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箱案中案

孙沉+金枚+迟婴

一、三天两案

成都市第三区西大街上，原有一家开设于清光绪末年的“六顺典当行”。抗战时期，老板俞丕芝已经年届七旬，犹自亲掌店务。“六顺”有条店规，遇到有客户典当贵重物品而典期只有一天（相当于短期高息贷款）的情况，当晚老板须亲自值夜，直到天明后客户来赎当。

1941年1月下旬，正是一年中最为寒冷的“五九”时节，一个滴水成冰的中午，典当行前来了一辆三轮车，押车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说有一批古玩送来抵押，典期一天。来了大客户，俞老掌柜自是亲自出面接待，指挥朝奉把这批包括珠宝、青铜器、汉玉在内的抵押品搬进店堂，在柜台上一字儿排开。一番检视确认并非赝品后，俞老板开出典价：银元三千，典期一日，利息一分五，须于明日中午十二点前来赎当。客户点头，于是开出当票和一张三千元的支票。

当晚，俞老板执行店规，不顾年迈体弱，亲自守夜，账房丁先生指派两个朝奉陪同。不料发生意外——由于天冷，门窗紧闭，屋里又生了炭炉，围炉而憩的三人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其中一人挣扎时棉袍子拂在炭火炉上，又引起火灾。其时后宅家眷尽在熟睡，待到火焰穿顶惊动邻居方才发觉，损失之大可想而知。“六顺典当行”因此破产，房屋卖给一个名叫祝兴三的袍哥大爷。祝兴三把房子修缮后，出租给国民党军队某师作为办事处兼军需仓库。一年后，“军统”发现祝兴三系日军间谍，当即逮捕，交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死刑，祝兴三生前的财产都被作为敌产没收。原“六顺典当行”的房子由军方继续使用，不必支付房租。

抗战胜利后，不知谁做了手脚，该房产竟然变成了私人产业，产权登记于有“军统”特务身份的市商会顾问姜老三名下。姜老三把房产分租于十七户市民，分别按租居的面积收取房租。这种情况持续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姜老三被捕，于1950年初被军管会判处死刑。姜老三的财产，除按政策留一部分给其家属外，其余全部没收。原“六顺典当行”的房产也在没收之列，交由成都市房管局管理，易名“六顺公寓”，原十七户房客依旧租居在内。

本文所述的案件即发生在这里，之所以称为“案中案”，是因为接下来要说到的三起案件虽然案由不同，看似孤立，实则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策划。

先说第一起。第一起案件是抢劫案，从法律角度来说属于未遂——

1950年4月21日下午一时许，“六顺公寓”来了两个身穿蓝布工作服、头戴同样颜色长舌工作帽的男子，其中一个皮带后侧挂着老虎钳、螺丝刀、电工刀、扳手等工具，另一个肩膀上搭着一个白色帆布工作包，包口露出成卷的电线。“六顺公寓”没有门房，也没有门卫，不过除了寒风呼啸的冬季，大门口总有闲着无事三五成群聊天的大爷大妈。见有人登门，大爷大妈们马上判定来人是房管所的电工。有人上去热情招呼，一口一个“师傅”，问去哪家修电灯。那个左侧嘴角有一道寸余长伤疤、肩膀搭着电工包的师傅说，不是接到报修上门的，而是根据所里的安排前来检查“六顺公寓”的电表和电灯线路，凡破旧电表或者电线、灯头、开关、插座等，一律免费更换。

这一说，大爷大妈们不无兴奋。公寓的电线、电表都是早年典当行留下来的破旧货，而恶霸姜老三只知收租金，不管设备好坏，电表、电线经常出现故障，都是住户自己请人修理。成都解放后，房产被收归国有，大伙儿去房管所交房租时经常向工作人员反映这个情况。现在，房管所终于来检查了，这自然是一桩好事儿。顿时，七八个老人围着两个电工师傅问长问短，除了诉说常常遭受设备损坏之苦，还探问是否可以增装电灯或者插座、开关。

疤脸师傅说：“这要看情况，如果原来的电灯、插座、开关布局不合理，影响使用或者因为房子内部结构的改变不够使用，那是可以增添的，也是免费。这样吧，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家住户，户主是谁，我先记下来，再一家家检查。”说着，他从工具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顺手从工作服左胸袋拔出钢笔，听这群老人七嘴八舌报出各家户主姓名后一一记下，接着从外到里一户户查看线路、试开电灯，还用随身携带的一盏美制袖珍台灯测试插座。最后，他们进了这座院落第三进也是最里面一进西侧的那户住家。

该住户主人姓丁，名康达，是个六十余岁的老翁，闲居在家，百事不问，家中一切事务均由其配偶丁张氏操持，可想而知，丁张氏肯定是个心眼玲珑剔透的精明婆子。此刻两个电工师傅登门，也是丁张氏接待，听说是来检查电路的，马上沏茶让座，同时询问是否可以增装电灯、插座各一，还要装两个双联开关。

正说到这儿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那两个电工见丁家来了客人，再说已经检查过线路了，就把丁张氏的要求记在本子上，匆匆离开了。丁张氏接待客人时，心里还暗暗埋怨，客人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当儿来，弄得她没法儿跟电工师傅商量事儿。她当然不知道，那两人是假冒电工的歹徒，他们费了那么大的周折，一家家检查线路，其实就是为了对丁家实施抢劫。不速之客的到来，其实是给她家赶走了两个强盗。

那么，这个不速之客是何许人，两个歹徒为什么一见这人登门就拔腿开溜呢？这话要从主人丁康达说起。

丁老爷子原是“六顺典当行”的账房先生，“六顺”当初开张时的账房先生丁方志系丁康达之父。后丁方志病故，其子被“六顺”聘为账房先生，也算是子承父业。因此，他对“六顺”忠心耿耿，就像是他自己的产业一样。当年“六顺”失火出事，俞家如果没有丁康达出面主持办理丧事、变卖财产，没准儿就过不了这道坎。因此，俞老板遗下的眷属大小二十来口对其感激不尽。那个买下“六顺”房产的袍哥大爷祝兴三感于丁康达的仁义，腾出三间房屋给丁氏一家无偿居住。丁康达同意居住，但坚拒无偿。就这样，丁家一直居住至今。

再说那个不速之客。此公名叫腾四海，系西南拳术名家，弟子遍布云贵川各地，黑白两道盛名如炽，三教九流朋友无数。成都解放前，当地军阀、国民党军警特对其都很客气，解放后新政权干部也隔三差五登门拜访——有的是感谢他曾为革命出力，有的是请其出面协助政府做些统战方面的工作。那么，五十挂零的腾四海跟丁康达又是什么关系呢？两人的母亲乃是嫡亲姐妹，他是丁的表弟。

这对表兄弟关系不错，住得又不远，三天两头互相串门，饮茶喝酒，通常一待就是半日。丁张氏的脾气不是很和顺，此刻正打算为增装电灯、插座之事跟两个假冒电工套近乎，却由于腾四海的登门被迫中断。如果登门的是其他人，她早就要下逐客令了，可来的是腾四海，她只好咽下这口气，还得下厨房准备酒菜。

腾的来访无意间中断了一个精心策划的上门抢劫计划，不过，因为两个歹徒即刻开溜，其作案意图并没有暴露。直到稍后，刑警调查另一起案件时才偶然发现这个情况。

另一起案件也是针对丁家的，发生于4月23日夜间。这天晚上八九点钟，淅淅沥沥下起了不大不小的春雨。川中的这个时节，晚上的雨要么不下，一下通常就是一整夜。那时候人们的夜生活内容比较单调，雨夜更是无甚可做，通常都是早早休息，“六顺”的十七户住家也是这样。

丁家三代同堂，除了老爷子丁康达，还有大儿子丁雪杉夫妇以及两个孙子。平时这种雨夜，大家都是一觉睡到天明才醒，这天却是例外，下半夜全家都醒了。想不醒都不行，因为有人敲门，而且敲得又响又急。丁康达起身开门，发现门外站着街坊老陈，他后面则是三个背着枪的解放军战士。

这三个解放军战士是驻成都部队的一个夜间巡逻组。其时成都解放不过四个月（一野十八兵团是1949年12月30日举行入城式的），社会治安情况不容乐观，所以驻军部队日夜巡逻，防特防匪防盗，维护治安。今晚，这个巡逻组经过“六顺公寓”后边那条巷子的时候，忽见前方两条黑影飞奔而去。三战士急忙追赶，但未能追上。返回来查看那两个黑影待过的地方，遗有长柄螺丝刀一把、粗钢丝两根，而巷子一侧的墙根已有几块砖头被挖掉。

这道墙壁是用三层砖头砌就的，系原“六顺典当行”的后院墙，墙后就是丁康达家，只要再挖掉几块砖头，就可爬入丁家厨房。尽管窃贼已经受惊而遁，但不能保证巡逻组离开后他们不会去而复返，因此有必要提醒一下该户居民。于是，巡逻战士绕到西大街“六顺公寓”的前门，叫醒了门口的住户老陈，由老陈引领着来到后院，敲开了丁家的门，告知缘由。

丁家不知道这是歹徒第二次未遂作案，闻知后倒也并不特别紧张。年轻人贪睡，待巡逻战士离去后，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继续睡觉，丁康达夫妇却睡不着了。丁康达寻思，此事似乎有些反常。从后墙挖洞这种行窃方式并不稀奇，问题是，那条巷子长近百米，系十多户住家的后墙，窃贼为什么不掘其他住家，而是冲“六顺公寓”下手呢？这“六顺公寓”里的十七家住户，要说富翁一个也没有，都是必须每天上班才养得活全家的工薪阶层，这也值得作为下手对象？再说，一般窃贼作案前都要“相脚头”（踩点），摸准谁家有货，而今晚这两个窃贼不问青红皂白就下手，看来是尚未出道的新手。

丁张氏一介女流，没有老伴这份心思，她想的是另一层内容——担心窃贼卷土重来。她躺在床上，支楞着耳朵听着厨房那边是否有异响。偏偏那雨竟越下越大，根本听不清楚。丁张氏干脆不睡了，起身去厨房坐着。如此守到天明，窃贼并未再次光顾。早餐后，儿子儿媳孙子分别上班上学去了，丁张氏也没跟老伴儿说一声，出门径往派出所报案去了。

一会儿，丁张氏去而复返，后面跟着户籍警小罗。丁康达便埋怨妻子，这么点儿小事也好意思麻烦罗同志跑一趟？小罗说没关系，有案情我们来了解一下是应该的。看过现场后，小罗说墙外面被掘掉的一层砖头得砌起来，否则还容易出事。说罢，他就去附近的工厂借来工具，动手干上了。丁老爷子非常感动，一个劲儿说还是新社会好，警察查现场还顺带为人民服务。等砖头重新砌好，他不放小罗走，强把他留下来喝茶。两人喝茶时，丁康达说了他昨晚的想法，小罗认为言之有理。

这起未遂盗窃案件没有造成后果，派出所也只是作了记录，没有进行调查，也没有向分局报告。而4月21日两个冒牌电工作案未遂，丁老爷子尚未察觉，自然也没法儿跟小罗说。直到三天后又发生了一起绑架案，警方组建专案组进行侦查时，前两起未遂案件才引起重视。

二、白日绑架

绑架案发生于1950年4月27日，被绑对象是丁康达的小孙子丁胜利。丁老爷子有两个孙子，长孙生于1940年，正是呼吁“坚持抗战”的当儿，所以取名“坚抗”，天生肤色较深，属龙，故乳名“小黑龙”;小孙子出生于1945年初秋，当时抗战刚胜利，所以取名“胜利”，生肖属鸡，故乳名叫“小公鸡”。

丁坚抗这时已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其弟“小公鸡”丁胜利五岁，因为家里爷爷奶奶都在，就没让他去幼儿园。五岁的孩子，正是顽皮的年龄段，整天和几个与其年岁相仿的小朋友在“六顺公寓”里里外外奔跑游戏，一日三餐都须奶奶喊破嗓子招呼，有时候还得揪着耳朵往家扯。

