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与大数据

朱敏

如果说大数据时代到来的技术前提表明数据说话、数据做主是可行的，那么其社会前提则决定了这种数据说话、数据做主的思维是必要的。

进入大数据时代，一切人类行为都以数据形式被记录、被储存、被处理。人们只注意到大数据到来的技术前提，而忽视了其社会前提，那就是人性化导致的价值多元化和目标分散化。价值多元化、目标分散化是数据规模急剧扩大的内在动因。如果说大数据时代到来的技术前提表明数据说话、数据做主是可行的，那么其社会前提则决定了这种数据说话、数据做主的思维是必要的。

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由下向上反映情况时可能会对现实进行修改，这些修改容易造成上级决策的巨大错误。而数字是诚实的，让数字反映前线，可以使上级更好地了解前线。这就需要越过下级构建数据收集系统，而科技的进步提供了这样的技术条件。网络是将上层和下层直接联系起来的便利平台，但网络中充斥着太多无用的数据，这也是大数据的关键所在：通过数据分析，从表面看来没有价值的数据中发掘出宝贵的价值。

作为最大的数据占有者，公共部门掌握着社会方方面面的数据，但部门间的数据没有进行高效整合。比如，一名纪委人士曾表达对民众反腐价值的质疑：反映的很多情况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小事或者浪费了纪委宝贵的资源，或者被打回事发所在地，由当地处理，最终不了了之。但在大数据思维下，这些“小事”，这些“无用”的信息，如果被转化为数据，然后采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就会得到巨大的价值。纪委在面对海量的举报信息时不应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一个地区对乡村、社区层面的举报高出正常水平，这就说明问题不可能仅仅出在乡村、社区层面。举报信息可能没有指向能够吊起纪委胃口的大鱼，但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就能够找到背后的大鱼。

这种分析的方法在经济学上并不新鲜，其实货币就是人类最早的也是现在非常成熟的实现用数据进行管理的领域。货币的买入或卖出，犹如构成网络数据的“1”和“0”通过货币所呈现的宏观状态，据此可以比较精准地了解微观经济活动的情况。就像经济领域表现的那样，通过对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可预测下一步公共服务需求，进而提供更加人性化的管理和服务，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

未来的管理如同军队指挥系统所表现的那样，必然越来越扁平化。数据拉近了顶层和公众的距离，甚至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而与此同时，也应该加强基层的力量，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以前恰好是反过来的，机关不了解前线，但又拥有太多的权力与资源，为了控制运营的风险，自然而然地设置了许多流程控制点，而且不愿意授权。

大数据时代不仅仅是作为技术发展的副产品到来的，而是人类进步发展所带来的价值多元、目标分散化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一种必然。这就意味着必须学会尊重数据，让数据说话，让数据做主。扁平化的管理模式，也意味着未来的改革需要加强基层的权力，改变过去金字塔式的科层制所养成的绝对服从的习惯，使基层在发现问题的同时也敢于提出问题。新的公共利益不仅要求引导公众参与协商管理，还需要在内部培养公开、非强制的对话协商机制。更多内容可参见竹立家等专家与笔者合著的《重塑政府》（实务篇），该书尝试为读者提供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政务服务”行动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