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微的执念与空洞的坚守

周晓娣+黄敬军

摘 要：《索尔之子》讲述了“二战”纳粹集中营特遣队员索尔拼尽一切要为小男孩举行犹太葬礼的故事。电影导演拉斯洛·杰莱斯运用虚交的固定长镜头，用回归电影本初之意义的表达，直面人生的恐惧。文章试图从电影的内容情节入手，探求人性在绝望处境下的苟且与崇高，让读者相信人性中的善良，体味和平与自由的重要。

关键词：表达 执念 人性

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匈牙利导演拉斯洛·杰莱斯的处女作《索尔之子》一举摘得最佳外语片桂冠。导演以别样的视角，借纳粹集中营中特遣队员索尔拼尽一切要为小男孩举行犹太葬礼的故事，展现了人性中的苟且与崇高，体现了导演直面人生恐惧的勇气。

一、故事背景：纳粹集中营受害者与施暴者的矛盾体

特遣队，是“二战”时期的专有名词，存在于纳粹集中营中。他们是身强力壮的犹太人，被纳粹军官挑选出来，负责把同胞的尸体扔进焚尸炉，处理他们的遗物。他们是受害者，亦是施暴者。作为死亡产业链上的一环，每支“特遣队”的生存期限只不过几个月，新成立的“特遣队”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前“特遣队”成员送进焚尸炉。

集中营可以看成是一个优秀的“实验室”：既是囚犯又兼任营中职务的混合阶级成了集中营的骨干，同时也构成最令人不安的因素。它是灰色地带，简单定义为主/客两个阵营之间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一个地带。灰色地带拥有极为复杂的内部结构和内容，让人难以对其正邪做出判断。索尔便是这“灰色地带”的一部分。这里只有成百上千万自我封闭的“单体生物”，而在他们当中，只有无望的隐藏和不断的挣扎。{1}

二、故事情节：夹缝中的苟且与崇高

索尔是一个充盈着自我矛盾的二元人物形象。有隐忍亦有反抗，有冷漠亦有温情，有自私亦有无畏。这又何尝不是世间人性的微缩？电影中突出强调的，是在集中营这个阴暗到令人窒息的夹缝中生命的苟且与崇高的矛盾。这里的生命，不只体现为游离在毒气室、焚烧炉附近特遣队员或是受害犹太人的生命体的存亡焉否，更体现了多灾多难而生生不息绵延千年的犹太文化、犹太宗教的活力与尊严。

索尔冷静地把自己的族人引进毒气室，又熟练地清理着残存的衣物，甚至伏耳于毒气室铁门，听着内中传来的绝望的撕心惊叫哀嚎声、拼命而毫无意义的震耳捶打挣扎声时，他依旧是漠然的。像是被隆冬的冰层封锁了似的，他的脸庞是僵硬的，他的内心是麻木的。他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在生死线上游离着，飘摇着。埋着头刷洗毒气室壁上的斑斑血迹，弓着身铲起骨灰扬到河里去，他似乎只是个机器，正如索尔自己所说的，“我们已经是死人了。”生命之于他，似乎早已失去价值，不复存焉。

少女艾拉的颦眉轻唤也没能乍破寒冰，颤抖的柔荑纤纤热切而小心的触碰，换来的只是索尔决意回绝与少女失望的眸。关于女人，除却那为秘密转运起义弹药的转瞬即逝的一见，整部电影中只有同伴对低头不语的索尔的一句话：“你以前也谈论女性的。”还有索尔短促的回应，“我不记得了。”冷漠的心，容不下缠绵情愫；单调的眼，顾不得楚楚依人。

他向军官脱帽敬礼，低垂着头以“愿意效劳”应答着军官的傲慢……闯入解剖室寻找男孩尸体时，索尔被纳粹军官发现。一名军官戏谑地推搡着他，拎着他的领子小丑般地跳起犹太传统舞蹈，引得众人哄然大笑。这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精神上公然的最不敬的贬损，而索尔，忍受了这种欺侮，他甚至挽了一下军官的手臂，又在斥责声与嘲弄声中逃出了解剖室。

