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宋尚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武汉430073）

制度变迁、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宋尚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武汉430073）

制度因素作为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变量，其不断的演进和变迁必然深深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结构转型及经济增长。文章运用我国1998—2014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就制度变迁对结构转型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分别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权制度、开放制度等制度变迁构造变量通过有利于结构转型而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制度变迁及其构造变量的这种影响呈现了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产权制度变迁对结构转型的边际效应远大于中西部，但其结构转型的“中间效应”太小，导致产权制度变迁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

产权制度；开放制度；中间效应

0　引言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实施制度变迁过程中，各种层面的创新性制度安排极大的优化了城乡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等，并在空间上重新配置生产要素，而这种结构转型和优化则能够显著加速地区经济增长。本文将从实证角度分析制度变迁以及伴随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结构转型和优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试图验证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我国各种不同类别的创新性制度安排如何作用于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及优化？第二，制度变迁通过优化经济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在我国不同地区及不同时期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对此，已有研究成果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胜枚举，但是笔者认为对于制度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需要将其置于“制度变迁-结构转型-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即考察结构转型中所体现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因此，本文将通过构建反映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计量模型，以期探索我国经济的内涵式增长路径。

1　模型、变量与数据

1.1模型设定

为了描述制度变迁对结构转型的影响，我国构建了方程一如下：

其中，i为地区，t代表时期，JGZXit为被解释变量结构转型，ZDBQit为解释变量制度变迁，εit为随机扰动误差项。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方式、产权制度、市场化改革和发展战略调整四个方面。基于此，本文将借鉴国内学者车士义（2011）等学者的观点，将制度变迁理解为产权制度（cqzd）、分配制度（fpzd）、市场经济制度（schzd）和对外开放制度（kfzd）的变迁，并且将变量βZDBQit拆分为以上四个部分之和，即

为了分析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里构建第二个方程如下所示：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地区经济增长，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控制变量，μit为随机误差项。本文选择的其他控制变量资本积累（zbjl）、人力资本存量（rlzb）、技术水平（jssp）、基础设施（jcss）。μit为随机误差扰动项。

考虑到变量遗漏和反向因果性问题可能造成有估计结果出现偏误，我们在上述方程中分别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将方程一和方程二扩展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且为了消除截面异方差的影响而对所以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因此，本文的实证分别以下列方程三和方程四为分析模型：

1.2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2.1被解释变量

其中被解释变量结构转型（JGZXit），陈平、李广众（2000）指出目前主要采用的指标主要有两种，一是克拉克（Clark）结构转换系数，即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劳动力总数比重；第二种方法是国内学者常用的用第一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来表征。事实上，结构的转型升级作为一国或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结果（车士义、郭琳，2011），更多的体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由不平衡向平衡状态演进的过程，这种新旧平衡替代中离不开产业结构、城乡结构、需求结构等方面的重大转变，但这一系列的转变最终会映射到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将选择用二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来衡量结构转型的程度和水平。

对于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Yit）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GDP增长率以及人际GDP等指标来度量。为了体现经济增长的质量，本文选择以1998年为基期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对地区人际GDP进行平滑处理，得到地区人际实际GDP并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

1.2.2解释变量

制度变迁（ZDBQit）按照上文的解释分为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和对外开放制度的四个子要素。借鉴其他学者如车士义（2011）等学者等在度量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做法，其中产权制度（cqzd）采用以所有制中非国有及非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当年工业总产值的比例来度量；分配制度（fpzd）为市场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市场经济制度（sch zd）用非国有单位职工占职工总数比重表示。对外开放制度（kfzd）以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作为其代理指标。

1.2.3其他控制变量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资本积累（zbjl）的衡量在多数的文献中普遍使用总储蓄率，但是本文采用资本积累率来替代，具体用地区资本形成总额除以国内生产总值得到；人力资本存量（rlzb）的处理方法为从业人员数量（L）与平均受教育年限（H）的乘积；技术水平（jssp），目前已有的研究对于地区技术水平的测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比如用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人均科研经费支出等指标表示，本文采用地区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表示；基础设施（jcss）变量用公里里程数/万平方公里计算得到。

本文采用我国1998—2014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就制度变迁的结构转型机制以及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相关构造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周年统计资料汇编》，部分数据源于各省区年度统计公报。

2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2.1全国数据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在建立模型过程中为了考察被解释变量的动态变化特征而引入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而模型固有的内生性导致传统的参数估计方法出现有偏性和非一致性。因此，本文将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对构建的模型进行估计。

利用全国样本数据就制度变迁通过结构转型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两步模型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全国样本的SYS-GMM估计结果

由表1方程三和方程四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过度识别Sargan检验值均大于0.86，不能拒绝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原假设，即模型工具变量满足有效性。AR（1）、AR（2）统计量的值表明差分后的残差既不存在一阶自相关也不存在二阶相关，说明原模型中残差无自相关性的假设不能拒绝。

