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忠诚是她一生的坚守

张正霞

郭德贤是1949年“11.27”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她命运多舛，道路坎坷，仍始终坚守党的信仰，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忍痛告别亲人

郭德贤，又名郭羽白、郭淑贤，1924年9月出生于重庆云阳一个地主兼工商业家庭。1936年，郭德贤在上海读书的哥哥回到家乡，联络进步老师筹划武装起义，她的家成了武装起义的秘密联络点。12岁的郭德贤亲眼目睹了哥哥、表叔和几个老师发动武装起义及最后失败。她亲眼看见自己尊敬的老师和其他参加暴动的人被刽子手用刺刀捅死。老师敢于为正义挺身而出的英雄壮举深深地烙在她的心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已经上云阳简易女子师范学校的郭德贤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她参加了学校的进步团体“自治会”，组织同学们上街义演，为前线将士募捐。因在活动中表现突出，1939年8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德贤回忆自己在云阳的革命活动，她说：“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团结教师、同学，组织他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抵制国民党三青团在学校的发展，联合进步教师打击三青团教师。斗争的结果是我们胜利了，学校没有一个同学加入三青团，国民党分子最后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由于郭德贤参加的活动多，经常抛头露面暴露了身份，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云阳县中心县委书记是彭咏梧，他得到情报后，命令我赶紧转移。那时候，我妈快要死了，我说等我妈死了再走，彭咏梧说最多只能呆3天，就必须转移。”母亲去世3天后，郭德贤戴着重孝离开了云阳，转移到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中心县委工作。

同年夏天，她与万县中心县委主要负责人蒲华辅结婚。下半年，随蒲华辅去四川泸州清理组织。1941年底至1949年1月，郭德贤在成都从事地下工作，掩护党的机关。

在成都保存党的力量

皖南事变后，国共矛盾非常尖锐，国民党残酷地迫害国统区的地下党人和革命群众。川西党组织负责人有的被捕，有的因暴露而转移到异地。1941年下半年，郭德贤随蒲华辅调到成都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据郭德贤回忆：“上级党组织指示新区委先做好掩护工作，积蓄力量，决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只准直线联系。我在乡下找了间茅草房，像农民一样的生活，与他们打成一片。我的主要任务是掩护机关，掩护川西党委负责同志开会和住宿、保存党的文件、印党报、联系一个女同志（赵文秀，解放后是成都文教局小教科科长）、送信和取信（送信、取信都在一个地方，谁来取，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在各种斗争中了解情况，反映街上情况。我没有参加过支部大会，小组生活也是个别谈一谈目前的形势。”

1944年郭德贤生下女儿小波，次年生下儿子小可。“因为经济比较困难，又有两个小孩的负担，生活艰苦。没有钱请人带孩子，又营养不足，我自己身体很不好。有一段时间，我提出不愿长期做掩护工作，要做小学教师的工作。马识途是川西党委的副书记，他教育我说：‘能使我们在成都住下去，就是党的力量的保存。后来，我继续做掩护工作。我想如果没有一个同志们开会居住的地方，那是不行的。负责同志大半没有公开职业，是以做生意为名，很可能被敌人怀疑而发生危险。我能把这个工作做好，能够使他们安全地开会、研究工作，我就是给党做了一部分工作。我认识到了工作的重要性，便安心地做了几年掩护工作，洗衣，煮饭、管理经费”。

临危报信拯救同志

1948年4月，重庆发生“挺进报案”，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叛变、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叛变、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冉益智叛变、上川东地工委副书记骆安靖叛变，重庆地下党遭到敌人毁灭性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杀戮。敌人为了彻底消灭国统区的地下党，把魔爪伸向了成都。

1949年1月初，敌人带着叛徒刘国定来到成都，成天在大街小巷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

1月13日下午，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在东门茶馆被捕。在酷刑下，蒲华辅叛变，郭德贤身份暴露，特委机关遭到破坏。特务守株待兔，欲逮捕计划第二天来特委机关参加会议的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在这危急时刻，郭德贤置生死于度外，送信给马识途，通知其转移。她的临危报信，挽救了同志，挽救了党组织，彰显了她对党的忠诚。

据郭德贤回忆：“13号早晨，蒲华辅和华健上街去了，约好晚上9点回来。我等到9点不见人回来，我就把密件取出来放在顺手的地方，准备随时烧掉。大概9点30分，大门响了，一看有几个人进来，用手电筒往院子里扫，我一看情形不对，急忙将密件扔进火盆里烧掉，这时，着便衣的特务就进屋了。他们不说话，进屋就翻箱倒柜。两个小孩子吓得紧紧地依偎在我怀里”。

川康特委机关设在南门外苦竹林龙江路217号“予圃”蒲华辅、郭德贤家。“予圃”是李太予的公馆，公馆是个院子，住着李太予、苏廷钺和郭德贤3家人，看院子和打扫卫生的是个叫邱嫂的中年妇女。蒲华辅的公开身份是成城中学的地理和历史教师，郭德贤的公开身份是家庭妇女，人称蒲太太。

那天晚上，特务将蒲家的两间房都仔细地搜查了一遍，只找出一些地理书籍和地图。然后，他们就留在蒲华辅的房间，将郭德贤软禁在她的房间。

据郭德贤回忆：“特务在家里没有搜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便留下6个特务监视我，妄图继续抓捕来我家的人员。此时，我知道出了事，心里很着急，因为，按约定，明天马识途、华健要来我家里开会，万一他们被监视的特务抓住……我不敢想，也不敢睡觉，整整一夜，我都合衣坐着”。

