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典教科书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性论析

摘要：毛泽东是苏联经典教科书的阅读者、论析者和推介者。自延安时期以来，基于特定的历史缘起和政治诉求，毛泽东从历史发生、结构体系、价值内涵等层面，系统阐释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本内容，厘定了审慎的学习策略和应对态度，彰显了鲜明的政治实践性论析逻辑理路。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读解论析，为认知中苏两国革命与建设规律、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推进党的干部教育与理论学习、建构中共党史观和马克思主义观，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与内容，兼具重要的政治历史价值和理论反思意涵。

关键词：毛泽东；政治实践性；苏联经典教科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历史教科书具有传承知识与服务社会政治的功能，而后者更为政治家们所偏爱。在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苏联共产党开创了一个“为政治而教科书”的传统，其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联共（布）党史和政治经济学等经典教科书，已超越其自身的知识功能属性，转而成为规范和指导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百科全书”[保]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社会主义国家及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群众》1939年第2期。，抑或马克思主义的“圣经”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14页。。1938年10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莫斯科出版，次年5月延安地区就有了中译本。而该书自其问世即受到中共政治领袖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并在随后20多年中频繁联系中国实际展开论析，论次之多、引述之繁、评价之高、推介之切、影响之深，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几无出其右。事实上，毛泽东基于特定历史缘起展开的政治实践性论析活动，远不止于厘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多维文本内容，还在于框定审慎的学习策略和态度；若考察其历史价值，既具有重要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实践功能，更具有特定的历史反思和时代镜鉴意义。

一 文本内容的解析

毋庸讳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名为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但实际体现的是斯大林的编撰意志。因而该文本一经出版，即被联共（布）中央认定为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盛事”联共（布）中央直属政治书籍出版局：《联共（布）关于报刊书籍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70页。。由此，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领导者，既有“义务”亦有“需要”对其展开论析。关于此点，详见许冲：《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现代哲学》2015年第4期；《"历史"的选择与革命的建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探因》，《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然就其评析内容而言，既包括本体层面的文本阐释，亦有实践层面的学习规范。就前者而言，主要体现为如下三个层面：

一是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本历史发生。一般来说，无论是历史编撰还是历史评析，不仅需要将历史“插入”文本，同时也需要将文本“插入”的历史，借以揭示文本历史的发生和建构历史文本的价值。及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本历史发生，毛泽东早在1942年3月30日撰写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就曾给予过“马克思主义的说明”，称其是“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并最终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光辉历史。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6页。不仅如此，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大上特别指出：十月革命开创了联共（布）“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历史发生和发展过程，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再至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又一次借助于肯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揭示了联共（布）“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的政党发展逻辑，并特别强调中共与联共（布）的成长都“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路径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6—327页。基于上述认知和解析，毛泽东得出了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及其所述历史发生的基本判断：“它是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的第一部这样的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2页。仔细考察其历史旨趣可见，毛泽东上述论析名为诠释联共（布）党史的创造性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实为借此深化全党对中共党史发生的历史情境、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的把握，藉此建构中共历史发生的合法性基础。

二是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本内容结构。自1938年以来，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实践性的阅读者和论析者，总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与多方需求，向全党勾画出有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内容的多维结构，以及由此而催生的功能表达和价值选择。具体说来，毛泽东首先是从历史层面进行读解，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实际包含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可资借鉴的具体方法和路径。仅以党的建设为例，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曾特意嘱咐：务必要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有关介绍列宁党建活动的史实，特别是要通过与列宁工作作风的比较，教育全党参照联共（布）的党建经验，反对党八股和改进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1页。其次，毛泽东从理论层面进行解析，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知识。此点从毛泽东自1939年起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多次文本“定性”即可见一斑：它是在职干部教育和党的干部长期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问”，也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心的材料”（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解放社：《整风文献（订正本）》，上海：新华书店，1950年，第56页。，还是干部理论教育和学习苏联的“干部必读”书目。再次，毛泽东立足于方法论层面进行价值判定，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联共（布）科学方法论的高度总结，其中最根本的方法论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基于此，毛泽东要求全党务必要学习“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的科学方法，据以促进中国问题的实际解决。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3页。不难发现，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文本内容的多维解析，实际寄寓了汲取历史经验、补充科学理论和习得革命方法等多种诉求。而实际上，毛泽东此举也确实有助于提升全党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认知水平，并为中共“据”之而来的理论动员和政治操作提供学习指南和文本依据。

