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的“时度效”研究*

□文│刘 肖 董子铭

对外传播作为一项全局性、战略性的系统工作，在国家层面服务于国家的形象构建、软实力提升和话语权争夺，在文化层面旨在推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沟通与对话。因此，在传播实践过程中，我们需要因势利导，把握机遇，阐释并宣介中国的道路制度、外交理念和价值观念，引导国际社会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

一、新形势下对外传播的重大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1]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重要外交场合多次强调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2]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价值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贡献了应对人类挑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这一重要思想，既是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理论指南，也是当前对外传播的内在需求和重要价值取向。

因此，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我国开展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重大议题和话语源头，是对外传播中国价值观念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从愿景走向实实在在行动的进程中，不仅在国际社会中面临着因“理念与规范之争”受到质疑，而且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中，“中国声音”也一直受到强烈的话语挤压。鉴于此，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对外传播，推动该思想进入国际主流话语体系，并实现对接和交流，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重中之重，肩负着正面阐释国家外交战略、主导国际涉华舆论的历史使命。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的重要方法论：把握“时、度、效”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重要论述，对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实践同样具有普遍适用性。

一方面，作为系统工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需要科学方法论的统筹指导。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或学说，其目的在于研究如何运用客观规律自觉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外传播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是系统中各要素协同共建的过程。从系统论角度来讲，这是一种结果导向的目标管理过程，其追求的是系统运行的有效性，要求总目标与各分目标、母系统与各子系统之间的高度协调。这项长期复杂的工程，不单需要大量具体的技术和操作方法来推进实施，还需要更高层面的理论指引和全面、系统、规范的方法论进行统筹指导。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对外传播工作需要科学方法论的指引，需要置于国际传播环境和舆论场各环节各要素的统合之中，充分注重新旧媒体融合传播、不同地区文化和认知体系对接、媒体传播与其他媒介传播的协同等，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另一方面，新闻宣传工作的“时、度、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提供了依循规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3]这些重要论述，现已成为当前新形势下舆论引导工作的圭臬。在舆论引导的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对外传播需要在国家形象战略层面统筹国际国内舆论场，在国家软实力层面运用舆论影响力，在国家综合实力层面更自觉更自信地传播中国价值、传播中国声音。“时、度、效”，并非只是一种具体的、可操作的宣传工作方法，而是对我国新闻传播工作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升华，是更加侧重于理性规律的一般方法原理。[4]“时、度、效”以把握大势的全局观念、尊重规律的传播观念和以人为本的受众观念为基本原则，具有系统性、科学性、本土性、艺术性和动态性等方法论的本质特征，为我们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有效对外传播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时度效”的认知与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的“时度效”，既是一种理论认知，也是一种实践形式，需要贯穿于我国对外传播相关具体工作之中，将其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国际“议题”，传播好中国声音。

（一）“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时代环境的系统认知

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对外传播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统筹，需要拥有全球意识和战略眼光，以认识世界、判断形势、指导未来，把握媒介生态变迁现实语境、中国和平崛起的舆论困境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议题传播的最佳时机。

1.国际形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的时代特征

《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如何、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5]世界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形成了共同利益纽带，有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降低了以极端手段实现国家之间权力分配的可能；世界人口经济增长以及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趋势已逼近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需要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危害的发展方式；“全球化带来的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使国际问题的解决成为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6]

然而，当前一些国家国内出现了较为强烈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极端民粹主义等思潮和政策取向，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推脱国际责任和义务，区域间关系、部分国家间关系更趋于紧张。在这一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一步体现了其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等的内涵和特征，超越了西方传统文明模式和国际秩序模式，贡献了关于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等方面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因此，作为表征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话语，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更彰显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2.传播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对话空间与舆论困境

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在科技的急速推动下，催生了新媒体传播的现实命题。新兴媒体既代表一种技术，也标志着新的社会形态和发展空间，它成为当今全球舆论生发、流动并对国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场域，重构了国家主权概念、权力运行方式以及文化价值认同。在全球信息传播的形势变化中，互联网既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也是天然的舆论场和话语场，它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形势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对外传播提出了迫切而重要的时代要求。

尽管随着全球信息传播新时代的到来，形成了一超（美国）、多强和新兴国家多元并存的国际传播格局，但总体来说“西强我弱”的态势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尽管新兴国家的话语力量在逐步增强，但“环境正义话语”竞争中的“正义”定义权和仲裁权仍然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西方媒体所传播的价值取向拥有全球传播的内容主导与舆论主导地位。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我国的对外传播责任重大且压力重重。一方面，我们需要积极、主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话语体系，树立文明的、负责任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形象；另一方面，需要尽快提升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话语权，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摆脱弱势地位，敢于发声、善于发声。

（二）“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的机制构建

对外传播中对“程度”的调控和“尺度”的拿捏，需要审时度势、以效为先，因此“度”既体现了“时”的内在要求，又是提升“效”的指导路径，是把握“时度效”的核心环节。实践反复证明，适度得当的传播行为，必须要有针对问题、结构合理、运行灵活的传播机制予以保障。

