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

余康

摘要：中国近当代史学在史家培养专业化、生计职业化及视域等方面与传统史学不同，在体例上使用章节体、论文体等书写模式来取代传统史学编年体与纪传体，在史文上学术论著语言使用、引文和论文格式等明显区别以往，在史功上由鉴戒史学逐渐趋向理性史学。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史学理论体系的影响。当代中国史学的深入发展需要继承我国固有史学遗产，吸收、融合外国优秀史学理论，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多元动态新史学。

关键词：史家体例 史文史功

中国传统史学“在清代前期经历了一个总结性的发展之后，在清代后期还有一个发展上的余波，并在二十世纪初年结束了自己的历史”。近当代史学就是传统史学结束后至今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过程中，史学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同时也凸显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推进当代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关于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的问题，已有学人进行了研究。他们主要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和当代史学发展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本文主要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的整体过程，以及当代史学如何深入发展等问题。

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笔者在前人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把它们划分为史家、体例、史文、史功等四部分，尝试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的、多角度的探讨。

一、史家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史家在史学理论体系创建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一体系中的史书体例、史文、史学功用等大都是由史家创造的，而在史家培养、生计、视域等方面，传统史学与近当代史学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传统史家的培养方式，从历史主流上来讲就是习经究史。先秦时期，史家多是世代传袭。司马迁、班固等有家学传承的因素。司马迁就讲“司马氏世典周史”。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史官，同时也承认自己“受易于杨何”。可见，在西汉时期中国史家的培养是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而完成的，以后中国古代史家几乎都是从小习经究史。这与儒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思想有关。

而近当代中国史家培养主要是分科筑基，全面学习。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更加注重向西方学习。到二十世纪初，尤其是在蔡元培主张废经之后，史家培养主流方式就是接受西方式分科教育。笔者以熊铁基先生（1933-）所受教育为例，来看当时的学校授课情况。熊先生是湖南常德人，并在当地接受初等教育。当时常德的初中课表要求、课程设置如下：

该表数据来自，叶荣开等编《常德市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1993年，第625页。

从近代走过来的大多史家从小几乎都是如熊先生一样，接受过这种分科学习的教育。由此可知，传统史家培养与近当代史家成长是有知识结构之别的。传统史家培养主要是习经究史，近当代史家要求接受全面分科教育。两种史家培养类型导致他们主要目的也不一样。

传统史家培养主要目的是成为史官，大多入仕，不少成为权贵的谋士，大都是官史一体。中国史官产生很早，大约萌芽于氏族社会时期。史家身份在先秦时代主要是家族世袭，成为一国的世代史官。此时期比较出名的有晋太史董狐、齐太史、南史氏等。之后出现在史书记载中的史家连绵不绝，多是习经究史以致仕，如司马迁、陈寿、杜佑、司马光、王世贞、钱大昕等史学名家，做官亦为史家。不过也有王符、章学诚等依附权贵成为谋士，是史家成为“史官”的另种抉择。虽然他们没有做官，但是有左右一域某些决策的能力。

近当代史家培养主要方向是职业化，为的是从事史学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近当代史家培养还趋向专门化。一些初等、高等教育机构成为史家主要工作场所。这时期著名的历史学者多是就职于高等教育机构，如陈寅恪、顾颉刚、李大钊等。他们教研历史，都是以大学为依托，把这作为自己谋生的一份职业。

由此可见，近当代史家培养与传统史家成长是有区别的。传统史官也可以看成一种谋生方式，但与近当代史家职业化明显不同。传统史家重在保存信史，为国家提供鉴戒；近当代史家主要是教书育人，研究历史和传承学术。

传统史家的视域与近当代史家的也不一样。传统史家需要关注的主要在国内，着眼于中国疆域内。他们主要记载国内历史人物的言行、典章制度、疆域沿革等，有的也附带描述与外国的交往情况，但记载重点在国内。我们翻开二十五史就知道，大篇幅记载是国内的事，极少涉及与国外的交往。此种情况普遍存在于传统史家身上。

近当代史家中大多数都是视域广阔的，具有全球视野，积极与世界各国史家联系，尤其是与欧美国家史家的联系。早期的魏源、王韬、黄遵宪及梁启超等，宣传国外历史，进行国际启蒙教育。之后留学教育更是蓬勃发展，许多史家接受外国教育，与外国史家密切联系，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胡适、陈寅恪、何炳松、傅斯年等。他们具有世界眼光，能够与全球史学发展看齐，视域较传统史家更为开阔。