三是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本价值内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问世以来，如果说其著作意义是由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规定的，其文本意义则是由毛泽东等政治实践性读者诠释的。事实上，基于20世纪中国特定的革命历史语境，毛泽东曾经三次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本价值进行重要阐释。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首次在“延安干部会”上提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803页。1945年4月28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0页。。1953年3月9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中再次提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结合。”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05页。可以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三次界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本价值，其中既有对斯大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文本价值、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等相关判定的因袭与承继，联共（布）中央直属政治书籍出版局：《联共（布）关于报刊书籍的决议》，第270页。也有自我认识上的不断发展和丰富。姑且不论毛泽东的上述论析是否有拔高之嫌，抑或存有违心之意（如最后一次系为斯大林祝寿而论），但凡经过中共政治领袖的权威性界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理论领域中便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视域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方法，也是反映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成功的”历史经验总结，更是中国革命建设可资借鉴的“范本”。

可见，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文本本体论层面的论析，并非简单而纯粹的“就事论事”，其核心意涵在于揭示联共（布）党史的科学历史价值属性，据以镜鉴实践、建构理论，增进全党“走俄国人的道路”的信心。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严峻的革命与战争形势下，抑或棘手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前，毛泽东的政治性论析难以完全规避政治功利主义的风险。究其缘由，通俗易懂的基础理论、言简意赅的经验总结和科学有效的方法概括，均是毛泽东优先解析的对象；而文本内容中客观存在的“简化的思想观点、僵化的理论体系、错误的逻辑思维和充满神性的历史叙述”关于此点，详见许冲：《话语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则无暇进行系统的清理。就其后果而言，致使有关该文本政治价值与历史规范的争讼延绵不休，由此也成为长期影响中共政治实践和理论发展的重要苏联因素。

二 实践态度的厘定

苏联经典教科书之所以被高度体系化和政治化，进而被奉若“经典”，归根结底在于其被过分寄寓的社会政治功能。由此可以理解，缘何毛泽东在实践论层面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论析具有直接政治性的特质，在具体厘定学习态度时既现实而又务实。具体说来，主要包括：

一是秉持以我为主的学习趋向。毛泽东论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根本旨趣，是基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从宏观上指导和规范中国革命建设进程中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是为了从微观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和方法。正如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言：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为寻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解决全党在职干部和干部学校教育中如何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3页。及至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特别指出：在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过程中，“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6页。。同年8月3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强调：“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继续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以便促使整风学习更加深入和活跃地开展，并在经由联系本部门工作检查的基础上，收到改进思想和转变作风的实际效果。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97页。不难发现，从宏观原则着眼，从微观实际入手，毛泽东秉持着“以我为主”的学习原则，实际内含的却是“为我所用”的价值逻辑。毛泽东的上述态度趋向，既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要求的，“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7页。的精神相一致，更与凯丰所言明的，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中共寻求自身解放、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和共产主义胜利“重要依据”的认识相契合。凯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群众》1939年第16期。

二是恪守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既是一个哲学认识论问题，也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学风问题，同时更是其论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事实上，毛泽东不仅注重发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结合论”及其典型经验，更强调借此消解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难题。如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就曾在“延安干部会”上特别援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强调做革命工作就要像列宁一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既发展马克思主义，又从中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3页。同年3月30日，在论及布尔什维克和社会主义苏联诞生的原因时，毛泽东再次援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强调它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创造的，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6—407页。。7月9日，为了能够在整风运动中更好地联系实际，毛泽东专门致电刘少奇等人，特别要求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部分，务必要“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93页。来进行。及至1943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六本理论书籍的学习必须要“联系实际材料”，而其核心就是要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党内思想斗争的客观形势。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84页。可见，毛泽东论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思路非常明确，既要把握联共（布）理论联系实际的经验、方法和理论，更要促进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解决，据以推进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化中国”。