第二天，天一亮，走了4个特务，留下两个。当那两个特务与邻居苏廷钺的太太聊天的时候，郭德贤就叫看门的邱嫂来帮助她给两个孩子穿衣服。这时，郭德贤趁机拿出一块银圆给她，请她到后面街上的红房子去，找一个叫马识途的人，把这里发生的情况告诉他。

邱嫂借买菜的机会，去了马识途家。

2016年7月26日，已103岁的原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在接受采访时说：“关于郭德贤的情况知道得不多，但我记得很清楚，她救了我。那天，我是准备起床后，吃了早饭就去她家开会。还没起床时，听见有人敲大门的声音，但我是租的人家的房子，听见敲大门，就没管。起床后，正在院子里刷牙，又听见有人敲大门，我就去把门打开了，见是邱嫂，我认得的，一个劳动人民。邱嫂说，蒲太太家昨晚来了好多人，把房子占领了，蒲太太让她来告诉我，今天的会不开了。邱嫂还说她先前来敲过门，她见没开门，去转了一圈，才又来敲的门。要不是她的通知，我就遭了。我一听就晓得是啷个回事。”

魔窟脱险

1949年1月20日左右，郭德贤带着两个孩子，与华健、马秀英等人一道被特务押送到重庆，关进渣滓洞看守所，后转移到白公馆看守所。

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蒋介石政府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逃出大陆之前，他丧心病狂地下达了屠杀关在渣滓洞、白公馆、新世界等监狱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

郭德贤回忆：“11月27日晚上，我看见同志们分批殉难的情景，我想我是免不掉的，我两个无辜的孩子，他们该不会忍心杀掉吧。我就把他们两个的衣服脱掉，让他们睡了，每个枕头上放了两颗糖，写下他们两个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一些经历，用一个仁丹盒子装好，放在小波的大衣口袋里，我想他们两个起来吃了糖，见我不在，会自己下楼，走到外面会被附近的居民发现，总会收养他们……我坐在安静地睡着的两个孩子身边，望着可爱的孩子，想到他们马上就要失去妈妈照顾的时候，心里像刀绞一样。就在这时，听见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死的时候到了。突然听见小罗（罗广斌）的声音，叫我赶快走。他说：他们都撤退了，快走。我慌忙给小波、小可穿上衣服，带下楼去。我自己背上小可，周居正同志代我背小波，和十几个同志一起逃生。哪知逃下白公馆的石梯，警戒的卫兵还没有撤走，他们问‘哪里的？周居正回答“二处的。”又问‘口令？我们答不上来，接着机关枪扫射过来，‘哒哒哒，我们就四面散开奔跑。我背着小可向上逃在最后，子弹像雨点一样地打在我身边的石头上。我不顾一切背着小可跑到了厨房后面的石梯，看见李荫枫在那里。他问我‘你伤了没有？我摸了摸小可，又摸了摸我自己，没有受伤，但是脚软得迈不开步。好几只手电光和机枪声跟在我们后面来了。我和李先生只好又拼命地向山上跑。跑到半山实在是跑不动了，李先生说‘你就在那草里休息一下。他把他的大衣脱给了我，这时，后面的电筒光又追来了，李先生也不见了，我只好躺在那草里，幸好追来的特务没把我搜到。过了不久，小波叫了声‘妈妈，我想答应，又不敢答应，我以为她叫了声就没再叫，是周居正捂住了她的嘴，不让她叫了。假如那时我答应了她，可能我们都会遇难。就这样在草里躺着，听见特务们的汽车在山上疾驶的声音。直到东方发白，渣滓洞的火光烧得漫天通红。我马上赤脚背着小可向歌乐山爬去。翻过几重山，到了歌乐山一个农家，向他们要鞋子。我说我们家遇到了土匪。那农家也真好，他们马上就给我和小可每人一双鞋，我们穿起就走，一直逃到白市驿。11月30日，重庆解放了，我才回到重庆，找到‘脱险同志联络处，住进了和平路介中公寓。”

她对党是忠诚的

重庆解放后，郭德贤先后在重庆市委组织部培训班学习、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组织科工作。后来担任过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托儿所所长、重庆市人民广播电台托儿所所长、重庆市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副组长、播出部副主任。1983年离休，2015年，享受副省（部）长标准医疗待遇。

由于历史原因，1950年到1983年，郭德贤的党籍和党龄迟迟没得到解决。在这33年中，郭德贤一边勤奋工作，一边不断写入党申请，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受迫害的情况下，她都坚守党的信仰，积极争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1982年，重庆市广播事业局党组在郭德贤的一再要求下，对她的政治历史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和研究。一致认为：郭德贤自193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党是忠诚的；1949年1月被捕入狱，没有叛变行为。建国以来，郭德贤也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就是在十年动乱受到直接迫害情况下，对党也是怀有深厚感情的。党组同意恢复郭德贤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由1950年1月更改为1939年8月。

1983年6月24日，中共重庆市委批准了重庆市人民广播事业局党组“关于恢复郭德贤同志的党籍和更改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报告”。

郭德贤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她孜孜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33年，她用自己的坚定和执著大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责任编辑：周瑞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