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管理的价值前置：政治价值与体系建构

曹文宏+王四达

摘要：政治管理是对政治自体和管理客体二个层面的统摄。政治自体是政治管理中的行为主体，管理客体是政治管理的具体实践。政治管理的有效性取决于政治自体的行为能否维持在既定的政治秩序内，并在此基础上去实现可欲的管理目标。这就需要存在能规范政治自体行为，预设并引领政治管理目标的内在价值原则。这些内在原则即为政治价值，因为政治价值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关于政治生活应该如何的一种原则规定和价值引领。从此意义上来说，政治价值以及围绕政治价值取舍而形成的政治价值体系就构成政治管理的价值前置，决定着政治管理能否顺利展开及其管理目标的良善与否。

关键词：政治管理；价值前置；政治价值

政治管理是对政治自体和管理客体二个层面的统摄。政治自体是政治管理场域中的政治自体，包括政府和民众两大主体。而管理客体则为政治自体在政治管理场域中互动博弈的活动过程。因此，政治管理既包含对政治自体的自我管理，又涉及对政治自体互动过程的管理，是对这两个层面的管理进行整体性调控。政治管理的目的一方面就是将政治自体行为控制在一定政治秩序内；另一方面则是为管理过程预设可欲的管理目标并实现之，这也是衡量政治管理是否有效的标尺。目前学界对于政治管理的理论探讨大多框定于政治管理的客体层面，也即政治自体互动博弈的过程，关注的是通过什么样的管理方式、管理途径或管理方法等这些技术因素对这一过程进行调控，进而达致人们所期许的良善政治管理。这本身就构成政治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无可厚非。问题是，政治管理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管理过程中的技术因素，更取决于政治自体的自身行为是否能维持在某种既定的政治秩序内，并在此基础上预设和实现可欲的政治管理目标。为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政治自体行为何以维持在一定的政治秩序内？仅仅靠强制性规范够吗？同样，什么样的管理目标是可期许的、良善的？如何去预设这种管理目标？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会把我们引导到一个新的研究角度，那就是，如何去探寻政治管理的价值基础问题。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的维护仅仅靠强力是不够的，更为根本的是要有为社会所共同认可并内化于政治自体内心的政治价值原则；同样，什么样的政治目标是可期许的，也取决于特定政治价值的预设与引领。这样来看，政治管理能否按照既定的秩序顺利展开？这种管理是否是良善的？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政治价值的凝练，以及围绕政治价值取舍所进行的政治价值体系建构。为此，本文试图从政治管理学这个层面对于政治价值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 如何理解“价值”：一种本体论的解释

政治价值，就是“价值”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具体呈现，因此，在讨论政治价值之前，首先就必须要确定“价值”一词的本质和内涵。“价值”是人们最为耳熟能详的日常概念之一，然而，若进一步追问什么才是价值的本质？价值的内涵又是什么？则必然会陷入众声喧哗之中。因为，在不同语境中，对价值一词的本质和内涵的界定可以说是各不相同。抛开关于价值问题的具体内涵上的差异纷争不谈，单纯从方法论层面看，目前学界关于价值本质的探讨主要基于两种角度。一种角度是以主体和客体关系为切入点来探究价值本质问题，这在逻辑上就必然会得出价值就是客体对于主体欲求的满足这一效用性结论。虽然这一角度对人们理解价值本质有所裨益，但无形中会降低人类价值的存在层次。另一种角度，也是鉴于主客体模式所存在的局限性，转而从本体论角度来解释价值的本源问题，认为价值并不存在于主体和客体关系的结合中，而在于人与动物的根本分殊，也即人之为人的本性之中。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物，更是超越自然的存在物。“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正是因为人的这种主体性存在体现了人对自然的超越，从而确立起人的意义世界，也正是由于价值世界的确立，才标志着作为真正的“人”的人类的出现。从哲学层面看，价值的属人性就是其人类学本体论意义的基本内涵，这是因为正是价值赋予了人的活动的目的性，使人类劳动超越了自在世界的自发过程，并在最终意义上区别于动物活动。人类劳动也正是由于人的二重性存在才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人类劳动过程即“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因它只是一种物质运动状态，因而是非超越性的。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在劳动中“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8页。这就使人类劳动又具有了超越性性质，因为所谓目的，说白了就是价值的反省与自觉，归根结底是由人的价值导向决定的，这是人类劳动的最本质的规定。因此，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价值本质不在于客体对主体的效用，而在于人类所特有的超越性和应然性本性何中华先生在其《论作为哲学概念的价值》（载《哲学研究》1992 年第9期）一文中，论证了价值从哲学层面而言具有人类学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性与超越性，本文参考并借鉴了何先生这一观点。。

