好伙食，如何巩固部队、减少减员等。部队经过刘亚楼这样点点滴滴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干部很多。”

1月7日凌晨，六团智取遵义城。

红二师在群众的欢迎下列队进城。遵义，这个黔北重镇，贵州的第二大城市，经过战火的洗礼，沐浴在朝霞里，显得十分美丽。刘亚楼和陈光下令部队就地休息。谁知休息号吹过不一会，总参谋长刘伯承和聂荣臻匆匆赶来了。

“你们二师连续战斗，星夜行军，是该好好休息了！可是……”刘伯承话音提高了，“你们还有重要任务，军委命令你们要继续前进，一刻也不能停留！”

刘伯承的命令出乎意料之外，刘亚楼和陈光一时竟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们太困了，确实想着休息。

“刚攻下遵义，屁股还没坐热又要出发，亚楼，这给你的政治思想工作出了个大题目呢。”聂荣臻看着刘亚楼。

刘亚楼虽然对这个命令感到突然，但他还是坚定地说：“总参谋长，政委，你们交代任务吧！”

刘伯承从挎包里取出地图，用铅笔指着娄山关和桐梓说：“你们的任务是迅速占领娄山关和桐梓，这又是个重大任务。六团昨天是比较疲劳了，四团这个主力团还未怎么使用哩。你们看使用四团为先头追击部队如何？”

刘亚楼和陈光交换了一下眼光，点头应允。

“那好，我和聂政委当面向耿飚、杨成武同志布置任务。”刘伯承说完，和聂荣臻大步向四团驻地赶去。

遵义到娄山关30公里，从娄山关到桐梓还有15公里。四团跑步进发，当天下午，就占领了娄山关南面的板桥。第2天，采用正面强攻与侧后迂回的战术，一举拿下了号称“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接着乘胜追击，边打边追，出击15公里，攻克王家烈老巢桐梓城。

桐梓城是个繁华的小山城，多半辈子没见过洋楼和电灯的红军指战员，正高兴地想“享乐”一番，以弥补昨天匆匆离开遵义城所带来的遗憾。刘亚楼和陈光忽然像影子一样出现在他们面前。

“你们马上出发！”没有寒暄，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这般充满火药味。“又到哪里？”耿飚和杨成武刚洗完脸，两人都没有思想准备，不禁一愣。

“占领牛栏关，向松坎前进，占领松坎！”陈光简洁明了地下命令。刘亚楼见他们面有难色，便上前拍拍两人的肩膀，说：“任务紧急，也很光荣。只要我们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革命胜利了，洋楼、电灯有的是！”

耿飚点点头，杨成武轻声说：“只是战士们的情绪……”

“战士们的情绪看我们干部。”未等杨成武把话说完，刘亚楼就接了过去。他一边说，一边打开地图，对耿、杨说：“你们看，松坎北面是浩浩长江，隔江与国民党屯聚重兵的重庆对峙。这次任务非同等闲，占领了松坎，就从正面掩护了遵义。你们一定要进行深入的政治工作，认真动员，搞通战士思想，完成这光荣的任务！”

耿飚和杨成武不住地点头，刘亚楼问：“任务紧急，师部要求你们下午4点钟出发。有什么困难没有？”

“没有！”耿、杨齐声吼道。

下午4点，红四团列队沿川贵公路北上，奔袭20公里，拿下牛栏关，又连夜50公里急行军，于翌日清早攻占松坎。

接到四团从松坎发来的电报，刘亚楼亲自起草电文，表扬他们这种顾全大局、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命令：在松坎休整7天，警戒重庆方面来的敌人。

就在红二师在遵义北面构成防线时，红五军团在乌江一线也完成了南面防线的构成。两条防线遥相呼应，控制了遵义中心地区，使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安全而顺利地召开。

随着30多万强敌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压来，军情异常紧急。为了摆脱强敌“围歼”，刘亚楼和陈光奉令率红二师抢先渡过赤水河，挥师北上，然后利用敌军调动、黔北空虚之机再挥师东进，出其不意二渡赤水，重占娄山关，再取遵义城。

遵义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空前的大捷。战斗曾一度危险，当薛岳、周浑元强敌猛扑遵义老城的插旗山时，红三军团控制的阵地岌岌可危。关键之际，刘亚楼找到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分别指挥两师精干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冒险向正面之敌展开猛攻。

很快，整个战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敌人的战斗部署完全被打乱了，指挥体系陷入混乱状态，驻遵义近郊的中央机关转危为安。