这天中午开饭前，丁张氏照例院里院外呼喊“小公鸡”，没有反应。这种情况经常有，“小公鸡”正和小伙伴玩得入港，顾不上答理，那就得劳烦奶奶到公寓里一家家寻找了。丁张氏边找边寻思，这回找到了，下手重点儿，让小孙子长长记性。可是，全公寓其余十六户人家找遍了，也没发现丁胜利的影踪。丁张氏又去平时跟“小公鸡”玩得特别投缘的几个小伙伴家询问，得知早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小公鸡”就没跟他们一起玩了。去了哪里呢？这个，谁也不知道。

丁张氏有点儿慌，回家跟老伴儿一说，丁康达哪知自己已被歹人盯上了，正处心积虑地要作一起专门针对他的案子，还是用平时一贯淡定的口吻说“没事”，让妻子到公寓外面的左邻右舍去寻找。丁张氏出了“六顺”，来来回回转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找到。

这下，丁老爷子没法儿淡定了，和老伴直奔派出所。户籍警小罗正吃午饭，闻讯立刻放下饭碗，随丁氏夫妇来到“六顺公寓”。这时，各家邻居都已被惊动，丁老爷子人缘好，又是“六顺”最老的住户，人们纷纷过来询问情况。小罗向众人打听，大人小孩儿一个个都问到了，不得要领。这时，距公寓大门最近的住户老陈来了，他的出现，最终敲定了丁胜利小朋友确实已经出事。

“六顺公寓”大门口设置了一个信报箱，因为老陈住在门口，大伙儿就请他保管钥匙，每天邮差投递信报后，由他负责把信报和其他邮件送往各家。此刻，老陈给丁家送来了当天的报纸，还有一封信。这封信有些与众不同，信封是用旧牛皮纸裁剪后糊的，没有贴邮票，也没有邮戳，显见得没有通过邮局递送，是写信人自己投进信报箱的。报纸和信是递到丁张氏手里的，她只顾着急，看都不看，也不似平时那样随口道谢，接过来就放在一旁的桌上。还是丁康达警觉，一眼发现信封不合规格，顿时一个激灵，莫非是匪盗的赎票信？当下颤抖着双手打开一看，果不其然。

信纸跟信封一样，也是旧的，像是从墙上撕下的告示的空白一角，裁了一个比例失调的长方形，显得非常别扭，上面写道——

敬启者：拆开即交丁老先生检视。贵孙已被吾等弟兄接去，衣食无忧。若欲回返，敬请老先生将汝手抄墨宝《少林拳术要义》借吾等一阅，装箱送至告知之处，阅毕即归还。如若应允，请在贵宅门外电线杆高处拴一红布，吾等自会奉告交接之规。此事不大，故似不必惊动公安，敬请慎思。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绑架案件。那就不是派出所能处理得了的了，甚至分局也不一定有十足的把握对付得下来。啥都别说了，赶紧报案吧！这是成都解放以来发生的首起绑架案，派出所立刻电告成都市公安局第三分局，分局随即向市局报告。

案情惊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兼成都市公安局局长赵方。赵方自1938年春开始从事侦查工作，曾任晋西南区社会工作部科长、副部长，晋西行署公安局局长，晋绥二分区公安局局长，晋绥公安总局预审科长。听取汇报后，赵方当即下令，立即组建专案组全力侦查该案。

用现在的标准看，六十多年前这个以案件发生日期命名的“4·27”专案侦查组比较袖珍，只有七名成员，其中市局刑警三名——李成道、景浩天、张凡，三分局刑警三名——宋显逊、龙思跃、斯遇春，派出所民警一名——小罗，由市局科长李成道担任组长。不过，在成都解放伊始警力紧缺的当儿，这个七人专案组已经算是具有相当规格了。

绑架案的侦查路数首先就是一个“快”字，而像“4·27”专案这样苦主已经收到赎票信的，更是分秒必争。当天下午三点，专案组七刑警即已投入工作。可是，众刑警一接触这个案子，都有一种脑壳大了一圈的感觉。怎么呢？案犯在赎票信中说“此事不大，故似不必惊动公安”，那就是不许苦主报案。案犯肯定没料到，丁家收到这封信时民警小罗刚好在场。如此一来，让警方进也不是退也难。大张旗鼓前往“六顺公寓”开展调查吧，担心案犯撕票;采取隐蔽方式悄悄侦查吧，如果案犯在公寓附近甚至就在公寓里面布置了眼线，那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一旦绑匪失去耐心，小胜利一样性命不保。

专案组此刻不敢前往“六顺公寓”开展调查，甚至也不敢通知丁家人到专案组驻地三分局来谈话。而时间却在流逝，每过去一分钟，小胜利离鬼门关就近一步。那该怎么办呢？这当儿，只有组长才有权作出决定。

专案组长李成道是一位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从事过八年公安工作的行家，尽管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的绑架案，但一贯思路清晰、遇变不惊，他的观点是，暂且不考虑这个难题，不妨先分析一下案犯的作案目的是什么。同时，请辖区派出所找一位靠得住的街坊给丁家捎句话，就说公安局正在制订侦破方案，让家属切勿轻举妄动，有新情况随时通过这位捎话的街坊报专案组。

接下来就是分析案情。要了解案犯的作案目的，无非是看赎票信中向苦主索要什么。这伙案犯没有索要金银或者现钞，只要一部《少林拳术要义》。这本书难道是什么价值连城的秘笈不成？小罗之前就已经向丁康达了解过，可丁老爷子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自“六顺典当行”出事丢了饭碗之后，丁康达经人介绍去了一家米行当账房先生，在米行里干到六十挂零，于前年元月辞去工作，回家享清福。丁张氏生了二女一子，大女儿抗战时从川大毕业后嫁了个美国商人，随丈夫去了美国;二女儿是医生，也已出嫁;儿子丁雪杉在银行工作，儿媳皮艳娴是护士。三个子女每月给二老一些钱钞，加上老两口自己的积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丁老爷子握了一辈子毛笔，老归林下后不再研墨写字，觉得好生无趣。那天跟表弟腾四海闲聊，说起要抄书，不作他想，就为消磨时光。腾四海说这还不好办？我正好有一部《少林拳术要义》，是百年前的石版印本，说是古籍算不上，也不是什么秘笈，但市面上并无出售。我翻了半辈子，已经陈旧，再翻下去只怕就要破损了，正想请人誊抄一部，今后自己就翻阅抄本，原本保存起来，好传给后代。既然表哥你想抄书打发时光，不如就把这部书给誊抄一遍吧。

于是丁康达备齐纸张笔墨，整整誊抄了一年零两个月，终于把这部书抄完。他让表弟把原本拿回去，然后购买蜡线、牛皮纸，精心装订成册并制作封面。完工后，老爷子选了个吉日，把抄本装在一口皮箱里，叫了辆三轮车，郑重其事地送往腾四海开的“四海武馆”。腾四海看了抄本，自是大喜过望。不过，他让表兄仍旧原封不动拿回家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武馆正准备搬迁，担心忙乱中一个不慎把抄本丢了，请表兄拿回家去代为保管。

这是十个月之前的事儿，之后由于时局变化，腾四海忙于应付各种事务，武馆是搬迁了，但一直没从表兄那里把这部抄本拿回去。丁老先生告诉小罗，据表弟说，这本书虽然少见，但也算不上什么难得之物，本市至少有三人藏有该书，另外，川大图书馆也有，凭学生证就可以查阅。

听小罗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李成道等人分析，不管是原本还是抄本，这册《少林拳术要义》均无特别价值，那案犯为何偏偏要这部书呢？如果说案犯盯着原本要，那还可以理解，说不定原本中隐藏着什么稀奇古怪的秘密，可是，赎票信里说得明白，他们要的是丁老爷子的抄本，那就不知是什么路数了。信中说到“墨宝”两字，丁康达的毛笔字虽然写得不错，但距离书法作品的水平还差得远，更谈不上“墨宝”了。案犯为了这样一部抄本竟然作下了一起绑架案，值得吗？

这个问题一时难解，众刑警的讨论又回到了原点，即是否要去“六顺公寓”公开调查。大家七嘴八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李成道认为，案犯为了得到“墨宝”不惜作下绑架案，说明他们对获取“墨宝”的愿望相当迫切。一般来说，他们是不肯白白放弃这个机会的。况且，赎票信中并未说明具体的交接方式以及时间地点，估计以后还会有说法，有鉴于此，警方可以暂且不作反应，看案犯下一步怎么行动再说。

专案组没料到，就在他们讨论的时候，苦主那边已经做出了反应……

三、绑匪“失信”

前面说过，丁康达的表弟、拳术高手腾四海隔三差五会来表兄这边坐坐。这天下午，腾四海照例出了武馆溜达，来到“六顺公寓”这边，远远看见公寓大门口的电线杆上拴着一块红布，不禁觉得奇怪，这是啥意思？

“六顺公寓”的街坊都认识腾四海，有人就告诉他丁家出事的消息。腾四海听了暗自吃惊，三步并作两步直趋公寓后院表兄家，进门一看，丁胜利的父母丁雪杉、皮艳娴已经闻讯请假回家，一家两代四口正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看见腾四海，丁康达稍稍松了口气，说我正要找你去呢，表弟你看这件事应该怎么了结？腾四海对江湖上黑白两道的规矩了如指掌，当下说你们不是已经给绑匪发了信号要求赎票吗？

往门前电线杆上拴红布发信号，那是丁康达的主意。民警小罗离开时，嘱咐他千万不要轻举妄动，等候公安局的消息，但丁老爷子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他在典当行当了多年账房，这个行业跟黑道打交道的机会要比其他行业多一些，常有遭到绑票、抢劫、诈骗的苦主心急火燎地来典当行抵押值钱东西应急，也常有江湖人物拿着赃物前来典当。按照店规，这种情况都由老板、账房或者比较老成的朝奉出面接待，老板不在时，拍板权就在账房先生手里，因此，丁康达经常亲手处理这样的业务。有不少次，被绑票者的家属事后哭哭啼啼前来赎当——赎票时间拖得太长，或者凑不齐绑匪要求的数额，因而遭到撕票。

丁康达没想到这种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当下凭经验判断，赎票应该越快越好，便自作主张按绑匪的要求发出信号。

红布拴上电线杆没几分钟，丁雪杉、皮艳娴夫妇闻讯急急赶回家。小两口对二老的决定持反对态度，他们的观点是应该相信政府，让公安局处理此事。腾四海登门时，两代人正为此争论不休。腾四海立刻表态，共产党为民作主，应该由公安局处置该案。丁雪杉听罢一跃而起，就要出门把电线杆上的红布取下来，却被腾四海唤住。腾说信号既已发出，那就覆水难收，黑道规矩我了如指掌，收回信号那就是反悔，绑匪遇到反悔的苦主，只有一种处置方式——撕票。

那该怎么办呢？腾四海说还是那句话，等公安局的消息。

正说着，派出所物色的传话人老梅登门了。老梅是这条街上的裁缝师傅，开着一家裁缝铺子，时常应约登门为客户量尺寸、送试穿的半成品，他来“六顺公寓”，应该不会惹人注意。老梅把专案组的意思一转达，丁家人更着急了，赶紧让老梅往派出所回话说明情况。

专案组那边得到消息，意识到这事已经没有反悔的可能了，只有顺势而行，指望绑匪没有在“六顺公寓”安排眼线，那就会跟苦主取得联系，届时再伺机下手抓获案犯。当下，专案组七刑警都前往派出所，暂将那里作为办公地，开始布置“钓鱼方案”。首先是要与苦主保持沟通，裁缝老梅只能用一次，小罗就托人给居委会主任姚嫂捎话，要求她物色多名可靠居民，以关心丁家的不幸遭遇为名，分时段前往“六顺公寓”为苦主与警方传递信息，每人只能传递一次，以防被案犯的眼线察觉。

然后是专案组长跟腾四海见面，是由邻居王大爷捎的话。腾四海赶到派出所，一脸气愤，说这伙匪徒竟然连我老腾的面子都不买，看来要么是活腻了，要么是外码头来蓉城的小蟊贼。李成道跟他说了警方的打算，他连连点头，说看来只有这样了，先把孩子要回来，回头即使你们查不下去，我也自会通过江湖朋友把绑匪查清楚。当然，现在解放了，不能按江湖规矩私自处置，到时候我会向公安局报告。不过，我先把丑话撂在这里，如果公安局不管，那我就自行处置了！