正是由于价值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存在方式，才凸显出价值是人类所特有的绝对性与超越性特征。人的自然存在也即人的肉体存在由于是封闭和预成的，所以总是相对而有限。“凡是在自然界里发生的变化，无论它们怎样地种类庞杂，永远只是表现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自然界里真是‘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94页。同时，自然物又总是遵循因果必然性，受到外在他律的支配和制约。因此，人的自然存在作为一种实然状态，必然就带有非超越性特征。于此相反，人的价值存在是表现为人类生存的应然状态，对实然状态的超越是其基本特征。价值存在相对于自然存在而言，其意义就在于使人类能够摆脱肉体存在的束缚，克服自然存在的封闭性、预成型和宿命性，从而使人类存在方式呈现出面向未来的开放性与应然性特征，而应然状态中所内蕴的绝对超越指向就构成价值的最本质规定。价值的这种绝对超越指向体现在人的主观层面就是目的与理想，目的是人类活动的世俗性追求，其形成与确立都离不开理想层面的价值指引。换言之，理想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的意义就在于为人类不断超越实然状态的有限存在提供终极意义的价值归引与支撑，为人们“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提供了可能性。总之，价值就是人类学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所特有的绝对性和超越性，这就是作为哲学概念的价值的内在本质，并具体表现为目的性、理想性、应然性和批判性等特征。

二 政治价值：政治秩序的维持与管理目标的正当性支撑

既然价值是人类所特有的绝对的超越指向，而人类生活本身又是复杂多面的，因此，价值在不同的人类生活领域当中就必然表现为不同的绝对超越性。在人类政治生活领域，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的应然性、理想性、目的性和批判性的规定就是政治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政治哲学中核心范畴的政治价值，就是关于人类政治生活应该如何的原则性规定。从政治管理学这个层面看，这些原则性规定构成政治管理得以展开的基本依据：一方面它是维持人类社会政治秩序的内在条件，虽然政治秩序的维持离不开外在的强制性规范，但内化于心的政治价值共识更是约束人的政治行为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它也为人们所追求的管理目标设定了基本的评判尺度，并引领政治管理趋于良善。可以这样说，在任何时代，只要有政治存在，政治管理的核心就都是以“政治价值”为导向的，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自体都成为“政治价值”的承担者，并围绕着政治价值选择而进行一系列政治管理活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理想城邦（即正义之邦）的论说就是人类对所处政治生活世界应该如何的典型诉求，“洞穴之喻”借以传达的就是理念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绝对性与超越性。同样，亚里士多德那里也指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48页。可见，构成古希腊城邦应然性规定的就是正义这个政治价值。而自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开始从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中来设定政治生活的应然性规定，而在呈现形式上则表现为“自由”（如洛克）、“平等”（如卢梭）、“权利”（如潘恩）、“幸福”（如边沁）等抽象概念，实际上这些概念本身就是不同政治价值的代名词。一般说来，人们基于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生活现实会对政治管理的本原意义做出不同的应然性规定。非但如此，即使在同一时代，甚或同一国家的同一时期，也会存在着不同的政治价值选择，尤其是在价值多元与纷争的多元时代，“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主义”等诸多理论之间所追寻的政治价值不但是多元的，而且是相异的。由此我们就得追问这样的问题：作为调控政治生活的政治管理，其本原意义是由谁、如何和为了什么而确定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自然离不开作为人类基本活动的政治管理实践。

