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小城镇外来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及其对策研究
——基于常州市礼嘉镇的调查分析

马文嘉 朱喜钢 孙 洁

苏南小城镇外来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及其对策研究
——基于常州市礼嘉镇的调查分析

马文嘉 朱喜钢 孙 洁

多年来，外来农民工已经成为苏南小城镇地区产业发展的主要劳动力。尽管拥有较好的城镇化基础和宽松的落户政策，但是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并不强。以常州市礼嘉镇为例，从就业和定居意愿两方面探究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调研发现稀缺的住房供给、低包容的女性就业环境、外来化和趋低化的消费结构、单一的人际网络关系、公共服务缺位等因素均对农民工的定居意愿构成了负面影响。基于调研结论，提出苏南小城镇应在尊重农民工不同居留意愿的基础上，从产业结构、住房供给体系、公共政策、城镇消费生活等方面采取必要措施，以推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进而留住人口红利并实现健康城镇化。

苏南小城镇 | 农民工 | 定居意愿 | 影响因素 | 对策

0 引言

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改制”和2000年以来的“三集中”①三集中：即“乡镇工业向园区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农业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其中“乡镇工业向园区集中”是苏南政府为解决乡村工业高度分散布局，推动生产要素向城镇等优势地区集中而采取的政策。后，苏南乡镇企业逐步从多数乡村聚落中剥离出来，并在镇区及其以上空间尺度内集中[1]，支撑乡镇企业的已经不再是传统苏南模式时期的乡村社区农民，而是大量外来农民工[2]，这些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形成大比例倒挂，与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关系密切。“十八大”以来，多个国家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小城镇相比大中城市具备较低的政策门槛和落户成本，并且苏南乡镇的工业基础与经济发展水平使其具有较好的城镇化基础和潜力，理应成为新型城镇化就地推进和异地转移的重要战略区域，但外来农民工在居留地的生活质量与城镇化水平较低。大规模的外来农民工为苏南小城镇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其城镇化质量和迁移决策必然会对半城市化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了解外来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和居留诉求、实现农民工的有效转移与吸纳已经成为苏南发达工业小城镇必须面对的共性问题。

当前关于城镇化意愿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精细化阶段，区域差异对于城镇化路径的选择影响巨大[3]，现有的农民工意愿研究主要关注北上广等大城市，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主城区[4]，但有研究表明位于城市内不同区位的外来人口存在梯度差异[5]，不同区域的城镇化意愿研究成果难以直接指导其他地区。因此针对主城区以外的外来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研究，是作为城镇化意愿研究样本的一个重要补充。另一方面，虽然已有相关研究方法和范式较为成熟，从农民工的个体及家庭特征、经济收入及社会融入等方面总结可能影响城镇化意愿的因素，也多采用逻辑回归分析的方法[6-11]。但作为设计因变量的城镇化意愿含义并不统一，包含了在工作地继续工作意愿、定居意愿（常住）、落户意愿3方面倾向，有学者以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意愿表现为在这3个意愿上的逐步收缩[12]，也有学者把就业意向作为其中一个变量因子对定居意愿进行分析[13]。事实上，就业意愿和定居意愿一样受到个体、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异地务工者首先是以“就业—获得经济收入”为第一要务，因而能够较大程度地忍受工作地较低的居住生活质量，呈现出较高的就业意愿和较低的定居意愿的半城市化状态。在就业意愿已经较高的情况下，从“就业—定居”双重视角分析农民工就业意愿、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以从两个层次上揭示外来农民工在去留决策中关键性的矛盾与冲突点。

图1 常州市区位图

因此，本研究将以典型苏南小城镇——常州市礼嘉镇为例，在探寻该地区外来农民工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分别分析对定居意愿与就业意愿产生影响的因素，找出目前影响农民工跨越单纯就业意愿走向定居决策的主要原因，并结合苏南小城镇地区发展的结构性特征进行解读，以期提出落实外来农民工异地城镇化的对策，为苏南小城镇地区规划建设与发展提供指引。

