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措并举补短板

文／本刊记者 于佳乐

多措并举补短板

文／本刊记者 于佳乐

如今，文交所由于具备服务于文化行业的属性和交易平台的功能，被业界视为文化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流通的重要机构。然而，各地林立、乱象丛生的文交所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文交所乱象还需迎来下一轮整顿。由此也引发讨论，文交所是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过去的监管举措是否有成效？未来文交所该如何监管？

文交所：文化发展的内驱力

对于文交所，国内知名的文化产业专家李天详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化是其载体，也代表了业务范围；产权是其核心；交易是其基础功能，从而产生价格和数据；而所就是场所，俗称场子，也是定标准、造环境的人。“文交所的定位是独立的第四方，不买卖，不持有，才能建立公平公正。”

文交所是一个公开平台。既然是平台，就要有支撑。其基础是信用，形式是交易，核心是定价，价值是大数据，关键是转化与应用。

李天详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文交所是有必要存在的，它是中国需要的新财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动力。

文化软财富被称之为软实力，支撑软实力的是文化价值，隐藏在文化价值背后的规律就是文化价值体系。“在过去没有文交所之前，文化是有价值、无体系的。” 李天详说道，“而文化体系的建立要基于文化大数据，而文化大数据的采集需要一个公开平台，否则永远没有可信的大数据。所以文交所是目前唯一且得到政府认可的公开平台。”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一个亟待开发与转化的巨大宝藏，是中国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但文化需要通过市场对接，与金融对接，与科技对接，与产业对接，才能挖掘其价值，那么这个释放新生产力的使命又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文交所的肩上。”李天详说。

毋庸置疑，文交所是引领大众投资与消费并重的绝佳平台。近年来，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市场打造文化投融资通道，促使全国各地文交所突飞猛进地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其经营主体五花八门（其经营性质有国有、国有控股、民营合资），导致市场比较混乱，政府监管也陷入两难境地。

“但这并不代表国家没有制定过整改措施。”李天详补充说。

整改效果不佳

发行价1元/份，最高价攀至18.7元/份，最后又暴跌至1.2元/每份。国画《黄河咆啸》于2011年在天津文交所上演了一场过山车式的暴涨暴跌。

金融创新的份额化交易，曾深受文化产品投资客的追捧。但随着份额化交易席卷全国文交所，其弊病也暴露无遗：规则模糊、监管缺位。据记者了解，仅在2011年天津文交所上市的20个艺术品份额中，就有11个跌破发行价。

2011年，正当社会对于文交所正规化质疑声日益高涨时，三道禁令鱼贯而出：2011年11月24日，《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下发，令刚刚起步的各地文交所立刻“急刹车”。之后，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中宣发[2011]49号），再次明确“四不得”要求。2012年2月召开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会议暨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则明确，各地应在6月30日前完成清理整顿工作。

李天详告诉记者，国发38号文的“五不准”按理来说的确遏制了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其规定：任何交易场所均不能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能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面对禁令，不少文交所终止份额化交易，并进行了“善后”。深圳文交所、湖南文交所、南京文交所、江西文交所、陕西文交所等也相继以各种方式办理申购款项的退还工作。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政策实施半年后，天津文交所、山东泰山文交所仍未停止份额化交易，昆明某文交所于2011年11月停牌后，2012年6月又恢复份额化交易。正在筹建的各地方文交所也宣称要继续份额化交易。

整顿仅有半年，各地文交所又逐渐恢复以前的状态。究其原因，李天详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例如，昆明某文交所。其文交所第一个资产包是刘伯骏的《十指禅机》，于2011年11月开盘、年底停牌，又于2012年6月复牌。据悉，当时遭到很多业内人士的质疑，但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对外宣称他们不认为“38号”是明令禁止份额化交易。“国发38号文里明确提出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如果是不允许份额化，那就没有必要提出权益持有人不得超过200人的要求。”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曾对外公开表示。

与此同时，河南省某文交所的整改更加“滴水不漏”，处处针对“五不准”。据李天详了解，该所在销售方式上改为将艺术品共有权益不等额拆分，以5‰为最少认购量。在交易模式上改为共有权益转让“一对一”的要约交易，取消做市商机制，打破标准化交易单位，采用间断式挂牌交易，T+1交易模式改为T+5模式。在人数限制方面，也制定了不超过200人的模式。

双管齐下的整改办法

不难发现，仅国家监管部门来整治市场的效果并不显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原常务副主任张晓明也曾指出，传统的中国改革逻辑，都是由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先试探、做试验，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文交所作为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很多改革的传统方法在文交所的实践上不是十分有效。所以，只有社会各界双管齐下进行治理，或许文交所才能够走向规范化道路。

第一，建立自己的行业模式、行业标准和内部约束机制。“首先文交所要有自己的研发机构、自己的渠道、客户，最终建立文化的大数据库。有了大数据库就能给文化产品定价，就能找到行业的价值规律。”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专家库成员彭中天认为。

彭中天表示，文交所要成为文化新市场的主导者就要占有话语权和定价权。

话语权，即文交所可以通过学术研究权威发布，向上面反映行业心声，对民众宣传自身理念。

而定价权更为重要。彭中天认为，对文化类产品如何定价，如何让世界文化艺术品中心向东方倾斜，是要在定价权研究上做出努力。

“因为只有在现有的定价理论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从而找到定价理论、定价模型，我们才能说世界的艺术品中心在东方、在中国。”彭中天说，“从一对一的非公开定价模式，到一对一的公开议价模式，到一对多的竞价模式，再到多对多的撮合民主定价模式，这是价格体系不断提升的规律，如何利用民主定价，这是要重点突破的课题。”

第二，要积极争取政策，集中能够集中的金融工具，围绕特定的文化行业进行组合金融服务。要将金融工具和最新的高科技成果引入到文交所平台，创造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文化大众化、国际化、金融化、科技化。

“如果不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文交所的业态仍是落后的，文化要素的流转仍不会通畅，我们的创新也会被捆住手脚。”彭中天表示。

第三，成立行业研究院。在集中业内优势力量的同时，还要团结外部专家学者，加大研发力度，为文交所的顶层设计、交易模式、产品设计、风险控制、以及文化金融的结合提供有益的成果，然后把成果尽快在行业内进行推广，形成生产力。

第四，成立客户投诉部，统一受理，专项检查，协调关系，严肃处理。“团结不是一团和气，没有纪律约束的散兵游勇是没有战斗力的。”彭中天说。

“行业协会内部要自查、自律、自强，外部要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要政策、要市场、要地位。只有内部自强，外部才会有地位。”彭中天最后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