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为孤儿的惨痛记忆

我曾经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不幸的是，在1939年5月4日的日机大轰炸中，我的父母都被炸死了，当时我只有半岁，瞬间成为了孤儿。我是外婆带大的，小时候学说话，叫“爸爸！妈妈！”时，是外婆拿着我父母留下的惟一一张照片，让我看着喊人……

父母遇难

1938年9月19日，我出生在重庆。我的父亲叫曾焕文，哪年出生的我不知道，长大后听姨妈说，父亲生前在重庆商会工作。我的母亲叫刘荣珍，生于1917年11月，璧山人。父母结婚后，居住在重庆市桂花街1号（今中华路小学处），因家境殷实，于是把大姨爹、大姨妈从农村接到重庆来生活。外公以前在衙门工作，去世早。我出生后，母亲把外婆也接到了重庆。那时候，父母视我为掌上明珠，只要父亲在家，总是买好吃的、好玩的给我，家中的写字台、五斗柜上到处都放着钱。1939年，日机对重庆的轰炸越来越厉害，父母商量后，决定全家搬回璧山乡下躲避一段时间。

1939年5月4日，一大早，我父母去罗汉寺烧香，希望菩萨保佑全家平安回到老家。随后，他们又去缝纫店取回刚做好的新衣服。回家的路上，正巧碰到父亲的几位朋友，父亲邀请他们来到一家餐馆吃饭，点了几样菜，刚端上桌，空袭警报就拉响了。当时，朋友们赶紧跑到附近的防空洞躲避，由于父母做东，他俩没有马上离开。紧接着，日机一阵狂轰滥炸，整个城市硝烟弥漫，火光四起。

警报解除后，父亲的朋友找到我家，一进门就问外婆：“曾焕文他俩回来没有？”外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茫然地说：“没有回来。”朋友连连说道：“完了！完了！”原来，等轰炸结束后，他们又回到那家餐馆，只见房屋已被炸毁，砖瓦满地，到处是浓烟，充斥着刺鼻的硫磺味和焦臭味。他们明白：如果自己当时没有及时逃出来，肯定尸骨无存。

外婆得知实情，顿时晕倒在地。当时我正趴在她的背上，也随之倒在地上，我拼命地哭喊，直到外婆苏醒过来。之后，在父亲朋友的陪同下，大姨爹、大姨妈去出事地点找了好几天，均一无所获。一家人悲痛万分，准备离开重庆这块伤心地。离开前，我父亲的单位还给他开了追悼会。

悲惨童年

1939年5月，外婆带着我回到璧山乡下，我们的生活来源仅靠大舅、小舅每年各给2担谷子。外婆年纪大，又缠了一双小脚，行走都困难，还要下地干农活，我们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几乎没吃过肉。我的二姨爹是位道士先生，有一次，他帮别人做完法事，主人给了他一块猪颈肉，他便给外婆送来。但直到肉都放霉了，外婆还舍不得煮来吃。童年的我从未穿过新衣服，都是妈妈的旧衣服改做的，寒冬腊月也只穿一条单裤，下雪天则光着脚板。更别说生疮害病了，通常就在山坡上扯一点儿草药熬水喝。一次，我额头上长了疮，脓液直流，痛得钻心，晚上无法入睡。大姨爹看见后，用手帮我把疮里的脓挤出来，伤口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结疤，至今我的额头上还留着疤痕。

我大约四五岁时，爷爷从合川来接我。我们曾家两代单传，婆婆死得早，我爸爸是独子，我是爸爸的独生女，是曾氏家中惟一的孙辈，因此爷爷想把我接到合川，同他一起生活。我外婆不愿意，她说：“孩子太小了，你一个男人家，又带一个小孩，怎么过？等她长大一点，我再交给你吧。”爷爷勉强同意了。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爷爷临走时用手擦眼泪，外婆牵着我的小手去送爷爷，走了好几条田坎。最后爷爷抱着我，在我的小脸蛋上亲了又亲，才孤独地离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爷爷，他是啥时侯去世的我也不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回合川想找到爷爷的墓地。由于线索很少，我没有打听到有关他的任何信息。现在，我们曾家就剩下我一人了！

1948年，外婆患了老年痴呆症，什么事也做不了。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尽管我不到10岁，家务事全落在我的身上，挑粪、挑水、挑柴、煮饭，每天都筋疲力尽。日子苦啊！有一次，我的牙痛得几天都吃不下饭，邻居李婆婆得知后，反复用淘米水给我漱口，才慢慢好转。那时卫生条件差，我的头上长满了虱子，但又不知道怎么办。有一次，大姨爹叫我和外婆去他家吃饭，我人小但自尊心强，没有干净的衣服穿，头上又长了虱子，便死活不愿去他家。

后来，外婆中风瘫痪，不久便去世了，那一年，我11岁。后来，我跟随小舅舅一起生活，为了养家糊口，我14岁就去帮人做家务事。1957年，大舅舅带着我到重庆，后来进了重庆热水瓶厂当工人，从此才过上稳定的生活，直到退休。

掐指算来，父母离开我已经77年了，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们。特别是每当遇到困难、无人诉说生活辛酸的时候，我就看着父母的照片偷偷掉泪。我时常想，如果没有重庆大轰炸，我的父母就不会遇难，我也不会沦为孤儿，饱受战争带来的苦难。那该多好啊！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