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化动员考论

马小泉+尚方超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擎起了文化救亡的大旗，积极探索符合文化人士自身的方式，形成了常规化的舆论宣传动员模式和非常规化的战地实践动员模式，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为持久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动员模式和助力抗战的特殊功效，全面展示出了中国文化在应对民族危机过程中的特质。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化动员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1-0137-06

1938年3月27日成立于武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是抗战时期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文化团体。它以“联合全国文艺作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中华民族自由解放，建设中华民族革命的文艺，并保障作家权益”①为宗旨，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创办会刊《抗战文艺》，形成了一套符合自身特色的文化动员模式，取得了良好的功效，为持久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协”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多集中在文学研究领域。②本文从文化动员模式的视角，对抗战期间“文协”的主要活动及其功效进行专题考察。

一、“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文协”的

舆论宣传动员模式1.创作和发行抗战素材的文学作品

创办并定期发行会刊《抗战文艺》以及出版各种书籍、宣传册等，是“文协”最基础的工作。

1938年4月4日由冯玉祥召集的“文协”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议上，决定发行会刊，定名为《抗战文艺》。从1938年5月4日正式创刊到1946年5月4月终刊，前后历时整整八年。《抗战文艺》经历了三日刊、周刊、半月刊、月刊等演变历程，虽然办刊环境艰难，但从未间断，共出版正刊74期。同时还根据时局发展需要出版了《武汉特刊》《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文协成立七周年并庆祝第一届文艺节纪念特刊》等3个特刊。③

此外，“文协”各地分会也主办有自己的刊物。如昆明分会的《文化岗位》，成都分会的《通俗文艺》，香港分会的《文艺周刊》，延安分会的《大众文艺》，桂林分会的《抗日文艺》，等等。散居各地的“文协”成员也纷纷主办或主编刊物。这类刊物主要有《文艺阵地》《青年文艺》《人世间》《艺丛》《民族文学》《文学新报》等。

“文协”广大会员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深入实际，积极创作，提供了大量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体裁丰富，形式多样，感染力强，既有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漫画、杂文，又有论文、随笔、评论以及故事、歌谣等。同时，“文协”积极开展抗战宣传读物的编写工作，编写了大量的易于传播的文化宣传教育小册子。

总之，文化刊物的定期出版、通俗读物的大量发

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抗战新的“大本营”。1938年6月18日，“文协”发布《为时局告同胞书》，从全国的形势、武汉的防御、兵民的职责、抗战的前途等方面做了全面阐述。“文协”认为，武汉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不言自明，中国有保卫武汉和湖北的最大把握。“全国人民应该拥护政府，各人尽最大之努力，并且，共同尽最大之努力，来保卫湖北，保卫武汉。同时，政府除了动员和配备大军进行攻守大计以外，也一定要整理吏治，组织人民来帮助政府，在最有利的地方，作最胜利的战争”。④在声明中，“文协”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在中国抗战局势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文协”都会及时发表这样的声明，帮助社会各界澄清认识，树立信心，团结一致，坚持抗战。

在“文协”的时局声明中，还有一类占有很大的比重，那就是对通敌卖国的汉奸行为的坚决抵制。防范和避免汉奸行为，除了加强制度建设外，舆论宣传引导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周作人在文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因此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的关注。北平沦陷后，周作人没有跟随北京大学迁离，却相继担任了日伪政权任命的很多职务。这自然引起了文化人士的极大不满，并最终与其划清界限。

1938年5月，老舍、茅盾、冯乃超、王平陵等人代表“文协”公开发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说：“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之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⑤此后，“文协”对周作人的批判从未停止。1942年6月，《抗战文艺》同时发表《“谢本师”周作人：老人的胡闹》《丑》《对周作人“谢本师”的果有其人》等文章，集中批判周作人的变节行为：“这样伟大时代的振荡，没有健全的身心修养，只图耽于安乐，明明见到正义的是非，也只得装痴作傻。这种痴傻的人与其说是民族罪人，毋宁称做民族废人。”⑥

除了公开发表批判周作人汉奸行为的文章，表明自己的立场，“文协”成员还积极参与社会上的各种舆论讨论，宣传政府对于汉奸行为的严厉惩戒措施。这些舆论宣传，构成了“文协”在抗战期间文化动员的特殊一环。抗战胜利后，“文协”专门组织了“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在全国调查附逆文化人，包括“任伪文化官者；主编及出版伪书报什志者；著述为伪方宣传之作品者；从事伪教育文化工作者；伪特务文化人员；在敌控制下之文化事业机关中之工作者及其他不洁人物”⑦。同时，还制定了一些严厉的惩治措施。