政治管理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之一，且任何政治管理活动都离不开特定政治价值的规范和指引，因此，政治管理本身就是价值活动，理解这一点就需要从政治哲学层面予以考察。在政治哲学视域中，具体而现实的政治管理得以有序进行，关键在于人类的政治理性和政治道德的规范与引领。从政治理性层面看，政府所进行的现实政治管理行为必须受制于理性的制约，才能避免任意性与盲动性，从而使得政治管理表现为一定的规律性和可控性；从政治道德层面看，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自体，其所施行的政治管理都必然要遵循一个社会所约定俗成的共同道德规范，并接受来自社会的道德评判。由此可见，作为人类特殊活动方式的政治管理，价值和伦理是其与生俱来的两种属性。正如莱斯利·里普森所说：“在政治中，……我们置身于对价值的探索之中。”[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刘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7页。约翰·罗尔斯也同样强调：“政治领域的理念和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本身都是规范性的和道德的理念，这就是说，它们的‘内容是由某些确定的理想、原则和标准所给定的，而这些规范又清晰地表达了某些价值……清晰地表达了某些政治价值。”[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4页。这样看来，人类的政治管理活动，无外乎就是就对政治自体和管理客体实施的一种整体性管理，在此过程中，为了达至理想的政治生活愿景，政治自体必然会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引导和规范政治活动和行为。正是在周而复始的政治管理实践中，政治自体基于政治理性和政治道德的双重考量，一方面会提炼出政治共同体所应接受的政治价值，另一方面，又会将这些政治价值置于一般性的道德标准中予以审视，进而通过一定的取舍最终确立起政治生活正当性与应然性的政治价值。正如上文所述，人的价值属性决定了人对价值的高度依赖性。同样作为人的重要活动领域的政治管理实践，其内在的价值属性也决定了政治管理同样回避不了价值选择。对此，莱斯利·里普森就指出，人们在政治管理中“首先要研究的主要是选择优先性价值问题。尽管制度、程序和权力是重要的，但处于第二位”。[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第21页。他还说：“政治的本质是选择，它涉及对一套而非另一套价值的谨慎偏好。”[美]莱斯利·里普森：《 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第18页。从此意义而言，政治自体在政治管理中，首先必须对多元政治价值进行取舍，并依据其所确立的价值取向从事政治活动，进而以此来设计与追求理想政治生活，政治管理也由此获得自身发展的价值驱动力。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政治自体和管理客体进行整体性协调和控制的政治管理，其价值前置就是必须要存在一个为社会共同认可和接受的政治价值，换句话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凝练出形成共识的政治价值，那么，政治管理就很难真正维持稳定的政治秩序，并致力于去实现可期许的政治目标。正如俞可平先生所指出的，“关注政治价值，为社会政治生活建立规范和评估标准。换言之， 它主要回答应当怎样的问题。”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页。不仅如此，政治价值还是“一种社会现象或行为所具有的政治性质和意义，是人们从政治的角度，用政治的标准来衡量的各种社会现象和行为的价值”潘松文：《论政治价值的生态合理性》，《理论月刊》2005年第8期。。如此看来，政治价值实际上就构成所有政治实体、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的价值依托，“包括政治实体（国家机关、军队、法庭、政党、群众团体等）、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政治观念的价值（普遍意义上）包括政治法律思想的价值、政治制度的价值、政治工作的价值”。石云霞：《当代中国价值观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8页。总之，“政治价值是人们对政治生活终极意义的确定，或者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及其向往。”桑玉成：《政治价值观与政治生活的改善》，《解放日报》，2005年11月22日。

