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我的“背景”是中国

宋庄

作为中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作家，曹文轩几乎是瞬间被推上峰口浪尖。

与曹文轩同事多年的温儒敏曾经评价，曹文轩的文章风格大概不会大红大紫，因为他不适合太消闲的阅读，那种浮嚣粗糙的“重口味”在他这里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曹文轩属于审美口味比较古典的读者，在当今文坛上甚至有些另类，有些寂寞，“曹文轩如果真的被弄得大红大紫了，那就可能是另外一个大路货的曹文轩了”。

然而在第53届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正式揭晓，曹文轩“大红大紫”了！曹文轩可能是另外的“大路货”吗？

获奖后他的反应无比平静。他还是他，那个儒雅温和风度翩翩的曹文轩。从苏北农村走进北京大学，又成长为世界知名的作家，曹文轩经历了什么？他又秉持怎样的文学理念？

永远也走不出的童年

美国作家福克纳说：“我最大的财富在于我拥有一个苦难的童年。”这句话对于曹文轩来说，也无比确切。他曾在《草房子》中写道：“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出他的童年。”曹文轩坦承自己是一个自觉使用童年经验的作家，他的作品中很多故事皆取之于童年。

曹文轩生长在水乡，那里大河小河纵横交错。在他童年的记忆中，推门就是水，出门就坐船。所有的房屋都是傍水而立，走三里地，过五座桥。水成为他的生活经验，更是他小说的背景，甚至注定了他后来的情感方式和美学方式。因为大自然绝不仅仅是独立的存在，也不仅仅是提供生存环境，而更多的是给予人精神上的滋养。对于人与自然的水乳交融，一草一木与人类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敏感而细腻的曹文轩似乎很早就能感应到。水像血液一样流淌在曹文轩的作品中，浸润着他的文字，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洁净典雅的古典美学气质。

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曹文轩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有时，几个孩子一起做，有时候是他独自一人。当他长大之后，儿时的建屋欲望却并没有消退——不仅没有消退，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不断加深，而变本加厉。只不过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文字。他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自然，他的屋子是建在水边上的。

“每当我开始写作，我的幻觉就立即被激活：或波光粼粼，或流水淙淙，一片水光。我必须在这样的情景中写作，一旦这样的情景不再，我就成了一条岸上的鱼。”曹文轩说，他之所以不肯将肮脏之意象、肮脏之辞藻、肮脏之境界带进作品，可能与水在冥冥之中对自己的影响有关。他的作品有一種“洁癖”。

让苦难温暖心灵

“苦难来的时候是从内心拒绝的，可是苦难在多少年之后转换为财富，是我想象不到的。”曹文轩的很多作品，对于苦难的描写是深情而唯美的，而所有这些，都是来自童年的记忆：没有吃的，母亲就让他从河边割回一捆青草，然后放进无油的铁锅中翻炒，做一盘“炒韭菜”。他穿的棉裤破了洞，破洞里露出棉絮，这使他觉得害臊，经常下意识地靠住墙壁或是树。

很多文学作品都用诗化的语言去描写春天，可曹文轩最不喜欢的季节就是春天。他的童年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严重匮乏，是在物质高度匮乏的状态中度过的，饥饿是生存的常态。童年的感受加上后来的知识积累，形成他对人的存在的基本看法，以及描绘生命悲剧性的初始印象。既然苦难是事实，又有什么理由向读者隐瞒呢？

苦难在不同的作家笔下有多种描写，其中不乏痛恨与愤懑。然而，曹文轩将童年的苦难消解为温暖和诗意，他的观点是，苦难也可以是美丽的，我们依然可以在苦难中保持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即使在大苦中，也有大善。比如《青铜葵花》，主人公的生活的确非常艰辛，但它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困顿的境地里，也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世界。

我们常常被他的小说带到回忆的世界里，重温难于释怀的童年旧事。这种阅读感觉颇有点类似读沈从文，只是，沈从文要在他的湘西题材小说中构筑“希腊小庙”，曹文轩则更贴近生活，也更容易被接受与认同。他偏爱创作优美感人的儿童文学作品，非常在意细节的描写，不论是人物心灵的刻画，还是世间风物的描写，都希望能像中国写意画那般，做到深刻而细腻，纯净而唯美。

实际上，如何处理以往的生活，将体现一个作家的文学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有价值的写作应该是经过历史积淀的书写，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可靠的。昨天、前天，甚至是更遥远的记忆，和今天的经验同等价值。但是，作家在描写某种生活的时候，最高的境界不是如实地反映生活，而是对以往的生活进行处理，因为他应当对这个世界有所担当，有所引导。

为什么总是儿童

“葵本来是一个在听觉上敏锐得出奇的孩子，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父亲就感觉到了。当他的脑袋还不能自如转动时，他便开始用他那双乌黑的眼睛去捕捉声音了。风轻轻摇着窗外黑胡桃树的叶子，燕子在梁上呢喃，小小的雨珠落在水洼里，一只七星瓢虫展开黑色而透明的翅膀从空气中划过……都是一些极其微弱的声音，这些声音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觉察不到的，然而，他却都真真切切地听到了，并且是那样地感到新鲜，充满喜悦。”这是曹文轩作品《大王书：火橡树》 中的片断。