3.加强对外联络与宣传

在国际交往中，文化可发挥潜移默化的独特作用，影响政治外交层面的决策。“文协”成立之后，十分注重国际方面的联络与宣传工作。在“文协”的成员里，有一些便是外国友人，例如日本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鹿地亘与中国的许多文化名流都有很深的交往，还被邀请在“文协”成立大会上发言。他从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理由。⑧同时，他表示要永远同和平的中国人民携手，“等待以正义打倒日本军阀后，再踏那祖国的大地”⑨。鹿地亘的讲话，极具说服力。他作为日本籍人士的特殊身份，更加增强了中国人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

抗战时期，“文协”的国际联络与宣传活动贯穿始终。1938年4月21日，“文协”招待英国著名诗人奥登和小说家伊粟伍特。他们畅谈了对中国抗战的看法，颂扬了中国军队的抗战精神。6月25日，“文协”发表《致伦敦国际作家保障文化自由协会大会电》，希望中国的抗战能得到世界文化作家的同情和支持。7月29日，“文协”在中法比瑞同学会热烈欢迎《泥脚的日本》的作者阿特丽女士。⑩阿特丽女士对日本深有研究，她分析了日本的情形，做出了日本政府倒行逆施终将使其自决的结论。阿特丽女士的话使与会人员受到极大鼓舞。1939年4月9日，“文协”召开第一届年会。大会总主席邵力子及与会“文协”代表联合发布《致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作家电》，向世界作家通报了“文协”一年来的工作情况。1941年1月1日，“文协”致书苏联文艺界，表达了希望苏联文艺界同人了解中国、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强烈意愿，并希望苏联文艺界与中国的联络和交往更加深入，不只停留在舆论宣传层面。1944年6月6日，盟军实施了诺曼底登陆，也就是在当天，“文协”特意在《新华日报》上刊文，表示：“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法西斯德国的崩溃就是法西斯日本崩溃的前奏，欧洲人民的解放就是亚洲人民的解放枢纽。”“文协”的判断是正确的，它之所以对世界形势变化那么敏感，是因为深刻认识到了国际因素对中国抗战的巨大作用。

总之，通过与国际文化人士和世界文化团体的联络，“文协”加强了对外的舆论宣传动员。这些舆论宣传，及时将中国的抗战情形向国际社会通报，加深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促进了国际的援华运动。

4.组织举办相关纪念活动

抗战后期，受国内形势和政府规定的影响，“文协”的活动越来越受限制，而以举办纪念活动的方式开展文化动员却可以冲破这些约束。因此，纪念活动的举办实际构成了抗战期间“文协”舆论宣传动员的一个重要方式。

“文协”开展的纪念活动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文化名流逝世周年纪念，典型代表是鲁迅逝世周年纪念，这贯穿抗战始终；二是文化名流的创作生活周年纪念，典型代表是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纪念等；三是文化名流寿辰纪念，典型代表是茅盾50寿辰纪念。这三种纪念活动，虽然规模有大小，方式有差别，但初衷和目的都是一样的。纪念大会的召开，新闻媒体的报道，都鼓舞了社会各界的抗战情绪。这里，仅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活动为例进行探讨，说明“文协”是如何利用纪念活动来进行舆论宣传的。

1938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在武汉、重庆等地隆重举行。这是“文协”成立后第一次举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又正值武汉保卫战的关键时期，因此意义深远。郭沫若说：“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的二周年纪念日，我们在目前正同日寇作持久抗战的时候，武汉又在十分危急中，我们留汉同人，还能在这里举行纪念会，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在纪念会上，郭沫若、胡愈之、冯乃超、周恩来、田汉、邵力子、老舍等都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周恩来认为，“纪念鲁迅先生，更应该学习这种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鲁迅，不退让，不妥协”。邵力子指出，“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一方面悲伤，一方面兴奋；悲伤的是他逝世太快，兴奋的是他战斗了一生，热切盼望的对外的民族革命战争终于到来。感情的悲伤固然不能免，但更重要的是继续他的遗志战斗”。

各界代表认为，鲁迅先生留给社会的主要精神文化遗产就是不屈不挠、决不妥协的战斗精神，纪念鲁迅先生，就应该学习和发扬这种战斗精神。因此，对这些文化名流的纪念，正是在提倡一种时代的价值观念，树立一种民族的精神标杆，对全国的文化人士形成示范和引领作用，继而鼓舞社会各界的情绪，增强全国人民的信心。