三 政治管理的意义系统：政治价值体系及其内在结构

上文已经指出，政治价值就是关于人类政治生活应该如何的原则性规定，而这些原则性规定也构成了政治管理得以展开的价值前置。但问题是，政治管理作为对政治生活方方面面进行协调和控制的活动，是一种系统的整体性管理，因此就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价值观念体系。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在人类的不同历史阶段，乃至同一历史阶段的同一时期，政治价值往往会呈现出多元化和相异性，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具体政治管理实践的复杂与多变，对那些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而言情况尤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根据政治管理实践对政治价值进行适时的甄别与选择，而政治价值体系就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所需要的政治价值进行取舍所形成的有关人类政治管理活动应该如何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可见，作为全部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层次意义系统的政治价值体系，本质上来说就是要对政治管理应该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做出规定，规范并引领未来政治管理的走向。我们可以从系统论角度对政治价值体系的内在结构进行解析，揭示这一体系的系统性构成。政治作为一个复杂大系统，实际上又包含若干子系统。其中政治系统中的政治体制（政治组织与政治制度）就是该系统的“硬件” 子系统，或者政治系统的外壳， 而政治价值体系则构成了该系统的“ 软件”子系统，或政治系统的内核。[德]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邓正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6页。“硬件”子系统具体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组织结构、制度安排等，是政治管理得以运转的刚性约束；而“软件”子系统则主要内化为政治管理的基本原则、价值取向、行为标准等， 构成政治秩序得以维持的柔性约束。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支撑、相互证成的关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具有内在结构和功能的政治系统，从而对来自系统内外的诸多挑战做出回应和应对。在整个政治系统结构中，政治价值体系作为其子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构成，我们又可以将之分解为外围、中层与核心三个结构层次，每个结构层次均包含各自的一些组成要素。它们在结构和意义上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组成一个紧密的动态体系。关于政治价值体系的层次划分与要素构成，本文参考和借鉴了张铭先生的新著《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理论、历史与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中的相关内容。

首先，政治价值体系的核心层次及其要素构成。在整个政治价值体系结构中，政治价值体系的核心层次是其身份编码，是诸多政治价值体系得以相互区分的标志，我们称之为政治价值信念。从结构上看，政治价值信念处于整个政治价值体系结构的最核心，并以层层递进的方式通过处于中间与外围的政治价值体系结构逐步细化和外化，最终形成作为政治系统外壳的政治组织与政治制度安排的价值依托。而从功能上看，政治价值信念是政治价值体系的身份符号，规定和制约着政治价值体系中间与外围层次并赋予全部政治系统的终极性意义，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来源和应然性规定。当然，政治价值信念是有关政治管理应然性的价值预设，其本身就是个抽象概念。因此，为了便于把握其内涵，就必须对其进行予以进一步细化。我们认为，政治价值信念有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一是政治目标价值信念，是就整个政治管理应当实现的政治目标从价值上进行预设；二是政治边界价值信念，是在价值层面上政治管理活动范围和边界进行预设；三是政治秩序价值信念，是对政治管理所要维系的政治秩序进行价值预设。政治价值信念就是在价值预设层面，从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政治价值信念体系，并为政治价值体系作出身份规定。实际上，区别不同的政治价值体系关键就在于此。

其次，政治价值体系中间层次及其要素构成。政治价值体系的中间层次介于核心和外围之间，是政治价值信念的理性化、逻辑化和系统化呈现，我们将之称为政治价值理念。前面我们提过，政治价值信念是整个政治价值体系的身份规定者，在最抽象的意义上为政治系统定性，因此，中间层次的政治价值理念就是由政治价值信念所决定并派生而来，同时它又以理性和逻辑的形式来体现政治价值信念的精髓。由于政治价值理念是对政治价值信念予以逻辑化、理性化和系统性说明，其本身就构成一个相对自洽的系统化理论体系，同时它又是连接政治价值体系核心与外围层次的桥梁，所以在理性层面上规定处于政治价值体系的外围层次的具体内涵。当然，作为理论体系的政治价值理念也是由几个重要理念要素构成：一是权力价值理念，主要从理论层面解说什么应该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以及正当的权力运行方式；二是律法价值理念，主要从理论层面论述对法治精神以及法律在政治生活中应当起何种作用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三是权利价值理念，主要就政治管理的行为主体理应享有的政治权利在理论上予以阐述；四是政治治域价值理念，主要从理论层面论证政治与宗教、政府与社会的应然关系和合理边界；五是政治控制价值理念，就有关政治权力控制社会的方式方法进行理论上的规定。