在他极具画面感的细腻描写中，我们能感受到雨珠落下的清新，能听见翅膀从空气中划过的声音，而那种新奇优美而充满愉悦的阅读感受，是曹文轩一贯的写作风格。

在他的作品中，似乎能够看到他总在用一双忧郁而多情的眼睛回望过去。早期的《山羊不吃天堂草》，以及“成长三部曲”中的《草房子》《红瓦》《根鸟》，无一例外。 比如《草房子》这部少年长篇小说，就是以曹文轩自己的童年生活为素材的，通过一个叫桑桑的儿童的眼光，述说了油麻地小学及其周围的动人生活。《草房子》是一个美好的所在，能让人想起浪漫、温馨、遥远的童年，想起浪漫的童话；《红瓦》通过一个叫林冰的少年的视角，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南方水乡小镇的斑驳人生和那个特定时代的青春故事；而《根鸟》则是透过一个叫根鸟的孩子的视线，讲述他在追寻梦想中所遇到的社会百态与人情冷暖。采取儿童视角进入写作，使曹文轩感觉自己同时受到净化。孩子眼中的世界是一个被过滤的世界，选择这一视角，意味着摒弃了将世界描绘得只有丑恶和残暴的书写，从而实现他美学上的一些期望。他的作品不仅仅追求内在美，还希望这种美以美好的方式表达出来。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曹文轩希望用文学的方式，为孩子们提供“很温馨的、很优美的、很抒情的东西，一种田园的、精神的东西”，让孩子领悟最真的情感和人性之美。他有一种固定的美学思想——美的力量有时大于思想的力量。作为作家，他也在不断自我突破和创新，创作其他类型的作品，比如奇幻儿童文学“大王书”等。他很享受为孩子们创作这种精神食粮的过程。

那些沾染着泥土芬芳的文字，让我们的阅读变得与大地无比亲近。曹文轩的作品总是充满着善和美的力量，他把这些概括为“精神底子”。在《草房子》里，有主人公对厄运的抗争；《青铜葵花》中，有主人公对天灾人祸的抗争。曹文轩认为儿童文学的目的是打“精神底子”的，这“底子”包括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包括道义、审美与悲悯情怀。曹文轩的文学创作正是以优雅的文学姿态、优美的文学语言和忧郁悲情的人文情怀来表现儿童世界。在曹文轩的小说中，常常有一种似隐似现的伤感，但仔细品味，会发现忧郁背后隐藏着的却是美好与和谐。他关注美感，倾心雅致，致力于美好人性和高尚情怀的永恒追求，并在当代文坛上确立了自己独有的文学品格。

“我不想故作‘深刻’”

不止一次，曹文轩强调自己是一个不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之所以这么评价，是因为曹文轩写作的时候，并不考虑读者对象。他更多地考虑如何讲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如何写出非常有分量的作品，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带着智慧的幽默，如何描写风景更为贴切，人物如何出场更为恰当……阅读对象是根本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

关于文学，莫言曾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文学像头发，即便是个大秃顶也能够存活。头发并不影响生存，却影响人的美观；没有文学的人照样生活，但是有文学的人会活得更好。人类不论面对怎样飞速发展的科技，人性的美和善才是我们最终安放灵魂的空间。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曹文轩的标准是，首先必须是文学，这与其他类型的文学在标准上没有差异，只不过是因为考虑到儿童、少年读者的认知能力、欣赏能力，在语言的深浅上有所变化。其次是有悲悯情怀。一部文学史中85%都是悲剧性的。儿童文学也不例外，包括安徒生童话中的《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等，《夏洛的网》《时代广场的蟋蟀》《小王子》等都带有淡淡的忧伤。曹文轩还特别喜欢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通过一个7岁孩子的悲剧性故事，把富有寓意的神话、孩子五彩斑斓的幻想与严酷的现实紧密交织在一起。当然，我们诉说忧伤，并不是让孩子绝望、颓废，而是一种对生命的体验和认识，生活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是成长必须经历的阵痛。

无论是倾向于写实的《草房子》 还是倾向于虚构和浪漫的《大王书》，也无论是正剧式的《青铜葵花》还是喜剧式的《我的儿子皮卡》《发条鼠》，在它们的文字底部都隐藏着悲剧品质。

“一个文学家必须是一个思想家”，这是传统的经典性的表述。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于：什么叫深刻？现代主义告诉我们，深刻存在于肮脏之中，存在于变态之中。只有那里藏匿着的深刻，才是文学应当委身的深刻。他认为，文学与人的情感密切相关。他厌恶冷血文字。从根本上来讲，文学不是用来满足人们的理智需要的，而是用来满足人们的情感需要的。他所选择的题材、故事，无论长篇还是短篇，无一不是先感动了自我。有人瞧不起“感动”这样一种品质，但曹文轩很看重。这是他从古典形态文学中接收到的一份遗产。他曾无数次说过：我不想“深刻”——那种做作的，歪曲人类存在状态的，让人一生不悦的 “深刻”。在我供奉的大师们那里，我看到了，悲悯是他们文字基本的精神。