在这里，没有生活，只有存活。苟且，是活着的唯一途径。

这里，我们看得出中西方战争电影对苟且刻画的不同。我们的电影通常用口号、就义、决绝来遮盖苟且，用无畏掩盖恐惧：我们的影视与文学，绝不允许主人公在精神上屈服；我们的历史，只记住了一小部分苟且的人没有苟且的一小部分。而生命，作为历史的组成单位，是活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我们对恐惧感的客观存在，不可破除，因此强迫自己相信所谓“义”“节”可以征服一切。可这又何尝不是对人性的畸形的压抑？消减恐惧的唯一途径，就是直面它。真正强大的人，不是一死了之的人，而是可以被消灭却不可被打败的、活下去的人。这样的苟且，才能成就崇高。

但这样的苟且，并不等同于苟活。苟活着的生命，是没有希望、没有信仰、没有方向的。这样活，无异于死，甚至因为褪去了死亡的神圣与神秘而显得格外拙劣卑鄙。生命的尊严在于坚守与执念，哪怕执念是稀微，哪怕坚守是空洞——这便是索尔崇高的缘由。

那张用尖刀刻出的面庞在发现大屠杀幸存的男孩后，一下子柔和了。他取来净水擦拭着男孩的躯体，一下一下地、一点一点地擦洗着那只小手，那只什么也握不住的小手。像是被浸在温水里似的，悄然化开了他满面寒霜。那压抑已久的内心的温热，冲破了囹圄，在暗黑之处汇集成一股暖流，氤氲开去。“那不仅是他的尸体，更是他审视我的方式。” “他”是谁？是那阖了眼的小男孩，还是已死的上帝？或许索尔视这种九死一生为神迹，而透过宗教，这种神迹，实则象征着一种希冀，在地狱最萧索处也能一览圣城之光的希冀；象征着一种宽慰，在死亡最晦暗处也能嗅到生的气息的宽慰。

携着这份微妙的温情，怀着这份渺茫的执念，凭着这份执拗的坚守，索尔开始了他的求索。在其过程中，索尔的性格像是一下子翻转。正如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讲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时候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像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隐忍的索尔人性中的勇毅与反抗被激发出来了。火光，子弹呼啸过发梢；死亡，被扒去衣服的躯体是待宰的羔羊。一蓄须者向索尔扑来，颤抖的牙缝中挤出颤抖的“拉比，我是拉比。”索尔当即脱下自己特遣队员的外衣给他批上，也使自己陷入了被射杀的危险境地，其他队员拼命拽他离开死亡线后，他仍不顾一切地带蓄须者回营地。“你这样做会杀死我们的！”其他队员怒斥道，而他顾忌不得。甚至，“我要找犹太拉比”。千载难逢的起义机会他断然拒绝。为了冰冷的尸体而放弃温热的生命，这是一种怎样的抉择？而究竟是怎样的残酷造就了这种偏执的抉择？

是战争，模糊了生死的界限。枪炮中，生命是如此脆弱易逝，死亡是如此理所当然。惨重的伤亡使人类回到了死亡率极高的原始世界，回到了宗教的源点——祭拜死者。在极端的压抑与恐惧下，生与死的差异被无限放大，生命是这样渺小，而死亡才是永恒。送走无数死者的生者开始怀疑生命，并祈求从死亡中找到生的慰藉。对死者的祭奠，与其说是怀念，不如说是坦率的承认，是依靠仪式消减恐惧、对死亡的恐惧。而“犹太教士不能带走你的恐惧。”这个过程从开始就是一个自我成全的过程，甚至是自我欺骗的过程。但人类太脆弱了，我们需要这样的仪式，来寄托我们自身承载不下的、承受不了的，生命之轻，与死亡之重。