1 数据获取与分析方法

1.1 调查区域概况

礼嘉镇位于常州市武进区东南部，距离武进城区、常州主城区分别为15 m in、30 m in车程（图1，图2）。2014年GDP总值82.1亿元，是典型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型苏南小城镇，机械加工、电子电器、游艇制造和雨披生产等产业门类特色突出。2002年开始本地工业化加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地农民工；2014年登记的农民工近3.8万，占镇域常住人口总数的43%。目前农民工主要居住于镇区各企业的职工宿舍及镇区内的3个行政村。

图2 常州市礼嘉镇区位图

图3 常州市和礼嘉镇流动人口年龄段

图4 常州市和礼嘉镇流动人口性别比例

1.2 数据获取与样本特征

笔者于2014年9月，对在礼嘉镇工业企业务工及从事服务业的外来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研。调研问卷从“是否愿意在礼嘉定居落户”和“是否愿意长期在礼嘉工作”两个维度对城镇化意愿进行提问，并涵盖人口基本特征、职业特征、城镇生活状况、社会融合度、家庭成员情况5大类21个具体情况。发放方式上按照企业门类和职工数量筛选出不同类型和大中小规模的企业作为问卷发放点，以避免调查群体过于集中对结果产生的干扰。问卷共计发放572份，其中有效问卷531份，有效率为92.5%。

表2 自变量类别与因子

表3 定居意愿与就业意愿交叉分析表（单位：%）

将本次调研样本和常州市区同指标对比[14]可以发现，小城镇地区外来农民工存在“三高”的特点：礼嘉镇外来农民工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高于常州市区；青壮年比重高于常州市区平均水平；男女比例的失衡程度远高于常州市水平（表1，图3，图4）。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民工的集聚特征受就业机会影响显著，苏南小城镇地区就业结构普遍单一，通常以机械加工、电子仪器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流支柱产业，这类企业对就职者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上的要求导致劳动力群体特征集中。

1.3 分析方法

本文所要研究的定居意愿和工作意愿均处理为二分类变量，设置5大类21个自变量因子，以二元Logistic回归为分析模型，首先将人口学特征、职业特征、城镇生活状况、社会融入状况4类17个变量纳入计算，对定居意愿和就业意愿进行分析，各自得出对两者决策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另外因为家庭成员情况中已婚和未婚人口设置的选项不同，文章采用分类交叉描述家庭情况中已婚和未婚的4个自变量对定居意愿和职业意愿是否存在显著性影响。本文使用IBM SPSS 21.0进行分析（表2）。

2 城镇化意愿调查结果及影响因素分析

2.1 就业意愿和定居意愿

根据分析结果，礼嘉镇外来农民工表现出较高的长期就业意愿和相对较低的定居意愿，有定居意愿的占36.0%，而不打算定居、仅具有长期工作意愿的占69.7%，是宏观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现象在个体决策层面的微观反映（表3）。

2.2 就业意愿、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首先以定居意愿作为因变量，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模型中-2对数似然值为546.3，运算中可预测样本达到72.2%，模型拟合良好。同样的模型，以工作意愿作为因变量，回归模型中-2对数似然值为469.5，运算中可预测样本达到73.6%，模型拟合良好。模型运算结果表明，年龄层次、工资水平、婚姻状况、是否感觉到地域歧视、公共服务获取满意度5个因素对外来农民工长期就业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居住状况、家庭成员分离度、商业设施满意度、企业规模类型、在居留地的朋友数量、公共服务获取度这6大因素决定了外来农民工是否具有定居意愿（表4，表5）。具体分析如下。

2.2.1 人口学特征更易影响就业意愿：较高的青壮年人口集中度导致就业意愿表现较高

人口学特征中，年龄层次和婚姻状况均对工作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工作意愿随年龄增加呈倒U形，25—35岁的人群在礼嘉继续工作的职业预期比例高于其他年龄段，可能由于这一年龄层的农民工处于青壮年时期，具有一定工作技能和社会资本，在一定的工作积累后已筛选出适合自己发展的工作，因此这一年龄层次的农民工在流入地具有较高的长期就业意愿。就业意愿与婚姻状况也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已婚人群中有就业意愿的占74.5%，未婚人群就业意愿相对较低，通过对调研对象的访谈发现未婚人口在居留地牵绊较少，机动性较大，多希望尝试更多的工作类型寻找更好的机会，因而就业地的选择更为广泛。