二、体例

史学编纂的体例就是体裁与义例。传统史学的主要体裁形式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义例表现在历史分期上多以一姓一朝的兴衰为断限。而近当代史学则有重大变化，表现在体裁上主要是章节体、论文体等，义例则是新式历史分期法。邹振环也认为：“晚清中国史学的叙事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在形式上最关键的变化：一是引入章节体的编纂形式；二是运用了西方的历史分期法”。

传统史学体裁以编年、纪传为主，辅之以典志、纪事本末等体裁。刘知幾认为“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班体指班固等编撰《汉书》时所采用的纪传体，苟体指荀悦编写《汉纪》时所使用的编年体。这两种体裁长期流行于传统中国。编年体以《春秋》为典型代表，还有如《左传》《后汉纪》《资治通鉴》等；纪传以《史记》为典型代表，还有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这两种体裁代表了传统史学体裁的主流。同时也出现了以杜佑《通典》为代表的典志体和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为始创的纪事本末体。

近当代史学在体裁上主要运用了章节体。章节体史书编撰形式较早运用在历史教科书中，“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从最初译介近代西方和日本人编写的章节体史著，到改编日本人编写的章节体史书，再到自主采用章节体形式编撰中国历史的历程，”一直被沿用至今。我们如今出书或写论文等，几乎都是采用这种体裁形式。这是近当代史学体裁的主流，明显是接受了外国史学体裁。近当代史学论文体“据说以《国粹学报》为最早”，后来一般是有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英文摘要等主要部分构成，如今大小期刊的论文多是如此。我们比较熟悉此种论文体，就不再赘述。

在历史分期上，中国传统史学虽然也有通史，如司马迁的《史记》、郑樵的《通志》等，但是这不是传统史学的主流，更多的是在义例上以一姓一朝的兴衰为断限。这与近当代史学新式分期也不同。传统史学多以王朝兴衰为历史划分依据，以一朝一代为单位记载历史。这种记载手法可以详尽一朝一代重大事件，但这主要是反映一姓之天下的变迁。

近当代史学是新式历史分期法，主要体现在用“古”、“中”、“近”、“现”、“当”等词来划分历史及以五种社会形态来书写历史。这两种新式历史分期的义例是近当代史学的主流。西译书籍《万国通鉴》，“首次引入了西方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的分期法”，而中国史家主要受到日本学者熏染，其中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出版、樊炳清译桑原骘臧的《东洋史要》影响最大，这部书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有很多著名史家如梁启超、夏曾佑、刘师培等均受到日本学者四期说影响。还有就是以五种社会形态来书写历史等。这集中体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身上，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是这方面的典范代表。他们支持或倡导五种社会形态说，只是在历史分期上看法不同。

三、史文

史文就是史学论著的内容。传统史文与近当代的有诸多不同。他们主要体现在史学论著的语言使用、引文及论文格式等方面。

传统史文的语言主体是文言文。这种语言的特征是传承悠久、简洁而优美。传统史家大多都以此种语言撰史，翻开传统史家的著作一看便知。

但这种语言是贵族式的，有其局限性，不利于普及到下层社会，尤其是劳动人民群众当中。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兴盛起来。吕思勉还出版了《白话本国史》，该书甚至作为北洋政府统治期间的教材使用。以后史文多以白话文为主，并成为近当代史文用语的主流。两种语言表述的差异是传统史文与近当代史文区别的主要标志。文字的背后体现出传统史学与近当代史学关注点的相异。传统史文多反映上层人们生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一言一行。而近当代史文可以满足各种人的需求，特别是普通大众的口味。

传统史家论著的引文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删略改等处理，并成为自己文章的一部分。笔者就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例子作简要说明。梁氏是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本身就带有浓厚传统史学气息，在讲清儒致用对现代思想者有影响时，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说：“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而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朱维铮根据梁氏所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内容进行校勘，认为“有未标节引号而删略者：‘唯恐其下，原文有‘祚命之不长也六字；‘而为之法原文‘而作‘以；‘非害天下也原文‘下后有‘者字；‘吾谓，原文作‘吾以谓”。在梁氏著作里，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近当代史家对论著引文是有严格要求的，甚至连标点符号都需要一致，不能对其进行删略改等。这明显受西方科学史学影响。西方近代史学标志之一就是对引文作精确说明。而中国学者在追寻史学科学化的同时，也引入了西方史文论著的引文模式。当今学者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依然要对引文进行精确校勘，发现错误需要及时纠正，真正的做到自然科学式的高度精确化。传统史家论著引文要求则明显与近当代史家引文追求不同。传统史家论著引文追寻引文融入到撰文中，对引文是否吻合原文不作太高要求。近当代史家引文要求务必准确一致。

