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赴台体育家群体及其历史贡献研究

王雷郭惠杰陈锐

摘要：运用文献调研等方法，系统研究了大陆赴台体育家群体及其历史贡献。研究认为：1）大陆赴台体育家分为两批，第一批为1945-1947年，主要通过台湾教育部门招聘与定向培养赴台；第二批为1948-1949年，主要根据战争局势随国民党政府或军队后撤台湾。2）赴台体育家群体具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普遍兼备优异体育技能与理论功底；二是普遍横跨体育界与军事界，整体地位较高。3）“体育家”一词在民国时期使用广泛但内涵界定模糊；4.赴台体育家群体的贡献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①主导台湾体育师资的培养；②推动台湾竞技体育发展；③促进海峡两岸体育交流；④开创台湾体育学术研究先河。印证并还原了海峡两岸体育文化的根同源的史实。

关键词：大陆；台湾；体育家；贡献；海峡两岸；体育学科

中图分类号：G8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6-0073-08

Abstract：[JP2]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was used to make a systematic study of sports scholars from the mainland to Taiwan and their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Studies suggest that： 1） the sport scholars to Taiwa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first group went to Taiwan mainly through the recruitment by Taiwan education department or oriented training from 1945 to 1947； and the second group retreated to Taiwan with Kuomintang government or army based on the war situation from 1948 to 1949. 2） Taiwan sport community had two typical features； the first is equipped with both excellent physical skills a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the second is active in both sports circle and military circle with a higher status on the whole. 3） the term of sport scholars was widely used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the definition was fuzzy； 4） their contribution were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domin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sports teachers in Taiwan， [JP3]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

2016年民进党赢得大选，自此台湾又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蔡英文强调“以台湾民意为基础”[1]处理两岸关系，两岸关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历史上看，1945年台湾光复后，大陆赴台体育家群体是台湾体育学科重建的重要力量。从海峡两岸体育史学的研究成果看，民国体育人物均是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成都体院体育史研究所（1988）的《中国近代体育史》以及崔乐泉[2-3]、罗时铭[4]、王俊奇[5]、张宝强[6]等学者的著作均有较多论述。台湾方面，台湾师范大学体育学系（1990）《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史论集》以及吴文忠[7]、许义雄[8]、徐元民[9]、林玫君[10]等人的研究也对相关体育人物多有涉及。然而，从已有研究看，海峡两岸当前均未见到“大陆赴台体育家群体”这一视角的针对性研究。大陆学界目前对赴台的郝更生[11]和李惠堂[12]两位体育家的研究较为深入，对于吴文忠[13]、江良规[14]、徐亨[15]、杨森[16]、谢似颜[17]等人偶有涉猎，对其他赴台体育学人的研究则有较多空白。通过研读已有成果发现，相关研究中的时间跨度普遍截止到1949年，对研究对象赴台后的事宜关注很少。台湾学界的研究则更为重视相关人物赴台后的贡献，对其赴台前在大陆的贡献则较少论及，且观点侧重于国民党治下的价值取向。总体来看，当前相关成果存在着对“大陆赴台体育家群体”这一研究视角的缺失，且在个体研究上存在着时间、空间和价值取向三个维度上的断裂。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选择“大陆赴台体育家群体”进行研究，希望达到四个目标：第一，在台湾进入新的政治周期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大陆赴台体育家群体的研究能够明确海峡两岸体育文化同根同源的史实。希望有助于从体育文化视角增进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归属感，消解“台独”思潮。第二，通过系统收集和梳理大陆赴台体育家群体的个人信息，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体育史料，对这一群体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并希望以此管窥民国体育家群体的风采。第三，力争从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学术研究等多个角度系统梳理赴台体育家群体对台湾体育发展的贡献，还原事实，并进行客观评价。第四，探寻赴台体育家群体在特定背景下对促进海峡两岸体育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

作为史学研究，资料的真实性是核心。本研究坚持一手资料收集理念，大陆方面资料主要通过民国报刊数据库和福建师范大学馆藏民国中文文献特色数据库，阅读原始报刊获取，辅以中国知网等文献数据库。台湾方面资料主要通过台湾出版的相关专著和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airiti library）获取。资料的可靠性保证了研究的科学性。