2.2.2 城镇生活状况对定居意愿影响显著：稀缺住房市场和不完备住房体系下的居住状况、外来化和趋低化的消费结构导城镇吸引力低

在城镇生活状况类的自变量因子中，居住状况和商业设施满意度对定居意愿产生较大影响。首先，居住状况对定居意愿产生了最为显著的影响。调研统计得出，58.7%的农民工租住于镇区及工厂周边的居民自建房，33.8%的农民工住在工厂职工宿舍。其中，租房群体的定居意愿远高于住在单位宿舍中的农民工，从一定程度，可以认为租房所形成的准定居式生活有益于长久定居意愿的培养。但事实上，礼嘉镇的住房供应数量和供应类型都难以满足农民工的基本租住和购买需求。现状租住的房屋主要是居民自建房，房屋简陋、设施陈旧且居住环境较差，受访的农民工表示“即使有钱在礼嘉也租不到舒适的房屋，同样价格在武进城区或者常州市区可以租到设施完备的商品房”。常州市房地产开发集中在市区，小城镇房地产开发数量较少，礼嘉镇区仅有的几处商品房半数为安置工程的小产权房，已建的国有土地的二手商品房异常稀缺紧俏。稀缺的开发量和不完备的住房体系弱化了小城镇地区原本低成本的房价门槛，大大减弱了对外来农民工定居的截留能力。

商业设施满意度与定居意愿呈正相关，但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的仅占样本数量的35.1%。在城市中，外来农民工集聚区内部往往自发形成商业、基本公共服务等设施[16]，某种程度上形成满足农民工日常生活的小型系统，在此基础上借由城市商业设施满足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而在乡镇地区，外来农民工所需的商业服务、公共服务并未在集聚区内集结，而是集中于镇区主要街道。大量从事零售、餐饮的店铺均由外来人口经营，农民工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小城镇商业空间的“入侵”和“演替”。城镇整体商业服务设施水平仅能满足日常基本生活的基本需求，既难以满足本地人口的更高层次购买力的消费诉求，也难以满足农民工中青壮年主体对休闲娱乐的需求。总体上城镇商业品质的趋低化与外来化减弱了城镇生活的吸引力。

2.2.3 家庭成员情况亦显著影响定居意愿：低包容的女性就业环境下难以形成家庭整体流动

家庭情况类的因子中，家庭成员分离度对定居意愿也产生显著影响。分居生活的家庭模式已成为农民工一项极为沉重的非经济成本，严重影响农民工的迁移意愿[15]。已婚人群中配偶与子女在本地同住比例较高的家庭，其城镇化意愿也较高，但配偶和子女均同住礼嘉的比例仅为15.1%。在未婚人群中有对象且对象在礼嘉的人群定居意愿和工作意愿也相对较高，但未婚人群有对象的比例仅为30.2%。在调研访谈中，大量在礼嘉镇工作的青年男性表示，在礼嘉“很难找到女朋友”。已婚男性也表示家庭中的随迁女性难以在礼嘉稳定就业。其根本原因在于礼嘉的产业结构失衡导致的就业性别结构失衡：礼嘉镇二产以机械制造为主，偏好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同时三产发育不足，因此适合女性生活服务业就业机会也相对较少并且待遇不高；加之由于苏南地区较为严格的城镇管理制度，几乎没有“非正式”就业的生存渠道。多方原因导致了以礼嘉为代表的苏南乡镇地区就业环境缺乏多样化、结构层次包容性低，因而导致了严重失衡的男女比例和较高的家庭成员分离度，进而对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产生负面影响。