李成道知道腾四海这类角色的行事风格，说这个请腾师傅绝对放心，我们肯定一管到底。现在是想跟您商量关于赎票的问题，如果案犯送来赎票信息，丁家派谁去为好？腾四海说我本想自己出面会会对方，可转念一想又觉不妥，如果对方知晓我在江湖上的名气，只怕就会把事情做拙了;若是派朋友或者徒弟出面赎票，同样会引起绑匪疑心。想来想去，只有让我那表侄子，也就是孩子他爹出面了。接着，腾四海又问是否需要武馆方面配合。李成道说武馆的人就不要惊动了，腾师傅您要做的事儿就是以丁家亲戚的名义坐镇“六顺公寓”，相帮丁老先生张罗一应事宜，另一方面也是保护丁家，以防再生事端。

腾四海离开派出所没多时，专案组获悉，绑匪那边又来了赎票信，信中要求丁家把那部《少林拳术要义》抄本装箱后，于当晚十点送往观音庵后门，放在临河石阶自下而上的第三级上，只要把货送到，他们就释放孩子，保证毫发不损。

那么，这封赎票信是怎么送到丁家的呢？是丁胜利的母亲皮艳娴所供职的医院派人送到“六顺公寓”的。

皮艳娴是外科护士，原本正在上班，获知其子被绑的消息后立刻请假回家，此事在医院顿时传得沸沸扬扬。药房是最晚获知该消息的，下班前配药的病人少，几个女药剂师就离开窗口，聚在一起议论。看看下班时间到了，正准备关窗，发现窗口上贴着一张纸，一看，竟是让转交丁家的赎票信！信被交到院办，院长见过些世面，说不必交公安局，直接给苦主家送去就是了，否则，没准儿人家虑及孩子安全没有报案，这边一送公安局就是报案了，那反倒害了人家孩子。

丁家那边，从派出所返回的腾四海已经把情况跟丁老爷子等一干家属说过了，按照专案组的交代，腾四海让丁雪杉把东西打点一下去一趟观音庵，把赎票信带着，核对好绑匪指定的位置再放东西。腾四海江湖经验丰富，寻思专案组刑警必定要对现场设伏等事宜作一番布置，这需要时间，因此又让表侄不必匆忙，缓些过去为妥。

这话于全局在理，不过对于丁家一干人来说，就不大容易理解了。丁老爷子等人的心情当然可想而知，赎票越快越好，以防夜长梦多。丁老爷子把那部《少林拳术要义》抄本取出，交给丁雪杉。丁雪杉让妻子拿来一个纸板箱，装进去正好一箱。这时外面正下雨，担心把抄本淋湿了不好交代，又叫皮艳娴拿来一块油布，把纸箱严严实实包裹起来，再用绳子捆扎好，因为有些分量，又拴上一段绳子缠了碎布作为拎襻。

一切料理定当，丁雪杉把东西装上自行车书包架，穿上雨衣推车出门。腾四海从里面追出来叮嘱，此去不管雨下得多大，都不可把雨帽戴上，以便让绑匪看清来者是谁，否则他们会怀疑是不是公安局的便衣，那就大大不妥了。

再说专案组。得到赎票信已送到丁家的消息，众刑警立刻行动。观音庵位于本区，距分局大约一公里，据说是民国初年由一个富商遗孀建造的。建造好庵堂后，这位富商遗孀就正式出家，当了住持师太，统管全庵二十来名尼姑。观音庵的地理位置选得不错，前有广场，后面临河。为了给那些坐船前来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提供方便，该庵特地设了后门，临河建了一个可以停靠船只的小码头。

李成道让熟悉观音庵及附近地形的刑警龙思跃画了一纸草图，大伙儿轮流传阅商讨设伏方案。观音庵两侧各有一条三四十米长的石板路巷子，靠东一侧是一所小学的围墙，靠西一侧是当时在成都有点儿名气的资本家朱弥的豪宅，庵院后门外筑有长约五米的六级青石台阶，这就是所谓的码头了。小河宽约十米，对岸是一片很大的空地，可容纳数千人，解放后政府经常在空地上召集群众大会，坊间称之为“大会场”。

一干刑警看下来，认为绑匪对于赎票地点的选择显然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一则水陆均可取货，二则警方不易设伏，不论是在两侧的巷子里，还是对岸的空地上，都很容易识别。唯一的障碍是观音庵内部，如果警方埋伏其内，在绑匪取货时突然打开后门采取行动，那确实不易应付。因此，刑警认为绑匪对此也应该有相应的措施。

那么，专案组该怎样抓捕绑匪呢？考虑到地形条件，众刑警决定分头设伏：第一路两人进入观音庵，在后门守候;第二路三人分别埋伏于庵前空场，如绑匪进入庵两侧的巷子，则分别从两个巷口突入庵后;第三路两人在观音庵对岸的大会场附近隐蔽，如绑匪从大会场这边渡河过去取货，则突至河边截断其后路。估计绑匪出于防范的考虑，有可能会用绳索之类从外面拴住观音庵后门，以防刑警埋伏在门内，所以庵内两人须准备好攀登院墙的工具。

事不宜迟，专案组七名刑警随即进入预定位置。组长李成道与刑警宋显逊在观音庵后院门内蹲守。九时半许，雨停了。片刻，风吹云散，月亮也出来了。贴着门缝往外张望，借助月光可以分辨出河边物体的大致轮廓。接近十点，一阵脚步声渐行渐近，是丁雪杉来送货了。李成道、宋显逊两个一站一蹲，贴着门缝往外张望。只见丁雪杉抵达后，四下看了看，就把拎着的箱子放在自下而上第三级台阶上，然后离开。整个儿过程，丁雪杉均遵照专案组的交代，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往下，就等着绑匪取货了，七名刑警都紧张起来。可是，半小时过去了，绑匪并没有出现。又过了半小时，还是没有动静。耐着性子又等候了两个小时，时间早已过了午夜，依旧什么也没发生。李成道寻思，难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绑匪察觉了警方的行动？正疑惑间，观音庵内的一名尼姑蹑足来到后院，冲李成道招了招手——为配合警方，观音庵住持师太特意安排两名尼姑守在大门内的耳房里，李成道立刻意识到情况有变。

情况确实有变，不过，并非发生在观音庵这边。一小时前，已经熟睡的“六顺公寓”住户们被一声突如其来的爆竹声响惊醒，随后传来孩子的哭声。一直在等消息的丁雪杉、皮艳娴夫妇闻声立刻开门，一边叫着“胜利”一边往外奔。来到大门口一看，只见石板地上坐着一个哇哇大哭的男孩儿，不是丁胜利是谁？随后出来的丁老爷子夫妇一个老泪滂沱，一个口中念佛。腾四海站在一旁，寻思这伙龟孙倒还恪守江湖规矩，言而有信，前脚货送出去，后脚就放人了;还生怕孩子年幼体弱，不耐春寒，放个爆竹给主家提个醒。

眼见孩子安然无恙，腾四海放了心，便去派出所报信。派出所并不知道专案组当晚的行动，老江湖腾四海是知晓的，不过他也没说，只是报告了丁胜利已被绑匪送回家的消息，要求派出所转告专案组长李成道。派出所值班副所长老袁认识老腾，知道这人不可小觑，此刻听他对专案组长指名道姓，暗忖背后必有缘由，只是不便追根究底。于是，立刻给分局打电话报告此事。分局领导是知道专案组今晚的行动计划的，便派人前往观音庵找李成道报信。

李成道自是意外。绑匪还没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怎么已经放人了？从法律上来说，这是中止犯罪。绑匪此举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他让宋显逊打开庵院后门，丁雪杉送来的那个油布包还好好地放在码头台阶上。

四、作案动机

一干刑警披星戴月赶到“六顺公寓”，得知丁家已把丁胜利送到其母供职的医院去检查，李成道命令景浩天、斯遇春速去医院了解情况，其余刑警留在公寓向丁家以及四邻调查。

五岁的丁胜利对自己被绑架的情况说得很含糊。这也难怪，这么小的年纪，据医生说估计绑匪对其使用了迷药，记不清楚很正常。综合家长和刑警询问所得的情况，其被绑架至释放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那天午前，丁胜利独自在“六顺公寓”大门的门洞内玩耍，门前来了一辆自行车，骑车的男子和他爸爸岁数差不多。男子叫出了丁胜利的名字，说你妈妈让我把你接到她工作的医院去玩。一边说，一边拿出几颗糖果递给他。丁胜利信以为真，任由对方将自己抱起来，放在自行车三角架上的藤制儿童座上。一颗糖果还没吃完，他就已经睡过去了。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他自然不知这是何处，只知道是室内，屋里有家具。丁胜利不见母亲，惊恐万状，哭着要找妈妈。把他诱来的男子好一阵哄劝，给他喝水吃东西，还抱来一只小花猫跟他玩耍。丁胜利哭累了，玩了片刻，又睡过去了。这一睡，就一直睡到被爆竹声炸醒，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家门口，接着，父母、爷爷奶奶就出现在眼前了。

据医生说，孩子除了被绑匪下了迷药外，没有受其他伤害。但惊吓是免不了的，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方能恢复。

刑警同时也走访了一些邻居，因为这天入夜后下雨，大家都是早早就关门熄灯歇息了，没有人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都是被爆竹给惊醒的。专案组当晚的调查便到此为止，临走时，李成道关照丁家，孩子虽然回来了，但家属务必多加留意，谨防绑匪再次下手——包括丁雪杉夫妇的大儿子。

被绑架的孩子已经平安回家，绑匪向丁家勒索的东西也未曾取去，苦主除了被折腾了一番外，并未遭受什么人身或者财产方面的损失，表面上看，这起绑架案似乎已经结束了——这是坊间老百姓的普遍观点。警方却不是这样考虑的。

次日上午十点，成都市公安局局长赵方在直接听取专案组组长李成道的案情汇报后，说这起案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专案组须继续调查，一是要查明绑匪的作案目的是什么，二是把绑匪逮捕法办。这是成都解放后发生的第一起绑架案，案情蹊跷，估计其背后隐藏着不同寻常的秘密，必须侦破！

当天午前，李成道向专案组刑警传达了领导指示，立刻开会分析案情，连午饭都是打到办公室一边开会一边吃的。

绑匪给丁家的两封信在众刑警手里反复传阅，几轮转下来，其内容每个人都基本可以背下来了。之所以如此，为的是分析绑匪的作案动机。这个案子从一开始，绑匪的作案动机就令专案组成员深感困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冒着这等风险，为的竟是一部《少林拳术要义》的抄本。而且这部抄本并非古籍，也非书法名家的墨宝，只不过出自一个多年从事典当账房的寻常老者之手。从艺术价值角度而言，基本无从谈起;从古董价值来说，该抄本所用的纸张不过是寻常宣纸，墨也是市面上出售的松烟老墨，属于中档价格，所以该抄本跟“古董”两字绝对沾不上边;再看抄本的内容，前面曾经有过介绍，《少林拳术要义》虽然市面上没有出售，但四川大学图书馆可以公开查阅，民间亦有收藏。综上，绑匪企图获取这部抄本之举，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越是如此，越发激起了众刑警的探究欲。李成道询问众人有什么看法，一阵沉默之后，专案组成员中最年轻的那位——派出所户籍警小罗举手示意有话要说。李成道点头说，小罗同志还没有开过口，正要点你名请你发言呢，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二十挂零的小罗之所以想发言，是因为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4月23日那个春雨潇潇的夜晚，军方巡逻人员偶然发现有盗贼在掘“六顺公寓”后院一户住家的墙壁，企图入室行窃。盗贼企图作案的这户人家，正是昨天遭遇绑架的丁家。这两桩案件之间，是不是存在什么关联呢？