三是立足批评创新的辩证视角。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明确提出：必须“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的材料”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3页。。那么，具体应该如何实施呢？毛泽东认为：一方面，要学习列宁与苏联的经验和“精神”，“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页。另一方面，是要勇于辩证分析和客观评判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权威”，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第二条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一般。关于此点，在1954年9月14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毛泽东曾经特别援引该项内容强调“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因为在他看来，唯有秉持上述态度才不至于“造成偶像”，造成所谓不能批评和分析批评的状况。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7页。两年以后，毛泽东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的会议上再次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不长，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还是第一人。他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中是否有错误可以研究。”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2页。即使是在晚年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毛泽东虽肯定斯大林编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功劳，但仍不忘批评其搞扩大化、不研究政策和杀人等问题。转引自师东兵：《清明祭——四五运动纪实》，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9页。不难发现，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态度，除了基于协调党际关系和实施政治理论动员而进行功利性的拔高外，在整体上是较为审慎的，恪守着其一贯秉持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四是采取循序精进的学习路径。毛泽东既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忠实读者，也是其学习运动的积极推介者、规范者和领导者。早在1939年5月，毛泽东就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党员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当时的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而言，“主要的是不要半途而废，如果不是这样，那会一无所得的。”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4页。由此，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循序“精”进的学习路径规范。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发出号召：中央党校要“把全部精力来搞这个事情”，“学习两个半月，中央研究院也要停止其他课程学习这些文件。”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3页。而所谓的“文件”，其实就是精选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内的22篇“整风文献”。1945年4月28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大上号召干部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并认为“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1页。其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赫然在列。194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尤其是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的五到十本书要认真读，“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8页。不难发现，毛泽东所谓循序“精”进是选择性和阶段性的，不仅要求集中“精”力，而且还强调聚“精”会神，这主要是基于对中共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中国革命建设任务的现实判定为依据的，也是一种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学习策略。

从整体上看，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实践态度是审慎而务实的，主要是围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相关学习、宣传、运用和发展等问题展开。就其价值而言，既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理论普及，亦有助于推进全党的理论动员和政策实践。但不容忽视的是，尽管毛泽东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视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好书”熟读数十遍，参见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段》，载杨春贵编，《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第157页。但他并非是期待经过对该文本的研读“回到马克思”，抑或是在实践中完全视其为“圭臬”，而是希望将其在中国不断地移植、运用和创新，最终化为能够直接指导现实的原则、策略和方法。因此，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意义预期”，决定了其态度指向是直接政治性的，所以不可能抱有任何学术性的研究目的，这是导致对其缺乏必要的学理性反思的主体性因素之一。

三 历史特点的表征

如前所述，毛泽东作为中共的政治领袖，是党内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阅读者、论析者和推介者，亦是借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主体。对中国实际和中共历史使命的深刻体认、对政治理论的高度自觉、对阅读策略采取的务实态度，使得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论析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具体说来，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历史经验的借鉴。斯大林编撰和发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总结、研究和学习联共（布）历史经验，把握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社会发展和政治斗争的经验、规律与知识。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页。这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最为欠缺的，也恰是其重视论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特别倚重“结束语”部分的重要原因。从1942年4月20日起，毛泽东便将“结束语”六条经验纳入整风必读文件，并号召全党认真讨论和研究。同年的6月7日、8月3日和8日，毛泽东又三次在中共中央各类会议中号召全党讨论、研究“结束语”及《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个文件。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86、397、398页。及至11月，毛泽东再次专门依据“结束语”部分的内容，系统诠释了中共如何加强党的领导、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加强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统一、党要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密切联系群众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武思萦、樊静：《毛泽东和他喜欢的二十本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3—103页。不仅如此，在1941、1942和1945年间，毛泽东还多次依据“结束语”第一、四、五等条的经验，提出党内反对主观主义和敌对思想的斗争方法，号召全党通过整风运动建设一个“有革命作风的共产党”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62页。。不难发现，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及其“结束语”的论析，既有整体的因袭，亦有具体的借鉴，主要是立足于历史分析的经验移植与经验推介，借以补足中国革命建设的经验之缺。而经由毛泽东的上述组织规范、经验比照和集中诠释，实际上也为中共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提供了重要的认识前提。