1.针对传播主体界定过窄导致的运行思路受限问题，构建协同机制，提升系统整合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效果并非政府或媒体单方面可以达成，而是需要把握多元传播主体的融合度与各传播要素的整合度，形成合力。社会化媒体为用户打造了一个圈层式的平台格局，形成信息传受圈层、服务供求圈层、线上线下圈层的网络交往渠道，使得每一个用户理论上都具备了社会动员甚至政治动员的行动力。主导全球网络舆论，单在舆论场内部还不够，需要在舆论场外围形成有力支撑；仅靠单打独斗还不行，需要树立联合多线程的理念，勤用善用互联网思维聚合宣传资源、减少内耗、赢得主动。鉴于此，我国在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过程中，必然要打破传统思维局限，运用新技术和新兴媒体平台，借助大数据实现涉华舆论的可视化监测，提升网络舆论场的“能见度”；在公关上尝试与境外媒体公司取得联系，共同推动建立信息反馈、技术服务、危机处理的协同运行机制。

2.针对国际受众研究缺失导致的传播效果受限问题，构建对接机制，提升传播精准度

传播过程的成功与否是以效果为评判依据的。在传播过程分析中，如果只重视对内容和形式的研究，忽视对内容的接受者——受众的研究，那么传播效果的提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受众研究是包括对外传播在内任何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对目标受众的身份、态度、文化和利益诉求与动机的了解，首先需要明确群体差异（性别、学历、职业、年龄等）、地区差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和国别差异（制度、意识形态等）。我们面对的往往是一个地区的传播，对于这个地区每个国家的情况缺乏了解，对于其关切点和疑虑问题的回应不足甚至没有回应，传播策略就无的放矢、收效甚微。鉴于此，把握对外传播的精准度，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开展国际受众研究，探索如何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对接国外习惯的表达方式，构建融通中外、与国际通行的认知规范对接的话语体系，让国际社会更易于理解和接受。

3.针对传播手段过刚过柔都会导致渗透力减弱问题，构建渗透机制，提升传播力度

“硬”诉求通过“软”身份来实现已经成为对外传播的共识，但我国主流媒体官方色彩和事业单位属性过于浓厚，机械灌输、生硬推送的现象仍较为突出，同时也没有建立有效的反馈和交流机制，由此造成了“中国传媒=政府官方=宣传”的刻板印象。把握传播力度，一方面，要适应语境。传播主体应根据不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差异，在对外传播的内容、风格、语言运用等方面做出适宜有效的调整，提高国际传播在不同地区的适应性。在遵循国际传播基本规律的前提下，研究不同制度性质和意识形态倾向国家的传播策略，减少国际传播的政治敏感性。另一方面，保持中国话语特色与硬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对外传播过程，不只存在于正面宣传战场，还常与社会热点和突发事件相关联。针对重大事件和根本性问题的国际报道，则要敢于、善于亮明立场，旗帜鲜明地进行观点的交锋，而不能用曲折迂回的方式委婉含蓄的表达，更不能一味迎合话语接受者的偏好。否则，这样的对外传播不仅不能取得应有的传播效果，反而更容易引起误解。

（三）“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效果提升的路径

面对投入（建设）和产出（效果）不成正比的对外传播现实，需要创新对外表达的传播方式，探索对外传播议题设置与引导的可操作路径。

1.议题设置的内容路径

将中国的价值理念具化为适于国际传播的内容，需要国家紧跟“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步伐，适时提出具有原创性、思想性和时代特征的话语议题；同时，又要对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和包容理念，凝练出让世界能够理解并且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话语”[7]表达，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恰恰具备了这些品质，并基于面向未来的视角，具有原创性的生命力。

传播内容路径，分为“议题”和“话题”两个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不同层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议题，具有提纲挈领的根本导向性，需要若干话题对其“进行延伸和具化，以体现其思想内涵和传播意图”。[8]首先，要注重议题设置的关联性，既要适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关键性议题进行议程设置，同时又要围绕这一议题提出丰富多彩的延展性话题。其次，动态性，以时代特征为基础与时俱进。“自党的十八大首倡‘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又先后提出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网络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共同体等”。[9]这就要求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过程中，适时调整对外传播的具体方案和举措。最后，持续性，正视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中国价值理念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细水长流、久久为功、循序渐进的渗透和引导过程。

2.价值认同的引导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括价值、制度和文化三个相互联系的认同层面。“认同是原则和规范形成的前提。我国对外合作机制的观念认同缺失，主要是指我国与合作各方因社会制度、宗教传统、文化价值、发展模式的差异，而难以形成共同认可的原则和规范”。[10]因此，探索我国价值理念传播应遵循的规律和路径可以心理学的价值认同理论为策略创新支点。价值认同分为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三个阶段。首先，认知认同，是情感与行为认同的基础根据，需要通过国际话语体系构建和对外传播，阐释并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理念内涵。其次，情感认同，是思想理念内化为个体观念的过程，需通过话语体系的对接与国家地区间政治互信、经济互惠和合作交流机制的建设，进一步增强情感认同。最后，行为认同，作为认知和情感认同的外化表现，是对外传播力争达到的效果最高境界。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

注释：

[1]新华社.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htm

[2]新华网.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宾[EB/OL].新华网，http://news.cnwest.com/content/2012-12/06/content_7816551_2.htm

[3]新华网.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新华网，http://home.china.com.cn/shitoutiao/2016-02-20/a988868.shtml

[4]张勇锋. 舆论引导“时、度、效”方法论研究论纲[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10）

[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R].2011-09-06

[6]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J].求是，2013（4）

[7]韩震.对外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创新[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1）

[8]崔玉英.增强议题设置能力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J].对外传播，2015（1）

[9]徐艳玲，李聪.“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意蕴的三重维度[J].科学社会主义，2016（3）

[10]刘传春.“一带一路”战略的质疑与回应——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认同[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