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博士培养模式探析

2016-11-28 10:20黄非非
关键词:博士生博士澳大利亚

黄非非

(信阳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教育研究·

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博士培养模式探析

黄非非

(信阳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博士培养模式强调:根据终端用户的需求,通过政产学研的合作,为企业输送高级应用型人才。历经多年的发展,其培养模式逐渐完善。通过对其博士培养目标、培养路径、专业发展措施、质量保障以及培养成效的总结,发现其培养模式具有政府在博士培养中发挥引领和保障作用,重视相关部门的协同合作,关注博士生职业技能培训,培养为企业工作做好准备的毕业生等特点。该培养模式对我国博士培养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澳大利亚;博士培养;合作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是以终端用户为主导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是在联邦政府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多位点合作研发组织,由大学、研究部门、企业和公共机构联合组成,其成立目的是通过连接创新链上的主要作用者,促进全国创新目标的实现[1]388。

一、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设立的目的

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由斯雷特尔发起实施,合作研究中心自1990年开始,经过16轮的选择,澳大利亚已经建立了超过200个合作研究中心[2]。最初为两年评审一次,支持周期为 7 年,2010 年经过专家评估论证,更改为每年评审一次,支持周期延长为 10年[3]。2014—2015年澳大利亚共有36个合作研究中心,范围涉及医疗保健、害虫管理、自然灾害管理、金融市场安全、汽车和航空航天工业等领域[4]。

每个合作研究中心都至少包括一个终端用户和一个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澳大利亚大学或附属于大学的研究所)。此外,联邦政府和其他机构也会根据需要参与合作研究中心的项目,但不是必须包含在内。不管联邦政府是否参与合作研究中心的项目,它都会给合作研究中心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同时要求参与各方都必须匹配不低于政府财政支持额度的资源,资源可以包括现金、实物或者人力。其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合作研究中心的结构

成立合作研究中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澳大利亚研发中研究和企业脱离、研究成果不能迅速转移到企业中去、企业中高级人员研究意识薄弱等问题。所以加强大学以及公共机构的研究团队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促进科研的利用及其商业化,重视研究人员和研究使用者之间的密切互动是其一大特色,其中培养高水平的博士生是其重要职责之一。在博士培养上,合作研究中心转变了传统的模式,重视企业发展的需要,强调培养为企业工作做好准备的毕业生。

合作研究中心博士培养模式的形成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主体上呈现“异质性”和“多样化”特征[5]。传统的以大学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知识生产模式Ⅰ)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以系统知识学习为基础的博士培养模式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使博士生具有较强的合作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使他们毕业后能更好地就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成为博士培养模式改革的一个重点。合作研究中心

致力于通过和企业的战略伙伴关系推进科研成果迅速转移到生产中去。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知识生产模式Ⅱ,见图2),强调快速反馈和更有效地发现过程。因此,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培养除了重视长期的研究训练,还特别重视其企业工作的经历,试图通过大学和企业共同对博士生进行全面的培养,培养出能够为企业做出贡献的高水平博士。

图2 知识生产模式Ⅱ

为了培养更多能推动企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合作研究中心致力于让博士生和企业有更多的接触,使博士生从事企业需要的课题研究,让博士生进入企业学习,以期他们对大学和企业合作持有更积极的态度,在毕业之后愿意到企业中去工作,通过提高企业中博士生的比例,加速把发现转变为新的产品、程序和服务,从而促进澳大利亚企业的发展,推进澳大利亚经济的增长。同时,合作研究中心希望通过联合培养,使博士生具有企业工作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有更充分的企业工作准备,更好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二、 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博士培养模式分析

合作研究中心是澳大利亚合作研究的典范,作为以用户为主导的组织,合作研究中心通过把利益相关者汇集在一起解决实际应用问题,为澳大利亚企业的发展和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博士培养是合作研究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大多是全日制的,一般由大学中的研究者和企业或政府的研究人员共同对其学业进行指导,根据终端用户的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与传统的博士培养模式相比,其在培养目标、培养路径、培养内容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且采取了相应措施保障博士培养质量,培养了一批为企业工作做好准备的博士生。具体如下。

1.合作研究中心博士培养目标

博士生培养是实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最重要的渠道,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澳大利亚企业部门中博士的比例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偏弱。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博士培养主要是为了使博士生既具有专业知识又具有专业技能,能够在公立的和私立的企业中获得广阔的就业机会,同时,希望博士生对企业产生更积极的态度,愿意到企业中去工作[1]388。为此,联邦政府对合作研究中心在教育培训上专门制定了相关的标准,要求合作研究中心至少有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研究伙伴以满足他们的研究培训需要。总之,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培养强调毕业生对澳大利亚创新和企业发展的价值。其培训强调在发展澳大利亚创新能力、促使终端用户参与、摄取应用研究等方面的重要性,打破了传统的“知识看守者”的培养目标,转向培养“知识应用者”。