二是遵循历史对比的路径。毛泽东论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非孤立抽象的阐释，而是立足于对比两党两国的历史与现实，揭示俄国经验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正当性，借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工作。如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曾判定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不能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7页。科学，并援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很少提‘路线二字”，警示党内要“少用为好”。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81页。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直接比较两党历史，认为编写《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编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极为相似。究其缘由，后者是在十月革命胜利20年才由联共（布）中央编辑出版，“可见此事不易”，而中共决议要写全24年党史，“那就更不容易”。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6页。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反思苏联模式时，毛泽东两次援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的表述，将之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进行“反比”，认为既“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又要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保守思想。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只有纠正和克服苏联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因“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借鉴“苏联走过的这一条道路”的曲折经验后，我们才有可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重任的。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4页。不难发现，毛泽东的上述比较，既是历史的亦是现实的，既有宏观的亦有微观的，而多维的历史比鉴实际上则为中共借助《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认知俄国经验和探究中国出路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

三是倚重组织传播的场域。纵观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论析，无论是直接引述、评价，还是间接论析、对比，其论析行为大多出现在中共党内及全国各类重要的会议上，且多以报告、讲话、讲演和发言等方式呈现，随后还经常转载于重要的党报党刊。究其缘由，毛泽东是中共政治传播的核心主体，而党和国家的各级各类会议是组织推介的重要渠道，毛泽东借此论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实际发挥着面向全党诠释和宣传俄国经验的重要职能。所以，从1939年起，毛泽东先后16次在各类会议中22次直接论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其范围而言，既包括延安干部会议和全党代表大会，也包括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乃至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外，毛泽东还在此类会议中，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纳入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重点书目进行宣传和推介，仅在1941年至1945年和1949年间就累计开列达7次之多，分属于“高级组学习理论部分的研究资料”、整风文献“二十二个文件”、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六种课本”、中共中央指定“五本理论书”“干部必读的十二本书”等。可以说，通过上述形式的组织化阐释，既保证了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解释力和推介力，也为中共藉此学习俄国经验和推动全党理论动员创造了组织条件。

四是秉持整体肯定的维度。在毛泽东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阅读史中，其总体论析评价可谓是以扬为主，重扬轻抑。因其基本的阅读论析旨趣，是依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来学习联共（布）的理论、经验和方法，借以总结历史、规范自身和指导实践。所以，尽管在党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论析呈现出复杂的心理动机冲突，但整体肯定的态度是相对一致的。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基于反对教条主义、加强党的建设的目的，以及为抗战胜利后准备革命建设干部及补充理论的需要，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表现出典型的“双趋式”动机冲突，既肯定其历史叙述，又肯定其理论阐释；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批评斯大林以及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之时，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态度发生了微调，表征为一定程度的“趋避式”动机冲突，强调既要认清苏联的客观形势并“继续”肯定其既往取得的成绩，但更应该反思其客观存在的不足与错误。对此，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难道苏联犯的错误你还要犯？苏联走过的弯路你还要走吗？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页。也正是基于此，毛泽东才在1957年提出要反思《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辩证法及其错误问题。纵然如此，据现有可查文献统计，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直接肯定性评价逾20次之多，而对其否定性判定不过二三。究其缘由，多是出于遵从共产国际号召，履行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义务，协调与斯大林和联共（布）的人际与党际关系，建构“走俄国人的道路”的历史正当性象征，以及切实推动中国民族解放与政治变革等需求的综合考量。

