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背后那支孤军

简奕

曾经，有一支红军队伍活跃在川滇黔交界地区。他们组建于遵义会议之后，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传奇中少为人知的疑军，也是万千重围中的一支孤军。这支部队，就是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疑兵诞生，牵制敌人

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组建，同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密切相关。在1935年1、2月间，蒋介石的“追剿”步步紧逼，嫡系薛岳部和川、黔、湘、滇、桂5省地方部队数十万兵力向遵义地区汇集。中央红军几度受挫，1月28日，土城之战中主动撤退；2月2日，强攻川南叙永县城再次受阻。至2月7日，因敌军加强长江沿岸防御，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已无可能。危机时刻，毛泽东在2月9日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这就是说，暂时搁置北渡长江方案，转而掉头东进，以摆脱敌军。

兵者，诡道也。中央红军要东进，就需要同时示形于其他方向以迷惑敌军，这就是疑兵。因此，中央军委召开扎西会议并作出决策：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为贯彻这一战略决策，中革军委从红军部队中抽调出一个干部连、一个基干连（国家政治保卫局第5连）、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一个警卫通讯排和几名修枪工人共400余人，由原红三军团6师政委徐策任纵队领导人。纵队组建时，周恩来亲自作动员，并布置3项任务：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建立根据地。

于是，新成立的川南游击纵队在2月12日进入川南叙永地区；中央红军则在11日东进，开启了二渡赤水的征途。

疑兵必须示形于敌，也意味着必须在避战中巧战，在遭遇中苦战。川南游击纵队正是如此。在与中央红军分手后，他们随即与叙永当地游击队会合，此时整个纵队仅600余人，重武器不过4挺重机枪。但在徐策带领下，于2月中旬挥兵叙永县城，在3月4日与川军、民团遭遇苦战；3月14日，进逼川南长宁县，诱敌增兵“围剿”；3月26日，再次陷入川军、民团包围苦战；4月30日，围攻云南威信水田寨，赶走敌军独立营；5月22日，击溃保商队，开入川南洛表镇……

事实上，四渡赤水之役，除川南游击纵队外，中央红军另外还设下3支疑兵，分别是黔北游击队、遵湄绥游击队和赤水河游击队。每支疑兵至多不过百余人，却与川南游击纵队一样主动求战，牵制敌军。苦战中，除一支被打散，另外两支曲折会合后，在7月辗转与川南游击纵队会师，合编为900多人的“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徐策任司令员兼政委。

从2月成立，直至中央红军在5月初渡过金沙江，赢得四渡赤水胜利的整个阶段，几支游击纵队有意暴露行踪，以各种番号游走川、滇、黔交界之地，与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周旋，迷惑调动敌人。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打仗，有时一天打几仗，这番左冲右突、主动求战，真让国民党军队视其为主力一部，引来“三省会剿”，从而牵制了大量敌军，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

但是，在敌人一再的“围剿”中，游击纵队自身元气也大为损耗。戴元怀、梁亚伯、张凤光等特委和游击纵队重要领导人先后壮烈牺牲，川南游击纵队司令王逸涛经受不住艰苦斗争的考验而投敌叛变。1935年7月13日长官司之战，纵队误入敌人重兵埋伏，遭受重创，徐策重伤被杀，包括多位骨干在内的百余战士阵亡。

扛起大旗，孤军奋战

“疑兵”使命终结，主要领导人身亡，孤军悬于重围，加之叛徒王逸涛被任命为川南招抚特派员后，通过各种渠道展开劝降攻势，部分地方同志相继离队，纵队面临解体危险，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时，特委副书记余泽鸿挺身而出，担任纵队政委和川南特委书记的职务，扛起纵队的大旗，率领这支孤军继续前行。

余泽鸿，四川长宁县人，原中央直属纵队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政委。其时，他虽年仅32岁，却已历经浮沉。这位恽代英的高足、四川早期地方团负责人、大革命时期“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曾一度身居党内高位，于1929年8月接任邓小平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成为“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到苏区工作后他受到“左”倾路线排挤，被戴上“罗明路线”帽子屡遭打击，先被贬至中央苏区红军学校做教员，后又到苏区一个小县城做城防司令。若非周恩来多次设法保全，安排工作，恐怕最后难以跟随大部队长征。

囿于史料有限，今天已无法探知余泽鸿被中革军委抽留到家乡一带打游击时的心情，但以其丰富的党内经历，他不会不明白几百人的纵队担负“疑兵”重任后将面临的危险。然而他没有退缩，与徐策一起肩挑使命，值此纵队面临生死攸关之际，更是义无反顾地接过重担。