2.合作研究中心博士培养路径

为了实现所期望的培养目标,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在博士培养路径上改变了传统单一的、以大学为主的培养路径,而是采用双导师、双阶段制。所谓双导师即由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导师和合作研究中心的导师共同负责博士生的监督和指导。每个合作研究中心要求必须至少从一所澳大利亚大学那里得到承诺,保证对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生进行管理安排,资金由合作研究中心提供。作为合作的一个条件,高校必须保证为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生提供一个导师,保证其学术能力的发展,同时要确保学生的研究培训是全面且符合企业和教育需要的。此外,合作研究中心还会给博士生安排一个企业导师,这个导师可能是来自企业、政府部门或非营利机构的专家。企业导师一般有专业的技术职称、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和一定的指导能力。把企业、政府部门和非营利性机构的专家引入到博士生的培养中,一方面充实了博士生的导师队伍,另一方面使博士生教育同科研实践、企业需求密切结合。所谓双阶段即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主要在高校进行,以高校内的导师指导为主,课程的安排和学分由高校制定和执行。专业技术的学习则是进入企业当中,由企业导师指导。这样,博士生不仅有机会接触非学术领域的专家的指导,提高其专业技术的发展,而且还有机会和著名科学家接触,而这些科学家有许多并不在高等院校任教。合作研究中心双导师、双阶段制能够为博士生提供既熟悉学术技能又熟悉工业需要技能的机会,有利于全面型人才的培养。

3.合作研究中心博士培养内容

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培养采取的是联合培养的方式,希望培养为企业工作做好准备的博士生,所以比较关注以企业为中心的专业创新能力以及博士生对企业的态度。因此,其培养内容不再局限于科研能力的提升,在其培训过程中除了专业知识培训外,专业技能和就业技能培训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专业性的、战略性的和职业性的技能,团队领导,表达技巧,商业领域的技巧(准备政策文件,企业聚焦的知识,网络知识,沟通交流技巧)等。此外还有研究设计和分析、财务管理、政策规划和社区参与等。同时,合作研究中心还经常联合合作伙伴开展一些会议、讨论活动,通过和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者的接触,扩宽博士生的视野。因为各个合作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不同,所以在培训过程中,会根据自己的特点开展具体的研究培训活动。例如,流域水文地理学合作研究中心除了一般技能训练外,还会开设就业能力训练、深入研究训练、批判性评价训练、决策训练、伦理训练、独立和终身学习训练等[1]392。

4.合作研究中心博士培养的保障措施

为了保障博士培养模式取得理想的效果,合作研究中心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总的来说,合作研究中心联合培养的模式虽然有利于博士生能力的全面发展,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大学的研究培训强调学科的发展,而工业当中的培训更强调技术的快速转化,因此,在对博士生进行选择和指导时,会存在不同的见解。为解决这一问题,保证博士生的培训质量,合作研究中心相关利益者之间会签订相应的研究培训协议。在研究培训协议中明确规定培训的基准和门槛要求。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1)合作研究中心研究候选人的招生标准;(2)研究候选人可利用的设备、资源和项目基金;(3)奖学金和助学金支持;(4)监督和研究安排;(5)技能和专业发展活动;(6)支持共治的措施以及积极的富有成效的知识氛围的创建;(7)具体的政策、过程和资源;(8)支持合作研究中心的教育研究活动的一般政策和过程[6]29-30。通过签订协议,明确各自职责,就可以避免研究培训活动中的冲突,提高研究培训的效益。此外,政府也会对合作研究中心进行严格的监督评估。合作研究中心成立后的第一年,将由合作研究中心计划委员会主席组织首次评估。之后,每隔三四年,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绩效考核。合作研究中心计划委员会将根据所考核中心的专业领域,审核评估中心的研究、教育培训、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成绩以及所取得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其中,教育培训是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博士培养质量。

5.合作研究中心博士培养的成效

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培养备受关注还和它杰出的成效分不开,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表明,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接受了更为全面的培训并且更愿意到企业中去工作。例如,哈尔曼对相同学科的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和在大学中接受传统方式培训的博士生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对课程的满意度更高,更积极地倾向于在企业中工作。在很多指标上,如设备和财政资源的获得、图书和服务项目的使用性、每周花费在项目上的时间、和导师的接触频次、打算为企业工作的准备情况等,合作研究中心的学生的满意度明显比非合作研究中心的学生高[1]401。凯瑟琳等人也对相同专业的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毕业生和非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毕业生进行了研究,通过对1 068个样本(合作研究中心的毕业生327个,非合作研究中心的毕业生741)的分析,发现在就业方面,合作研究中心的毕业生在企业和公共机构中的就业比例明显比非合作研究中心高,合作研究中心的毕业生22%在私营企业中就业,37%在公共机构中就业、41%在大学机构中就业,而非合作研究中心的毕业生15%在私营企业中就业,27%在公共机构中就业,接近60%在大学中就业。在和企业的联系和专业发展方面,合作研究中心的毕业生表示,与非合作研究中心的毕业生相比,在博士学习期间,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企业接触。57%的合作研究中心的毕业生表示他们参加过工业或企业的会议,而非合作研究中心的毕业生只有31%参加过类似会议。此外,在同校外专家的互动方面,在专业发展机会等方面,合作研究中心的毕业生也比非合作研究中心的毕业生的比例高[7]。