小罗这一说，引起了大伙儿的重视。根据小罗所介绍的丁家的经济状况，不过属于中等水平，况且家中并无古玩珍宝藏品，似乎不值得被窃贼列为作案对象。而“六顺公寓”的其余十六家住户中，比丁家经济条件好且有祖传古玩藏品的至少有三四家，其住宅均有临街的墙壁，窃贼为何不选择他们，而偏偏盯着丁家下手？由于偶然因素，那次行窃未能成功，仅仅四天后就发生了绑架案。如此，不能不使人怀疑盗窃未遂案与绑架案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案犯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抄本——这就更让刑警想不通了。

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众刑警议来议去，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盯着案犯的作案目的一追到底，弄清楚作案目的后，往下追查案犯的思路也就畅通了;另一种观点是，既然案犯的作案目的匪夷所思，暂时可以先放在一旁，警方重点对“六顺公寓”现场进行细致查摸，一旦发现蛛丝马迹，就可以把侦查触角直接伸向案犯了。

李成道权衡了这两种意见，决定先去六顺公寓走一趟，对公寓内的十七家住户进行走访，看是否可以查摸到线索。不管是盗窃案还是绑架案，案犯都需要事先对丁家的情况进行了解，这种了解只要曾经进行过，通常说来就会雁过留声人过留踪。丁家可能不曾注意，但别的人家或许留有印象，只不过没有意识到和犯罪有关。专案组登门走访，就是予以有针对性的点拨。

这一走访，把4月21日有两个电工来检查线路之事给访出来了。两个电工就出现过那么一次，挨家检查了一番，又像模像样地逐一登记，之后就没了下文。有居民急着要改造电路，却总是不见回音，就跑到房管所去询问，得到的回答却是“并无此事”。于是，就把这个情节向刑警反映了。李成道闻讯，立刻指派两名刑警前往房管所了解，得知确实没有派电工去过“六顺公寓”，也从来没有过什么“增装计划”。这个情况就成为此次专案组全体出动走访“六顺公寓”所获得的唯一一条线索。

4月29日，专案组再次开会分析案情。由于对“六顺公寓”及街坊邻里的走访并无其他收获，专案组就只能循着追查作案目的的方向去调查了。既然绑匪不择手段要得到那本《少林拳术要义》的抄本，那就从抄本上找线索吧。

观音庵设伏失利后，专案组带回了那部用来赎票的抄本，暂时没有交还丁家，而是拿到了分局。此刻取来，把抄本从纸板箱里一册一册拿出，一共有八册，每册厚约一寸，牛皮纸封面，以蜡线装订。这部抄本名谓丁康达老爷子誊抄，其实也有其子丁雪杉的参与。原本上面每册都有若干幅拳术动作示意图，都是由丁雪杉把薄宣纸蒙在原本上面，一幅幅照着原图勾画下来的。当下，众刑警人手一册，一页页翻看，却无甚发现。

众人面面相觑，眼光里都兜着大大小小的问号。有人提议，干脆把抄本全部拆开，把折着的书页（古式线装本是把纸张一折为二后装订的）一页页展开后仔细检查。李成道说要得，众人马上动手开拆。这回检查得更加仔细了，每页纸张展开后凑到台灯下细看，依旧没看出什么端倪。

刑警又想到了另一种可能——会不会抄本中夹杂着什么暗语？要弄清这一点，那就要逐页审读了。这活儿有些头痛，不过，再头痛也得做。刑警想出了一个办法，从腾四海处取来该书原本，专案组成员两个一拨，一个读原本，一个核对抄件。专案组只有七人，书倒有八册，便向分局秘书股临时借来一名干事，八个人分四拨，每拨负责核对两册。

这桩活儿干完，已是4月30日凌晨一点多。疲惫困倦自不待言，问题是依旧什么线索也没发现，倒是发现了三十多个错别字，都给勾出来了，等于是替丁老爷子做了一回校对。

4月30日上午，专案组继续分析案情，李成道要求大伙儿打开思路，凡是客观上有可能存在的情况都可以去想，畅所欲言。众人七嘴八舌议了一阵，终于有人说到了一种事后被证明于破案确有价值的可能。

这位同志是市局刑警景浩天，二十三岁，原是十八兵团敌工部干事，进军大西南时被抽调出来接管旧警察系统。他是一名新刑警，于刑侦工作还不是很熟悉，不过小伙子智商情商都很高，又是高中毕业生，抓紧时间阅读了大量资料，虚心向包括留用人员在内的老刑警学习，进步很快。现在，他从绑匪给丁家的那两封信中发现了疑点——两封信中都提到了“装箱”，那么，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可能，案犯在乎的并非《少林拳术要义》，而是装抄本的箱子？

大伙儿一听，都觉得这个观点很新鲜，此前谁也没注意到。如果这个猜测符合事实，那么，案犯要求丁家把抄本装在什么样的一口箱子里呢？两封信中都没有提到这一点。通常说来，像丁家这样中等收入的人家，箱子肯定不止一口，还不包括准备作为废品卖掉或者直接扔掉的纸板箱之类。丁家赎票时使用的就是一口纸板箱。对于案犯来说，他们既然有智商策划这种案子，当然不会忘记提醒对方要把抄本装在哪口箱子里。可是，案犯却没有提及。这当然不是犯了疏忽，而是出于想当然。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抄本如果放在箱子里，那就肯定会使用他们想得到的那口箱子。因此，他们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提醒丁老爷子。

那么，这口箱子是属于丁雪杉、皮艳娴夫妇的呢，还是属于丁康达老两口的？应该是后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封赎票信中点明，这信就是要交给丁康达的，而且，绑匪要的抄本也放在丁康达那里。而案犯前两次又是化装电工登门企图抢劫，又是雨夜掘墙洞准备行窃，为的就是那口箱子。在案犯看来，那口箱子可能跟《少林拳术要义》这部手抄本有着密切关系。至于这关系是什么，恐怕只有丁老爷子自己说得清楚了。

专案组决定跟丁康达谈谈，不过，在谈之前，他们先把丁雪杉赎票时用来装抄本的纸板箱检查了一番，并无甚发现，只是一口普通的纸板箱而已。

跟丁康达谈下来，终于有了收获——刑警一说抄本与箱子的关系，老爷子顿时一个激灵，口中喃喃自语，难道绑匪看中的是那口绿皮箱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丁老爷子回忆，抗战爆发次年（1938年）元月下旬的一个寒冷日子，离春节还有几天。下午，“六顺典当行”正准备关门打烊的时候，来了当天的最后一笔生意。那是一个左额头有一条三寸余长紫色刀疤的四十来岁的车轴汉子，提着一口绿色皮箱，往柜台上一放，一按箱侧的机括，箱盖弹开，里面有七八个油布小包，一一打开，竟是人参、麝香、羚羊角、犀牛角、虫草、石斛、珍珠粉等名贵中药，说因有急用，前来典当，当期六个月。

接待来人的朝奉老沈脸有难色。典当行有规矩，中药材一般是不收的，一是典当朝奉不具备鉴定真假的条件，二是不知这药材是哪年的货，典期长的弄不好生虫发霉，到时候人家来赎当，容易发生争执。老沈正要回掉这笔生意，老板俞丕芝闻讯从后堂踱出来了。俞老板这时已经六十多岁，一双眼睛犹自透着生意人的精明，先是看了看药材，又上下打量那车轴汉子：“先生可能不知道，典当行是不收中药材的。”

车轴汉子大声道：“我行走江湖多年，岂会不知典当规矩？典当通常不收中药材，但这并非行业铁律，适当时候是可以变通的。”

俞老板其实是想做这笔生意的，他从业多年，于中药材虽然不及中药店铺的老药工那样精通，但其鉴定水平相比一个中等药工并不差，这在当时成都典当行业中尽人皆知，没准儿眼前这车轴汉子就是慕名而来。俞老板口出此言，其实只是想压压价：“您想典多少钱钞？”

“两千元。”

“最多只能一千三百元，月息七厘，借期半年，利息五百二十元，届时携一千八百二十元来赎当。”

“这……太少了。”

“典当行收中药材风险很大，只能这个价了。”

对方稍一迟疑，还是点了头：“行！我把这口箱子一并留在贵号，须在当票上注明，我半年内必来赎当，届时连同原箱一并交还。听着，箱子不作价钱，不受当期限制，万一过了当期我还没来赎当，药材任凭处置，箱子必须给原主留着。”

“可以。给他过秤。”

于是，这笔生意就成交了。车轴汉子拿着钱和当票匆匆离开后，刚开出当票的账房先生丁康达低声对俞老板说这笔生意只怕不妥，他怀疑这箱药材可能是哪里鼓捣来的赃物。俞老板其实心知肚明，但这笔生意利润很高，他不想放弃。

旧时的典当行虽然向官府承诺不收贼赃，但那是有“自由裁量”余地的。上门典当的主顾谁都不会脸上写着“我是匪盗”字样，也不会声称“此是贼赃”，至于典当行方面看出端倪后是否向官府举报，那就要看老板的觉悟了。不过，由于有利可图，再说举报贼人有遭报复的风险，所以几乎所有典当行都恪守一项原则，只要不是官府明文关照的可疑货物，不管什么主顾上门典当，都一视同仁，一律成交。当然，如果在赎期内官府行文布控了，那就得交出收下的典物，待官府调查处置，确是赃物的没收，典当付出的钱钞自然不可能收回，典当行得自己承担损失——官府不追究老板的法律责任已经算是便宜的了。

这次俞老板之所以敢收当，是因为他在检查药材时发现羚羊角、犀牛角上都有“金陵保和堂”的印痕。南京已于去年12月中旬沦陷，即便这批药材来路不正，也不可能惊动官府实施布控，收下这批货料想无事。至于车轴汉子是否会来赎当，那则在两可之间。来赎，典当行会赚取不菲的利息;不赎，那就是绝当，把这批货转售给中药材批发行，其利润就更为丰厚了。

半年当期很快就过去了。俞老板对这批名贵药材非常感兴趣，把绝当时间扣得很准，到1938年7月下旬，半年期限的午夜一过，立刻着手处理这批已经属于“六顺典当行”的中药材。事先，他已联系好了一家有合作关系的中药材批发行，于是连夜出马，带着账房丁先生和三个身强力壮的伙计前往，于深更半夜完成了这笔交易，其操作模式跟转移赃物似有一比。当然，在典当行业，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对方如若次日一早来赎当，典当行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期已过，已经处理掉了;如若留在典当行里，一旦发生纠纷，警察出面调解时一般会倾向于原主，而俞老板这样做，就等于断了原主的念想。

不过，俞老板还是留了一个心眼，把货送到批发行，当场验收交割后，又把那口绿皮箱拿了回来。当票上写明，皮箱不在作价抵典物品之内，不存在半年期限，对方随时可以来取。皮箱带回后，俞老板让账房先生丁康达保管。丁康达把箱子置于存放账本的大立橱里，过了两年，仍没见那车轴汉子登门来要。正好平时用来存放营业账本的那口破箱子坏得实在不能使用了，遂以这口绿皮箱代替。如此使用了一段时间，就遇上了导致“六顺典当行”遭受灭顶之灾的那次走水。巧的是，因临近过年，丁康达要把账目结算清楚，那天把绿皮箱携回家去连夜加班算账，箱子才得以保存下来。典当行破产后，那口箱子就留在丁家，一直存放到现在。

专案组马上对绿皮箱进行了检查。这是一口由英国纽格兰公司出品的ALⅢ型旅行箱，属于该公司中高档次的产品，长二尺、宽一尺半、厚度四寸半，箱体表面以墨绿色牛皮制作，缝着两根加固皮条;内衬是浅紫色加厚真丝，箱盖里有一个内兜。刑警摸捏遍皮箱内外各个部位，没有发现异样，又把皮箱送往医院放射科进行X光透视，也未发现夹藏物品。专案组长李成道遂拍板对箱子进行破解检查。

5月1日，刑警联系了一个曾经营皮箱作坊的五十多岁的老工匠，请他把皮箱破解开，检查后再照原样缝上。老工匠在七双眼睛的齐齐注视之下开始操作，皮箱的衬里被拆开，包括拎襻以及加固箱体的皮条也一并拆下，却并无什么发现。