紧接着，红二师在烂板凳、刀把水一线与黔敌五十二师遭遇。狭路相逢勇者胜，红二师又是一阵劈头盖脸的猛打，打得敌人丢盔弃甲，仓皇逃窜。刘亚楼号令全师：把敌人赶到乌江去喝水！

二进遵义后，中革军委召开团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天，刘亚楼穿一身整齐干净的军装，早早来到遵义城天主教堂。不一会儿，一个个熟悉的团长、师长披带着满身硝烟味陆续到来。大家紧紧握手，可谁也没有多说话，因为都在等待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一阵爽朗的笑声从门外传来，在昏黄的光线下，毛泽东手捏香烟含笑进来，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他近年来第一次出现在有众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上。在他的身后，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也来了。

会议精神由张闻天传达。当讲到遵义会议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时，会场顿时沸腾了，多数人虽然已知这次人事变动，但还是情不自禁地振臂欢呼，拍手欢庆。

会后就地会餐。刘亚楼把陈赓、陈光、耿飚、王开湘、杨成武等人拉过来，在地上围成一圈，用铁盒子盛菜，用大碗倒酒。

教导团团长陈赓风趣地说：“政委同志，‘战斗’要开始了，请你作个政治动员吧。”

大伙拍手欢迎。

开朗、健谈的刘亚楼，一时竟说不出什么话来，他望着身旁的战友们，端起酒碗，兴奋地说：“问题解决了，喝了，都喝了！”

“好！都喝了，喝个痛快！”大伙纷纷端起碗来。

就在众人尽欢时，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哭了：“那么多战士血染江河，横尸沙场，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的伟大变化，该多么高兴啊！”

王开湘的哭强烈地感染了众人。一提起过去的错误领导和它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时，气得又捶地板又打饭盒。刘亚楼劝慰道：“现在云消雾散了，我们可要积攒些力气打蒋介石呀！”

红军长征时，红二师有4700人，一路恶战一路减员，湘江之战受损尤重，到遵义时剩下2500人。为了保持红一军团的战斗力，中革军委决定取消红十五师（即少共国际师）番号，把其兵员分别补充到红一、二两个师里。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批新兵，很快就融进了红二师的血液里。

4.在劣境中打出凛凛威风

老资格的开国上将、长征前夕接替罗炳辉任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尝谓：刘亚楼能打恶仗硬仗，还能打巧仗。言语中，不胜惺惺相惜。

刘亚楼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几次反“围剿”战争实践中，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不断得以丰富，对奔袭、伏击、遭遇、山地攻击、迂回包围、追击和夜袭战等作战形式，详加领略，灵活使用，成为红军阵营的一头雄鹰。

红二师从江西一路打来，斩关夺隘横扫披靡，用连续突破敌人五道封锁线的一连串胜利，彰显了红军枪尖之锐。红二师能征善战，与刘亚楼的治军息息相关。

刘亚楼在政治建军的基础上，特别重视战斗作风的养成。在他的磨砺下，红二师不仅有不怕牺牲、勇敢善战、胜不骄败不馁的英雄气概，还有不怕苦不怕累、穷追猛打的连续战斗精神，以及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风尚。这种作风，像血液般输进了红二师指战员们的血管，以致有人说：“红二师的作风就是刘亚楼的作风。”

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斗以及随后的大坝突围战中，红二师在劣境中又一次打出了凛凛威风。

红二师前进到赤水附近，忽接命令，要一夜返回90里增援，配合红军干部团，歼击土城附近的川军重兵。

红二师快马加鞭赶回元厚（猿猴场）以东，神速展开动作：四团向敌阵地攻击，五团从右翼迂回敌后（习水）攻击。四团以雷霆万钧之势，夺取了敌人一个又一个阵地。最后在夺取敌占制高点时，与强敌反复争夺，由于地形险要，又无炮火支持，不能压制敌制高点的火力而停止攻击。五团追到很远很远的敌侧后，歼灭敌一部后撤回。经一天激战，红二师虽未能解决战斗，但达到了解围目的，掩护了中央机关迅速转移，胜利渡过赤水河。

刘亚楼、陈光率部退出战斗后，迅速在猿猴场、土城一渡赤水，向扎西前进，以调动敌人。

参加土城战斗的黄炜华将军称：敌虽众，但被红军的英勇吓破了胆，有时追上了红军而不敢战，有时包围了红军而不敢攻。

红二师在袭击叙永城后，经黄泥河到大坝，准备向盘山前进。行动中发现川军二个师跟踪追击，刘亚楼和陈光遂令红五团在黄泥河阻敌，杀伤敌一部后，对其实行反尾追，弄得敌人被动不堪。

