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文物的故事

秦九凤

周恩来出生于书香之家，他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他毕生热爱各类文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开国总理，更是精心保护文物，使许多文物能够得到抢救、修复，得以流传给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

爱不释手赏汉瓦

1911年初，周恩来在沈阳（当时叫盛京）读书期间，和他的同窗好友谭公弼、何天章结为异姓兄弟。当时，谭公弼家住在沈阳大东关水簸箕胡同，距他们读书的东关模范学校很近，而谭家是个书香人家，家藏的古书、古玩非常多。因此，周恩来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便经常到谭家看书、学习、写字。

周恩来对谭家的古书古物十分喜爱，经常阅读和欣赏，有不懂的还向谭家人请教。据谭家人说，他家收藏有一块“汉瓦”，据传是三国曹操修铜雀台时用剩的一块房瓦，极为珍贵。

当时的周恩来还是翩翩少年，出于对文物的喜爱和好奇，每次到谭家都要看一看这块汉瓦。谭家人出于对周恩来的偏爱，就干脆将这块汉瓦放置在书案上供研墨使用。而周恩来每次到他家总喜欢先把这块汉瓦拿到手中，用手指轻轻敲打，听它发出清脆的声音，然后左看看、右瞧瞧，一副爱不释手的神情。而用这种汉瓦做砚台盛墨，墨汁不易干，周恩来到谭家写字时（那时还都用毛笔）就使用这块“瓦砚”。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谭家将这块有着特殊纪念价值的汉瓦敬献给了沈阳市第六中学（东关模范学校是其前身，现在已修建为沈阳市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作者注），作为文物永久收藏。

批示苏北修关祠

周恩来的童年时期，在随嗣母陈氏去淮安东门内东岳庙附近的龚荫荪表舅家串亲时，多次踏览位于县东街北侧的关忠节公祠，即关天培祠。那时祠内建筑齐整，柱新瓦明。从大门进入后，便是道光皇帝御笔题写的“忠节公”碑亭。碑亭两侧，分别为东厢房、西厢房，碑亭北边就是五间高大的享殿，祭台上是栩栩如生的关天培塑像，两旁是一文一武的两名随侍。关家后代说，这尊塑像是根据“忠节公”最后遗貌雕塑而成的，所以非常逼真，只是体格上稍微夸张了一点。

周恩来聪颖过人，记忆超群，对关祠内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很深的记忆。多少年后，他都记得关祠享殿抱柱上林则徐亲笔题书的那副挽联，脱口就能背诵：

六载固金汤，问何时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

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关祠就多了一份关心。

1996年夏季的一天，笔者骑自行车到淮安城内锅铁巷与百姓巷之间的廖家巷关家采访。当时那里住着关天培的第六代嫡系裔孙关士成。在谈了许多天培公的事迹之后，关士成说起了修葺关祠的往事。他告诉我，先贤天培公虎门殉国后，清朝道光皇帝下旨在忠节公的殉难地建祠，世代享祭。同时，因忠节公的老母还在，都80多岁了，道光帝又下诏给关母发了一笔优厚的抚恤金。深明大义的关母舍不得用掉这笔钱，就决定在他出生的淮城内也建一座祠堂，好让忠节公世代享祭。准确地说，建在广东东莞虎门的忠节公祠是“国祠”，而建在淮安城内的忠节公祠原本只是“家祠”。

关士成说，由于我们淮安关祠是家祠，一切维修管理都由我们关家自己负责。清末民初后，战乱频仍，加上关家后代中也有个别不争气的，关祠经多年圮毁破败不堪：道光御笔碑亭毁了，西殿倒了，正殿也已风雨飘摇，随时可能危及塑像的安危。关天培的第五代裔孙关和甫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当时，新建立的人民政府救济灾民还忙不过来，哪顾得上重修关祠？关家自己也是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整修。这时，他们只想如何将塑像保存下来。1950年的秋后，关和甫直接向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关天培的祠毁坏了，现在已经危及到关天培塑像的安全，恳望毛主席看在关天培是为反抗外国侵略而牺牲的份上，将他的塑像运去北京，一是可以将这尊塑像保存下来；二是以后可以在北京对外展览。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极为重视，把它批给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处理。周恩来当然十分关心此事，批交给时任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郭沫若办理。并具体交待：塑像不要运来北京，以后北京万一需要，可以由革命博物馆向淮安借用，现在可拨款整修一下关祠。

郭沫若在和文化部文博方面的负责人王治秋商谈此事时，王治秋认为，新中国才刚刚诞生，前方还在打仗，抗美援朝又爆发了，国家哪有钱来修一个个人祠堂呢！周恩来得悉王治秋的态度后，就让郭沫若将有毛泽东和他批示的文件直接寄转苏北行署（当时江苏尚未建省，分苏南行署、苏北行署和南京市三大块——作者注），要求苏北行署做好此事。于是苏北行署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付了钱物，将关祠已毁坏的正殿和尚完好的东偏殿一起拆卸，再以东偏殿的全部材料在正殿地基上重新盖起来。这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淮安关天培祠内的正殿。这个正殿比原来的正殿要矮小一点，因为它只是移挪位置后的东偏殿。