总之,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培养模式与传统的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研究主题都是跟当前企业发展状况有关的真实世界的问题;可以获得研究所需要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有直接和企业伙伴交流的机会;作为企业中的一员,博士生有机会获得“先机”;有机会得到非学术领域专业导师的指导;可以获得传统培训之外的专业发展的机会;等等。所以,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培养模式,除了可以使博士生具有丰富的学科知识外,还能够培养起成熟的研究和技术能力。这些能力使得博士生有可能通过研究驱动创新,使得整个国家的企业更强、更有效、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三、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博士培养模式的特点及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雇主和政府机构要求研究者在他们毕业的时候能够整合所学知识,跨越传统的学科界限,并且证明他们为企业工作做好了准备。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培养项目就是基于此的一种综合的方法,从其建立开始,合作研究中心通过以多方合作为基础的博士培养模式为澳大利亚企业输送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人才。从其博士生培养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特点和启示。

1.政府在博士培养中发挥引领和保障作用

合作研究中心是澳大利亚政府发起和执行的,由联邦工业部全面负责,是澳大利亚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其博士培养过程中,澳大利亚政府担任着组织和引领的角色,它不仅要统筹研究中心的各方合作者,而且还给合作研究中心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为了保障博士培养的质量,还会组织“合作研究中心计划委员会”对合作研究中心进行相应评估。这些措施为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培养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目前,我国的博士培养工作一般由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但是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对国家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高级应用型人才。传统的博士培养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政产学研联合培养成为一种趋势,然而如何在政府、公立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我们需要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在这一方面,澳大利亚由政府牵线,为解决实际应用问题成立了若干合作研究中心,引领合作研究中心为国家培养创新人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我国的产学研培养模式多注重高校和企业的联合,较少涉及政府部门,在今后的发展中,增加政府在产学研培养中的参与度是提高联合培养效率的重要保障。

2.重视相关部门的协同合作

合作研究中心是研究组织和终端用户的“架桥人”,大多数参与合作研究中心的企业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为了使自己的利益能够实现,在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他们都尽可能为其培养提供资源(包括财力、物力、人力、场所等)和帮助,并且让博士生参与到产品的研发中。合作研究中心在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明确规定了各机构的职责,致力于通过各方的协同努力共同完成对博士生的培养。把博士生置身于合作的环境当中,有利于发展其广阔的技能、知识,提高整体的研究培训水平。此外,在学习的过程中博士生可以利用企业中一流的仪器、设备和科研信息资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科研水平。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学士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很多学校会跟相关企业合作,特别是在心理学、工程学、建筑学、物理学和工商管理等专业,以便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奠定基础。根据情况给学生安排课程或实习,以企业为导向的项目和工作实习也司空见惯。但是在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这种做法却很少见。目前在这一方面比较普遍的做法仍然是“师徒制”,即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一项研究[8,9]。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高校与产业界联系日益密切,为提高博士生知识应用和转化能力,相关部门协同培养将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3.关注博士生职业技能培训

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在对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不仅关注其专业知识的发展,而且重视其职业技能的发展,各研究中心根据各自需要开设了丰富多样的课程,并安排博士生参与到企业当中,在实践中培养他们的职业技能。澳大利亚的一份调查表明,参加合作研究中心的学生认为:“与大学提供的培训相比,他们获得了50%—100%的额外价值。”[10]3传统“师徒制”博士培养模式的依据是期望学生在毕业之后可以在学术生涯上有所进展。虽然,研究生需要专业知识教育以便为他们未来的就业做好基础准备,可是传统方式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在其他领域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在工作当中,他们的职业技能也比较欠缺,因此,为了他们未来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关注其专业能力培养的同时,为博士生提供机会发展与他们事业选择相关的能力和企业经历就显得至关重要。

4.培养为企业工作做好准备的毕业生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博士培养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基础的模式越来越受欢迎。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的博士培养根据企业需要整合博士生的专业发展过程,为企业输送了一批高级应用型人才。它在博士的培养过程中特别强调培养为“企业做好准备”的毕业生,因此,在培养过程中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特别密切,会根据企业的需要对博士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以便他们毕业的时候能够更好地投身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就我国而言,博士生在企业中工作的比例相对来说较低,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对企业的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使企业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加强创新,把研发转变为新的产品、程序和服务是其关键。具有高学历的博士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今后的博士培养中,我们也应该不断扩宽博士的职业发展,不能只把目光集中在博士的科研训练上,要更加关注企业发展的需要,为企业培养更多高级应用型人才,不断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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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金云波)

The Doctorial Training Mode of Australian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

HUANG Feifei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The doctorial training mode of Australian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 stresses transporting advanced application talents for the enterprise on the needs of the end users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its training mode is gradually perfected.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its training objectives, training path,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easures, quality assurance and training effe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raining model and presents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e government playing a role of leading and safeguarding in the PhD graduat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operation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focusing on doctors'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training graduates to prepare for the enterprise, etc., which has laid great enlightenment to the doctorial training mode in China.

Australia; doctorial training;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

2016-09-26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5-GH-158);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BJY025)

黄非非(1983—),女,河南漯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教育史。

G652

A

1003-0964(2016)06-00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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