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影响因素与发展对策

沈铭钟　徐珍珍

摘 要：集团化办学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改革的制度创新，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但由于集团化办学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且影响与制约因素众多。因此，基于集团化办学发展现状，通过对各主要影响因素的关系分析，探究内在规律，对于助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集团化办学；影响因素；发展对策

作者简介：沈铭钟（1965-），男，浙江桐乡人，嘉兴职业技术学院职教研究所副所长，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产学合作；徐珍珍（1988-），女，浙江温州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2015年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集团化办学背景下校企职教资源共建共享模式研究”（编号2015SCG064），主持人：沈建根。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25-0032-04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自上世纪90年代初产生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快速发展，已成为推进职业教育产学合作、产教融合的重要手段。《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也明确提出：“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教集团、创新集团化办学发展机制、提升集团化办学发展活力”，从国家层面确立了集团化办学发展的宏观政策导向。但由于不少基层实践者对集团化办学的内在规律把握还不够准确，认识水平还有待于提升，相关工作未能有效开展。鉴于此，本文基于集团化办学发展状态的调研，通过系统梳理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及相互关系，以期为各地有序开展并推进集团化办学提供现实参考。

一、集团化办学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集团化办学作为以职教集团为组织基础，以完善职业教育产学合作体制机制为手段，以紧密政、行、校、企等各方主体日常联系，深化相互之间的合作为途径，以提升教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服务能力为目标的多元主体合作办学模式，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涉及因素最多、相互关系最为复杂的一项合作办学行为。对影响集团化办学的因素分析，需要从其基本内涵出发，以职业教育发展的整体视角，从外部环境、内部建设两大方面，针对具有现实意义的重点因素，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才能更好地把握影响集团化办学发展的关键。

首先，集团化办学作为职业教育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与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存在着必然联系。职业教育是直接服务经济社会与产业发展，并受制于经济社会与产业发展的教育类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产业发展状态等是决定与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因素，对集团化办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上述因素的分析是影响职教集团办学因素分析的基础。

其次，集团化办学作为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综合性创新模式，涉及到管理体制、办学机制、育人模式等多方面内容，需要有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及其他组织的共同参与，集团化办学的产生与发展，虽然离不开基层办学者的大胆探索，但也需要政府的积极倡导与鼓励引导，政府政策是推进集团化办学发展的重要手段，分析政策因素对集团化办学的影响是影响因素分析的重要内容。

第三，集团化办学作为以职教集团为基础的组织活动，职教集团的组织建设水平是集团化办学发展的根本保障。集团化办学因参与主体涉及政、行、校、企等不同组织，且成员单位数量众多，各方利益诉求有别，职教集团组织体系、管理制度等组织建设水平往往决定着集团化办学的运行状态，分析组织内部因素对集团化办学的影响是影响因素分析的重点。

与校企之间“一对一”合作不同，集团化办学作为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办学行为，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既要考察其所处的经济社会与政策环境，也要考察其自身内部建设水平，既要分析影响其规模发展的因素，更应分析影响其运行状态的因素，才能较为全面地理清集团化办学的影响因素及相互之间的关联程度，更好地把握其内在规律。

二、影响集团化办学主要因素的相关分析

根据上述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本文采用全面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支持、职教集团组织建设与管理制度建设等因素进行统计分析，以期更好地理清各影响因素与集团化办学规模发展或运行状态之间的关系，为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进集团化办学发展提供依据。

（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集团化办学规模发展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规模发展和地区生产总值为分析对象，以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专题网站、国家统计公报等为主要数据来源，通过数据收集与整理，得到各地集团化办学规模发展与区域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数据（图1）。

上图反映，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快的地区，集团化办学的规模相应较大。针对上述统计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采用spearman相关性统计方法，对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集团化办学区域分布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图2），两者相关系数为0.791，呈现显著相关，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规模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行业产业发展水平对集团化办学规模发展的影响

本文以三大产业发展水平与对应的集团化办学规模为比较对象，以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专题网站、国家统计公报为主要数据来源，在指标信息齐全和不含异常数据的基本原则下，进行数据收集与整理，得到集团化办学发展规模与各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相关数据（图3）。

上图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占比较高的产业，集团化办学的规模相应较大。同时，在三大产业的各细分行业中，如第一产业的综合农业、第二产业的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业、第三产业的财经商贸与旅游等行业，因行业在所属产业中的占比较高、发展速度较快，因此，面向上述行业的集团化办学规模也相应较大。针对上述统计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采用spearman相关性统计方法，对三大行业集团化办学产业分布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图4）。二者相关系数为0.667，呈现显著相关，说明产业发展水平是影响相关产业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规模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政府政策支持对集团化办学规模发展的影响

本文以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出台的提倡鼓励集团化办学政策与同期职教集团规模增长为比较对象，以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专题网站、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网站、各集团网站、百度搜索等为数据来源，通过数据收集与整理，得到政府相关政策与同期职教集团化办学发展规模相关数据（表1）。

上表反映，同一时期省级及以上政府有关集团化办学相关政策的出台与集团化办学新增数量之间具有紧密联系。针对上述统计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采用spearman相关性统计方法，对省级及以上政府政策与新增集团化办学规模进行相关性分析（图5）。二者的相关系数为1.00，呈现显著相关，说明政府政策倡导是推进集团化办学规模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组织建设对集团化办学运行状态的影响