在曹文轩的心目中，鲁迅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文学的高峰。同时，他也受到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等作家创作手法的影响。当然他也有喜欢的儿童文学作家，诸如意大利的罗大里、美国的E·B·怀特等。从写作的那一天开始，曹文轩就有自己坚定的文学观。“不管这个时代发生多么大、多么了不起的变化，也不管商业浪潮有多大的摧枯拉朽的力量，我写长篇也好，写一本千把字的绘本也罢，都必须将它当作艺术品来经营。”他自始至终都在努力使每一部、每一篇作品成为艺术品。绝妙的故事，不同寻常的构思，地道的风景描写，精致而纯粹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的目标。曹文轩曾说过：“没有什么能帮助我的作品活下去，唯一能帮助它们活下去的，只有艺术。艺术是一支永不会失去动力的箭，能穿越时空。我离它可能还很远，但这不足以 毁掉我接近它们的信心。走进异域，只有凭借艺术。”近些年，曹文轩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加在印刷。他在意这些数据，因为这是他能感知读者态度的实在依据。

在大学里，学者曹文轩还是以研究为主，他写过《思维论》，试从哲学角度去解释文学现象；也写过《小说门》等理论著作，但他并不回避感性，常把作家的感受帶入到文学形式和手段的论说中。他表示，学者身份对自己的创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之所以能走到领奖台上，我得感谢北大赋予我的高度理性，这让我拥有了洞察生活的目光。我把这种理性转换到作品中，变成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美的力量。有人评论说，曹文轩的作品里看不到理性的痕迹。其实是有的，只不过我在转换过程中做到了‘了无痕迹’。”

只是如今，他的学者身份越来越多地被作家声誉掩盖了，曹文轩已经成为文坛的一面旗帜。

让文学走向世界

在中国，说一个人厉害，有力量有能力，会说这个人有“背景”。曹文轩的“背景”是中国。这个曾经历了无数苦难，遭受了无数灾难的国家，一直矗立在曹文轩的身后，除了给他意志之外，一直向他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独特的、价值连城的写作资源。“我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等作品写的是中国故事，故事背后却是人类主题。比如，我的故事中描写的，任何国家的人都能产生共鸣。”曹文轩说，“三十多年前，她以她内在的生命冲动，打破了闭关锁国的格局，从此面对世界，并表现出了强烈融入世界的欲望，正是因为如此，她看到了世界，而世界也看到了我——我的文学作品。我愿意一辈子站在这个‘背景’下，一辈子做一个‘有背景的人’。”

在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之前，曹文轩的作品便已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他的长篇小说《草房子》各种版本的印刷已达140余次，《青铜葵花》5年印刷50次。近些年，他的作品又正越来越多地被国外出版社购买版权。据不完全统计，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希腊文、瑞典文、爱沙尼亚文、越南文等文字和被外国出版社购买版权的作品达30多种，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外文版本有35种。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每年向国民推荐一本书，2007年推荐的是《草房子》，各国立图书馆购买40册《草房子》作为藏书。法国比基艾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青铜葵花》，因该书受到欢迎，2011年法国图书俱乐部又再次出版俱乐部版。长篇小说《红瓦黑瓦》在韩国出版了多种版本，印刷多次，其中一章还被韩国全国国语教师聚会选入高中课本。

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漫漫旅程中，曹文轩无疑是成功的典范。然而与国外的读者交流，他发现，国外读者认为中国能翻译的作品并不太多，原因是中国的文学作品严重缺乏共通性，它们太中国了，也太当下了。这些作品，只有中国人自己——并且是此刻的中国人才能知道它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即使翻译出去的作品，同样还是因为共通性的问题，不会有太多的发行数。翻译，并不能证明那部作品就是好的。曹文轩因此怀疑这些年我们的文学标准。这些标准，导致了不公平，我们把太多的光环给了那些毫无文学性可言的依样画葫芦的作品。

十多年前曹文轩曾经说过，中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儿童文学的水准，他此次的获奖当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但安徒生奖毕竟是一项个人奖，由个人的荣誉推及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全貌，是否恰当？曹文轩说：“我永远记住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的高度是由平台决定的。中国文学的平台在一天天升高，有一两个人因为角度的原因被世界先看到了，我是其中一个。但我得奖和屠呦呦得奖，和运动员拿世界冠军还不一样，科技和体育是可以量化的，文学和艺术却做不到，我只能大致讲，世界水准的儿童文学所具备的品质，中国儿童文学都有。”他说，这并不是狂妄的、过于自尊的判断，他一直认为这是理性的、学者的判断。中国有一支超级巨大的翻译大军，这让他对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各个国家的儿童文学非常了解，而他正好又是研究这个学问的。“我发现，我们最优秀的部分和他们最优秀的部分是并驾齐驱的，我不比你弱，不比你小，不比你矮。我们要充满底气，把独特的中国故事讲给全世界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