表4 工作意愿和定居意愿二元logistic影响因素汇总表

2.2.4 职业特征与社会融入情况不同程度的影响了两方面意愿：单一的企业类型和较低的企业根植性导致人际网络缺乏稳定

职业状况和社会融入度方面不同层次的因子各自对两类意愿产生影响，具体而言，职业状况中的工资水平对就业意愿影响显著，而企业的类型与规模则对定居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社会融入度方面，“是否感觉到地域歧视”对就业意愿影响显著，而在居留地朋友的数量则更进一步影响了定居意愿。

工资水平的因素上，工资水平较高的具有更强的工作意愿。问卷结果显示，月工资段每增加1 000元，工作意愿增加1.4倍左右。企业类型和规模因素则对定居意愿产生影响，服务行业外来人口定居意愿仅为23.3%，机械、电子等大型龙头行业的定居意愿处于中等水平，为38.7%，而从事当地根植性产业的人群定居意愿相对较高，达到70.0%。礼嘉外来农民工大量集中于技能替代性较高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不易受市场冲击、能固化劳动力的特色根植性企业缺乏，不利于促进农民工长期稳定的定居，并且特色产业的规模往往相对较小，这些小型中企业员工之间交往密切，人员流动性较低，利于逐步构建稳定的人际关系网。

在对地域歧视的感知上，“认为歧视不明显”人群就业意愿明显较高。但地域歧视的感知程度对定居意愿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原因可能在于由于大量本地人口居住于乡村，外来农民工集中聚居于镇区，在居住生活环境中与本地人形成隔阂和分异，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日常的交集，而在工作环境中则面临更多必须的交往，容易产生更多冲突。但在居留地的人际交往与定居生活的关联度较大，因而朋友数量对定居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2.2.5 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同时影响两类意愿：公共服务实际供给与政策规定的落差严重

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是唯一同时影响两类意愿均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但对公共服务设施表示满意的人群比例仅为20.2%。常州市从2000年推行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2014年增设居住证制度，居住证持有人可以在常州享受子女入学、公共租赁住房申请等14项公共服务，强化了外来人口落户的政策保障。虽从政策上看，小城镇地区拥有较低的公共服务准入门槛，但乡镇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远落后于大城市，而外来人口的高比例进入又稀释了原本低质的公共产品供给。因而实际上，外来农民工所能享受的公共服务远不及政策条款给予的承诺（表4，表5）。

3 对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17]，礼嘉镇这类工业化和城镇化基础良好的小城镇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载体，留住农民工带来的人口红利也是促进城镇良性发展的举措。因此，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苏南小城镇应当在尊重不同居留意愿的基础上，从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阻碍因素出发，寻求小城镇地区外来农民工异地城镇化出路，政策建议如下：

表5 就业意愿、定居意愿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参数

3.1 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提升就业包容性与根植性

劳动力偏好导致的男女失衡已经严重影响城镇化的健康推进，产业规划不仅应当注重转型升级、经济效率方面的遴选，同时更多人文因素也应纳入考虑。建议二产适当引进适宜女性就业的轻工产业，并进一步提升服务业比重，保障女性多元就业环境，稳定男性职工随迁家属的就业，也为单身青年男性提供相对均衡的择偶环境，稳固情感联系。另一方面，当地特色的根植性产业在凝聚人口上更加有效，建议完善根植性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鼓励企业之间的集群与合作，促进根植性产业的复兴与升级，既保持小城镇产业的持久活力，又以可替代性较低的职业技能稳固定居意愿。

3.2 建立多层次住房供给市场, 以及政企协同的保障房体系

城镇稀缺的住房市场和不完备的供给体系导致的外来农民工住房状况糟糕，很大程度阻碍了其在就业地的定居意愿。针对小城镇相对灵活的二元土地供应特征，充分调动镇、村两级积极性，合理利用镇区及周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条件下，鼓励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利用不同权属的土地进行土地开发等，改善“租“”购”均难的紧缺的现状。另外，转变目前单一的“职工宿舍”形式的住房福利，加强企业政府合作，以企业政府合资建设适用性更强的公租房，将长期居留的农民工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总体上建立镇村两级的商品房市场和政府企业协同的保障房体系。