拨付重金买国宝

1950年初，一批原藏于北京故宫后流落海外的书画，由一个藏家将其带至香港文物市场，希望遇到识货者和买家。这批书画中有唐代著名画家韩滉绘的《五牛图》，有王献之书写的《中秋帖》、五珣书写的《伯远帖》等等。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专门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希望由国家出资将这批极为珍贵的文物全部购回。周恩来听了郑振铎的汇报后，当即指示文化部组织专家赴港对有关文物进行真伪鉴定，并专门成立文化部文物收购小组同时赴港。收录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关于购买回这一批国宝的周恩来批示件写道：

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青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及伯远帖入国境后拨还。

以上处理手续，请与薄、南两同志接洽。

周恩来 十一月五日

由于有周恩来的批示，国家花了约20万港币才将《中秋帖》《伯远帖》购回，《五牛图》也花了6万港元。此外，按周恩来指示成立的文物收购小组还在香港陆续购回了董源的《潇湘图》，宋徽宗（赵佶）的《祥龙石图》，马远的《踏歌图》，李唐的《采薇图》，吴镇的《渔父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40余件书画名作。这些都是我国古代书画艺术珍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

宁挤“相府”不拆城

在北京中南海和故宫之间的北侧是有名的风景区——北海公园。北海公园前边的东西大马路有一个向南拐的大弯，而在这个大弯的“弓”背里，正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团城。

团城，位于北海南门西侧，元朝时这里是北海中的一个小岛屿，到明代时在四周筑了城墙。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重建了团城内的主体建筑——承光殿，至乾隆年间又进行了较大的修整，在承光殿前增建玉瓮亭。自那以后，也就留下了现在人们看到的团城建筑格局。

1954年，北京市在改造旧城面貌时，拟将金鳌玉栋桥拓宽。按照这一规划，应将团城南半部拆除，使文津街平直向东。有关人员将计划报告给了国务院，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前往实地考察，最后果断决定：保留团城，将道路拐弯南移，情愿“挤压”中南海国务院的办公和活动场所，而不能将这一名胜古迹毁坏。同时，为了便于保护和开发利用，他还指示在团城北面修建了从左右都能上能下的行人台阶，但不得拆墙挖洞，使之与北海自然相连。这样，团城既是一个独立的文物风景实体，又与北海公园相连。所以，当今天人们游览到团城，见到北面城墙上的有关文字说明后，都无不称赞周总理保护国家文物的远见卓识。

拨款抢救莫高窟

1956年，在郭沫若的要求下，周恩来批准挖掘北京明十三陵之一的定陵，随后在定陵原址建了定陵博物馆。但人们在发掘定陵的过程中，损坏了一些文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丝织品。当定陵刚开掘打开时，人们最初见到的那些光鲜亮丽的丝绸服饰，转瞬就在人们视野中消失了，成了一缕缕彩色的灰烬。周恩来听说后，十分心疼。他认为科技水平还没发展到能保护好这些文物的程度。因此，一次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结束后，周恩来即将上车，郭沫若赶到他面前说：“总理，我们还打算把十三陵的首陵——明成祖的长陵打开来，你看可以吗？”周恩来回答：“我对死人不感兴趣。”说完，就上车走了。这样，长陵才得以保存。

1962年，甘肃敦煌文物研究所为了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向文化部呈交了《关于加强保护莫高窟群的报告》。就防止鸣沙山山体向前移动，以避免石窟崖壁倒塌毁坏敦煌壁画、彩塑，提出加固意见。

报告呈送国务院之后，周恩来高度重视，派出10余名专家和学者，组成敦煌文物保护考察组前往莫高窟进行实地考察。专家们发现，维修这座历经1600余年、规模宏大、屡遭人为严重破坏和岁月风雨侵蚀的石窟，耗资巨大。而当时我们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财力薄弱。为此，专家们制定了一个先抢救最危险地段，再分期分段实施全面保护的长远计划。于是，文化部根据专家组的调查，向周恩来提出25万元费用的第一期抢救性的报告。接到报告后周恩来即作出如下批示：请计委在一九六二年度计划中加以安排，并于今年批准文化部在其经费中预拨五万元。

就这样，新中国对敦煌莫高窟的第一次大抢修从1963年秋季开始，历时3年，到1966年第一期工程按计划全部竣工。从而使莫高窟成为我国四大石窟中保护得最好的。

此外，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还接受了文博专家和建筑学家郑振铎、梁思成的建议，以政务院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在重要的古代建筑上安装避雷针。因为我国古代的文物建筑，多系木结构或砖木结构，一旦遭到雷击极易引发火灾，清东陵中康熙皇帝景陵的圣功圣德碑楼就曾遭雷击焚毁过。安装了避雷针，就能有效防范雷击给那些文物建筑带来火灾。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周恩来珍爱文物的一片丹心。

（责任编辑：周瑞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