1“体育家”概念辨析

[JP2]本研究选用“体育家”作为标题是有其历史依据的。可以发现，当前对体育界人士，无论是体育明星、运动员、教练、体育学者或体育教师均无此称谓。而在其他学科中，一些知名学者会被称为“××学家”，如爱因斯坦、牛顿会被称为物理学家，潘懋元、叶澜、张楚廷等学者会被成为教育学家，然而许是体育学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特征过于突出，抑或是体育学这一学科的科学性尚未得到普世认同，总之当下并未见到体育学界有哪位学者获得“体育学家”的待遇。但是，从同样具有实践性学科特征的艺术学看，其中的一些知名人士也享受了“家”的荣誉，经常能够听到媒体说×××是“著名的艺术家”，具体到各自的专长，具有高超艺术才能的人又被称为“歌唱家”“画家”“钢琴家”等等。这样看，“家”之一词似乎成为体育学不可僭越之地。[JP]

历史地看，我们发现起码在民国时期，社会中是有“体育家”一词的。不但有“体育家”，而且有“运动家”。在“晚清民国数据库”中，以“体育家”为名检索得到345篇相关文献，时间跨度为1911年至1949年。以“运动家”为名检索得到265篇相关文献，时间跨度为1904年至1949年。在中国知网以“体育家”为主题进行搜索，得到139篇相关文献，通过对其阅读发现，研究对象涉及到的马约翰、麦克乐、王正廷、袁敦礼、陈掌谔、黄兴、沈文炳等人，均以民国作为研究的时代背景。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体育家”和“运动家”乃较常见的用语，当前学界也同样认可对部分民国体育人物称之为体育家。至于为何“体育家”的称呼逐渐被摒弃，我们在此暂且不做讨论，而是看看民国时期对于“体育学”一词是如何使用和理解的。

通过对《勤奋体育月报》《健与力》《体育研究与通讯》等民国核心体育报刊的研读发现，“体育家”与“运动家”的使用存在着区别与联系。区别在于对“体育家”多定位于体育学者、体育教师及相关研究人员，与马卫平的界定较为接近，即“对体育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人群”[18]。在“运动家”的使用上则偏向于具有运动特长的人群，以运动员为主。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这两个词汇混用的现象非常严重，“体育家”一词的内涵往往包括了“运动家”。通过对民国文献的阅读，我们推论其混用的缘由大致有两条：一是民国时期体育学者、体育教师普遍具有优秀的运动水平，很多均为专业运动员，导致两词使用混乱；二是学界当时对体育和运动的理解本身便较为含混。比如1914年《教育周报》刊登浙江省教育会副会长孙增大的《敬告吾浙体育家》[19]一文，便是呼吁浙江的运动员参加在北京天坛举行的“北京体育竞进会”和在上海江湾赛马场举行的“上海万国体育会”，要求这些体育家“速赴上海北京比赛，挽回吾浙文弱之风”。这里的“体育家”显然是指运动员。再如1932年《体育研究与通讯》中刊登《体育家与运动家》[20]一文便指出当时“体育家”一词使用的泛泛：“某也足球技术无双，某也网球独善，某也田径赛出色，凡与类于此等资格的人，都不妨称之曰体育家。”由此看，民国时期，对于“体育家”的使用较为宽泛，本研究中所认定的“体育家”便是采用民国时期的这种类似广义“体育家”的理解，将其界定为包含了体育相关研究人员、体育教师以及具有运动技能特长的人群。

2大陆赴台体育家梳理

2.1两批赴台体育家及其历史背景

以我国现行历史教科书的断代标准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这110年称为近代史。这期间，虽有1928-1937之间的“黄金十年”，但国家动荡、民族屈辱与人民的命运多舛依然构成了近代中国的主调。在中国近代史中，涉及台湾的重要历史节点有三个：一是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于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省、澎湖列岛等地给日本（辽东半岛后以3 000万两白银“赎回”），自此台湾进入日本殖民时期；第二个历史节点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结束对台50年的殖民统治，台湾回归中国，史称“台湾光复”；第三个历史节点是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在一段时间内与大陆形成对峙，但同时也为台湾带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客观带动了台湾的快速发展。在1949年之后，由于客观上形成的海峡两岸的对立情况使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岸间的人才流动失去了可能。即使在今天这种情况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从这些历史节点可以发现，本研究涉及到的时间起止是1945至1949年。