三、悲剧之源：被撕裂的暗黑记忆

黑暗、死亡、失望，是整部电影的旋律。甚至更为残酷的，是在希望零星的余焰终于要被强烈的向往点燃之际，落了场急雨。从毒气室中活下来的孩子，被掐死了；穿梭几个营地找到的拉比，被打死了；从火坑中舍命救出来的蓄须者，不过是个不会念经文的假拉比；曲折辗转不顾非议守护着的男孩子的尸体，被河水冲走了；历经暴动穿林涉河逃出的幸存者，被发现而击毙了……“了”字真是最可怕的汉字！走了，死了，散了，败了，一无所有了。这区区一个字，承载着几多无可奈何？舴艋舟沉。而这，便是悲剧之源吧？最宏伟瑰丽而催人断肠的悲剧，无不源自生命的悲壮。那是种长啸“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的人世之苍凉，是荆棘鸟的身不由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高亢凄婉之绝唱。

犹太民族，自为奴埃及而亡国巴比伦，再到兵败罗马圣城破，妻离子散天各一方，再至被纳粹种族清洗，集中营外野鬼嚎雨，犹太民族，自古就是一个不被理解的多灾多难的民族。然而，战乱硝烟、动荡颠沛，甚至屡为人奴、信仰见欺，都没能断绝其瑰丽灿然的文明；一切的苦难，为它的历史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使之凝聚成了一首苍凉而雄浑的史诗，备受世人崇敬。

四、影视技巧：别样视角直面人生恐惧

电影的动人与不可或缺之处，在于探索艺术与现实间微妙的平衡。其中，集中营艺术自成一派，在时间的荒径旁立起了一座界碑，一方森森的墓石。

《黑皮书》中的佳人倩影，斑斓裙裾；《偷书贼》中情窦初开，手风琴浅唱一阙曼妙小令；《修女艾达》中缱绻轻盈薄纱翩然起舞，缎发如丝；《钢琴师》中蓬头垢面的佝偻灵魂借钢琴迸射出壮烈的绝响；《辛德勒的名单》中驶向奥斯维辛的火车掉头折返，死亡线上的囚徒迎接着战栗的狂喜；《美丽人生》中浸着米色暖阳的不变问候“早安，我的公主！”撑起了浑浊集中营中的一角蔚蓝；《朗读者》中最终的释怀重燃人性的花火；而《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中从孩子眼中窥探的战争被晕染开来一抹纯稚友谊的暖色；《苏菲的抉择》中近乎疯癫的炽爱渐渐解冻了一位愧疚的母亲心头的萧索……纵使影片中有枪炮有血光有死亡有失去有绝望的泪水有深不可测的恐惧，但又像是不约而同的默契，近乎每部电影中都留有一份至真至纯的念想与祈盼，近乎每位导演都仁慈地给自己的观众留有一份不可名状而震撼人心的希望。

可是，《索尔之子》没有，拉斯洛·杰莱斯没有。别样的视角，令观众直面砭骨的恐惧。

虚交的固定镜头下，幢幢的人影，隐隐的哨声，团团的色块，电影一开头便是一片模糊。导演用手持着的摄像机，保持了将近两分钟的消极姿态，逐渐拉近男主角索尔灰黑的影。导演拉斯洛·杰莱斯清晰呈现给观众的，只是索尔紧锁的眉、深陷的眼、冷漠的脸；而周遭，是模糊了的、巴别塔下般混杂的东欧各国语言，是火车闷声大口吐着的蒸汽，是特遣队员后背上的红叉，是哭喊着的人群衣襟上的黄色大卫星。

在107分钟的影片中，“模糊”一直统治着银幕。不只体现在场景镜头，更体现在叙事情节上。那从毒气室中活过来却被军官掐死的男孩究竟是不是索尔的亲生儿子？是因为亲情还是因为宗教抑或是因为渴求自我救赎使得索尔不顾一切要为他进行犹太葬礼？那美丽的少女艾拉与索尔有着怎样的情愫？那个金发日耳曼小男孩是谁，又为什么使索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笑得粲然如斯？这些问题在影片中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只有依稀的线索，却又引向更多的遐想与臆测。