二、“笔游击”：“文协”的战地实践动员模式

1.对战地军民抗战精神的观察和宣传

为了加强战地工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9年1月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同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等有关部门出台了《组设全国文化界战地访问团办法草案》，着手对文化界开展战地实践进行综合指导。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协”积极组织作家奔赴战地开展工作，形成了一个新的更具挑战性的战地实践动员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作家战地访问团”。

由13位文化界人士和1位助手组成作家战地访问团于1939年6月18日从重庆出发，到四川、陕西、山西、河南等地采访。途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付出了从未有过的艰辛，团长王礼锡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时的访问团同人，为自己取了个简捷的名字：“笔游击”。“因为目的在敌后方，即叫着笔游击队”。他们希望像一支“笔部队”一样，或走访观察，或采访慰问，或搜集材料，采用多种形式对战地进行访问。在6个月的时间里，战地军民抗战精神始终是访问团关注的重点。这主要包含对前线军人抗战精神和对战地军民关系两个方面的观察和宣传。

在前线军人抗战精神方面，访问团成员不管是在集体日记还是在私人日记中都有不少记载。这些记载，来自于每天的悉心观察和切身体验，是对当时军人抗战精神最真实的描写。在前线，军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单纯的，然而每一个人——不论是官长或是士兵——却都有着饱满的精神”，“他们是愉快的，有自信心的，因为在今天，他们已经认识了自己所担当着的任务底意义。”7月19日，访问团参观了炮兵旅的克洛式野炮，并对炮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填充在那神态之中的新中国新军人的新气魄和活跃的生命动力，却更使人感到了民族抗战的前途，被他们炫耀的像白昼一样的光明”。7月29日的主要工作是访问士兵，从访问之后留下的日记来看，军人的状态还是得到了访问团的认可和称赞：“士兵同志，绝不是过去那样的鲁莽、粗野，而是今天大时代中的新军人。半旧的军装，穿得十分干净、整齐，规规矩矩的样子，显得英明；有丰富的抗战认识和经验，有浓厚的国家民族意识。问不短，说不穷，这真是有素养有教育的新军人。”

关于军民关系，访问团也有自己切身的体会。白朗在日记《我们十四个》中记载：“老百姓和士兵混搅在一起，看着他们那融洽得像亲人一样的情形，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和愉快。”8月2日，白朗记录下了一位军官说的两句话：“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于是军与民，官长与士兵才能打成一片；军队有三信：官长绝对信任部下，部下绝对信任官长，这样做出来的事才能使民众信任”。此外，叶以群也对战区的军民关系有翔实的记载。一个军队中的马夫在接受他的采访时说道：“咱们这队伍，官兵都一律平等，谁也不能打骂谁，就像我当这末一个马夫，谁能欺侮！开起大会来，总司令也和我们站在一块儿——这队伍好就好在这儿。”

可以看出，这些记载，有当地民众对军队的真实看法，有对前线军人精神状态的细致观察，更有军队干部对军民关系的精辟阐述，展现出抗战时期战地军民共同抗敌的精神风貌。更重要的是，这些记载没有束之高阁，而是通过报纸杂志第一时间刊发出来，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战地的真实信息，增加了齐心协力共同抗战的决心。

2.对战地文化工作现状的调查和改进

抗战时期的中国，前线与后方交通不便，信息阻隔。“文协”派出战地访问团，最主要的目的便是调查前线文化工作的现状，充当前后方桥梁，沟通前后方意志。因此，访问团特别注重利用各种方式调查和改进战地文化工作。

在战地，演剧是最常见的一种文化工作形式。7月29日，在参加某师部举行的军民联欢大会并观看话剧表演的过程中，访问团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当前最需要的是短小精悍的宣传剧。剧团的干部也缺乏，而且修养不够，以致宣传不能更深入”。8月4日，西桑池某师部以演剧的方式欢迎作家战地访问团，“只可惜没有能够利用这一在民众中间已扎下深根的旧玩意儿，装进去一些新的内容，作更有益于抗战的宣传”。也就是说，访问团希望部队中的文化宣传工作能够充分利用已经融入民众生活的大众形式，并且添加进一些宣传抗战的新内容。

