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产业的逻辑斯蒂曲线史证
——来自《湖州丝绸志》的发现

■刘孝斌/文

丝绸产业的逻辑斯蒂曲线史证
——来自《湖州丝绸志》的发现

■刘孝斌/文

湖州素有“丝绸之府”的美誉，丝绸产业的风华流韵于此尽收眼底。2015年，湖州的钱山漾遗址被新华社正式命名为“世界丝绸之源”，这进一步彰显了湖州这座城市的丝绸文化底蕴。丝绸产业作为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的代表性产业，曾经承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流觞，铸就了中国农业文明的辉煌。以丝绸产业为棱镜，折射出来的文明古国之光即便消减到今天依然可以感受到温暖和仁怀。正是在丝绸产业的铺垫之下，习总书记的“一带一路”战略才有了最深厚的人文关怀和最具感召力的宣传旗帜。因此，丝绸产业的兴衰历程，绝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轮回，在更广大的视野维度上是世界经济格局的权力交替以及文明破旧立新的管窥。甚至在现如今“一带一路”战略的宏大蓝图中亦可见丝绸产业留下来的有形与无形印记。本文选择丝绸产业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湖州作为分析样本，以《湖州丝绸志》为中心探索逻辑斯蒂曲线在丝绸产业上下几千年历史中的流动轨迹，即慕农业文明之古风，也启工业文明之未来，最终希望能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一个本原的理解维度。本文拟从六个部分对丝绸产业的逻辑斯蒂曲线进行史证，其中第一部分是阐述逻辑斯蒂曲线的本义，第二到第六部分则按照逻辑斯蒂曲线的五个阶段（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重生期）寻找史证。

一、逻辑斯蒂曲线的本义

逻辑斯蒂曲线在本质上是对生长规律的一种描述，其数学结构模型一般表述如下：

（1）式中，L、a、b都是参数，L是y的饱和值，b代表增速因子，t代表时间变量，ε是随机误差项，ε一般满足如下条件：

（2）式中，E(εi)代表ε的期望，V(εi)代表ε的方差，通常设定：误差项的变动完全出于随机。

对（3）进行求解需要设定L0、a0、b0为初始值。初始值的设定可以采用三段法：

具体而言，逻辑斯蒂曲线的图形表达如下：

图1 逻辑斯蒂曲线的演化轨迹

在图1所示的逻辑斯蒂曲线演化轨迹中，a到b之间是形成期，b到c之间是成长期，c到d之间是成熟期，d到e之间是衰退期，e是c分岔点，e之后的阶段暂且称之为重生期。

二、丝绸产业的形成期：夏商至隋唐

丝绸产业具有五大工序：蚕桑、缫丝、丝织、印染、服装。五大工序的全部成形并初具规模是在隋唐时期。1958年在湖州发现的钱山漾遗址，出土了残绢片、丝麻制品，这意味着4700年前的湖州就诞生了丝绸产业的雏形。从丝绸产品而言，湖州丝绸产业比较成熟的产品诞生于夏禹时代，以“织贝”命名，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产品种类逐渐增多，绿绢、白练（绢）、缔等类丝织品开始在吴兴郡陆续面市。唐代时期丝绸产业的产品种类方成规模，颇有厚积薄发之势，绢、续、毅（绝纱）、纤、绵、绸、罗等丝绸经典品种终于现身，其中吴凌的乌眼绫、重面绢、盘条缭绫、花绸、绵绸等皆可入名特产品之列。以唐代的绫、绢为例，绫，“唐时充贡，号吴缓，郡城出”。武德四年（621）“吴郡之乌程县置土贡御服乌眼绫”、“湖州土贡御服乌眼绫”，且“各县皆出”。绢，亦为唐代贡品。贞元十五年（799）十二月，刺史顾况尚记述州境上贡的纤编（即白色细绢）。绢类中以重面绢为著。吴绫中的玄鹅、掬豹、天马等纹饰盘条缭缓，也颇有名声。从丝绸服装而言，三国及隋唐依然是形成期。三国时期，吴国吴兴郡的富家百姓以绫绪为服，并且该服装的制衣技术随后流传到日本。《古事记》所载“应神三十七年（306）织工兄援、弟援、吴织、汉织四女自吴往。”及《日本书记》所载“十四年（470）将吴所献手术才伎、汉织、吴织、衣缝、兄援、弟援等，泊于住吉津”，皆为当时丝绸服装制衣技术流传到日本的史料证明。日本的和服旧称吴服，其意为吴地之服，由此亦可见三国时期的丝绸与日本之间的深厚渊源。晋朝时期，丝绸服装在上层社会得到推广，官员、富商着白练（绢）为裙。至唐朝，丝绸服装甚至得到了皇家认可，皇宫御服皆用乌眼绫缝制。从丝绸印染而言，印染技术到唐朝方有大成。夏禹时代湖州的“织贝”，其贝壳花纹以染丝织成，此为印染技术的初始探索。唐代的吴绫已经应用了较为成熟的印染技术，因其练染柔滑、光彩眩人遂成贡品。