2月3日傍晚，刘亚楼和陈光率师直、红四团和红六团到大坝宿营，川军一个师悄然尾随而至。翌日拂晓，红二师警戒部队发现敌人动态时，发现周围山头阵地悉被敌人占领，红二师被围得水泄不通。

险象环生，形势万分危急！

刘亚楼和陈光一边指挥部队与敌交火，一边紧急磋商，认为：依当前情况，西北山头敌人较少，只有选择西北方向敌人薄弱处，集中兵力猛烈突击打开缺口，突围出去，然后向盘山前进。于是命令四团为突击队开路，师直为第二梯队在四团后跟进，六团在后掩护并随后跟进。

晨7时，陈光率四团突击队，集中全部轻重机枪火器，在两侧猛烈射击压住敌人，突击连队以不怕牺牲精神，一波一波向敌人冲击。山头守敌被红军舍生忘死之势吓坏了，稍作抵抗，便向两边狼狈逃窜。

红四团一鼓作气夺取西北山头，并向两侧扩张，撕开缺口。刘亚楼指挥二、三梯队如洪水一样，以排山倒海之势，在枪炮声中如一条飞龙，踏着敌人尸体向西北猛进。红二师突围出来后，一口气猛跑30里路才停步休息，整顿好队伍，第二天南进鸡鸣三省，与总部胜利会合。

红二师大坝突围，被军委首长称为一个很好的战例。

红军三渡赤水后，奔赴古蔺县，大有挥师北上之势。在敌人手忙脚乱、调兵遣将之时，红二师却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回师鲁班场，全歼遵义之西、鲁班场以东守敌，随后移驻茅台镇。

红军四渡赤水后，占息烽，逼贵阳，并大造声势，准备攻打贵阳。毛泽东在部署这次行动时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红二师依计行事后，在贵阳近郊到处刷写“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蒋介石急令云南省主席龙云、湖南省军阀季韫珩率军驰援息烽、贵阳，同时急调湘军刘建绪、徐源良在川、黔、湘边界布防堵击。

目的既达，红二师一改路线，乘虚直入黔南山区，随之长驱直下，挺进云南。

兵以诈立。古往今来，许多著名将帅的用兵原则和指挥艺术，最集中地表现在多诡奇诈上。善于研究借鉴前人经验的红军将领们，总是从自己面临的敌人的实际情况出发，发挥自己的独创性，出奇制胜地打击和战胜敌人。刘亚楼和陈光堪称“用佯”高手。

为了在更大程度上给龙云造成红军攻昆明的假象，刘亚楼和陈光命令四团接近昆明，喊响“解放昆明，活捉龙云”的口号。

这个锦囊妙计，又把蒋介石和龙云搅得蒙头转向，不知何去何从。

就在滇军手忙脚乱急匆匆赶往昆明“救援”时，红军主力突然兵分两路，乘虚北进，直渡金沙江。此时，红二师几乎变成了后卫。四渡赤水，行军疲倦，战斗频繁，但终于把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丢到几百里之外，跳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过了金沙江皎平渡，刘亚楼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不是毛泽东吗？他和陈光急忙跑步向前，毛泽东也大步迎上来，握着他们的手说：“军情忽变，你们由前卫几乎变成了后卫，我一直在这等候你们呢。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过了江，你们还是前卫，中央信任二师！”

握着毛泽东的大手，刘亚楼和陈光被这巨大的关心和信任感动着，他们的眼里有点潮。

1935年5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召开。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林彪所谓“走了弓背路”的论调进行驳斥，说：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会后，毛泽东令红一军团主力向泸沽方向前进，红二师先行北上。

就在部队攻德昌、占永定营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已进至金沙江南岸，而前头截击的川军刘文辉、刘湘、杨森部，则向大渡河急进。这是长征途中重要的又一关。

大渡河演出过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和所部全军覆灭的历史悲剧。现在，蒋介石铁着心肠要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

大敌当前，一道命令把刘亚楼从前线召回，他急急策马来到德昌。

“亚楼，把你召回，要给你新的任务。”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正说着，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等人也来了。

毛泽东把刘亚楼和左权叫到作战地图前，说：“我们要抢渡大渡河，中央决定组成第一、二先遣团，第二先遣团由你们两人带领先行出发。兵力嘛，由二师五团、二师侦察连和军团便衣侦察队组成，任务嘛……”毛泽东点燃一根烟后说，“经越西占领大渡河富林对岸的大树堡渡口，一方面掩护我军右侧翼，一方面在那里佯渡，以钳制、调动大渡河北岸上游防御之敌。”