在访问团组织的多次座谈会中，不少部队干部和士兵都提出了前方文化食粮的缺乏问题。“从我们踏入中条山，这声浪，这情况，几乎是不断地听到，不断地看到；前方的文化，正如荒旱的地域，战士们也正如灾区中的将为饿莩的灾民，他们在天不雨、官不赈的处境下，度着慌恐的、颓废不振的生活，这现象是极端可怕的！因此，凡是重视前方文化食粮的将领，都把我们视为‘沛然之雨。其实呢？我们不过是一块‘云霓而已。我们愿望这一块云霓，能够很快地和远在后方的云霓相汇合，来共同满足前方战士的殷殷企望”。白朗也认为，“他们相信我们会用我们的笔写出他们的痛苦传达给后方；相信我们会用我们的笔召号大批的文化工作者到前方来制造精神食粮。这的确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此行的任务，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个严重的问题”。从这些文字中可以体会到，战地军人对精神食粮的渴望，以及访问团号召全国文化界为前线提供文化食粮的真实心声。

当然，除了调查战地的文化工作现状外，访问团还尝试建立“文协”的分会，积极探索和改进战地文化发展的模式。1939年11月，访问团进入日军包围圈中的晋东南武乡县一带，利用当地资源，成立了“文协”的晋东南分会，“分别在太南、太岳、太北、冀西等区开展文艺通讯员运动，及出版文艺刊物”。成立宣言指出：“我们在这里成立文协分会，应该说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这事实说明了到底这里有一群文艺工作者，在敌后方参加了艰苦的斗争，他们没有忘掉了他们的武器，而且他们还带着笔到群众中去，到战壕里去。”这是“文协”在敌后成立的第一个分会，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为了满足前方军民急迫的文化需求，访问团还因地制宜，成立“文协”的通讯处，将战地文化工作推向了深入。

3.对前方经济发展模式的考察和介绍

工业经济是持久抗战的物质基础，这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考察战地经济发展模式也是访问团的重要任务之一。1939年6月28日，访问团到达陕西宝鸡。为了适应战时的迫切需要，这里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业合作化运动。顾名思义，工业合作化就是组织民众以合作社的方式进行工业生产，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具有生产自救的特殊意义，曾被誉为“经济国防线”。经过实地考察，访问团着重向全国介绍了中国工业合作社西北分社的经营方式，认为这是战时中国应该借鉴和推广的经济模式。

王礼锡认为，与一般的工业相比，“他们有意的提倡小规模工业，并且有意使他不集中。因为规模小，就容易举办；因为分散，就容易普遍，而敌人无法破坏”。由于机动灵活，合作社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和抗战形势生产相应的物品。同时，还可以起到抑平物价的作用。根据王礼锡的调查，参加合作社的除本地人外还有外地逃亡过来的工人和难民。显然，西北地区的工业合作运动，既可以利用合作社机动灵活的特点，合理地、有计划地发展各种工业生产，为抗战提供经济支持，又可以安置外来的失业工人和难民，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集中力量为抗战服务。这一模式得到了访问团的高度赞赏，他们返回重庆后向国民政府报告，建议向全国推广。文化人士谈经济问题，这是战时特殊情况下文化动员的一个方面，而在以往的抗战文化研究中很少关注这一点。

综上所述，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口号的指引下，“文协”发扬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派遣文化人士进行战地访问。这些努力，打破了单纯的舆论宣传动员模式，开辟了一条新的非常规化的战地实践动员模式。“文协”的战地实践满足了“许多作家有到前线去的渴望”，促进了战地文化工作的开展，推动了全国的文化动员。

三、“烽火文心”：“文协”文化动员的功效评析

1.创作了丰富的文艺作品，为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提供了精神食粮

在精神食粮供不应求的抗战时代，文化作品的传播，可以引起社会的心理共鸣，激发民众的抗战情绪。“文协”始终将文化作品的创作当作一项最基础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抗战期间，“文协”利用会刊《抗战文艺》，推进文艺大众化工作，鼓舞和动员一切力量投入为抗战提供精神食粮的事业中。“文协”各处分会的会刊及散居各地的“文协”会员所创办的刊物也从未间断，聚集在“文协”大旗下的文化人士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持续面世，为各区域的文化动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文协”编印的《抗日三字经》等通俗读物，深受前线官兵和普通民众的欢迎。

在战地实践的基础上，“文协”以所搜集的战地资料为素材，写出了大量文化宣传教育小册子，并出版了不少现实意义很强的文学作品。其中既有访问团成员的日记，又有戏剧剧本、报告文学、小说、画册、诗歌等。这些作品不仅向社会大众传递出了团结抗战的精神理念，增强了全社会的凝聚力，而且坚定了全国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

2.为持久抗战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巩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国防”