总体而言，丝绸产业的五大工序在唐朝皆已成形，并且具备了量化生产的可能，但是无论是丝绸产品的普及度、产量的规模，还是技术的发达程度、产业的支撑性，皆表明此时的丝绸产业尚不具备市场化的能力，尤其是市场交易量欠缺，因此只能认为其处于形成期。

三、丝绸产业的成长期：宋元明三代

从宋朝开始，湖州的丝绸产业进入一个发展快车道。一个最为显著的标志是产量的大幅提升。丝绸产业的产量从官府的税捐数量可窥一斑。据南宋陈旉所撰《农书》记载，湖州百姓自宋起“以蚕桑为岁计”，此外还需“兼工机织”，“五两丝织小绢一匹”便可满足充衣食之给，这些记载表明丝绸产业已经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甚至充当起一般等价物的功能。正是在此基础上，宋朝官府逐渐对丝绸开征税捐。公元976年前（即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前），宋朝官府在湖州设立了一个官方织绫机构——织绫务，该机构约有男工20人，女工58人。公元1049-1054年（即仁宗皇祐年间年间），绢税正式实施，乌程四丁须纳绢一匹，长兴五丁须纳绢一匹。据《宋会要辑稿》所载，1161年，“湖州岁额身丁䌷绢八万余匹。”据《湖州府志》所载，1195-1200年间（即庆元年间），湖州府六县的税绢数量为：“乌程县夏税绸绢12526匹余，归安县夏税绢14141匹余，长兴县夏税绢29139匹，安吉县夏税绢17079匹，德清县夏税绢5808匹，武康县夏税绸绢7253匹”，及至1201-1204年（即嘉泰年间），湖州每年贡绫数量达到了5000匹、衣绢万匹。

丝绸产业进入成长期的一个关键指标是交易市场的出现，这是丝绸产业市场化的关键一步。丝绸产业的交易市场雏形是南宋嘉泰年间诞生的绢市。南宋吴兴的绫、武康、安吉和东、西林的绢纱皆很精美，引来交易需求，于是产生了收购绢纱的绢市。丝绸产业市场交易的真正成形得益于由绢市等交易雏形发展而来的丝行及丝市。丝行及丝市皆于明朝形成。丝行于明朝中期产生，据《新市镇志》记载，正德年间位于德清县的新市镇出现了“收丝盛时呼为丝行”、“市肆所收有光、肥、细、经、纬等名目”等现象，此即为丝行的真实写照。丝行虽诞生于明朝，但是将丝行发展壮大的却是清朝。1662-1722年（即清康熙年间），江宁、杭州、苏州三大织造局每年都会委派胥吏前往南浔、新市、双林等地丝行采办湖丝。丝市晚于丝行，于明朝晚期诞生。丝市最密集的区域为南浔、乌镇、菱湖、双林、新市、长兴，其中尤以南浔、双林、菱湖为甚，此三大丝市被誉为“湖州三大丝市”，有日出万金的盛况。菱湖的丝市“摩临溪，四五月间，溪上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前后左右三十里”，菱湖四周60多个村庄所产的蚕丝“皆鬻于菱湖市中”。