1944年5月，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政府内定为台湾最高行政长官的陈仪便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接管台湾时急需教育人才，应设专门学校培训师资。随后，国民政府确定在福建设立海疆学校，为台湾培育师资[21]。商贾郑玉书也致电福建省政府主席，指出接收台湾需要包括体操在内的各科教师9 000余人[22]。台湾学人林智炜也考证得出，1945年日本战败后，“师资因日人遣返，出现大量体育师资缺口，多以中国人士进行补充”。在此背景下，台湾光复初期的1945-1947年，台湾教育部门便从大陆招募了数批包括体育在内的各科教师，地点主要是福州和重庆[23]。这一批大陆赴台的体育家群体主要是由普通体育教师构成，涉及少量体育界知名人士。从本研究获取资料看，第一批的赴台体育家有：谢似颜[17]（1945）、林鸿坦[24]（1946）、焦嘉诰[25]（1946）、吴文忠[7]（1946）、沈家铭[26]（1946）等人。史料对这批体育家赴台原因甚少提及，仅能确认焦嘉诰是1946年受台湾教育部之邀到台，任台湾师范大学体育系教师，1957年任新设的体育卫生教育系主任，1959年任台湾师范大学总务长[25]。但从中可以看出，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在1945年之后便有意识主动邀约部分资深体育教育学者赴台任教。

[JP2]随着国民党战局吃紧，自1948年起陆续分批组织各路人士后撤台湾。这一批赴台体育家主要是各教育或体育部门主管领导、知名体育学者以及各高校教师。在本研究统计出的37名赴台体育家中，有31名属于第二批赴台人员，占据绝大部分。从历史背景和本研究考证的各位体育家的赴台时间来看，第一批赴台体育家的时间可以定为1945-1947年，第二批为1948-1949年。[JP]

2.2赴台体育家群体的整体特征

本研究中涉及到的体育家多在大陆时期即为体育界翘楚，能够较好地呈现民国时期代表性体育家的整体形象。从已有研究看，赴台体育家群体具备两个较为显著的特征：

第一，民国体育家普遍兼具优异的运动技能与扎实的理论功底。根据已有资料，在这37人中，有23人参加过全国或更高级别的运动会，参加省级运动会的人数更是占据绝大多数。在具备优异体育技能的同时，这批体育家普遍还兼具良好的文化功底与理论水平。以“亚洲球王”李惠堂为例，他代表国家参加了4次远东运动会男足比赛，均获冠军。1936年率领中国男子足球队参加了柏林奥运会。在1976年德意联邦共和国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他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12，27]。同时，他还出版了《足球技术》《足球规则》《足球经》等著作8本。像谢似颜、刘香谷、郭琴舫、傅淑云、齐建鹏、徐亨、吴必显、贾连仁、吕长庚等人均是当时的国手，代表中国参加过世界大赛，稍逊一筹诸如吴文忠等人也是代表各省参加过华北运动会或全国运动会的，但这些人同样著书立传，为后世留下众多著作。从这一点上看，当今我国体育界与民国比较起来，这种“文武兼备”之人似乎少了一些，呈现出专业运动员则文化功底偏差，理论性学者则往往不能兼具高水平的体育技艺，或许这也是“体育家”一词在民国之后逐渐消失的一个原因。

第二，赴台体育家群体普遍与军事领域联系密切。从世界体育发展史看，军事是推动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民国后期我国战乱不断，军事部门纷纷成立与体育相关的机构，招募了一批体育界人士。本研究中涉及到的陈泮岭、杨森、张焕龙、萧保源、牛炳镒、齐建宏、吴锡宏、尚树梅、贾连仁、徐亨、刘云樵等赴台体育家均有在军事机构任职经历，体现出当时军事与体育的密切联系。总的来看，赴台体育家群体在总体上不但属于体育界的精英群体，而且在军事界也有一定地位，整体上具备了较高的社会影响力。比如原台湾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江良规去世后，蒋介石、严家淦等亲自撰写悼词，予以缅怀；刘云樵还担任了蒋介石、严家淦、蒋经国等4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贴身护卫工作[25]。在民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体育与军事的紧密关系以及体育对国家的重要性在彼时被得到了再一次实事印证。