迎着毛泽东期待的目光，刘亚楼和左权坚定地点了点头。

红军抢渡大渡河，率左路纵队行动的刘伯承和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的故事，成为佳话流传。无独有偶，率右路纵队行动的刘亚楼当年也曾和彝族首领打过交道。

5月18日，右路纵队翻山钻沟，攀岩登壁，勇夺小相岭，打下越西城后，刘亚楼和左权下令释放被关在监牢里的600多彝族兄弟。因抢渡大渡河的任务紧急，同时要追歼向大渡河逃跑之敌，下午6时继续行军，离开越西城向北挺进。

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回忆说：“当晚我们在接近彝民区宿营。晚上12时左右，哨兵带来一个叫黑骨头的彝民头目，到我住处见我。他说：‘红军释放了我们关在监牢的弟兄，来表示感谢，为了报恩，明日护送大军过我彝族区，并引路赶上国民党退走的军队，协同红军歼灭它。’19日拂晓，我告诉了左、刘二位首长，他们挺高兴。部队集合出发时，刘亚楼政委在队前讲话说：今天通过彝民区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部队通过彝民区域时，沿途彝民表示欢迎，许多年青的背了梭镖、大刀，跟着部队一同前进，有的帮我们炊事员挑担子、背铜锅，彝民头目随着我们一起走。走到甘洛就赶上了从越西逃跑的国民党军队……”

刘亚楼和左权率右路纵队智取晒经关后，一举占领大树堡隘口，接头立即察看渡河点，并令积极收集木材造船，佯言北渡攻取雅安（当时西康省会）。川军刘文辉慌忙调兵到富林防御，这就使安顺场、泸定桥北岸守备之敌减少了注意力，既利于红一师一团在安顺场抢渡成功，又利于红二师四团迅速抢占泸定桥。

5.首踏雪路

强渡大渡河后，刘亚楼率右路纵队一部人马归建。他和陈光率红二师打下山垭口、攻占天全城、宝兴县，取得一连串胜利。

此时，按说情况应有所好转，可以放心大胆地北上了。然而，摆在红军面前的北上道路并不是一条光明的坦途，红军面对的是皑皑雪山和茫茫草地。

1935年6月8日，红二师在宝兴县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率先翻越夹金山，为全军踏开雪路。

任务的份量很重：中央红军要迅速北上，与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会合，这个战略全局的关键是要夺取懋功（今小金），由此必须翻越大雪山。

到了宝兴县再往西北走百余里，一座晶莹耀眼、高耸云天的大山倏地向队伍扑来，一瞬间，整个世界都是白的。山，高不见其顶，横不见其边，团团云雾在腰间盘绕，夕阳的余晖照在白皑皑的冰雪上，闪耀着灼眼的光芒。虽时令近夏，仍寒气逼人。

这就是红军长征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一座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不化的大雪山。

6月11日，红二师到达山下时，已近黄昏。先头团寻了半天，好不容易才带了几位当地群众来营。

“老乡，夹金山好过么？”陈光递上烟，给他们点上火。

“长官，你莫客气么！”为首的老乡吸了一口，说，“夹金山，又名神仙山，为啥叫神仙山呢？这山啊，终年积雪，莫说人上不去，就连鸟也不易飞过，只有神仙才能登越……”

“我们是红军，一定要翻越这座雪山，老乡，能不能告诉我们该怎样上山？”刘亚楼和善地问。

老乡诧异了好半晌才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过的话，一定要赶在上午9点以后下午4点以前，必须多穿衣服，带上烈性酒、辣椒，再拄根拐杖，否则……”

送走老乡们，刘亚楼和陈光在临时搭起的草棚里召集各团干部开会，发出动员令。

翌日清晨，在洪亮的集合号声中，部队带着木棍，从邻近的几个小村落向大硗碛村集结。

“同志们，我们是光荣的红二师，我们最先强渡了乌江，夺下了泸定桥，突破了敌人层层封锁，今天，我们要征服夹金山，当好先锋师！”刘亚楼豪迈地将手上的木棍指向高山。

“征服夹金山，当好先锋师！”指战员们一边呼号一边将手中的木棍一齐指向天空。口号此起彼伏，前呼后应，如铜钟声声，飞向皑皑雪山，在群山中回旋。而那无数根木棍，像平地树起的一片无叶林。