导演摒弃影视作品剧本至上的思维定式，《索尔之子》挣脱出了电影叙事功能的桎梏，而回归于电影本初之意义——表达，一种纯粹的表达，一怀肆意的宣泄，一阵无声的呐喊，一场孤独的求索，一次无谓的成全。淡化了情节，而形成了一种感性的概念，使得电影自小说而成了一首诗，一首压抑的诗，一支生命的温度计，不可挽回地一点一点滑向零度。

观众视野内的全部，只是索尔视野之所能及之范围。不同于其他电影宏观的上帝视角，《索尔之子》用长镜头呈现出的，是一个微观的人的视角。我们看待过去的方式，时常是宏观的，因而是模糊的。只有那个显微镜高倍镜下的过去，才是清晰的。清晰到让人看得见一位母亲恐惧地战栗着的发梢，让人看得见瘦小的雪花在血水中融化殆尽，让人看得见反射着刺眼阳光的屠刀上的缺口；清晰到剥去虚伪的外皮使人之本性一览无遗，哪怕血肉模糊；清晰到视野中只有个体的人的灵魂在哀嚎。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自“是什么”求索“为什么”，并完成自“为什么”向“怎么办”的跨越。而微观的过程，有如把一个将要愈合的伤口撕裂开来，用小刀子一刀一刀地剜出里面暗紫色的吐着脓水的毒肉腐肉。这个伤口撕开得越深，离真相就越近，同时也就越痛苦。但是只有蚀骨的痛苦才会让我们真正了解，从而永远铭记。这便是《索尔之子》压抑的缘由，而压抑逼人思索，思考使其隽永。

五、结语

人心在夹缝中的苟且与崇高中撕扯，痛楚刺激着神经，在毁灭的压榨下，在决堤的泪水中，精绝的思想迸发。

电影是复活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故事。过去的故事是残酷的，冷漠的，平静的。太阳升起又落下，宇宙永恒，万物永恒。只有渺如虫豸的人类自以为趣地玩弄着，后来的看客们自以为傲地愤懑着，自豪着，唏嘘着，怅望着。过去的故事不讲究“如果”，过去的故事不需要愤怒。过去的故事需要有人、有很多人了解她，记着她。历史只是过去的和现在的和未来的故事。

我始终相信，相信人性中善的留存。那种如水晶般透明的向善的夙愿自千万颗红心的最柔软处升起，有如暗夜中的孔明灯：徐徐地上升，默默地祈福，融合于邈远宁静的星空。或许只有达到了九重天之外的高度，只有在俯瞰的视角下，我们才能意识到残杀的无意义，才能找寻得到一种力量——道义的力量，不为人类的权衡选择所左右。它能引导我们成就苍穹之下最为圣洁而崇高的境界——和平——不分种族之高贵低劣，不顾血统之尊贵卑微，在同一片蓝天下，所有人都得到应有的权利：自由地呼吸。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血迹已干，枪声已落。奥斯维辛上是灿然艳阳，娇嫩的紫菀在鹅黄的春草间缱绻着暗香；墓碑旁，是高大的榆树，把午后的暖阳筛成斑驳的碎影；暗黑色的记忆上，娉婷着一只袅娜的和平鸽，展翅向远方……

{1} [意]普里莫·莱维：《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7页。

参考文献：

[1] [美]塔莎·罗宾逊.《索尔之子》：讲述不一样的幸存故事[N].中国艺术报，2016-01-06.

[2] 柳莺.《索尔之子》：奥斯维辛的游荡者[J].电影世界，2015（6）.

作 者：周晓娣，大连市第八中学学生；黄敬军，大连市第八中学教师。

编 辑：魏思思 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