事实上，任何基于特定历史维度的文本阅读与论析，都可视为一种“被引导的创造”转引自[美]斯坦利·费什：《读者反应批评》，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7页。行为。因而，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读解论析，在反映一个中国政治家的历史自觉性和政治敏锐性的同时，亦难免存有历史的与理论的问题留待消解。比如在论析的重心上，由于强调“经验”至上，导致缺乏足够的警醒和反思，这是造成神化和迷信苏联经验的重要原因；在论析的方法上，强调历史对比和参照，但带有不同程度的选择性阅读、理解和运用，规避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述历史内容的消极面；在论析的态度指向上，缺乏一贯的辩证的否定态度，多有过分颂扬、刻意拔高之嫌。如若考察上述问题的历史缘由，革命与建设任务的紧迫性、理论与经验的匮乏性、党际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苏联经典教科书的实用性等，则是不容忽视的综合归因。

四 价值功能的彰显

经由上述分析可见，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论析，是融政治领袖的推崇与举荐、评价与意志于一体的。因此可以说，在毛泽东的个人论析行为当中，实际渗透了政党和国家的组织力量，而由此极易形成一种特定的政治观念和国家意识，并在20世纪中国革命建设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价值功能。综合考察，主要彰显于下述四点：

一是有助于认识中苏两党两国革命建设规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政治领袖（群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导者，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深入读解，成为党内最先认识和把握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规律的历史主体。1938年以来，毛泽东通过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述历史的归纳和演绎，率先认知了联共（布）党的建设基本规律，以及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基于此，毛泽东一方面向全党明晰了联共（布）从小组到全国、俄国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从农业集体化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等规律性认识。而这些客观认识既是各国共产党的共同财富，也为中共丰富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供了文本依据。另一方面，经由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中共党史的纵横对比，也实际增进了全党对20世纪中国革命建设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客观认识。毛泽东在肯定联共（布）历史经验的科学性、普遍性的同时，立足于分析中国实际和时代任务，围绕革命与战争的历史主题，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的革命与建设规律的把握，并借此切实推动了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政治理论实践。实际上，毛泽东的论析已超越个人的读解行为，起到了引领全党乃至全国性阅读实践的作用，为帮助认识苏中两国两党革命和建设规律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有助于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中苏两国两党历史背景的相似性，历史任务的共通性，使得中共习惯于从联共（布）党史中寻求历史的和学理的合法性资源，尤为重点体现在理论学习、政策移植和方法借鉴等方面。因此，毛泽东之所以论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实际肇始于其对中共历史的现实解释功能。具体说来，一是对中共历史发生的解释，毛泽东撷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述联共（布）建党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来诠释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合法性，以及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当性，此举有助于深化对中共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的认识。二是对中共和中国实际的解释。如前所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记录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实践参照价值，联共（布）与中共的发展史处于不同阶段，虽不能彼此绝对的对应和对照，但却可以借鉴甚至移植。联共（布）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与教训，尤其是具体的政策与措施，无不与中共的干部教育、整党整风、过渡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等实践紧密相连。可以说，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解读是现实趋向的历史诠释，主要基于中共的政策制定、推介、贯彻和执行而开展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本身无疑构成了中共政策设计和政策执行的重要参考和指南。