3大陆赴台体育家群体的历史贡献

台湾教育部体育署对于大陆移民台湾的体育专业人士有过整体性评价，认为他们“形成台湾体育界的主导者”。从已有资料来看应当说这一评价较为合适，大陆赴台体育家群体在历史上全面主导了台湾体育事业的发展，并成为其核心力量，尤其是体育师资培养、竞技体育发展、体育科学研究等三个方面更是起到奠基人和发起人的作用。同时，部分体育家在促进海峡两岸体育文化交流上也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由于赴台体育家多任职于台湾各高等院校，他们也成为今天台湾体育学者学术谱系上的源头，进一步明确了海峡两岸体育文化同根同源的史实。具体来看，大陆赴台体育家群体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3.1主导了台湾体育师资的培养

从表1可以发现，赴台体育家群体的主要任职机构便是台湾各高校的体育系，在台湾光复初期，体育系以体育教育专业为主，核心工作是培养体育师资。而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台湾仅有台湾师范学院、台北师范学院和台南师范学校三所高校设有体育系[53]。当时，台湾师范学院是最主要的体育师资培养机构。谢似颜1945年赴台担任台湾师范学院第一任体育系主任后，依次有江良规、吴文忠、焦家诰、周鹤鸣等赴台人士担任过系主任或校总务长，主导了台湾体育师资的培养。此外，朱重名1948年便担任了台湾教育会体育教学委员会主任；周鹤鸣受江良规之邀担任了台湾体育专科学校（现台湾体育学院）第一任校长（1961年）；林鸿坦创办了台北体育专科学校并亲自担任第一任校长；萧保源、牛炳镒、汤铭新、郭琴舫、杨惠敏、傅淑云等人均任职于台湾各高校体育系，成为台湾光复后体育师资培养的主要力量。同时，应台湾当时体育教材匮乏的现实，赴台体育家出版了一系列体育专业教材。代表性教材有：江良规《体育原理》、焦嘉诰《体育分科教材教法》、高梓《卫生手册》、陈泮岭《中华国术教材全集》、谢似颜《西洋体育史》、陈掌谔《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史》、吴文忠《体育史》等。

促进了海峡两岸体育事业交流。可以说，大陆赴台体育家群体完成了台湾光复后体育教育的重建，主导了台湾高等体育专业教育的发展与走向。

值得说明的是，以从事教育的赴台体育家来看，他们早年主要求学于南京中央大学（东南大学），与同时期在大陆工作的吴蕴瑞等著名学者同属一脉，比如邵汝干与吴蕴瑞便是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南京中央大学前身）的同班同学，是该学校1916年开始招收体育专业的第一届学生[31]。南京中央大学体育系主任朱重明在台湾退休前讲授了“最后一课”。其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悉数前来，穿上当时中央大学的衣服完成了50分钟的课程。同属赴台体育家的吴文忠、周中勋、王复旦、林鸿坦、杨基荣、焦家诰等人均是其中央大学学生[25]。这些体育家的学术师承与留守大陆的体育家同属一脉。

3.2推动了台湾竞技体育发展

台湾光复初期，国民党当局面临着台湾整个社会如何“去日本化”和提振台湾精神的问题，并采取了多样手段。这其中，举办运动会成为一个有效而重要的措施。台湾省运动会的召开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整体体育运动风气。这其中，林鸿坦居功至伟。他从1946年开始，担任了第二届至十六届运动会总干事，连任15届，被称为台湾运动会之父，为推动台湾竞技体育的整体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8]。此外，赴台体育家关颂声和张焕龙携手培养和打造了台湾著名田径选手杨传广，后者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获得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奖牌的选手。投身建筑事业的关颂声曾说，杨传广便是我最好的“作品”[41]。此外，刘香谷女士还从训练和资金上支持了台湾网球名将谢淑薇。大陆赴台体育家在竞技体育领域的任职也非常普遍，王正廷、汤铭新、沈家铭、江良规等人先后担任了台湾奥委会主席、副主席、总干事等重要职务。刘世珍、严孝章、陈泮岭、沈家铭曾分别在台湾篮球协会、棒球协会、滑雪协会等机构担任会长或理事长等职；张焕龙和郭琴舫则分别担任过台湾田径队和拳击队总教练。赴台体育家普遍具有优异的竞技运动经历和较高的训练水平，在他们的训练下台湾竞技体育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较大突破，出现了一段时期内的竞技体育辉煌。