3.3 提升城镇商业环境, 通过对生活方式塑造提升城镇吸引力

针对礼嘉的商业调研发现其城镇商业环境仍处于大而全的市场阶段，百货业态、餐饮娱乐形态逐渐丰富，但总体水平较低且发展阶段与农民工人均收入水平不符合，访谈中，大部分人表示“镇区购物仅能满足日常生活需求，需要频繁前往城区购物，极不方便”。建议政府引导和提升城镇商业层次，引导培育多种类型的购物中心，满足大量农民工逐步增长的消费需求，以差异化的城镇生活方式为导向，塑造苏南小城镇的独特魅力，提升城镇吸引力。

3.4 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减小与政策规定的落差

落实居住证制度赋予农民工的政策权利，逐步缩小外来农民工与本地人口的公共服务待遇差异。针对农民工需求，尤其加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和扩大镇中心卫生院的服务能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者公私合作模式加大公共服务设施投入力度，把资金花在“刀刃”上，缩小实际公共服务供给与政策规定的落差，保障城镇公共服务在子女入学、医疗、保障性住房申请等方面的有效供给。

4 结语

总体而言，相比大中城市，苏南小城镇地区的外来农民工呈现出：占常住人口比重高、青壮年比重高、男女比例失衡大的群体特征。外来农民工的年龄层次、就业收入等因素确实助推了高就业意愿的形成。但是，苏南小城镇地区优良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基础、较低的落户政策和落户成本并未提升外来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主要原因在于稀缺的住房供给、低包容的女性就业环境、外来化和趋低化的消费结构、单一的人际网络关系、公共服务缺位等方面的制约。因此为了实现农业人口的有效转移和落实人口的新型城镇化，苏南小城镇应当从产业结构、住房供给体系、公共政策、城镇消费生活4个方面作出政策调整。但也正如前文所说，当前对城镇化的研究已经进入微观阶段，礼嘉仅能作为苏南小城镇的代表之一，这类地区的外来农民工的城镇化路径依然有赖于更细致全面的工作和更多的探讨。

References

[1]王勇，李广斌. 苏南乡村聚落功能三次转型及其空间形态重构——以苏州为例[J]. 城市规划，2011， 35（7）：54-60. WANG Yong, L I Guangb in. Func tiona l transformation and spac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southern Jiangsu: a case study of Suzhou[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1, 35(7): 54-60.

[2]罗小龙，张京祥，殷洁. 制度创新：苏南城镇化的“第三次突围”[J]. 城市规划，2011，（5）：51-55. LUO X iao long , ZHANG Jingxiang, Y IN Jie. Institution innovation: new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Jiangsu’s urbanization[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1(5): 51-55.

[3]罗震东，韦江绿，张京祥，等. 高度城镇化地区乡村居民的城镇化意愿研究——基于常州市区的调查[J]. 上海城市规划，2014（3）：35-43. LUO Zhendong, WEI Jianglv, ZHANG Jingxiang, et al. Urbanization desire of rural inhabitant in highly urbanized area: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urban area of Changzhou City[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4 (3): 35-43.

[4]陈俊峰，杨轩. 农民工迁移意愿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城市问题， 2012（4）：27-32. CHEN Jun feng, YANG Xuan. Rev 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the w illingness of m igrant workers[J]. Urban Problems, 2012 (4): 27-32.

[5]鲁奇，黄英，孟健，等. 农民工在北京中心区和近远郊区分布差异的调查研究[J]. 地理科学，2005，25（6）：655-663. LU Qi, HUANG Ying, MENG Jian, et al. Distribution differentiation of m igrants in central part, near suburb and suburb Beijing[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5, 25(6): 655-663.

[6]王春兰，丁金宏. 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 南方人口，2007，22（1）：22-29. WANG Chunlan, DING Jinhong.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 fluencing floating population's living inclination in the urban[J]. South China Population, 2007, 22(1): 22-29.