方程三的回归结果显示，产权制度、开放制度等制度变迁构造变量对地区结构转型的影响呈显著性正相关，其中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市场化制度变迁程度每提高1%，分别使结构转型水平提高0.081%。另外，对外贸易开放也对结构转型形成一定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市场化进程中所推行的相关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也促进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然而，分配制度变迁程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却给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负面效应为-0.043%。事实上如同周天勇（2006）指出的那样，分配体制的不公产生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进一步阻碍了结构转型升级。此外，结构转型滞后一期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理解这一结果并不困难，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城乡经济长期非均衡发展并导致了结构转型陷入恶性路径依赖，从而形成了“自我强化”的演化机制。在方程四的估计结果中，结构转型对地区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正向效应，且随着其他控制变量的不断加入，估计系数的显著性也不断增强。如在模型（5）中，结构转型水平上升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地区经济增长水平上升0.066%。事实上不同的学者研究对于这一问题也给出不同结论，如高彦彦（2010）指出结构转型对农业具有显著的资源转移效应而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因此，从全国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发生于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变迁能够通过作用结构转型而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具体究竟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却不能够一概而论。如通过计算可以知道，分配制度改革程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地区经济增长下降0.0028%，不难理解市场化收入改革为代表的分配制度变迁扩大了收入差距则而最终有损地区经济增长。产权制度变迁程度每提高1%，能带动地区经济增长提高0.0015%。而市场化制度和对外开放制度变迁程度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却能够带来地区经济增长水平上升0.0053%和0.0019%。

2.2东、中、西三大区域回归结果及比较分析

前文选择了四个制度因素作为制度变迁的构造变量，为了进一步从整体上考察制度变迁，这里借鉴车士义（2011）的做法，将产权制度、开放制度、分配制度和市场制度四个子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分别提出上述四个子因素的主成分函数并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Wj为权重，按照该式计算出地区i不同年份的制度因素综合值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制度变迁变化趋势

由图1可以发现，我国三大经济板块制度变迁的程度及变化趋势极不对称，东部沿海地区11个省份1998—2014年制度变迁综合平均值为0.748，中西部欠发达区域则分别为-0.096和-0.711。考虑到我国制度变迁地区间的极不平衡这一现实，本文将全国样本数据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所示。

从方程三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制度变迁对结构转型的影响呈明显的地区差异。产权制度变迁对结构转型的影响在中西区域均呈显著负相关，但东部地区产权制度变量提升一个百分点会带来结构转型程度上升0.097%。而市场化制度改革的回归系数在三大区域均为正，但是东部地区估计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分配制度与对外开放制度对结构转型的影响在三大区域则明显不同，其中，东部地区分配制度变迁提升1%，导致结构转型水平扩大0.048%，但是中西地区分配制度改革程度提升1%却带来结构转型水平分别下降0.011%(不显著)和0.019%，说明竞争性收入分配制度在东部地区实施的更有效率。而就对外开放制度而言，仅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能够有助于缩小地区结构转型。方程四的估计结果同样表现出结构转型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如中西部地区结构转型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会导致地区经济增长水平上升0.055%和0.047%，而东部地区这一系数仅为0.0004%，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广大中西部通过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更具有优越性。

比较方程三与方程四可知，东部地区产权制度回归系数绝对值为0.391，说明东部地区的产权制度变迁对结构转型的边际效应远远大于中西部，但其结构转型的“中间效应”太小，或者说相比较其他形式的制度变迁，产权制度变迁无法显著改善本地区的城乡收入水平，最终导致产权制度变迁通过各种内在机制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相反，中西部地区产权制度变迁的结构转型效应很小，但是其结构转型的“中间效应”大，这样制度变迁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通过这种“中间效应”逐渐放大。

比较方程三和方程四，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几点：（1）无论是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结构转型的不断缩小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2）同样的制度变迁在不同的地区对结构转型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差异。具体产权制度变迁和市场化制度改革能够通过改善经济结构运行的效率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分配制度改革及对外开放制度变迁的影响在东中西区域则不尽相同。总体看来，一方面由于制度变迁在我国不同地区实施的时间、程度和内容存在一定差异，进而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同。如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地带，无论是产权制度变迁还是市场化制度改革均实施的早，而相对落后的中西部省份的制度变迁无论是“深度”还是“力度”都难以令人满意。因此，任何寄希望于通过某一制度变迁而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不能一味的推而广之。

表2　分地区回归结果

3　结论

制度因素作为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变量，其不断的演进和变迁必然深深的影响到相关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但是关于制度变迁对结构转型乃至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尚未在学界达成共识。因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制度变迁理解为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和对外开放制度综合演进的结果。并采用我国1998—2014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就中国制度变迁对结构转型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分别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产权制度、开放制度等制度变迁构造变量对地区结构转型的影响呈显著性正相关，其中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市场化制度变迁程度每提高1%，分别使结构转型水平提高0.081%。制度变迁能够通过作用结构转型究竟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却不能够一概而论，如分配制度改革程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地区经济增长下降0.0028%。（2）分地区的回归结果表明，同样的制度变迁在不同的地区对结构转型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差异，如东部地区的产权制度变迁对结构转型的边际效应远远大于中西部，但其结构转型的“中间效应”太小，最终导致产权制度变迁通过各种内在机制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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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浩天）

F061.2

A

1002-6487（2016）19-0130-03

宋尚恒（1985—），男，河南新乡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经济学、财税理论与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