最后，政治价值体系外围层次及其要素构成。政治价值体系的外围层次由政治价值理念规定并对其进一步外化，以价值规范的方式构成政治管理行为与政治体制的应然性基础，并与处于政治系统外壳部分的有关政治体制的法律性与制度性规范直接对应，我们称之为政治价值规范。由于作为政治价值体系外围的政治价值规范直接由处于中间层次的政治价值理念所规定，因此其构成要素与上述政治价值理念之间就必然具有一定的对应和派生关系。具体而言，构成政治价值规范体系的基本要素包括：一是将权力价值理念具体化，即在应然性层面对权力定位和权力运行模式作出规范性设定；二是将律法价值理念具体化，即在应然性层面对宪法地位和法律功能作出规范性设定；三是将权利价值理念具体化，即在应然性层面对处于优先地位的权利类型和权利边界作出规范性设定；四是将政治治域价值理念具体化，即在应然性层面对政府与社会、政治与宗教或道德教化等关系作出规范性设定；五是将政治控制价值理念具体化，即在应然性层面对政治权力组织自身、权力控制自身与控制方式作出规范性设定。政治价值体系正是通过这些比较具体的政治价值规范，直接同政治系统外壳对接，完成从政治系统的内核即政治价值形态到政治系统外壳即政治行为与制度（具体表现为政治管理活动）衔接与转换，并与政治系统外壳形成联动，共同应对来自政治系统内外不断变化的不测挑战。

由此可见，作为政治系统内核的政治价值体系，不但与作为政治系统外壳的政治组织与政治制度具有相互支撑关系，而且这种价值体系本身，从核心到外围，也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支撑与支配关系：处于核心地位的政治价值信念为处于外围的政治价值理念和更外围的政治价值规范提供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说明， 并规定它们的具体范围；而从外围到核心又存在着一种拱卫性关系：处于外围的政治价值规范和政治价值理念在面对来自内外挑战的压力时，会通过自身调节和应变，保卫处于核心的政治价值信念不受根本冲击。 张铭：《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理论、历史与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2页。

四 政治管理意义系统：建构方法与原则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政治价值体系与整体性的政治管理相配套的一整套政治价值观念体系，构成政治管理行为背后的“意义世界”基础，也是我们今天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管理活动中有关何种政治管理是良善的争论中找到自己评判标准与前行路标的指针，关系重大。在当前情况下，政治价值体系建构首先要解决的是建构方法和原则，没有方法上的先行和原则上的设定，就不可能有一种更为广阔、更为深刻的理论视野与洞见。因此，通过反思确立起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方法和原则，会使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中形成理论自觉和新的对话平台，从而为政治价值体系建构取得突破性进展奠定理论基础，也为当前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操作层面提供认识保障与行为规范。