当太阳从天边探出鲜嫩的红脸时，时间刚好在9点前后。

夹金山之后，是3座更高的大雪山——梦笔山、长坂山（又名亚克夏山）、打鼓山。

在枪林弹雨中杀出一条血路，在神仙罕至的高原雪山勘踏出一条雪路，以“模范红五团”作底子的红二师，同样不负众望！

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后续部队，正是沿着红二师在三四千米大雪山上踩出的艰难雪路，翻过一座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今小金）的。

6月22日，毛泽东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有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参加的会议，确定了“集中主力向北……创造川陕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6.生死大草地

爬完雪山，横在眼前的是草海茫茫、方向莫辨的泽国。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着棋下来，直令督率大军压境的蒋介石把兄弟胡宗南目瞪口呆：草地莫说人烟，连树林也没有，行人走过，水可没膝，气候恶劣，红军能走得过去吗？

过草地前夕，7月30日，中革军委任命刘亚楼改任红一师师长，政委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

刘亚楼听了红一师参谋长耿飚（原红二师四团团长）简要介绍情况后，就拉着他来到杨得志的红一团（前卫团），通过摆龙门阵熟悉指战员、了解部队作风。刘亚楼善“吹牛”，他认为“吹牛”最大众化，是调节气氛、增进情谊和兼做思想工作的捷径。

看到三五成群的牦牛被沿山而下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吓得乱跑，刘亚楼不忘幽上一默：“这里人烟绝迹，牦牛说不定还真以为我们是神仙呢，没见过神仙，当然要跑哟。”

这般调侃，把大家给逗笑了，而红军将士确实是“神仙”。老乡们说夹金山是神仙山，人上不去，鸟也飞不过，只有神仙能过。真正的神仙，就是红军啊！古有八仙过海，今有红军众仙过雪山。

8月21日，刘亚楼率红一师踏上了毛儿盖、松潘以西那片荒无人烟的草地。当他跨上骏马、告别毛儿盖时，天气好好的，红艳艳的太阳钻出地平线普照着大地。

翌日，部队进入一个无名的山谷，穿过一片青翠树林后，忽地远远听见战士们的惊呼声：“草地，我们到草地的边缘了！”

刘亚楼骑在马上，举目远望，只见一望无际的草地平展展地铺在眼前，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难以分清方向。

进入草地后，天色突然变暗，红艳艳的太阳不见了，乌云占领了整个天空，空气中飘动着蒙蒙细雨，不一会儿便狂风四起，大雨滂沱。警卫员给刘亚楼搞来一个斗笠，可他却把它戴在一位发高烧的战士头上。他和战士们一样，衣服紧贴在身上，没有一方干处，北风一吹，冻得像是掉进了冰窟窿。

水草地的烂泥很深，草长有2米高，前面走的人要把草扒开，压下去开辟路，后续部队才能走。几十里的地段都水深没膝，那些漫无边际的齐腰深或高过腰际的野草，掩盖着软如豆腐的沼泽。掉进沼泽里的人，伙伴还没来得及拉，便消失了。有时连救援者也会一起消失在泥潭之中。刘亚楼小时曾从老农们那里学到过对付烂泥田的办法，他嘱咐不谙情况的指战员：“每走一步都要小心地抬脚，慎重地落脚，只要不偏离路线，一般就可避免陷身泥潭。”

水草地到处都有不知从何处而来也不知流向何方的小河，把前卫部队树的路标给冲走了，有时部队艰难地行进了几小时，结果又折回了原地。

进草地后，病号越来越多而牲口越来越少，刘亚楼把马让给体弱的战士轮着骑。马夫小王就不高兴，说：“师长，你的身体很重要，我要对首长负责呀！”

刘亚楼开导他：“我的小同志，打仗要靠每个战士，他们垮了，我一个人能消灭敌人吗？”

有些重病号，孱弱得连马也骑不住，刘亚楼便组织战士们轮流背和抬。班长刘文贵生病了，担架员抬他，他坚决不让。刘文贵是刘亚楼的同村人，独子。当年他跟刘亚楼出去时，他父母还真舍不得。刘亚楼听了心里格登一下，忙去看望刘文贵。刘文贵双手抱着膝盖，蜷成一团坐在小丘上。

“怎么回事？”刘亚楼问。

“班长得了病，怕拖累大家，不肯让大家背。”战士们七嘴八舌地说。

原来刘文贵在打仗中脚负了伤，被草地上淤黑的有毒的水一泡，立刻红肿溃烂。由于无法及时治疗，病毒加剧，不仅一步也走不动了，而且说话都没精气神儿。

刘亚楼蹲下身一看，果然看见他的脚脖子肿得像冬瓜，他心疼地说：“文贵，听同志们的话……”

刘文贵摇了摇头，他说：“师长，我实在不行了，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了，看来我不能和大家一起北上抗日了。”