中国古代书籍往往前序后有跋。“序写成于成书时，篇幅较详，多置卷首，也有置于卷末的。跋有两种：一种是书成时附刻于卷末或再版时附刻上的，多直称为跋”。但近当代史家论著和一些学位论文往往有序无跋。他们把跋改成了后记或致谢等。

四、史功

中国传统史学与当代史学在功用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传统史学的功能主要是鉴戒。史家根据当时社会需要，进行历史记录或研究，以达到劝诫的目的。而近当代史学功用主流是理性史学：一方面试图求得科学的历史，另一方面想要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两方面史学研究都明显受到西方近代思潮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主要是鉴戒史学。上面已经论证过传统史家主体是史官，他们多是当时的统治阶层。因此他们时刻关注现实社会，把历史作为现在的过去，认为历史具有鉴戒功能。《尚书》就记载有：“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孟子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们可知在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主张历史具有鉴戒功能。以后中国古代史学一直贯彻鉴戒思想。司马迁感叹秦王朝灭亡时讲“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刘勰认为“诸侯建帮，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刘知幾论述“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司马光编史重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的地方；章学诚坚持“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从以上记载可知我国传统史学主流一直秉承鉴戒思想。历史具有鉴戒功能，可以帮助我们看出个人、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得失。鉴戒是史学的生命，史学离了它，便缺乏活力。

近当代史学一改中国传统鉴戒史学为理性史学，想要求得历史史料的客观，以便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史学潮流影响至今。西方兰克学派主张纯客观的研究历史。傅斯年接受这一主张，认为“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份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他们崇尚具体史料考证研究，直至如今这也是史学界的一大潮流。

史学界也有以实证史料为基础，来求得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这种史学以马克思主义史家为主体。他们以马克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史料的裒辑，探求中国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乃至人类发展的共相。李大钊认为“史学由个个事实的确定进而求其综合，而当为综合的研究的时项，一方欲把事实结配适宜，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述，组之，成之，再现之；于他一方，则欲明事实相互的因果关系，解释生成发展的历程”。可见他坚持史学的最终目的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后有范文澜、翦伯赞等都是以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尤其是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这在当今大陆史学界仍是主流思潮。近当代理性史学的源头来自西方，而中国理性史学是接受了西方理性史学。然而无论是求得历史史料的客观，还是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如何与传统鉴戒史学相融合，成为我们当下史学发展的突破口。

五、小结

中国近当代史学的转型，主要是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体系，而忽略中国传统史学的过程。无论是史家培养，还是史体、史文、史功等，都毫不例外。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种族，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地吸收西方及其他国家的先进史学理论，这是必须的；然而，中国传统史学，延绵几千年不绝，自有其独特价值，我们也应该继承它。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时代，不仅仅是经济、军事等的强大，更需要文化的辉煌。史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如此。我们需要继承我国固有史学遗产，吸收、融合外国优秀史学理论，创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风格、学术水准的多元动态新史学。

第一、要形成不同层次、分工合作的人才队伍。中国史学的发展，既需要通人，也迫切需要专家。这要求大学及其它研究机构的职业史家和民间史学爱好者能够互动。在今后的时间里，国家急需弥补史家“小学”知识结构的缺失。且如今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史家中要有具备多种语言的学者和具有全球视野的学人。在信息化时代，史家还需要学会运用大数据的能力。此外，也要培养史家具有多种学科交叉研究的能力。

第二、近当代以西方为主体的论著写作模式，需要中国传统编撰体裁来补入。当下僵化的论文写作模式，使史学发展缺乏活力，需要加入中国传统史学体例。在论文写作中，我们要鼓励不同写作模式的出现。

第三、改造当前枯燥、繁琐、乏味、空洞的学术语言。白寿彝先生早就提出要建构历史文学，总结出“准确、凝练、生动”六个字，但近当代一些史家论著的语言缺乏活力。历史著作多是用专业术语写给业内人士看的，给普通大众看的历史学读物较少。史学的繁荣既需要专业著作来体现，也需要有多数人读的通俗读物来衬托。历史学家不只是学术的传承者，还要是历史知识的传播者。面对不同的读者，我们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丰富的历史知识传播出去，让它们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中的智慧。

第四、要扩展史学的价值，满足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对历史知识的需求。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吸取它。近当代史学的功能主要在于学术传承和交流，但其缺乏张力。唯有与普通大众结合的史学，才会有生机和活力。现在需要一些历史学者参与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中来，吸引更多的民间力量去关注自己的过去。同时当代史家们也应该思考如何把我们的历史知识与现在国家智库建设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