“文协”是在全国文化动员的舆论高潮中诞生的，是抗战时期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文化团体。它不仅集中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名流，而且将各地的文化人士聚集起来，擎起了文化救亡的大旗，成为文化界的标杆。因此，“文协”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抗战文艺》《申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文艺月刊》等报刊都会第一时间向全国报道。在抗战期间，“文协”始终肩负使命，为抗战鼓与呼。

为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文协”自觉担当起两个使命：第一，团结国内文化界；第二，联络国际社会。“文协”成立之时，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力子便指明了“文协”的使命：“今日能不分轸域的聚集全国文艺作家于一堂，这是非常兴奋的，希望能真诚团结起来，在抗战的总目标之下共同努力，本会的成立，目的亦即在此。”周恩来也表示：“一定要能与世界进步的文艺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也有辉煌的地位！”亲历“文协”大会的胡绍轩先生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后深受鼓舞，他在60年后回忆说：“周恩来的这篇振奋人心的演讲词，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我是与会者之一，60年了，记忆犹新。”在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下，“文协”致力于连接政府与民众，沟通中国与世界，为“精神国防”的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协”的战地实践更使抗战舆论达到高潮。1939年12月23日，文协在重庆举行招待会。访问团成员任劳任怨的精神、抗战军人昂扬向上的斗志、前线民众热情澎湃的面貌等，使与会人员深受震撼。经过《新华日报》《申报》等媒体的报道，大会情况迅速向全社会传播，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情绪，促进了全国舆论的持续发酵，在社会上掀起了文化人士赴战地工作的高潮，为持久抗战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3.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助力全国抗战事业

“文协”文化动员的功效，除了表现在“精神食粮”的供给和“精神国防”的巩固之外，还突出地表现在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很多建议最终得以实施，支持了全国的抗战事业。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文协”的战地实践所产生的积极效应。

从战地归来之后，作家战地访问团针对战地文化工作和战区生产问题正式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这些建议，切中要害，切实可行，且主要基于访问团长达半年的实地观察，因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1939年12月26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积极加强战地文化工作》的社论指出，“从这次南北两路慰劳团及战地作家访问团归来之后，使我们更意识到有加强战地文化工作的必要，所以我们在此号召一切从事文化的人能到战区去，负起加强文化宣传的工作，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和阴谋”。1940年4月2日，针对访问团指出的战地敌伪宣传严重的问题，国民政府专门下达文件，要求地方政府“迅筹对策，加强战区及游击区之文化宣传工作，以粉碎敌伪之反宣传”。1940年5月1日，河南省政府拟定了针对敌伪宣传的相应对策，要求各县切实推行。在政府号召下进入战地，在实地访问中发现问题，在总结经验后提出建议，最终政府制定政策改进工作，体现了“文协”文化动员的直接功效。

注释

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文艺月刊》1938年第1卷第9期。②尚方超：《“烽火文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研究》，《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③王大明等编：《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305-324页。④《为时局告同胞书》，《抗战文艺》1938年第1卷第9期。⑤《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抗战文艺》1938年第1卷第4期。⑥孤独旦：《对周作人“谢本师”的果有其人》，《抗战文艺》1942年第7卷第6期。⑦《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对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定》，《文艺生活》1946年光复版第2号。⑧《全国文艺界抗敌会昨晨正式成立，通过告世界文艺界书，日反战作家参加》，汉口《申报》1938年3月28日。⑨《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闽政与公余旬刊》1938年第23期。⑩文天行等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407页。《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向全世界反法西斯作家致敬》，《新华日报》1944年6月8日。《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新华日报》，1938年10月20日。《严肃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特写》，《抗战文艺》1938年第2卷第8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9页。作家战地访问团：《中条山中（笔游击）》，《抗战文艺》1940年第6卷第1期。作家战地访问团：《在洛阳（笔游击）》，《抗战文艺》1940年第5卷第4、5期合刊。作家战地访问团：《汉奸和红枪会代表的谈话（笔游击）》，《抗战文艺》1940年第5卷第6期。白朗：《我们十四个》，上海杂志公司，1940年，第94、114、180页。叶以群：《渡漳河：敌后散记》，《抗战文艺》1940年第6卷第2期。《笔游击》，《抗战文艺》1939年第4卷第5、6期合刊。《晋东南文协正式成立》，山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山西文艺史料》第一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部分），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页。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7页。王士志、卫元理编：《王礼锡文集》，新华出版社，1989年，第168页。文天行：《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新华日报》1938年3月28日。《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卷），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9页。胡绍轩：《现代文坛追思录》，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25页。《社论：积极加强战地文化工作》，《新华日报》1939年12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31、231-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