看到刘文贵的痛苦状，刘亚楼的眼睛有点潮湿了，见他硬是不走，便再次蹲下身去，命令道：“我背你！”

“不，不行，你是师长，怎么能……”刘文贵苦苦哀求。

“上来，这是命令！”刘亚楼发火了。

在战士们强制下，刘文贵颤巍巍的身体终于趴在了刘亚楼的背上。草地上背人行走，每走一步，都备尝艰辛，一脚踩下去，泥水常常没过腿肚，每拔出来，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

“师长，我还可以叫你马长吗？”马长是刘亚楼在家时的小名。

“阿贵兄弟，就叫我马长吧，好久没有听人这样叫我了。”

“马长哥，能跟你出来闹革命，我这一生也算满足了，可我，实在不行了……”

“阿贵，一定要挺住。”

“马长哥，等革命胜利后，请给我家捎个口信，告诉我父母，就说我跟着毛主席北上抗日时，死在草地上了……我没给家里抹黑。”刘文贵游丝般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战士们见师长背得十分吃力，便从后头调来了一副简便担架，可当把刘文贵接下时，只见他双目已闭，全身都凉了。

“阿贵，阿贵！”刘亚楼蹲到他身边，解开他的上衣钮扣，将耳朵贴着他的胸口，用手按住他的手腕，可他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刘亚楼叹了一口气，起身脱帽，沉痛地说：“刘文贵20来岁就牺牲了，非常可惜。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定信念，让死去的同志放心，我们要接过他们的武器，继续战斗，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指战员们围在刘文贵遗体旁，脱帽致哀。

草地路难行，体力消耗很大，因此饭量也大。可是指战员们大都只能嚼未经磨过的麦粒。粗糙的麦粒，使许多人都染上了讨厌的痢疾，拉起了血。

更严重的是，三四天后连麦粒也没有了。部队断粮了。饥饿，成了草地行军对生命的最大威胁。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的眼睛还睁着，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起，但他们又跌倒在沼泽地里，再怎么扶也扶不起来，饿的！饥饿，是草地行军对生命的最大威胁。红军找不到粮食，就地吃青稞麦、碗豆菜、野草，凡是能见着的东西，如皮带、皮鞋、树皮都下肚了！

三营战士王永贵、刘化文饿得头昏眼花，实在走不动了，双双坐下，一个念头在心底升起：革命就到此为止吧。不知什么时候，刘亚楼来到了他们面前，拿出自己节省下来的牛肉干，鼓励他们咬紧牙关，坚定信心。

牛肉干是刘亚楼率红二师在毛儿盖筹粮时分得的。在川西北艰苦环境里，红二师为了完成军委和军团筹粮过草地的指示，付出了不小牺牲。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红五团政委谢有勋、师部参谋汤宗盘等，便是在筹粮时遇反动武装袭击而牺牲的。中央领导和红军友邻部队接过红二师送给的粮食和牛羊肉干时，备感珍惜，这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呀！刘亚楼调离红二师时，和他结下了深情厚谊的陈光、杨成武等人又悄悄塞给他的警卫员不少干粮。可这些，几乎都被他分给了一师的缺粮户。

僧多粥少，这些干粮“共产”完，刘亚楼也开始和大伙一样吞吃野草野菜了，肚皮瘪得贴住脊梁。警卫班长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来小半桶青稞麦面稀粥，想着为首长改善生活。

就在这时，部队被一条五六丈宽、七八尺深的河挡住了去路。得知连架桥用的连结材料也没有，刘亚楼命令工兵连砍树架桥。由于饥饿、疲劳、缺乏工具，一斧斧下去，像是“蚂蚁啃骨头”，原计划2个小时完成的任务，干了3个半小时还没有把树砍倒，瘦得像皮包骨的司务长没有砍上十几下，斧子就从手里滑落，人倒地不起。连长冯志湘怀着内疚而沉重的心情，到师部汇报。

刘亚楼听罢，心情沉重，指着警卫班长送来的那小半桶青稞麦面稀粥说：“把它拿去，让战士们吃上点。”

冯志湘心里明白，大伙不吃点东西，砍树实在没力气。但他更明白，这是首长的饭，首长没的吃怎么行！于是说：“这饭还是首长吃，我们有办法。”

刘亚楼见他要走，一把拉住他，说：“你给我拿去，这是任务！”

冯志湘再三推说，可怎么也说不过刘亚楼。他真后悔不该在这个时候来汇报情况。

饭提了出去，不一会儿，警卫班长又把它提回来，说：“师长，用不着这饭啦，工兵连已找着吃的了。”