一干刑警大失所望。如此，只好另外再想法子了。

五、嫌疑人落网

5月2日，专案组继续开会分析案情。绿皮箱内并未藏匿什么东西，难道之前的猜测是错误的？这个，刑警不敢认同。他们已经仔细询问过丁康达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儿媳，得知丁家适宜于拎着出行的箱子就这一口，其余的都是木箱，体积甚大，一部《少林拳术要义》抄本放在里面，空空荡荡很不合适，而且一个人也不好搬运，根本不可能被案犯指定为盛装抄本的容器。因此，还是应该聚焦于那口最适合盛装抄本的绿皮箱。绿皮箱本身没有检查出什么可疑迹象，并不等于这口箱子肯定跟案子无关。

专案组决定继续盯着绿皮箱追查，这就需要了解一个问题，即劫匪是如何得知丁家有这么一口皮箱的。刑警划出了三种情况——

其一，当年“六顺典当行”的朝奉、伙计应该知晓有这么一口皮箱;其二，“六顺公寓”以及周围邻居也知道，因为每年盛夏时，丁张氏都要把皮箱拿到院子里晒霉;其三，丁老爷子完成《少林拳术要义》的誊抄后，曾把抄本装在该箱子内拎往武馆想交给表弟，却因武馆即将搬迁又拿了回来，因此，武馆里的拳师、伙计以及当时在场的学员也应该知晓。

这三种情况中，哪一种最有可能跟案情有关呢？由于箱子跟抄本之间的联系，刑警认为很有可能就是丁康达把《少林拳术要义》抄本送往武馆时留下了隐患。

于是，专案组长李成道亲自出马，带了两个刑警前往武馆拜访腾四海，要求了解当初丁康达把抄本送往武馆时，有哪些人在场。

腾四海回忆，那天上午，他在武馆院子里喝茶，一边喝一边看两个拳师指导学员习练拳术。作为馆主，他通常是不必亲自下场指导的，都由手下的拳师负责教授，只有在学员中发现了好苗子的时候才会亲自指点，不过那是开小灶，在内院悄悄进行的。看到丁康达拎着皮箱登门，腾四海招呼伙计添杯，请丁康达坐下喝茶抽烟。丁康达把抄本从箱子里取出来，放在桌上。腾四海一边浏览一边赞口不绝。

这时，学员练完了一套动作，拳师让他们休息片刻。腾四海遂招手让他们过来，指着桌上的那套抄本说：“看见了吗，这是一套八册武术图书——《少林拳术要义》，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功夫。我要说的是，我的这位表兄，已经年过六旬，花了整整十四个月的时间，把这套图书从头至尾一字不漏用毛笔誊抄了一遍。这件事，让我做，只怕做不到;让你们做，只怕眼下也无一人能够做到。可是，丁先生做到了。他凭的是什么？一是兴趣，二是毅力，三是勤奋。我们习练武术也是这样，只要有这三点，尽管不一定都能成为武林名家，但肯定可以达到一个拳师的水平。我说这些话，是希望大伙儿好自为之，刻苦练功，不要辜负了大好时光。

那么，那天在场的有哪些人呢？腾四海唤来那两个拳师，可是，由于时间隔得有些久远，况且武馆学员频繁变动，三人扳着指头说来说去也没有统一意见。腾四海忽然一拍脑门，说请周先生来，他有账本，上面都记着的。

周先生是个瘦小老头儿，是腾四海的姐夫，原是米行账房先生，退休回家后歇不下，就到武馆做了账房。他对工作很是认真，开创了武馆自腾四海以下人人都须有出勤记录的先河。腾四海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是多此一举，不料今日倒为刑警调查案子提供了便利。

周先生翻了出勤登记，报出了那天在场习武的七名学员的姓名，另外还有腾四海和两个拳师老刘、老吴以及伙计马三。这些人中，有四个学员已经离开武馆，但都住在成都市区，留了地址。刑警一一记下后，对尚在武馆的几个人分别作了询问，他们都说没有跟别人聊起过丁老爷子来访之事，至于这几位自己，这些日子一直没有离开过武馆，也没有人来进行过私访，互相之间可以作证。

接着，专案组刑警又分别走访了已经离开武馆的那四名学员，了解下来，几位都是规矩人，也没有乱七八糟的狐朋狗友。这样，原本抱有很大指望的武馆这边的线索就落空了。

次日，专案组全体出动，再次前往“六顺公寓”，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分头走访公寓住户及周围邻居，依然未能获得任何线索。一干刑警回到分局驻地，闷闷不乐地吃过简单的晚饭，组长也没宣布继续开会，大伙儿却自发地聚在临时办公室外面的葡萄架下聊起了案子。

一番议论后，大家认为根据抄本与皮箱的关系来推理，线索似乎不大会跟“六顺公寓”以及周围邻居搭界，他们虽然知晓丁老爷子有那么一口皮箱，但白天的走访表明，他们之中谁也不知道丁康达誊抄了《少林拳术要义》这部书。所以，线索还是应该在武馆那边。这天晚上，大家讨论到将近午夜，但始终没有找到如何走下一步棋的有效思路。

5月4日，专案组全组再次前往武馆。一干刑警从大门鱼贯而入，可能由于神情冷峻，使正在练武的学员吃惊不小，连两个拳师老刘、老吴也不住地盯着他们看。这时，腾四海从演武厅里大步迎出来，一边跟专案组长握手一边说：“呵呵，你们过来了，倒也省得我特地跑一趟分局了。”

李成道不由得眉峰一耸，暗忖听老腾这语气，事情似乎有转机嘛！便朝属下丢了个眼色，示意他们止步，自己随腾四海进了演武厅。腾四海要告诉专案组长的事儿确实跟破案有关——

前面说过，刑警曾走访过四个已经离开武馆的学员，并未获得什么线索。不料，昨晚九点多，四学员之一贾天祥忽然来到武馆，叩门叫醒了夜间睡在门房的伙计马三，说有要事求见先生（贾天祥的武术底子不错，是上一期学员中唯一被腾四海收为入室弟子的，故其对腾四海有此称谓）。腾四海的规矩很大，习惯早睡早起，一旦躺下，则最讨厌被人吵醒。因此，马三不大愿意通报。贾天祥不敢硬闯，却也不肯离去。正僵持时，账房周先生从外面访客回来，贾天祥连忙上前行礼，把周先生扯到一旁悄悄说了几句话。周先生听了，便对马三说：“放他进去，我去唤醒当家的。你别担心，有啥事儿由我担待就是了。”

贾天祥的岁数比武馆其他学员都大。他是1919年出生的，这时已经三十一岁了。早在十五岁时他就拜师学艺，练过南拳、通臂拳、八卦掌等，喜欢跟人交手，胜多负少，因此自以为已经练得不错了。一天，他和几个朋友去杜甫草堂游玩，正好有人在那里打拳，在友人再三怂恿下，他也下场打了一套南拳，大获掌声。正得意时，听见有人嘀咕说“好看不中用”。

说这话的人正是腾四海。那天他也正好陪同外埠来访的朋友游草堂，恰恰撞见贾天祥打拳。贾天祥这下不依了，他不认识腾四海，当下就要跟人家“搭搭手”。腾四海推辞不过，只好和他比试。结果可想而知，比试了三次，贾天祥都是沾手就飞出去。这下，贾天祥方才知道什么叫武术。待到围观者中有人认出腾四海，他赶紧下跪磕头，定要拜师，腾四海让他去武馆报名。于是，他就成了武馆的一名学员。一个月后，又被腾四海收为入室弟子。

那么，贾天祥夜闯武馆，究竟有何要事呢？原来，白天他以“没有印象”回掉上门调查的刑警后，吃晚饭时有了闲空，一边喝酒一边回忆刑警向他了解的那件事儿。想了一会儿，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早已被屏蔽了的印象——

丁康达把那套《少林拳术要义》抄本送到武馆之事发生大约一周后，从灌县来了一个姓宋名今云的朋友，贾天祥款待对方喝酒，有点儿喝高了，话很多，事后却记不清聊了些什么。宋今云以前和贾天祥一起练过拳，被贾称为师兄。喝酒时难免聊到武术，是否聊到了丁康达把《少林拳术要义》抄本装在一口绿皮箱里送到武馆，引发了腾四海对弟子们的一通教诲，那就不好说了。

想到这里，贾天祥有些胆怯，寻思如果宋今云果真犯事儿，回头被捕后供出那一节，警察会不会说我包庇？想来想去吃不准，捱到九点，实在憋不住，决定连夜去武馆向师父请教。腾四海给出的意见是，这事应该告诉刑警。他安慰贾天祥不必惊慌，自己这几天经常和刑警打交道，可以去公安局走一趟，先把情况说一说，如果刑警觉得这是条线索，他们自会去找贾天祥的。

李成道听了腾四海的这番陈述，决定立刻派人奔灌县调查宋今云的情况。灌县距成都百余里地，腾四海很热心，估计专案组不一定弄得到交通工具，为抢时间，就动用其关系跟驻蓉部队借了一辆中吉普，载了张凡、宋显逊、斯遇春三刑警前往。

那三位到了灌县，通过县公安局了解下来，确实有宋今云其人，三十五岁，无业，四处游荡，没有人知晓其到底在干什么营生。进一步了解，终于从平时跟宋经常打交道的鲁某口中打听到，宋今云目前居住于成都蜀营街。刑警张凡心细，向鲁某打听宋今云的模样，听说那主儿左侧嘴角有一道寸余长的伤疤，不禁一阵惊喜：这人就是4月21日下午前往“六顺公寓”作案未遂的冒牌电工之一！

当天傍晚，宋今云被捕，和宋一起被捕的还有一个名叫尤龙的男子。

六、“复仇堂”始末

专案组连夜对两个嫌疑人进行讯问，宋今云、尤龙对4月21日、4月23日、4月27日分别进行抢劫（未遂）、盗窃（未遂）和绑架的事实供认不讳，交代其作案目的确实是想获取丁家的那口绿皮箱。

那么，这口绿皮箱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要说清绿皮箱的隐秘，先得简介一下尤龙的身份。三十八岁的尤龙系灌县人氏，出身中小地主家庭。其父继承祖业，本来日子过得还不错，后因抽鸦片破产。那年尤龙不过十五岁，正上初二，家里的产业全部抵押出去，他无法继续学业，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就去入伍参加了军阀杨森的部队。

三年后，尤龙被提拔为班长。在受上峰派遣带着一班士兵协助驻地涪陵警察局缉拿一伙盗墓贼时，他监守自盗，私吞了价值上万元的珠宝。不久，尤龙开小差逃回老家，准备变卖珠宝重置产业，东山再起。其时，尤龙的父母均已身亡，两个兄长分别去了重庆、武汉谋生，失去了联系。尤龙在家乡无依无靠，加上年轻缺乏历练，上了一个名叫聂奎耀的当地恶棍的当，被骗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珠宝。这还不算完，聂奎耀利用跟尤龙喝酒的机会，套出了其私掠珠宝的秘密，要求平分赃物遭拒，聂便向警察局举报。尤龙只得亡命他乡。

四处流浪期间，尤龙时时想着找聂奎耀复仇。他无意间得知江湖上有个名唤“复仇堂”的组织，专门帮人报私仇，就萌生了投奔的念头。

“复仇堂”由重庆人任逸冠创办。任逸冠是前清秀才，据说很有才学，如果不是清末废除了科举考试，他有可能举人、进士一路上去，最后做个封疆大吏也难说。可是，1906年清廷废除了科举，他的学问就失去了价值，好在家中还有些积蓄，就在朝天门码头附近开了一家旅店。旅店开到第十个年头，一个秋日的雨夜，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旅客。这个名叫亚岱尔的洋人的到来，改变了任逸冠的生活轨迹。

亚岱尔是个被淞沪护军使署通缉的逃犯，其名其罪已经上了报纸。此人是英国国籍，早年因犯罪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后伺机脱逃，先去印度，又到香港，最后，冒充传教士去了上海。他不敢去租界混，就在南市华界待了下来。不久，他忽悠沪上某富家子弟出资赞助他创办了一个新派教门，名唤“循礼教”。