丝绸产业进入成长期的另一个佐证为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技术的进步得益于工匠数量的增加。1369年（即明洪武二年），湖州织染局建立，取代了宋朝的织绫务及元朝的生帛局和织染局。湖州织染局于辖内各县网罗工匠，1488年（即明弘治元年）德清县衙门工匠中留存于湖州府的有35名，其中染匠7名、络丝匠20名。工匠以轮班制的形式被织染局拘役，专为皇室生产丝绸制品。在工匠们的努力探索之下，丝绸产业的生产技术取得了较大突破，1023-1031年（即宋仁宗天圣年间），湖州的丝绸印染技术达到了可将绫、罗印染成浅红、深红、淡红等多种颜色的水平，并且印染质量非常精美。《蜀锦谱》中所载的湖州丝绸三大名贵印染织品——湖州大百花孔雀锦、二色湖州大百花孔雀锦、四色湖州百花孔雀锦皆出现于此一时期。元朝的归安县在西林有染绢皂坊，明元时期的湖州织染局均有印染功能。印花技术与手工练染技术在明朝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1460年（即天顺四年）生产的彩缎包括各种颜色的纱、罗、苎丝。1474年（即成化十年）前湖州对湖绫的练染技术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据《蚕桑萃编》所载，湖州的丝绸印染技术达到了“虽曰人工之巧，亦缘水气之清”的地步。明朝隆庆、万历年之后，双林的绫绢以染色技术闻名，双林镇的黑坊（善染包头纱、绢与绉类）、胶坊（善染五色裱绫）、皂坊（善染皂色绢）并存，分工明确，足见当时印染技术之盛。

总体而言，无论是丝绸产业的产量、市场化程度，还是生产技术，皆表明宋元明三代的丝绸产业进入到逻辑斯蒂曲线的成长期，然而在外向程度、对国民经济的支撑性而言仍有不逮之处，故未抵达逻辑斯蒂曲线的成熟期。

四、丝绸产业的成熟期：清朝至建国初

丝绸产业走向成熟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对外贸易的规模化。丝绸的对外贸易于明朝中后期即现端倪，1506年（正德年间）之前，湖丝便开辟了日本、朝鲜、南洋的市场，1506年之后，湖丝成为欧洲各国对华贸易的重点商品。湖丝此阶段的对外贸易从《西吴里语》得见，“湖丝百角斗（斤）价值百两，至彼（南洋各国）得价二倍”。待清朝海禁松动，丝绸的对外贸易携井喷之势而来。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在对外贸易中咖喇吧、琉球、英国等国每条商船配买的二蚕湖丝分别达到了600斤、3000斤、2000斤。与此同时，丝商走私出口的湖丝数量非常庞大，闽商往往携带银五十万两不等，广商则携银两百万两不等，二者前往湖州收购湖丝以走私出口。双林的丝商陈义昌、蔡兴源通过走私辑里丝积累起百万身家。1825年（清道光五年）湖州辑里丝开始向欧美出口，每年的销量达五六万包。南浔的辑里丝远销到印度、缅甸、埃及、叙利亚等国家。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五口通商之后，上海被迫开放为商埠，生丝对外贸易的中心由广州北迁上海，湖丝的对外贸易规模迅速上升。1844-1847年（道光年间），上海的生丝出口量达到58773包，其中湖丝占比55%，达到32364包，销往英国居多。1853-1854年（咸丰年间），湖丝的出口量增加到58000余包。1859-1864年（咸丰九年到同治三年），湖丝这六年的出口总量达到惊人的386598包，其中1862年的出口量为102099包（重量达8167938斤）。当时的盛况在《乌程县志》中有所记载：“湖丝极盛时出洋十万”。1863-1864年（同治年间），湖州的辑里丝在英国进口中国生丝总量当中占比高达35%，辑里丝的牌价在伦敦生丝市场中最高。1873年（同治十二年）出自辑里丝的干经或洋经顺利打开欧美市场，价格为银三百余两每担。据《同治安吉县志》所载，“近时细丝，西洋买客，贸去者为多”。1878-1879年（光绪年间），湖州销往国外市场的蚕丝达到了29254担、33042担，占全省总销量的比重达到了62.88%、64.93%。1880-1908年，湖州蚕丝年均销售419310斤。1909-1920年（清宣统元年到民国9年），辑里干经的出口量大增，12年中年均出口量为16541.17担，其中出口美国9345.75担，占比56.49%，出口法国3942.92担，占比23.84%，出口英国1874.25担，占比11.34%，出口其他国家1378.25担，占比8.33%。1913年，从上海出口的辑里湖丝达到了9400包（重量为752000斤），创下了自光绪六年以来的最高记录。1924-1927年，在机械缫丝业的推动下，湖州年产白厂丝达2370担，出口量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建国之后，湖州的厂丝对外贸易从欧美转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1952年向苏联出口白厂丝达51.7吨，其中菱湖丝厂占到5.4吨，大利新丝厂占到10吨，中兴丝厂占到8.4吨，达昌丝厂占到6.7吨，裕纶丝厂占到6.2吨，顺丰丝厂占到5吨。