首先，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管理实践作为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础。政治价值体系是围绕特定政治价值取舍而形成的观念体系，因此，建构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政治价值体系就必须确立哪些政治价值是可取的，这就关涉到关于政治价值度量和评判的标准，也即以什么来作为政治价值取舍及其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础问题。人类自近现代以来在这一领域中存在两种偏激：一是把这一方法论基础建立在对形而上的“先验论”之上，为政治价值奠定终极性真理基础，由此导致的“真理之争”使有关政治价值的讨论因高度敏感而无法深入，使现实政治生活因此而动荡不已；另一偏激是以后现代主义解构“先验真理”，陷入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方法论陷阱。实际上，关于这一点，早在马克思经典作家那里就开启了面向“现实生活”的哲学意向和理论转向，强调理论研究必须直面现实生活、以现实生活中的事实论据为基础高炳亮、张禹东：《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当代价值》，《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9页。。因此，作为纠偏之道，当代政治价值研究应以日常“生活世界”作为评判的方法论基础，从政治价值能否满足日常“生活世界”提出的功能性要求出发，确立度量与评判政治价值的坐标。从当下中国政治现实来看，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必须直面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这一大时代背景，把因应市场经济良性发展所提出的要求，提升社会政治价值体系与市场经济间的“亲和力”，克服转型社会中危险的价值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防范对一统权力的迷信与膜拜，减轻社会转型苦难，防止转型社会出现重大挫折与动荡，推动社会转型的持续进行，作为自己必须要去努力实现的功能目标，并由此告别激进理想主义革命所倡导的某些政治价值理念。也即，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管理实践这一日常“生活世界”构成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础，它在历史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转型挫折中恢复元气与认同，重新直面市场经济、重新选择转型模式的机会，并给传统管理文化添加了新内容。与此同时，我们在市场经济时代也要直面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问题，要去挖掘、发现与光大它所坚持的政治价值取向中那些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矛盾，有助于增强转型社会认同、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部分。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必须激活自己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创新精神，才能真正开创自己的特色，赢得自己的机遇，焕发自己的活力。

其次，要以确立与时代主题相适应的科学认知范式作为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前提。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除了要以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管理实践作为其方法论基础之外，还离不开特定的认识范式。范式这一概念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并阐发的，其本来意思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基础理论与实践规范所组成的，包括了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在内的，并由相当数量的科学界群体认同并遵从的世界观与行为方式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同时，认知科学也认为，人的认知活动一般来说都受制于普遍与传统认知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其活动规律也是可以探究的。因此，作为认知科学重要领域的价值认知活动，同样也存在着一些关涉人们对于价值、政治生活信号等的习惯性影响。政治价值认知范式就是指这样一些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着的、被广泛认同的、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对于人们的政治价值认知过程具有方法论意义上影响的思想理论。而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本身就是政治自体基于现实政治管理实践需求的一种主观能动活动过程，当然就离不开特定时期人们所认同的特定认知范式。因此，一个时代的认知范式也即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知性基础。而如何使我们的认知范式与我们所处的市场经济时代要求相适应，便是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正确重构的方法论前提。国内学者张铭先生认为，近代以来转型社会政治价值体系赖以建构的认知范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普遍主义、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主义这三种形态参见张铭先生：《知范式与政治价值体系之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这三种不同的认知范式对于人类政治价值体系建构都曾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也都有其优缺点。因此，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就需要对这既有的三种认知范式进行深入讨论，认真总结其利弊得失，并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实践这一现实背景，在对它们进行某种综合，在扬长避短的基础上，拓展我们建构政治价值体系的视野，进而形成与时代主题相适应的科学认知范式。

此外，政治价值体系在当代的建构还需要处理好政治管理与道德善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管理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但政治求善冲动的高涨与政治、道德善之间的全方位结合，虽然也能使一个社会在短期内形成超强竞争优势，但却容易陷入固化自己的利益结构与行为反应模式、丧失应对未来不测挑战能力的困境。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至善论政治”，更是使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多元与宽容社会成为不可能。认清政治求善冲动高涨的危害性，了解其发生、发展的内在机理，有效遏制政治管理对于道德与善的过度追求，是新时代建构自己政治价值体系所需要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就需要探索我们时代的政治管理与道德善之间的应然关系结构，把握两者在政治生活不同领域的结合形式。比如，在法治领域，政治管理的重要功能就是如何确定和保护全社会的赖以生存的“底线价值”和“底线伦理”，从而尽可能维持一个社会良性运转所需要的“底线秩序”；在公共生活领域，政治管理所结合的价值是通过多元主体互动博弈的“政治过程”定期选择出来的“公共伦理”，这种相对灵活的结合动态性地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在社会领域，政治管理要放弃对道德善的统制，让社团与个人的“个体性价值”获得自主选择空间，让它们有可能指向更高的道德境界，形成市场经济时代用来制衡物欲泛滥的“教化秩序”，成为整个社会提升自己格调、美德与自律的有效手段。