要说亚岱尔的忽悠本领，那还真不是一般的出色，短短数年间，竟然就有了数百信徒，不但捐钱献物，甚至有把房产相赠的。亚岱尔诈人钱财，还诱骗妇女。据《申报》披露，“该洋恶棍诈取钱财金额至少数十万，奸人妻女不下百名”。终于，“循礼教”引起了华界警方的注意，淞沪警察厅对亚岱尔进行侦查，初步掌握了其罪行，但因其英国国籍，不敢轻举妄动，遂向淞沪护军使署递交书面报告请示缉拿事宜。不料，就是这公文一来一回的工夫，竟被亚岱尔察觉了风声，当即连夜逃遁。这一逃，就逃到了重庆。当然，亚岱尔不曾料到，这趟重庆之行是一条不归路，他的性命竟会断送在一个前清秀才手里。

亚岱尔仓惶出逃时，只来得及将其骗得的部分金银珠宝装在一口绿皮箱里带走。当时的四川还未设省长，一省长官称为“巡按使”，名义上隶属中央政府，实际上基本处于1911年以来的半独立状态。在亚岱尔看来，他逃到了重庆，上海那边是拿他没办法的。到达重庆的那天傍晚，大雨滂沱，雨伞根本不管用，亚岱尔在朝天门码头一上岸，转眼就淋成了落汤鸡。码头上有不少旅店的揽客伙计，狼狈中，他也来不及选择，接过第一个迎上来的伙计递给他的雨衣，上了一乘滑竿就走。

滑竿把他抬到了距朝天门码头一里地的“逸冠旅社”。老板任逸冠见来了个洋主顾，自是热情款待。亚岱尔洗了澡，吃了一餐酒饭，回到客房喝茶。按说他是个老江湖，还不是一般的老，不但闯荡英国全境，还飘洋过海到过澳大利亚、印度、香港，又从香港到上海，在上海待了十年，这种经历早应该教会他恪守“财不露白”的准则。可那天不知是怎么了，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他竟然想起要清点一下那口绿皮箱里的金银珠宝。

江湖上“缝隙有目，隔墙有耳”是常有的情形，亚岱尔是拴上了房门，却没留意到房门是有缝隙的。而此时，旅馆老板任秀才饭后无事，正捧着个白铜水烟筒溜达过来，想跟这个会说一口中国话的洋旅客聊聊天。走到门外，见房门关着，门缝里透着灯光，寻思这洋人不知在里面鼓捣些什么，不觉起了好奇心，遂蹑足凑过去，贴着门缝往里一看，暗自吃惊：乖乖，一箱子金银珠宝啊！

任逸冠立刻回了后院自己的房间。这一晚上，注定是个难眠之夜。任逸冠寻思，这洋人的财宝显然来路不正，甚至连其身份都可疑。要说是入川来做生意的吧，洋人做生意一般不会随身带很多钱钞，多是通过银行汇款以保安全，即便要带，那也是金条、银洋。可是，眼前这主儿带的却是黄金首饰、珍珠宝石，哪有出门做生意带这类财物的？跟人谈成了交易怎么付款？这样想着，任逸冠就断定亚岱尔不是个善主儿。跟着，一个念头立刻闪现：不义之财，取之无妨。

怎么取？看来只有杀人劫财了。任逸冠此前一直是个良民，从未触犯过刑律，这时不知怎么从心底倏地升起了一股杀气。出任“复仇堂”首任堂主后，偶尔和亲信谈起往事，他说自己当初之所以动杀机，既是取其不义之财，又是为民除害。这话使人听着有点儿糊涂——怎么扯到为民除害上去了？任逸冠却自有说法——洋人在中国持不义之财者就是歹主儿。

就这样，任逸冠以给亚岱尔添茶水为幌子下了毒，半夜，亚岱尔毒发身亡。次日，任老板向警察局报告，警局派来一名巡警，任老板给塞了点儿钱，填了份“急病身亡”的单子，就了结了此事。

一年后，任逸冠用这笔不义之财作为经费创办了“复仇堂”。据他说，是因为开旅馆期间，跟众多遭到迫害而无处伸冤的人接触多了，便有了助人伸张正义的想法。“复仇堂”的堂规跟江湖上其他黑道帮会有所不同：凡是蒙受不白之冤又无法伸冤者，经堂会成员两人以上引荐，申明一应情况后，由堂主派人前往调查，查明情况属实，即由堂内拨款收买江湖杀手将仇主干掉。事后，经由“复仇堂”为其报仇的人自动成为堂会成员。

“复仇堂”成员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每年须向堂会交纳堂费，多少没有规定，量力而为;贫穷无钱可交的，则在堂会有事时接受派遣执行使命。这种“事”，都跟堂会帮人复仇有关，或打听消息，或协助杀手执行暗杀，执行使命时的全部开支由堂会拨给。“复仇堂”的堂规中对泄密惩治甚严，只要发现，必杀全家。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其成员手上都有人命（凡入会者，都是堂里帮其复了仇的），为堂会保密也等于是替自己保密。堂会是秘密组织，不设档案，成员之间单线联系，没有人知道“复仇堂”一共暗杀了多少人。

然后就要说到亚岱尔的那口绿皮箱了。任逸冠毒杀亚岱尔，劫得那箱金银珠宝后，自信该案作得天衣无缝，未把皮箱处理掉。创办“复仇堂”时，他突发奇想，宣布这口皮箱是堂主的标志，不论何人持有该箱，即是堂主或者代表堂主行使权力之人。因此，这口皮箱一直被很好地保存着。任逸冠创办“复仇堂”后的第六个年头，患气鼓胀症（此为中医说法，即肝病引发的肝腹水）而殁。临终前，任逸冠指定堂会成员万县人厉有威继承堂主。

厉有威的父亲以前做过土匪，后来金盆洗手置地开店，成为一方富翁。但因为以前欠下的“债务”太多，江湖上有人对他念念不忘。终于，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仇家找上门来，将其全家灭门，还放了一把火，把一座大宅院烧为一片白地。厉有威身中三刀一枪，竟然没死，成为这场轰动川东的血案中唯一的幸存者，不过一条腿却瘸了，留下终身残疾。

辗转三年，厉有威才获得跟“复仇堂”沟通的机会，得以申诉情况，请求相助。据说，任逸冠对是否帮其出手考虑良久。毕竟厉父是土匪出身，以前作恶多端，此番遭灭门之祸，也算是因果报应。不过，话说回来，其金盆洗手也是符合江湖规矩的。最终，任逸冠同意有条件复仇，只杀了策划组织灭门血案的两个为首头目，其余不问。他让厉有威发下毒誓，报仇到此为止，永远不再对其他仇家下手。

厉有威继承“复仇堂”香火后，并未继续遵守任逸冠制定的堂规。他奉行自己的一套路线，把“复仇堂”变成了一个付钱就干活儿的暗杀公司。为防止泄密，他停止了原先那种为人复仇后即将其吸收为堂会正式成员的做法，搞一锤子买卖。担心作案多了容易出事，他又规定一年作案不得超过十二起。

以前，任逸冠把堂口设在重庆朝天门他经营的旅馆，一边做生意一边从事秘密复仇活动。厉有威接手后，关了旅馆，离开重庆，在川东、川西多地轮番落脚，滥用堂款，吃喝赌嫖。厉有威的这种做法，固然对于防范官府和仇家有一定作用，但其做派为堂会内部成员所不齿。后来终于发生火并，厉有威一命呜呼，由自贡人杜白手当了第三任堂主。

按照规矩，杜白手能够成为堂会成员，当然也少不了为己报仇这一关。不过，这人的情况有些特殊。他原本就是职业杀手，公开职业是在自贡城隍庙前摆地摊卖中药材，有了活儿，就以采药为名失踪一段时间，杀了人再回来摆摊头。他跟“复仇堂”的关系可以追溯到首任堂主任逸冠。早在任逸冠时代，他就已开始受雇替“复仇堂”杀人了，最远一趟差使曾跑过南京。

这种老关系，到了厉有威掌管堂口的时候，自然要延续下去。不过，杜白手跟厉一打交道，就觉得这人不牢靠。他着眼的不是对方的人品性格，而是面相，认为厉堂主“容颜阴鸷，晦气重重”，当时就不想再跟“复仇堂”合作了。但捱不过面子，同时也考虑到，如果弄得不愉快，对方来一招“暗报”，只怕自己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还是接了两单活儿，然后放出风声说自己“身患痼疾”，还特地去了趟青城山，在道观住了一个多月。

事情就出在杜白手外出期间，他的女儿竟然遭到当地一个警察头目的强奸。那主儿是新来自贡的，不知道杜白手在当地武术界的名气，待到事情发生后方才清楚，寻思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利用职权把杜白手解决掉算了。杜白手还不知道发生了这等重大变故，刚一进城就被盯上了，回家后一杯茶还没喝完，即被警察拿下。

进了看守所，杜白手才从其他犯人口中知道事情的原委。于是，当晚越狱。他不敢再待在自贡，遂径奔成都向“复仇堂”求助。厉有威接下了这单活儿。杜白手是逃犯，两手空空，吃饭住宿还得由堂会解决，自然拿不出酬金。不过这没关系，可以以工代酬。就这样，“复仇堂”派人干掉了那个警察头目，而杜白手就成了堂会的专职杀手。厉有威当时非常高兴，却没料到后来策划干掉自己取而代之的恰恰是这个杜白手。

杜白手当了堂主后，基本不接活儿，即便接活儿，也是自己亲自出马。他恢复了任逸冠制定的那套堂规，凡是由堂会为其报仇的对象，自然成为堂内成员。不过，由于接活儿少，直到1938年杜白手失踪，“复仇堂”也就不过增加了五六个新成员。

杜白手的堂口长驻成都，那是一家专向寺庙提供香烛的店铺，只搞批发，不设零售。十二年前，即1938年，这家香烛铺突然关门歇业，杜白手从此不知去向。杜白手的香烛铺有两个师傅（并非堂会成员），还有一个伙计，就是在厉有威执掌“复仇堂”时加入该组织的尤龙。

一天，杜白手说要出趟远门，去哪里没说，也没说离开多少日子，尤龙猜测是去干堂会内部的什么事情了，因为他带走了那口平时很少动用的绿皮箱。七天后，杜白手回来了，使尤龙感到惊奇的是，那口皮箱并没有带回来。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更加吃惊，杜白手拿出两百枚银洋，给两个制作香烛的师傅每人一百，说我这里要关门歇业了，薪金月初已经发了，这是发给你们的遣散费。把香烛师傅打发走，杜白手又拿出一百枚银洋给尤龙，说你也不用跟我了，这是给你的遣散金，你回灌县去吧。

于是，尤龙就回到了灌县，当了一名厨师。从此，他再也没见过杜白手，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讯问到这里，刑警景浩天心里一动，突然截住尤龙的话头，问杜白手的年龄、体态、容貌特征。尤龙一说，其他几个刑警也马上会意：这个杜白手，不正是十二年前那个拎着一皮箱名贵中药前往“六顺典当行”的车轴汉子嘛！

尤龙继续往下交代，果然说到了“六顺典当行”。好友宋今云曾跟他聊起一件事，有一次宋今云去拜访成都的朋友贾天祥，贾天祥无意中提到腾四海请表兄丁老爷子誊抄《少林拳术要义》。两人当时雨夜喝酒，闲得无聊，话越扯越多，扯来扯去就扯出了那口绿皮箱。尤龙听着一惊，当时也是酒喝得有点儿高了，口无遮拦，顺口讲起了“复仇堂”与绿皮箱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推断，莫非杜白手已经去世，把堂主位置留给了那个丁老爷子？便拜托宋今云去打听那口皮箱是怎么落到丁康达手里的。

宋今云是个很会办事的家伙，江湖经验也丰富。一番盘算后，他去了“六顺公寓”附近的一家茶馆，也就只去了一次，喝了一壶茶，就从茶客那里打听到，丁康达原是“六顺典当行”的账房先生，后来典当行破产，他只拿到了一个半新不旧的绿皮箱作为遣散金。

听宋今云这么一说，尤龙寻思，如此看来，当年杜白手关掉香烛店可能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一种退出江湖的表示。但杜白手不敢宣布解散“复仇堂”，否则，江湖上一旦得知这个消息，必定有人找杜白手以及其他堂会骨干分子寻仇。因此，杜白手也不敢把堂主信物——绿皮箱随意处理掉，担心引起堂会内部争夺权力。杜白手很聪明，最后的选择是把绿皮箱寄存到当铺，以便日后万一堂会成员找到他时有个交代。