刘亚楼一双眼睛凛若寒星，正视警卫班长：“真的？”

警卫班长尽量装得不心虚：“是。”

刘亚楼拉过警卫班长的手：“那好，你再把饭给我提着，我们一起去看。”

警卫班长忙说：“师长，你去也没用，同志们不吃你的饭。”

“为什么？”

“同志们都说首长工作重要，粮食更宝贵。”

刘亚楼猛地打断他的话，怒气冲冲地说：“我就知道是你在捣鬼！不关心同志，让他们都饿死，再大的首长还不是个光杆司令！”

警卫班长还想说什么，刘亚楼手指他的鼻尖，喝道：“你不劝同志们分吃完，老子就毙了你！”

警卫班长从未见首长发这么大的火，吓坏了，泪流满面地提着麦面粥，快步来到架桥地点劝吃。战士们听罢粥的来历，一个个默不作声，但凭一勺半勺的粥分到自己的碗盆里。

人是铁饭是钢，吃点东西，力气又来了，手斧有节奏地呼呼响着，大树很快就横卧在河面上，一座独木桥终于架成了。

经过七天七夜泥里水里、忍饥受寒的艰苦行军，魔鬼般的水草地终于被抛在了身后，班佑，这个只有20来间牛屎房的小村庄，以坚实土地上的房舍炊烟，向红军张开了双臂。

7.“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红一师走出草地后，9月初向俄界进发，为全军探明道路。刘亚楼从杨得志前卫团侦察报告中得知，俄界也是个藏民聚集地，乃主动进城拜会杨姓土司，向他解释红军的性质，并赠送一些枪支弹药。杨土司对红军深怀好感，主动打开城门相迎，回赠一批粮食。刘亚楼迅速把俄界一带情况向军委和军团首长发报，红军右路军先后直抵俄界。

稍作休整，正待继续北上，忽接在俄界待命的指示。大家都很纳闷，后来才知指挥左路军行动的张国焘在耍阴谋。部队谣言四起，在这以前，他们就风闻张国焘要没收中央纵队的驳壳枪，又听说张国焘攻击谩骂中央“逃跑”，煽动部队不要跟着走等等，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如今张国焘擅自率左路军南下，公开进行分裂活动，大家更是义愤填膺。

红一师指战员心中漫延着许多不稳定的情绪，刘亚楼虽也有气，但嘱咐部队遵守纪律，不要随便议论，说：“我们是由中央根据地来的，要坚决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走！”

9月12日，毛泽东和中央摆脱危险，到达俄界，立即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谴责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会后，中央率领红军继续北上，刘亚楼挥师参加了攻打北上通道天险腊子口的战斗。

进占甘肃省的小镇哈达铺后，中央在关帝庙前的院子里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不少人情绪很不好，同乡同事交头接耳地说起这个在打什么地方负伤了，那个在什么时候牺牲了，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有8万多人，现在仅剩万把人，确有些悲观。

毛泽东没有回避红军队伍中的悲观情绪，他说：“现在我们的人数是少了点，但也用不着悲观嘛，比起1929年红四军下井冈山，多了好几倍。我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是政治上、军事上，还是体力上，一可以当十，十可以当百。我相信，经过久经战斗考验和艰难险阻考验的红军指战员，一定能战胜危险，达到胜利的目的！”

这鼓舞人心的话引来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会场空气一下子由沉闷而活跃。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将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陕甘支队下编三个纵队。毛泽东宣布刘亚楼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还说：“刘亚楼一路敢打敢冲，战功卓著！”

哈达铺是长征路上令人最感舒适的地方。这里是汉族地区，群众对秋毫无犯的红军非常热情。为了改善生活，恢复指战员极度衰弱的体力，供给部门破天荒给每人发了一块光洋。会餐时，空气中浮动着肉香，大家大快朵颐，到处是过年似的欢乐气氛。

在享受这番前所未有的舒适后，刘亚楼特地花钱洗了个澡，之后又理了个发，好一派英姿飒爽。战友笑道：“又不是找媳妇，你弄这么干净干吗？明儿打起仗来，说不定就光荣了呢，还不如把钱用来吃好一些。”刘亚楼认真地说：“即使牺牲，也要死得干干净净。”

刘亚楼和第二纵队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翻越六盘山，向北疾进到陕北保安县吴起镇后，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和毛炳文的骑兵紧追而来。毛泽东认为，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今后不利。他给刘亚楼等将领交代任务：“必须砍掉这条尾巴！”