3.3促进了海峡两岸体育交流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海峡两岸关系日趋缓和，海峡两岸体育文化交流逐渐增多。大陆赴台体育家群体早年与大陆体育界人士普遍关系密切，在两岸体育交流上具备自身独特优势，成为推动两岸交往一股重要力量。其中，赴台体育家徐亨和齐剑洪在台湾参加北京亚运会的问题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从史料来看，1988年12月，国际奥委会台北名誉委员徐亨和委员吴经国在维也纳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期间，首先向何振梁提出想私下探讨关于派队参加北京亚运会事宜。后期海峡两岸的相关意见便经由齐剑洪的儿子齐伟超代为传递。后期，何振梁便约见齐氏父子以及台湾奥委会秘书长李庆华等人在香港会谈，并正式达成关于国际赛事中台湾地区使用“中华台北”名称参赛，也确认了台湾地区参加北京亚运会的事宜[34]。随着后期海峡两岸体育文化交流的频繁，徐亨、吴文忠、贾连仁、吕长庚等赴台体育家均多次参与大陆相关体育活动。徐亨还借助曾长期任职国际奥委会的经历，为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作出突出贡献[54]。

3.4开创了台湾体育学术研究先河

台湾光复后，百废待兴，体育领域的当务之急便是培育体育师资，故而体育学术研究在光复初期并未被提上日程。随着台湾体育事业走上正轨，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便日渐显现。1972年，台湾恢复了致力于学术研究的组织“中华体育学会”，由赴台体育家郝更生任理事长，吴文忠任秘书长[55]。该组织同时发行了台湾最早的体育学术刊物“体育学报”。此外，吴文忠还担任了设立于台湾师范大学的台湾最早的体育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并创办了《中华国术季刊》（1984年），从学术组织与期刊方面大大推动了台湾体育学术发展。在台湾光复后为数不多的体育学术研究组织与学术刊物的创建中，赴台体育家群体贡献突出。此外，作为台湾光复后体育学术研究的开山人，江良规、吴文忠、陈泮岭、林鸿坦等人培养了了苏雄飞、赵丽云、许义雄、蔡祯雄、王同茂等一批后辈学人，成为台湾学术谱系中的源发点。

4结论

4.1“体育家”一词在民国时期使用广泛但界定模糊

[JP2]研究发现民国时期，包括体育专业报刊在内的各种载体中，均广泛使用“体育家”一词，但概念界定很不明确，各方理解差异较大。从实际情况看，民国时期对于“体育家”一词在使用上主要有两种理解与认识：一是仅作为“对体育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人群”的理解，姑且称之为狭义的体育家；另一种则是作为包括相关体育研究人员、体育教师以及运动员在内的广义的体育家。[JP]

4.2赴台体育家群体分为两批，整体层次较高，时代特征明显

本研究统计出大陆赴台体育家群体共有37名，依据赴台时间可以分为两批。其中1945-1947年赴台的有6名，为第一批；1948-1949年间赴台的有33名为第二批。本研究中涉及到的体育家群体呈现出两个较明显的特征，一是兼具优异的体育技能与理论水平，普遍参与过省级以上的体育竞赛并著书立传；二是赴台体育家多横跨体育与军事两大领域，整体社会影响力较大，社会地位较高。

4.3赴台体育家群体是台湾光复后体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大陆赴台体育家群体成为台湾光复初期高等体育教育的核心力量，主导了台湾体育师资的培养，决定了体育教育的发展方向；优异的竞技水平和丰富的训练经验使赴台体育家群体为台湾20世纪60年代的短暂辉煌做出突出贡献，彼时的竞技成绩使得台湾直到今天都很难超越；徐亨、齐剑洪、吴文忠等赴台体育家成为两岸体育交流的重要推手，促进了海峡两岸在体育竞赛等方面的合作与配合。

4.4赴台体育家群体印证了海峡两岸体育文化的同根同源

赴台体育家群体与留守大陆的体育家在体育思想上同属一脉相承，在赴台后又成为台湾体育教育、体育学术研究的谱系源头。赴台后，这批体育家培养后学，开枝散叶，将其体育思想在台湾地区散播，印证了海峡两岸体育文化同根同源的不争史实。

从福建平潭至台湾新竹，不足200公里的距离曾经被历史隔断多年，成为两岸同胞无法逾越的天堑。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行，海峡两岸早已密切相连，各界交流频繁而热切。在台湾光复70周年后的今天，我们审视历史，系统回顾并梳理大陆赴台体育家这一群体，希望能够从体育视角为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作出些许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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