尤龙跟宋今云这么一分析，宋今云顿起邪念：何不设法把那口皮箱弄到手里，拎着它在江湖上晃荡一阵，必定有堂会成员前来晋见巴结，殷勤接待自不待言，应该还会有金银钱钞奉上——他们已经有十二年没交纳堂费了。

宋今云把这个主意跟尤龙一说，尤龙深以为然，两人便开始密谋策划如何获取绿皮箱，继而就有了抢劫、盗窃未遂案和绑架丁胜利的案子。至于绑架成功后又把人质送回去，那是宋今云的主意，他说这事只怕已经惊动公安局了，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还是再想其他法子搞那口箱子吧。

七、案中有案

案子侦查到这里，案犯已经落网，案情已经清楚，按说可以结案了。5月6日，专案组长李成道指定刑警张凡、斯遇春负责起草结案报告，案犯移送预审部门。那时候治安形势比较严峻，而警力拮据，其他刑警各自回归原单位，立刻就被领导分派了新的任务。虽然案子还没审结，专案组名义上还存在，但实际上等同于解散了。

大家都没想到，这个案子还没完——被捕的案犯隐瞒了部分案情。这一秘密，是被负责起草结案报告的刑警张凡、斯遇春发现的。

张凡是北方人，初中毕业后在家乡一家米行当账房先生的助手，负责司磅、发签、记账。小伙子天生好动，又练过拳术，闲着没事，就去库房相帮伙计搬弄米包，时间稍长，力气倍增。这样折腾了三年，家乡解放了，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路过县城，招兵买马，张凡参加了一次群众大会，热血沸腾，当场报名。在部队里，像他这样的青年已经算得上“文武双全”，又是劳动人民阶层，属于根正苗红一类，就被分派到兵团政治部下面的保卫部做了一名干事。十八兵团进军大西南解放成都，组织上安排张凡到地方公安局工作，从此，他就成了市局的一名刑警。

小伙子好学习，工作时只要有机会就向老刑警虚心求教，业余空闲时反复研读军管会公安部印发的《社情资料》。这是一套五本的油印资料，由成都中共地下党在解放前数月开始收集整理，内容涉及当时四川各地的社情、民情，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的情况，以及曾经活跃在四川省、西康省乃至西南地区所有会道门组织的内部情况、活动方式、经费来源等。成都市公安局刑警队共有三套这样的资料，其中一套由张凡保管，有时间他就拿来翻翻。将近半年折腾下来，新书已经变成了旧书，纸张边沿都卷起来了。还别说，这些时间还真没白花，这一点，很快就要被事实所证明。

可以说，张凡算得上当时成都市公安系统中对《社情资料》研读得最透彻的民警之一，如果那时也搞什么“社情知识竞赛”之类的活动，他准定可以进入前三名。尤其是对资料中江湖帮会这一块儿，更是可以做到一应情况信手拈来，甚至对各个帮会组织头目的性格、执掌堂务会务的套路都了如指掌。现在，他既然负责起草结案报告，自然要对整个儿案情进行系统的回顾，这一回顾不要紧，他立刻就发现了令人不解之处——

尤龙是做过“复仇堂”末任堂主随从的主儿，难道不知道凭他的道行是根本冒充不了“复仇堂”第四任堂主的？那可真应了江湖上经常使用的套话——“小子何德何能”了。至于另一个叫宋今云的主儿，连袍哥是怎么回事都闹不清楚，对江湖秘密组织“复仇堂”自然更是陌生了。可以想象，如果这两个宝货带着那口绿皮箱招摇过市又恰恰让原“复仇堂”成员看到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幕。因此，张凡认为这件事似乎不可信。若说是宋今云一个人导演，那倒还情有可原，可尤龙不但参与其中，还招供说他和宋今云确实是想拿着绿皮箱冒充堂主招摇撞骗，那就匪夷所思了。

张凡把自己的怀疑跟斯遇春说了。斯遇春是分局的留用刑警，也是专案组唯一的留用成员。以留用旧警察的身份参与专案侦查，由此可见，这人肯定在刑事侦查方面有一套。后来知道，其实斯遇春对这个案子获得眼下这么一个结果也是有想法的。他对成都的社情太熟悉了，如果作案人不是尤龙，而是“复仇堂”的某个普通成员，还勉强可以相信，但这人是堂主贴身随从，那就显得玄了。只是他不敢吐露自己的想法。论排名，他肯定是排在专案组七名成员末位的，还有着旧警察的帽子，哪敢跟大伙儿唱反调？现在张凡一说，他一面佩服这个北方小伙儿敏锐的洞察力，一面还是小心翼翼，说话也模棱两可。

但张凡需要的是老刑警的指点，不是和稀泥，于是就换了一个角度向老刑警请教，会不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宋今云、尤龙串连起来图谋那口绿皮箱，确实是为了骗人钱财。但他们不打算自己出面，而是另外物色了一个模样、气质与堂主身份相符的角色冒充“复仇堂”的第四任堂主。

斯遇春想了想，没有回答，只是摇头。摇头就是否定，张凡于是盯着老刑警追问。斯遇春无法回避，只好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尤龙、宋今云确实是另请他人干这事的话，他们就不会以虚假口供骗专案组了，因为被他们物色的那个角色不过是个摆设而已，犯不上替那人扛一份罪责。可是，尤、宋两人却扛了，那就说明那个角色要比他们厉害，他们不敢供出此人，否则可能会遭到报复——包括对他们家属的报复。

张凡听着连连点头，说那咱们就去看守所提审，一定要让他们吐露真相，这个案子才算办得完整，才可以结案。当然，这样做需要得到领导的首肯，两人就去找专案组长李成道。

李成道虽然名义上还是这个专案组的组长，实际上却已经在指挥着另一个专案组侦查一起命案了，此时，他正在办公室里召集这个新专案组的成员开会呢。看到张凡在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他马上挥手：“去去去！起草结案报告是小事儿，先放一放也罢，我这边正卡壳呢。”忽见斯遇春在张凡后面跟着，他心里一动，寻思这个留用刑警一贯低调，这会儿肯出面来“打扰”，那看来确实有事儿，可能还不是小事。李成道走到门外，一边看表一边说：“最多只能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说吧！”

张凡只说了一分钟，李成道已经明白，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立刻点头：“言之有理！我支持你们继续往下追查，去吧！”

领导点头，这事就好办了。两人即刻去了看守所，先提审尤龙，一无所获。再让看守员把宋今云从监房开出来，说好由斯遇春出面主审。

旧时老刑警于讯问都有一套，这斯遇春当警察前跟着一个川剧草台班子跑了三年码头，对旧艺人的那套油嘴滑舌耳濡目染，此刻对付连刚出道都算不上的宋今云，自然不在话下。面对宋今云，他也不端架子，拿出香烟递过去，两人抽着烟天南海北胡磕牙瞎聊天，不知不觉中，就把话题引到了案子上。

之前，斯遇春已经作了铺垫，让宋今云知道所谓江湖义气在新社会肯定不牢靠。这会儿又扯到政策上，宋今云终于意识到两点：一是他今后不可能再和尤龙一起厮混了;二是虽然他们是一起犯的罪，但罪行可分大小，态度会有好坏，将来处理时政府肯定会有一个尺度的。如果他确实对政府有所隐瞒，那就要看是为自己隐瞒的呢，还是为他人比如尤龙隐瞒的，如果属于后者，是不是值得？

把火候调节到这当儿，斯遇春方才言归正传，问起了专案组需要弄清楚的那个问题：“如果你们搞到了那口绿皮箱，由谁主持以后的活动？”

宋今云吞吞吐吐：“尤龙说由我们两个人轮流出场冒充堂主……”

斯遇春说：“这就是态度不老实了，你们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凭你俩那副模样，即便有绿皮箱，冒充得了堂主吗？再给你一次机会，赶快老实交代，说清楚了肯定对你有好处！”

宋今云反复权衡，最终说出了真情。原本，他和尤龙确实是想把绿皮箱搞到手后由他们俩冒充“复仇堂”堂主的，甚至还商量过应该怎样冒充、去何地活动等细节。直到有一天，尤龙接待了一个被他唤为“表兄”的男子后，突然改口了，说他已经物色了一个最适宜冒充堂主的朋友，又说凭其本领和魄力，即便真的执掌“复仇堂”，也完全做得下来，甚至会比已经失踪的前任堂主杜白手做得更好。

“那是几时的事？”

“一个月前。”

“那人多大年龄？长得啥样子？”

“我没有见过，是听尤龙说的。”

一直在旁边埋头记录的张凡忽然插言：“那个表兄姓什么叫什么？”

“尤龙提起这人时，好像管他叫‘福润。”

“叫什么？”张凡一个激灵，“你再说一遍！”

“福润。”

张凡顿时激动起来，招呼看守先把人犯押到隔壁。宋今云刚出门，张凡就对斯遇春说：“这就对了！他俩后面果然藏着一条大鱼，就是那个叫‘福润的家伙。《社情资料》上有这人的情况，真名叫阮柏寿，别名、化名有十几二十个，其中一个就叫‘阮福润;那主儿是川东的水陆两栖惯匪，作恶多年，血债累累啊！”

这一说，斯遇春也想起来了：“对啊！阮柏寿是上了川东行署公安部通缉名单的，好像排名还比较靠前。”

接下来再提审尤龙，将其提出来时故意让他看见隔壁屋里待着的宋今云，进屋后，斯遇春递给他一张上面写着“福润”两字的白纸：“别的啥都不用说，就说说这主儿吧。”

尤龙意识到秘密已经泄露，倒也爽快：“我俩背后确实是阮福润这人，他以前跟堂主杜白手是好友，每年都要碰两三次面，我跟着杜堂主，自然也就认识了老阮。”

大约一个月前，4月9日那天，阮福润突然上门，这是成都解放后他第一次露面。他对尤龙说，他已经上了公安的通缉名单，去藏区躲了一阵，现在想回川东看看风头，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接着，他向尤龙打听是否有杜堂主的消息。尤龙说没有，但把那口绿皮箱的事跟他说了说。阮福润很兴奋，说这事由我来主持吧，你们两个是干不了的，只怕一露面就让人黑吃黑干掉了。

那天，阮福润在尤龙家待了大概一个小时就离开了，留他吃饭都不肯，临走时留下一些钱让尤龙作为活动经费。他没说几时再来，只是让尤龙尽快把皮箱弄到手。之后，尤龙把这事简单跟宋今云说了说，强调阮福润这人厉害，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川东地区小孩儿哭闹时，只要说一声“阮魔头来了”，立刻停止。此人报复心特别强，手段也了得，灭门的案子作过好几起。从此，宋今云脑海中就留下了这么个杀人魔头的印象，落网后，他担心家人安全，才隐瞒了这段情节。

张凡、斯遇春立刻向李成道汇报了上述情况。李成道说这事不小，阮柏寿是川东惯匪，上了川东行署公安部通缉名单的。那份名单上所列的人个个都是要犯，现在发现了阮犯的线索，那就赶紧向上级汇报，如何料理，等领导命令吧。

5月7日，成都市公安局局长下令，追缉惯匪阮柏寿的工作交由局协查办公室下辖的交办组负责，刑警张凡、斯遇春熟悉案情，暂调交办组协助追缉。交办组是市局的临时部门，专门负责协助外埠公安机关来成都追缉逃犯的同行执行使命，同时对掌握的重大逃犯在本地活动的情况进行调查，将其逮捕归案。

交办组副组长黄国城受命主持该案，张凡、斯遇春两人前往交办组报到时，他已经与三个组员在办公室等他们了。听张凡介绍了案情，黄国城说看来我们先得去灌县走一趟。按常理推测，阮犯不大可能藏匿在灌县，灌县县城太小，藏不下这个魔头;再说，他对尤龙说过要回川东一趟，十有八九早已离开灌县了。这倒也好，至少阮犯还不知道尤龙已经被捕的消息。我们这次去灌县，需要了解阮犯上月去那里时的情况，比如何时抵达、下榻何处，除了跟尤龙接触，是否还接触了其他什么人。掌握这些情况后，我们就可以作下一步行动的筹划了。阮犯对尤龙说过让等他的消息，那说明他还会去灌县，我们说不定可以来个守株待兔。