最后，要以跨文化比较研究作为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方法论视野。政治价值体系建构需要一种跨文化的视野，从世界与中国在政治管理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去认识和把握人类在政治价值体系建构中的内在规律与要求，这是当前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方法研究的基本途径。这就需要通过对西方先发国家在近代以来面对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这一过程中，与政治管理相应的政治价值体系构建中的得与失，以及中国自近代以来在政治价值体系构建方面的种种尝试与努力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寻找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个性与共性、经验与教训，并以此为鉴，进而探索当前中国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方法。就中国而言，中国在近现代的半殖民地地位决定了它必须竭尽全力去应对自己面临的生死挑战，从而在政治管理上不能不进行全方位政治动员与建立统一、严密的组织。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努力，不可能去直接满足市场经济提出的诸多要求。三民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在建构中采用了新的话语体系和外在形式，但与传统相比，它在有关政治管理的政治目标、边界和秩序的价值信念定位上不是收缩了反而是扩大了，对政治权力的全面诉求不是减少了而是提升了。这一特点虽然成就了民国政府初期一时的顺利，却也构成了民国后期政治管理的内在致命伤。中国自由主义学者想把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管理从形式到内容都嫁接到中国来的努力，使它在政治价值信念层面作出了收缩，但它由此也失去了在民族救亡中的竞争优势，失去了占据政治舞台中央的机会。就西方而言，一些先发国家，如英国在经历曲折后较好地传承与发展了传统政治价值资源，作出新的转换与阐释，形成了有关政治管理在政治目标、边界和秩序信念方面的正确指向；法国则以与既往政治价值规范与理念进行决裂的方式，着迷于政治价值外在形式的刷新而未触碰原有政治价值体系的核心信念，因而保留甚至发展了旧制度对政治权力的迷信与膜拜，使社会转型道路格外艰难曲折。德国在近代则为国家和民族统一这目标压倒，失去了对政治目标、边界和秩序指向作出合乎市场经济要求的调整动力与调整机会，走上了与时代要求相悖的建构之路。从此意义上说，任何远离本土“生活世界”的抽象价值真理体系，都不可能赋予一个试图自新的民族以真正活力。只有从本土“生活世界”出发，与传统文化展开充分对话，并对之不断进行阐释，才能创造出能满足时代要求的新的政治管理模式。因此，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不仅要去努力适应市场经济提出的要求，也必须对传统政治管理文化的价值资源予以挖掘与发展。同样，其他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围绕政治管理活动建构政治价值体系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去总结与借鉴。但应该看到，这些成功经验得以展现的具体形式都是以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基础的。如果不同国家间不具有“文化亲缘性”，那么这些成功经验的形式的直接搬用一定会类似“东施效颦”，收不到自己的预期效果。因此，避免盲目崇拜西方国家成功的具体形式，走“功能分析”“功能看齐”与“本土化形式”相结合的道路，是“后发国家”借鉴其他文明成功经验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

Abstract：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refers to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self and administrative objects. Political self is the behavioral agent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object is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depends on whether the action of political self can be kept within the fixed political order and fulfill the desired administrative objectives based on it. Thus， this requires inter principles which can standardize the action of political subjects， presuppose and guide the political objects. These internal principles are actually political values， for the political values in themselves mean the political life should be a principle of regulation and value guide. In this sense， political values and its system which is formed from the selection of political values， make up the value preposition of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and decide whether th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can be carried out smoothly and its administrative objectives are good or not.

Key words：political administration；value preposition；political values

【责任编辑 陈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