过草地时，刘亚楼曾指挥部队打过敌人骑兵。但二纵队主要由三军团部队组成，和六条腿的敌人（骑兵）作战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它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刀光闪闪，声势夺人，和两条腿的敌人（步兵）完全不同。刘亚楼战前向指战员们讲解战术动作，鼓劲说：“别看敌人在马上气势汹汹，只要我们战术得法，他们打起仗来，就成软柿子任人捏了。”

10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亚楼率二纵队为左翼，林彪率一纵队在正面，向正迂回吴起镇西北部的2000多敌骑兵出击。由于战术得法，指挥有方，不到2小时就取得了长征最后一仗的胜利。

刘亚楼骑上了从敌人手中夺过的高头大马，下令挑选一些好马，立刻送给中央首长，“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漫漫长征路，进一步奠定了这位年轻师长“能征”、“善战”的名将声威。

8.后续故事：参加审查洋顾问李德和推动《十送红军》歌曲创作

长征胜利到陕北后，刘亚楼根据总政要求，撰写了关于红军长征的文章，成为最早回忆长征的红军将领之一。

1938年5月，刘亚楼等红军将领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派，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期间，他和杨至成等人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历程，以及洋顾问李德的拙劣表现。

德国人李德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后，两三年间就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直到遵义会议被赶下台。李德以“局外人”身份随红军长征到陕北，1939年奉命返回苏联。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对他进行审查，并邀请在莫斯科了解情况的中国同志参加，在会上展开对李德的批评。

刘亚楼受到邀请，随同赴苏治病的周恩来、任弼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与会的还有同在莫斯科的原中华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东胞弟毛泽民等人。

李德自我检查后，中国同志中头一个放炮的是刘亚楼。在担任红二师政委期间，刘亚楼对李德到中央苏区后至长征前半段的瞎指挥有着切肤之痛，尤其是湘江之战，红二师几遭灭门之灾。由于恨之深，他言辞激烈，建议共产国际监委会务必从严处理。李德听后大汗淋漓，狼狈万分。

回来路上，刘亚楼说：“今天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1945年，红军名将刘亚楼回国，出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前身）参谋长，协助林彪、罗荣桓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命组建空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这位情趣高雅的空军司令，认为文艺工作在政治工作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因此十分重视文艺，空政文工团为此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在军内外声名鹊起。

进入1960年以来，连续3年的困难和灾害，加上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也借机在政治上施压，使新中国处于“高天滚滚寒流急”之境。严酷的现实赋予文艺工作者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尽快拿出一批讴歌民族气节和英雄主义气概的洪钟大作，以鼓舞民心士气。刘亚楼亲自给空政文工团下达了带头拿出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大型歌舞剧的任务。

创作方案既定，空政文工团一批词曲作家到中央苏区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刘亚楼还亲自动员老红军、老干部献歌。

在所有歌曲中，惟有《十送红军》是新创作的。因为写到第四场红军长征时，担任文学编辑的张士燮觉得需要有一首歌曲来表达根据地人民送别红军时那恋恋不舍的心情，这样也可从情节结构上同第三场反“围剿”的戏衔接起来。他决定亲自执笔，因为有过前往赣南的采风经历，他笔下立时就流淌出优美而动人的诗句：“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间野鹿声声哀号，树树梧桐叶落完。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他把自己搜集到的多首有关送红军的歌词综合起来，从一送红军，一口气写完了十送，还在唱词中掺杂了“里格”、“介支个”等地方方言。作曲家朱正本拿到歌词后，心情激荡，油然想起赣南的采茶戏，其中有首送别的曲调如泣如诉，他从中寻到了创作灵感，谱写出了婉转优美的旋律。

《十送红军》送审时，为执行刘亚楼的指示，避开创作痕迹，署名为“搜集整理”。直到2001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电视剧《长征》将之作为主题歌时，才在第15集片尾加上《十送红军》作者名。

为了使这台节目一鸣惊人，刘亚楼指示要精心苦练，于1961年建军节时和军内外广大观众见面。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连演8天，场场爆满，观众达2万多人，反响强烈，亲历战事的老同志更是连声叫好。该剧经修改后于国庆节公演，广播电台竞相播放，其中《十送红军》一歌很快在全国广泛流传开来。正如当时《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所指那样：“《十送红军》是一首壮丽的抒情诗，一阵阵歌声，一滴滴眼泪，‘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真是语短情长，依依难舍，充分表达了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的深厚感情，以及人民对红军战士早日胜利转回家乡的坚定信念。”

伟大的长征精神，就这样通过震憾人心的艺术形式，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所铭记、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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