黄国城原是十八兵团某部侦察科长，追缉方面的经验颇为丰富，这也是领导把他安排到交办组工作的原因。当天下午，黄国城率队抵达灌县，一行人先去了县公安局，说明来意，县局派了两名侦查员协助他们开展工作。根据黄国城的安排，首先要调查城里、城外的旅馆、客栈，看4月9日前后是否有什么可疑对象登记入住。

当天，众刑警便把县城内外的五家旅馆、客栈都查摸了一遍，并未发现有符合阮柏寿特征的对象入住。晚上，大伙儿分析案情，当地侦查员提出一种可能：灌县县城内外有几座寺院、道观，那里有时也接待烧香观光的客人，有专供住宿的客房，明天可以去查摸一下，没准儿阮犯当初就下榻在其中的某一家呢。

次日，侦查员们分成两拨，以游客身份前往寺院、道观走访。中午在指定地点会合时，有一拨侦查员汇报说他们查到了一个情况。

他们去关帝庙访查时，县局侦查员跟庙祝熟识，了解下来，庙祝说清明节后第三天的傍晚，有一身材瘦小精悍的中年男子由县城北门街“和康杂货店”解老板介绍前来关帝庙借宿，说是从藏区去重庆，途经成都，因藏区尚未解放，没有办理路条、证明之类，不便入住旅馆，故想暂时住在关帝庙里。

关帝庙是没有和尚僧人的，由庙祝负责管理。杂货店老板解和康跟庙祝有协作关系——关帝庙每月都会积攒不少由香客供奉但来不及使用的香烛、灯油，均由解老板偷偷收购后重新出售。因此，解老板求庙祝帮忙，庙祝不能不买这份面子。尽管公安局有规定，寺院、道观等容留香客、居士、游方同道都须查验证明，但此刻有解老板担保，庙祝也就眼开眼闭了。

那人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离开了，临走时给了庙祝三万元钞票（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借宿寺庙通常是不必付钱的，但这人付了。灌县最好的旅馆住宿一夜不过六千元，这人竟然付了五倍之多的钱，使庙祝对其身份产生了怀疑。所以，在县局侦查员查问时，他便道出了这一情况。

马上传唤杂货店老板解和康，他承认确有此事，那个中年男子就是阮柏寿。解老板跟阮柏寿同为忠县人，幼时曾为邻居，后来各奔东西。侦查员问及阮柏寿的惯匪身份，解和康说他跟阮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对阮的情况并不清楚。清明见面时，阮说他是数年前从解的一个亲戚处得知解和康在灌县开店的，这次从藏区回川东家乡途经灌县，顺便拜访。这话有破绽，侦查员当然不会相信。不过，黄国城考虑到阮柏寿为绿皮箱之事多半会二赴灌县，并没有点破，讯问过后关照了几句就让解离开了，暗中安排侦查员对其进行秘密监视。

八、要犯落网

这是成都市公安局交办组成立以来发现的第一条涉及通缉要犯的线索，黄国城对此特别重视。除了对杂货店老板解和康进行秘密监视外，对灌县的寺院、道观、旅馆客栈和长途公交车站也进行了布控。为此，灌县公安局临时抽调十名便衣侦查员交黄国城调遣，交办组赴灌县的一干侦查员也都分别承担了使命，其中原绑架案专案组刑警张凡和交办组侦查员老周负责对解和康的杂货店及住宅实施秘密监视，配合他们进行该项工作的，还有当地派出所民警小许。警方临时征用了“和康杂货店”对面的棺材铺，三人在棺材铺楼上设立了监视岗，当晚轮流监视了一夜，没有任何情况发生。

次日，即5月9日，白天继续监视，还是没有情况。到了晚上，淅淅沥沥下起了雨。老周提醒说，雨声会掩盖其他声音，得特别小心，同时提议是否改夜间一人监视为两人监视，两双眼睛观察可确保不出问题。这样一来，休息的时间当然减少了，不过，三人并无怨言。如此一夜监视下来，至天明雨停，小许下楼去买早餐，顺便向下榻于县局后院空房里的黄国城报告“一夜无事”。

小许刚走，县局门卫室向黄国城报告称，杂货店老板解和康求见。解和康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昨晚阮柏寿已经找过他了！

黄国城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确实，三个侦查员盯着杂货店唯一的进出通道（店门），该店并无后门，也没有院子、围墙，中间虽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小天井，但被解家和其他邻居的房屋包围着，如想从天井进入，那就必须从数家民居的房顶上攀爬而过。这桩活儿难度颇大，没有飞檐走壁的轻功，寻常人是无法完成的。可是，川东魔头阮柏寿却做到了。阮柏寿落网后供称，他不会轻功，但他年轻时当过泥水匠，熟悉房顶结构，再加上身材瘦小身手敏捷，还有雨声的掩护，得以逃过三名侦查员的监视，成功出入“和康杂货店”。

见到这位突然出现的发小，解和康就像见到了鬼一样。这也难怪，那一幕确实有些吓人——下半夜三点多钟，正在熟睡的解老板感觉有人在推自己的肩膀，疑似梦境，翻了身继续睡。可是，梦境在继续，不是推，而是有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在摇晃。他终于惊醒了，睁眼一看，从窗口透入的微弱光线映现出床前的黑影。解和康大惊，张嘴欲喊叫，却被对方伸手捂住。他以为死期到了，顿时浑身颤抖。然后，对方开口了，解老板这才认出来人，竟然是阮柏寿。

阮柏寿低声问：“有人找过你吗？”

解和康说不出话来，只是摇头。

“那个庙祝也没事吧？”

“唔，没事。”

“我让你留意的南门那个姓尤的厨师怎么样？”

解和康按照刑警交代的内容回答：“前几天他去成都了，说是去看看是否可以找家馆子待下来，那边的薪水高嘛。”

“他在成都哪里落脚？”

“这个我不清楚，我没直接跟他打过交道。不过，我听说他在成都米市坝有个亲戚，每次他去成都都住在那里。他亲戚是开绸缎店的，应该很好打听。”

阮柏寿掏出几张钞票放在枕头边，说声“那我走了，你不要马上开灯”，就闪了出去。过了好一阵儿，解和康一颗狂跳的心才恢复正常。开灯一看，床前地板上留有一摊水迹，显见得阮柏寿在外面窥察动静有一段时间了，身上被淋得湿透。解老板不禁一阵后怕，如果阮柏寿知道公安局已经找过自己，只怕今晚就是大限了。

按说解和康应该立刻向警方报告，可他害怕阮柏寿尚未离开，在附近什么地方躲着，所以不敢造次。如此一直挨到天明，方才去县公安局报告。

黄国城分析，阮犯此番在灌县出现，估计是来了解尤龙是否已经把绿皮箱弄到手了。进城后，他不敢直接去南门找尤龙——如果尤龙已经出事并且供出他了，警方肯定会在尤龙家守着，所以要先找解和康打听。但他对解也不完全放心，便在夜间攀墙越屋潜入解宅。现在，他应该已经相信自己是安全的，那接下来他就该奔成都了。

可是，入夜后城门关闭，要到天明才打开，城墙上还有解放军和民兵把守巡逻，他没法儿马上出城，只能等到天明后再说。灌县距成都百二十里，路况也不好，乘坐汽车少说要用小半天时间。阮犯一向谨慎，到成都后不会立刻去那个绸缎店找尤龙，必定要先窥察一番，没准儿还会找个外人去试探一下。再说，借用绿皮箱作案这事儿也不是那么十万火急。因此可以断定，阮犯当天不会立刻行动。这样的话，追捕人员此时动身返回成都开展侦查还来得及。

当然，为防万一，还是应该另外做两个方面的布置：一是立刻电告成都市局，迅即对米市坝的那家绸缎店进行布控;二是请灌县警方协助，继续布控相关方面，直到接到解除布控的通知为止。

当天午前，黄国城一行回到成都，立刻对那家绸缎店进行外围调查。该绸缎店的老板名叫尤思坤，系尤龙的堂叔父，是个守法老实的生意人，从未参加过包括袍哥组织在内的任何会道门，也没听说跟江湖人物沾上过什么关系。尤龙平时经常上堂叔家，住上十天半月的情况也是有的。

以当时的做法看来，黄国城的布置应该算是比较严密的，似乎方方面面都已经考虑到了，可是，真所谓百密一疏，还是有没有想到过的细微之处，从而导致布控失利——

布控对象是一家正常营业的绸缎店，每天有上百顾客出入，监视岗可以看清每一个人的相貌，却无法获知他们跟店方人员的对话内容。因此，受阮柏寿差遣前往该店打听尤龙消息的家伙（他也确实用阮犯给的钞票买了一丈二尺绸缎）并未引起布控侦查员的注意。这是第一个疏忽，如果说这个疏忽难以避免的话，另一个疏忽就不可原谅了。

尤龙被捕后，关押于市局看守所。进去次日，他向所方提出要求，写信给亲戚以便让他们送来被子以及一应生活用品。专案组没有向看守所关照过不准此人跟外界联系，所方照例允许。尤龙在成都的亲戚只有堂叔，信是送到绸缎店的。尤老板收到信后，赶紧派人给堂侄送去了其要求的物品。这样一来，绸缎店上下就都知道尤龙出事了。受阮犯差遣前往打听尤龙消息的家伙登门询问时，店员便告知了尤龙被捕的消息。

可以想见，阮柏寿获悉尤龙被捕，立刻玩起了失踪。那么黄国城这边应该怎么办呢？他在返回成都的当晚，通过市绸布同业公会约见了尤龙的堂叔尤老板，交谈之下，得知白天有人来打听过尤龙的消息，便知坏事了。不过，他并未气馁，接着询问来打听消息的那位是什么人。尤老板说这个我不知道，他是向店员打听的，不过我可以问问那个店员。

问下来，那个店员说来打听的人就住在附近，人唤“老棒”，是个挑夫。警方连夜传唤“老棒”，黄国城亲自讯问。

“老棒”交代，这天中午，他扛着扁担回家吃饭，快到家时被人唤住，说有事相托，酬金一万元。“老棒”便问是什么事，待到听说是让他去“祥瑞绸缎店”打听一个名叫尤龙的人，寻思这钞票等于是白送给我的，自是一口答应。侦查员问了那人的年龄体貌，确认就是阮柏寿。再往下，“老棒”打听到情况，前往阮柏寿跟他约好等他回话的那家小饭馆，却不见阮的人影，以为对方变卦了。正为没拿到说好的一万元懊恼时，饭馆的窗口里伸出一颗狮子狗样的脑袋，一个娇滴滴的女声道：“你进来说话。”

“老棒”定定神，方才意识到是在跟他说话，便进了饭馆。临窗那副双人座头上，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烫发女子，正朝他招手。“老棒”走过去，对方问“怎么样”，“老棒”没开腔，伸出一根手指头。对方稍一愣怔，旋即领悟，掏出钱包，抽出张一万元的钞票放在桌上。“老棒”把手压在钞票上，这才说了打听到的情况。说完，便把钞票放进衣袋，转身就要离开。那女子招呼：“你别急着走，我叫了两个菜、三两酒，吃了再走也不迟，钱我已经付了。”说着，招手唤来跑堂，吩咐说酒菜是给“老棒”叫的，这才款款而去。

黄国城问了几个细节，判断那女子跟跑堂似乎比较熟悉，立刻派人去那家饭馆调查，打听到那个女子就住在附近的靖安坊，姓陆，是个寡妇。由此，黄国城判断阮柏寿可能藏在陆寡妇处，当即前往捉拿。一行人荷枪实弹悄然前往靖安坊，破门而入，阮柏寿果然躲在那里，与陆寡妇一起被警方抓获。

阮柏寿被捕后，川东行署公安处派员将其押解回原籍，不久即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1950年7月，案犯尤龙、宋今云、解和康、陆秀花（陆寡妇）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责任编辑 季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