本文以建有门户网站的113所高职院校牵头职教集团和50所中职学校牵头职教集团为分析对象，根据集团化办学特点，以决策机构、日常工作机构、服务机构与监督机构等为评价组织建设健全程度指标，以工作会议、专项活动、信息传递等作为衡量集团化办学运行状态的指标，通过对分析对象相关指标的统计汇总，得到集团化办学组织建设与运行状态的相关数据，并运用SPSS17.0软件，对上述163个分析对象的机构设置与运行状态进行相关性分析（图6）。二者的相关系数是0.163，存在显著相关，说明集团化办学的运行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集团组织机构设置的完备程度。

（五）管理制度建设对集团化办学运行状态的影响

本文以建有门户网站的113所高职院校牵头职教集团和50所中职学校牵头职教集团为分析对象，根据集团化办学特点，以章程及配套制度作为评价制度建设健全程度指标，以工作会议、专项活动、信息传递等为衡量集团化办学运行状态的指标，通过对分析对象相关指标的统计汇总，得到集团化办学制度建设与运行状态的相关数据，并运用SPSS17.0软件，对上述163个分析对象的章程、配套制度等制度建设与运行状态进行相关性分析（图7）。二者相关系数为0.229，存在显著相关，说明内部制度建设对于保障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常态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集团化办学发展的对策建议

集团化办学是职业教育主动适应市场经济改革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深化产学合作、产教融合的重大举措，在加快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推进职教资源有效集聚、深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育人模式改革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从整体发展情况看，集团化办学的覆盖范围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其应有的功能与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急需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办学实践者进一步提高认识、更新理念，采取有力措施，持续推进集团化办学规模发展与内涵建设。

（一）牢固树立大职教观念，加快集团化办学规模发展

职业教育起源于产业，职业教育的规模发展得益于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在当前大力实施产业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的宏观背景下，要保证职业教育“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更需要职业教育树立大职教观，持续深化与产业界的联系与合作。集团化办学作为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对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回归”，促进教育链和产业链有机融合有着重要作用。目前，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提出的逐步扩大集团化办学参与率，到2020年90%以上的职业院校参与集团化办学的发展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需要各地政府和职业院校整合各方资源，针对职业教育发展现状，通过中央企业、行业龙头企业、职业院校牵头等方式，加快建设一批适应区域行业产业发展特点的职教集团，不断提高集团化办学的发展规模。

（二）主动服务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准确定位集团化办学目标

相关分析表明，区域、产业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集团化办学规模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源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状态下，对职业教育需求的迫切性不同和组织开展集团化办学的基础不同。但与规模发展不相对应，当前集团化办学的运行状态与区域、产业发展水平并无必然联系，究其原因主要是有相当数量的职教集团，其牵头单位或组织者组建职教集团的出发点或动机存在重大偏差，组织开展集团化办学仅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甚至仅仅是为了满足示范院校建设等项目验收要求为目标，在公益性严重缺失，忽视其他成员单位合作利益的前提下，必然导致集团化办学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因此，在组织开展集团化办学的过程中，各地职教集团尤其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职教集团，应以服务区域、行业职业教育改革，促进区域、行业产业发展为出发点和宗旨，准确定位集团化办学目标，克服“为集团化办学而集团化办学”的错误做法，才能取得区域、行业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吸引其他院校、企业、行业组织等单位的积极参与，真正激发集团化办学的活力。

（三）加强政府工作指导与政策引导，不断优化集团化办学发展环境

政府作为经济社会的组织者与管理者，具有强大的政策调控与资源整合能力，国家对集团化办学的大力倡导，部分地方政府对集团化办学的积极推动，有效加快了集团化办学的规模发展。但不少地方政府及主管部门对集团化办学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于提高，对集团化办学的具体工作指导与政策引导力度还不够，国家层面尚缺乏较为权威的评价标准，对集团化办学的规范管理也有待加强。因此，在集团化办学发展规模已达一定水平的前提下，各地应根据集团化办学发展的需要，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与产业发展特点，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建设和促进产业发展的整体角度，制定实施鼓励各方主体深入参与集团化办学的专项政策，强化对集团化办学的协同指导与政策引导，不断优化集团化办学的外部环境。同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在全面总结各地实践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与职业教育特点，加快出台集团化办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导集团化办学规范发展。

（四）加强内部管理体制建设，夯实集团化办学组织基础

任何一个组织要保持常态运行必须有较为完备的内部管理体制来保障，集团化办学作为以职教集团为组织基础的合作办学行为，与企业集团或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因参与主体多元、相互关系相对松散，更应强化内部管理体制建设。但不少职教集团的管理体制建设严重滞后，既未建应较为健全的组织体系，更缺乏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已成为制约集团化办学正常运行的关键。为此，在集团化办学发展过程中应特别注重自身内部建设，加强由政府部门协同指导、董事会或理事会民主决策、秘书处或办公室工作协调、各专业合作委员会或其他基层组织具体执行等组成的组织体系建设，加快由集团章程、日常工作制度、考核奖励制度、进入淘汰制度等组成的内部管理制度，才能保障集团化办学常态运行，在充分发挥合作办学成效的过程中实现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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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称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