丝绸产业走向成熟的另一个特征是生产模式的成熟。丝绸产业从传统的男耕女织生产模式转型到专业化的机户生产模式。在男耕女织的农业文明时代，丝织是农民的副业，从业者通常为妇女。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丝绸产业的生产方式是极度分散的，远远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随着丝绸产业逐步走向成熟，极度分散的生产方式必然会成为丝绸产业发展的桎梏。因此打破分散的生产方式引进专业化机户生产方式的呼声从明朝初期便开始了。明朝初期，部分织户从农村的副业中独立出来成为专业机户。到了清朝，湖州的专业机户迅猛发展，专业机户逐渐分化成两个类别，即大机户和小机户，皆以绉纱作为主要织造对象。大机户通常兼营绸庄，织机数量在4到15台之间，小机户的织机数量在1到3台之间。1821-1850年间，双林20多个村庄所拥有的机户规模已达1000多家，从业者多为女性，到清末男性从业者方增多。1919-1921年，双林的专业机户从业者数量多达五六千之众，1930年之前湖州的专业机户数量有6000多家，其中长兴县横山乡的绸机数量就有500多台。1949年11月，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后的湖州仍然保持着2196户专业机户，其中城内机户为282户，从业者仍然有上千人。

丝绸产业走向成熟的第三个特征是生产工具趋于完善。织机的更替可以视为丝绸产业生产工具趋于完善的代表。湖州的丝织机依次出现了木机、铁木机、全铁机、无梭织机四代。民国初期，木机开始向铁木机更替，湖州集成公司于1914年向日本购买了提花织机。1915年，官办的丝绸习艺所通过向日本新式提花机学习改良之方，以促进织机的效率提升。1921年，达昌电织厂自主生产了20台铁木电织机，这是湖州的第二代织机。永昌丝织厂于1963年自主生产了全铁电织机K62，这是湖州的第三织机。“七五”计划时期，在技术引进的浪潮下湖州诞生了第四代织机——无梭织机。湖州绸厂和永昌于1986年2月从苏联引进了片梭织机，达昌绸厂则于同年8月从瑞士引进了PU型片梭织机。湖州绸厂还引进了瑞士整经机和精密络筒机、意大利SM92-014剑杆织机、西德和意大利的倍捻机、穿停经片机、蒸筒机等国外先进织机。这是丝绸产业生产工具最先进的时期，此后一直停滞不前。

总体而言，从清朝到建国初期，丝绸产业无论是对外贸易量、生产模式，还是生产工具，都趋向了成熟。但是成熟也意味着没落的即将来临。

五、丝绸产业的衰退期：湖嘉分家至今

1983年8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将嘉兴地区行政公署拆分为嘉兴和湖州两个省辖市，这就是湖州历史上的湖嘉分家事件。在湖、嘉拆分的过程中，原本属于同一个产业系统的丝绸企业也面临拆分的命运。最终的结果是相对优质的丝绸企业资源被划归嘉兴市，嘉兴市以此为基础在1984年组建嘉兴市丝绸工业公司，也即上市公司“嘉欣丝绸”（证券代码：002404）的前身。湖州在分家之后硕果仅存的“五大绸厂”历经数次变革后分崩离析、销声匿迹。到目前为止，湖州丝绸企业没有一家上市，这与湖嘉分家对湖州丝绸产业实力的削弱不无关系。