[7]罗仁朝，王德. 上海市农民工不同聚居形态及其社会融合差异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2008（6）：92-99. LUO Renchao, WANG De. A study on the different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floating popu lation aggregation type in Shanghai[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8(6): 92-99.

[8]孟兆敏，吴瑞君. 城市农民工居留意愿研究——基于上海、苏州等地的调查分析[J]. 人口与发展，2011，17（3）：11-18. MENG Zhaom in, WU Ruijun. Research on living intentions of floating population[J]. Population ＆Development, 2011, 17(3): 11-18.

[9]杨政，罗雅楠. 北京市乡城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研究[J]. 人口与社会，2015，31（1）：69-80. YANG Zheng, LUO Yanan. Rural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s w ill of permanent residence in Beijing[J]. Population and Society, 2015, 31(1) : 69-80.

[10]叶鹏飞. 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社会，2011，31（2）：153-169. Ye Pengfei. Residential preferences of m igrant workers: an analysis of the empirical survey data from seven provinces/ districts[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1, 31(2): 153-169.

[11]梁海艳. 农民工的返乡与外出意愿研究——基于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六省数据的分析[J]. 南方人口，2015，30（1）：58-69. LIANG Haiyan. A study on floating population’s reasons and moving aspiration of returninghome[J]. Population and Society, 2015, 30(1): 58-69.

[12]姜凯凯，朱喜钢，高浥尘，等. 小城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实证研究与政策应对[J]. 现代城市研究，2015（2）：60-66. JIANG Kaikai, ZHU Xigang, GAO Yichen, et al.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w illingness to be permanent urban residents of rural m igrant workers in sm all tow ns[J]. M odern U rban Research, 2015(2): 60-66.

[13]郭元凯，胡晓江. 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对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10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 城市观察，2015，35（1）：166-175. Guo Yuankai, Hu X iao jiang. In fluence o f employment structure upon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m igrant workers in Chinese cities: findings from a 10-city survey[J]. Urban Insight, 2015, 35(1): 166-175.

[14]常州市统计局综合处. 常州市外来人口现状及对我市社会经济影响分析［EB/OL］.（ 2012-12-12）[2015-11-3]. http://www.cztjj.gov.cn/htm l/tjj/2012/ OPPIMFCM_1212/9474.htm l,.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hangzhou M unicip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 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angzhou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y influence［EB/OL］.（ 2012-12-12）[2015-11-3]. http://www.cztjj.gov.cn/htm l/tjj/2012/ OPPIMFCM_1212/9474.htm l,.

[15]朱宇，林李月. 农民工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J]. 地理科学，2011（3）：264-271. ZHU Yu, LIN Liyue. Mobility pattern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ocial protection: m oving from‘ urban Inclusion’ to‘ social Inclusion’[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3): 264-271.

[16]罗仁朝，王德. 上海市农民工不同聚居形态及其社会融合差异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08（6）：92-99. LUO Renchao, WANG De. A study on the different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floating population aggregation type in Shanghai[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8(6): 92-99.

[17]欧阳力胜.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研究[D]. 北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13. OUYANG Lisheng. Research on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New-type U rbanization[D]. Beijing： The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Degree of research institution for fiscal science, M inistry of Finance, P. R. China, 2013.

Research on Migrant Workers’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in Small Towns of Southern Jiangsu: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Lijia Town

Migrant workers have become the main labor force in small towns of Southern Jiangsu. In spite of the better urbanization base and relatively loose hukou policy, the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is still not clear. By using SPSS, this paper takes Lijia town of Cha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finding out that, the poor living conditions led by scarce housing market, the strict femal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the adventitious commercial structure, and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together lead to lower willingness to settle. Combining with the conclus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southern Jiangsu should take measures in labor preference, the housing supply system, public policy and the urban consumption, to strengthen attractiveness of towns to actively retain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implement the peasant-workers’ health urbanization.

Small towns of Southern Jiangsu | Migrant workers |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 Influence factors | Strategies

1673-8985（2016）05-0116-06

TU981

A

马文嘉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朱喜钢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 洁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