三是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和理论学习。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论述，不是一个纯粹“求真”的学理问题，而更是一个“致用”的政治命题。因为在中共的历史上，毛泽东极为看重党史及其教科书的社会政治功能，一是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二是总结经验、教育干部和资政育人。所以，延安时期以来，毛泽东极力号召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为党的干部教育和学习苏联运动进行文本引荐和学习规范。其积极作用，也得到后人的高度认同，特别是“从40年代到50年代初，我们的干部一向把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看成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不少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获得的。”苏双碧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座谈会发言选登）》，《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因此，经过毛泽东的诠释与推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于中共党员干部教育和理论运动的育人价值，不仅作用于当时，更为彰显于日后。关于此点，其实早在1942年6月毛泽东就曾三次致电周恩来和刘少奇，认为党内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文件的学习，在延安是“大见功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毛泽东传》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7页。的，而且由于“收到绝大效果，在学习中发现各种分歧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93页。。即使在36年之后，邓小平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肯定中共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的理论学习，并认为“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3页。可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共理论学习和干部教育中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四是有助于建构中共的党史观和马克思主义观。毋庸置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实际内含了斯大林和联共（布）的党史观与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通过自己的解读和诠释，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汲取马克思主义养分，逐步形成了自身以及中共的党史观和马克思主义观。一方面，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0页。在此阶段，毛泽东特别强调对党史的研究，并借此形成了党史研究的功能论、方法论、教育论和领袖人物评价论等马克思主义党史观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论述中，也诠释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如毛泽东从发生学上认定俄国马克思主义源自于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的结合；从本质论上明确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从结构论上分析了联共（布）历史经验和规律的一般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差异；从价值论上肯定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意义；最后还从实践论层面诠释了对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对待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强调既要学习、研究、坚持和发展，更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不断加以批判、创新。客观地说，毛泽东借助《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建构的中共党史观和马克思主义观，对于全党来说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

当然，受限于文本自身的缺陷、论析时域场域的掣肘，以及中共政治领袖的个体或群体因素，毛泽东也许从未认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规范意义的史学著作，更多的是一本诠释和建构中国政党政治的实用主义的政治理论教科书。所以，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论析功能也要辩证分析，特别是其中一定程度存在的“史”为“论”设、“论”为“政”出、化“繁”就“简”等校级现象，必然影响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理论普及以及中共党史学的发展，这也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亟待消解的问题。关于此点，详见许冲：《文本阅读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省思——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现代哲学》2014年第6期；《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本逻辑及其影响——基于中共领导人政治实践性阅读的考察》，《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

五 结语

言及至此，所谓的政治实践性论析，即是在特定社会政治历史条件下，以政治领袖为核心主体，以直接政治性目的为基本诉求，以文本的横向移植、纵向比鉴和综合运用为基本方式，以理论建构和实践发展为共生成果，而展开一种即时性或共时性的经典诠释活动。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毛泽东对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所展开的读解论析，都可以称之为政治实践性论析，而其中尤以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诠释堪称典型。事实上，毛泽东对于此种域外文本倾注高度的政治热情，实际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而在论析过程中所表征的政治性、实践性和现实性等特质，既是显而易见也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容忽视的是，任何论析都有可能面临着正读、误读和歧解所带来的风险，以至于出现对文本内容虚化、僵化、神化、丑化等消极面。所以，基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而展开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论析，注定是一种“生动”的冒险，这已为当下的历史叙述与理论评价所证明。基于此，当前我们实有必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既要实事求是地评定毛泽东政治实践性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历史价值性，同时更要立足于新的时代条件和历史主题，对其展开以学者为主体、以学术为目的的自下而上的学术清理，借以推动经典文本的学术性论析范式的建构，真正消解苏联教科书体系对中国政治实践、理论发展和学术生成造成的深远影响。

Abstract：Mao Zedong is the reader， discussant and spreader of Soviet classical textbooks. Based on particular historical origins and political appeals， Mao Zedong expounds the text content of Brief Tutorial on Soviet Communist Partys History， confirms cautious learning tactics and reply attitudes from perspectives like historical occurrence， structural system and value connotation， which displays distinct political practice analysis and logical processes. Mao Zedongs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towards Brief Tutorial on Soviet Communist Partys History provides a basic approach to thinking and content for cognizing th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Soviet， interpreting the history as well as the actual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vancing the cadre education and theory learn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historical view and Marxism view， which contains significant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value and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meaning.

Key words：Mao Zedong；political practic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Soviet classical textbook；Brief Tutorial on Soviet Communist Partys History

【责任编辑 龚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