表1 2000-2013年浙江省11市蚕茧产量对比 （单位：万吨）

表2 2000-2013年浙江省11市蚕茧产量占全省比重的对比

时至今日，湖州的丝绸产业仍然可见“丝绸之府”的残存风貌。以蚕茧产量为例，表1中的数据表明进入新世纪之后湖州市的蚕茧产量相较于浙江省其他市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势。做进一步对比发现，2000-2013年湖州市的蚕茧产量在浙江省所占的份额稳定在20%左右，除2007年外，湖州蚕茧产量占全省的份额仅次于杭州、嘉兴，名列第三，如表2和图2所示。然而，碎片化的辉煌难掩湖州丝绸产业整体性的颓势。表3中1978-2013年湖州市丝绸产业的基本数据详细诠释了这种整体性的颓势。湖州丝产量从最高点17241吨骤降到2010年的4636.36吨，形成一个大陡坡的轨迹，如图3所示。湖州的丝织品产量从最高点26.26亿米速降到2009年的1.78亿米，在2009年出现了一个惊人的悬崖形态，如图4所示。湖州的蚕种饲养数从最高点113.65万张锐减到2013年的27.14万张，在1990-2012年间酿成了一条自由降落的抛物线，如图5所示。湖州的蚕茧产量从最高点40981吨跌落到2012年的13334吨，逐年下落的轨迹非常清晰，如图6所示。

图2 2000-2013年杭嘉湖三市蚕茧产量占全身份额的对比

图3 1995-2010年湖州丝产量的变化

图4 1995-2009年湖州丝织品产量的变化

图5 1990-2012年湖州市蚕种饲养数的变化

图6 1992-2012年湖州蚕茧产量的变化

不惟如此，湖州丝绸产业的衰退还可以从丝绸产业的相对地位得到印证。仅以工业对丝和化学纤维这两种原料的需求为例，表3中的数据显示，1979年湖州丝的产量为1991吨，而化学纤维的产量仅为549吨，不到丝的三分之一，然而仅仅三年过后，化学纤维的产量就实现了对丝的超越，1983年湖州化学纤维的产量为3380吨，比丝产量多出了1036吨，此后化学纤维的相对优势地位得以持续巩固，2010年化学纤维与丝的产量之比达到了69：41。丝在湖州工业原料中的领先地位彻底被化学纤维取代，这也是湖州丝绸产业衰落的一个缩影。2012年，湖州丝绸产业的产值在湖州工业总产值中占比仅为6.49%，这与历史上丝绸产业作为湖州经济命脉的身份相去已不知几何。

六、疑问：丝绸产业能否进入重生期

根据前文对逻辑斯蒂曲线的阐述，在衰退期的结尾有一个演化分岔点，这个分岔点对于丝绸产业而言非常关键。如果出现了重大技术创新，则丝绸产业将进入一个新的演化周期，于是意味着丝绸产业的重生，但是若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创新，则丝绸产业将沿着逻辑斯蒂曲线走到终点，从而彻底归于沉寂。因此决定丝绸产业命运的因素落脚在了技术创新上。

目前丝绸产业的技术创新仍在继续，表4列举了丝绸产业近年来的部分技术创新成果。然而仅从现有的技术创新成果而言，距离“重大”二字尚有较大落差。这给丝绸产业的结局多少涂抹了一丝悲凉的色彩。当然，逻辑斯蒂曲线并不是一条走向灭亡的曲线，而是一条延续希望的曲线。逻辑斯蒂曲线的希望在于：当一个产业的逻辑斯蒂曲线演化周期结束后，另一个产业的逻辑斯蒂曲线演化周期已然开始，不同的逻辑斯蒂曲线首尾相接便演绎了历史长河中不同产业之间的轮换更替。因此即便丝绸产业走向终结，我们也不必悲观，因为承载着希望的新兴产业已经站在了下一条逻辑斯蒂曲线的起点上了。更何况，丝绸产业的衰退期还远没有结束，重大技术创新能否出现依然充满悬疑，分岔点何时来临仍处于未知中。

表3 1978-2012年湖州市丝绸产业的主要数据

表4 丝绸产业的部分技术创新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湖州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