在余泽鸿带领下，纵队接连开会，认真总结几个月来牵制和打击敌军的经验教训，确定下一阶段对敌斗争的行动方向，提出抗击敌人“围剿”的任务。

通过一系列会议和休整，纵队重振士气，尽管“三省会剿”加剧，但红军战士却越战越勇。8月连取贵州赫章和四川筠连两座县城，并在筠连县城打开监狱，救出无辜群众200余人，没收劣绅等财物分给穷苦百姓。9月，进占江安县重镇梅桥，攻占叙篷溪，又在贵州赤水县一碗水设伏，重创川军赵治国团，毙伤敌军100余人……此时，纵队声威大振，“川南为之震惊”，而队伍已不是一味求战，而是在战斗中拓展生存空间，在胜利中宣传政策，为建立根据地而奋斗。

不过，这又谈何容易。

民国以降，四川处在各路军阀犬牙交错的统治之下，军阀与地主豪绅勾结在一起，封建势力雄厚，对革命力量恨之入骨。如此区域，区区一支孤军要打开局面极为困难。

纵队成立以来，先后派出多批党员赴川滇黔的县乡建立农会、革命委员会和区委，却在军阀团练打压下一再受挫。国民党更容不得这支如刺在骨的红军“主力”，三省重兵“围剿”之余，对余泽鸿使出利诱劝降和精神折磨的恶毒方法：一方面，利用叛徒王逸涛与余过去的私交，“多方派人赴泽鸿处劝其来归，同做反共工作”；另一方面，为摧毁余泽鸿的斗志，对其在长宁的家人施以高压迫害，余家不仅财产被刘湘亲自下令没收分给各县“剿匪”“有功”人员，而且安全更受到严重威胁。余泽鸿的亲属之中，在1935年的半年内，因支持红军而身受牢狱之苦的就有4人，家庭被搜抄4次，受惊吓致死有3人，另有10余名亲属也先后被捕关押。敌人还在农家墙壁上到处写着“余泽鸿送死，赶快投降才有出路”的标语，试图动摇游击队员的意志。

在残酷的斗争面前，余泽鸿却更加坚定。10月6日，纵队攻占长宁老翁镇时得到情报，余泽鸿堂舅父潘国良可耻叛变，出卖了长宁地下兵工厂党员余绍江。余泽鸿立即派人将其捉拿。潘跪地求情，承认错误，请求余泽鸿看在亲戚的份上饶命，余泽鸿却说：“凡是背叛革命的，爹娘老子都不饶！”下令将潘国良处决。

9月下旬以来，随着“三省会剿”日益残酷，游击纵队的处境愈加艰难。敌人正规军与民团不断袭击，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从黔北转战至川南，一路苦战不断，队伍减员严重。12月9日，纵队在梅硐附近的桔子岭等地被川军彭营和周化成部重兵包围，战斗十分惨烈。15日，余泽鸿壮烈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致信余泽鸿的父亲，信中写道：“你和你全家，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保全党的一些优秀干部曾不惜付出巨大牺牲，这种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浴血周旋，至死方休

在国民党的疯狂“围剿”和血腥屠杀之下，游击纵队最后只剩20余人。纵队参谋长刘复初收拾残部，带领大家进入川南连天山，开始一系列休整、扩军、学习和培训，队伍逐渐恢复至百余人。

就是这支看起来如此弱小、差点被完全打散的队伍，在得知红二、六军团即将于1936年3月到贵州，可以前去会合的情况下，却作出了继续留在敌后牵制敌军，配合红二、六军团长征的选择，毫不犹豫地在兴文洛柏林、炭厂等地发起主动进攻，使川南敌军不敢全力围堵红二、六军团。更令人咋舌的是，他们还在6月与红二、六军团派出的抗日救国第3支队、国民党中央军暂编5旅第3营的起义队伍会合，10月吸收了川军一个连的起义队伍，一度发展到近千人，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大旗，并于当年9月30日设伏痛击川南珙县县长刘治国率领的300余人“清剿”武装，打得敌人丢枪溃逃，俘县警备队长100余人。这些军事行动大大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为红二、六军团取得乌蒙回旋战的胜利和北渡金沙江作了积极的战略配合。

川滇黔边区纵队自建立以来，在四川的兴文、古宋、叙永、长宁、古蔺、纳溪、合江、庆符，云南的扎西、镇雄、昭通，贵州的赫章、毕节、大定、桐梓、遵义等川滇黔边区20余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摧毁反动区乡政权，解除地主武装，组织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建立地方临时政权和游击武装，沉重打击了边区的反动势力。

由于一直没能建立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作为支撑，纵队在牵制和打击敌人的同时，始终没有摆脱被“围剿”的被动局面，频频与数倍、数十倍于己的强敌浴血周旋，得不到休养生息，最终于1937年1月全军覆没。而由这支游击纵队组建和领导的云、贵、川3支游击队，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继续独立自主地坚持敌后武装斗争，开展地方群众工作，直到1947年为止。

1937年冬，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出生入死、险离虎口的纵队女红军李桂红饱含热泪地向邓颖超汇报纵队斗争情况，邓颖超沉默良久，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长征付出的代价啊……烈士精神不朽。”多年以后，张爱萍将军以“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题词高度评价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掩护主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的杰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