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朝仪”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田成浩

朝礼是古代诸侯、臣属朝见天子的礼仪，有大朝、常朝之分。叔孙通所作之“朝仪”，于汉高祖七年(前200)十月实施，属于岁首的大朝会仪程。《史记》《汉书》均有记载。清代礼学家秦蕙田指出:“汉叔孙通起朝仪，其制始详。大朝会实始于此。”①秦蕙田:《五礼通考》卷13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下栏。该朝仪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三通”、《西汉会要》对该朝仪均有辑录，②杜佑:《通典》卷70，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26～1928页；郑樵:《通志》卷44，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89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06，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57～958页。徐天麟:《西汉会要》卷15，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29页。历代学者在考证史籍、注解词句时，多有涉及。近二十年来，相关研究进入了专题探索的阶段。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秦汉卷)、李俊芳《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渡边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儀礼》等论著对此都有关注。①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秦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李俊芳:《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渡边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儀礼》，柏书房1996年版。但因史料有限，古今学者围绕该朝仪存在较多的争议。湖北张家山336号汉墓竹简《朝律》的发现及部分简文的公布，使研究又有了新的推进。

已有观点丰富多样，却难窥全貌。兹对古人的注解、考证、评论，以及现当代学者的成果，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揭示。

一、朝仪制作背景和依据

“起朝仪”是汉初制度建设的一项内容。关于其历史背景，论者多从两方面来分析:功臣集团的君臣观念淡薄，礼制缺失造成朝廷秩序混乱。

古来即有相关阐述。宋代杨时认为汉初朝廷“皆武夫壮士，非复有礼文相际也”②杨时:《杨龟山集》卷9，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29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344页下栏。。清人计大受指出，秦以后“古礼终不可复”；汉初功臣皆起于草莽，“非可示之谦让以降其气”。③计大受:《史林测义》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4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页下栏。

现当代学者也有类似讨论。翦伯赞、田昌五对这两方面均有涉及。④翦伯赞:《中国史纲》卷2《秦汉史》，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147页；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林剑鸣、陈戍国、孟祥才、顾向明都认为，停废秦礼法是汉初君臣秩序混乱的原因。⑤林剑鸣:《秦汉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页；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秦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白钢主编，孟祥才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顾向明:《试论汉代礼制的形成与演变》，《民俗研究》1998年第4期，第71页。还有结合国外理论进行的探索。林聪舜认为刘邦是卡理斯玛式的领袖，能够在斗争中发挥作用，却不适用于和平时期。制作朝仪是维系政权的必要措施。①林聪舜:《叔孙通“起朝仪”的意义——刘邦卡理斯玛支配的转变》，《哲学与文化》1993年第12期，第1159～1161页。引文中所谓“卡理斯玛式的领袖”，指依靠独有的魅力、非凡(或超自然)的才能而获得权威的领袖人物。

关于朝仪的制作依据，《史记》的不同篇章间存在抵牾。据《史记·礼书》，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而《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则称他“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论者主要有三种观点。

其一，“依据秦礼”说，倾向于认同《礼书》的记载。宋人王应麟认为:“野外所习，长乐宫所行，皆秦法也。”②王应麟:《通鉴答问》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58页下栏。《史记会注考证》引明末徐孚远的观点:“叔孙生为秦博士，秦仪其素习也，故就采之。”③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99，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4238页。古来批评叔孙通及该朝仪者多认同此说(详见后文)。范文澜认为萧何、叔孙通等人使“秦制度基本上变成汉制度”④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6～39页。。沈文倬认为该朝仪“丝毫没有古礼的痕迹，相反，采用秦仪则是确凿有据”⑤沈文倬:《从汉初今文经的形成说到两汉今文〈礼〉的传授》，《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222页。。

其二，“兼采古礼、秦礼”说，以探讨秦礼来源为依据。陈戍国认为秦仪本身就是在六国古礼的基础上形成的。⑥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秦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采自秦礼，也可以说是采自古礼。李俊芳也指出，大朝礼采撮古礼的比例应该不少，但因受秦仪影响很大而不合古制。⑦李俊方(李俊芳):《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05页。

其三，“吸收楚俗”说。关于朝仪中的文武分列，卜宪群认为汉初重军功，公卿皆军吏，东向为尊。这与楚地尚东的习俗一致。⑧宪群:《秦制、楚制与汉制》，《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50页。王勇认为朝仪中旗帜的颜色、形制也可能与楚俗有关。①王勇:《楚文化与秦汉社会》，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二、朝仪的主要仪程

大朝礼的具体仪节见于《史记》《汉书》的叔孙通本传中。兹以《史记》文本为线索，参照《汉书》，指明差别，梳理出主要仪程及古今学者的争论。

(一)司礼官导引入殿的环节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

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②本文以《史记》文本为主要线索梳理朝礼仪程。引文均出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史记》卷99，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23页)。但《史记》与《汉书》的记载存在部分出入。凡两书记载不同者，皆出注释标明《汉书》的文本。

此处的司礼官员是谒者，后文中还有“大行”。谒者为郎中令(后改名光禄勋)的属官；大行是典客(后改名大行令、大鸿胪)的属官。二者均负责宾赞事务。③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23、 159～160页。

关于司礼官员，汉简《朝律》也有补充。在日本关西大学“汉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上，胡平生发表了《中国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概述》，首次释读了336号汉墓《朝律》的部分简文。其中有:“谒者一人立东陛者，南面，立定，典客言具，谒者以闻，皇帝出房。”黎虎认为这是传世文献失载的部分，并指出谒者是大行、典客与皇帝之间的链接环节，三者均负责朝会司礼。④黎虎:《汉代典客、大行、鸿胪递嬗与朝会司仪》，《东岳论丛》2010年第10期，第67页。

关于“治礼”，《史记》三家注与《汉书》颜师古注均未解释。历来争论较多，或认为代指官职名；或认为作“导引行礼”讲。例如，清代沈钦韩认为其为“治礼郎”，是大鸿胪属官。①沈钦韩:《汉书疏证》卷27(清光绪二十六年浙江官书局刻本)，沈钦韩等:《汉书疏证》(外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77页下栏。王先谦则认为:“前汉无治礼郎，后汉大行令有治礼郎，亦不属大鸿胪，沈说误”；意为“掌治赞引之礼”。②王先谦:《汉书补注》卷43，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19页下栏。吴恂否定了王说，认为西汉有治礼郎，只是《汉书·百官公卿表》失载。③吴恂:《汉书注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111页。与其相对，陈直也证明了沈、王考察官名中的失误，但认为此处理解为官名。④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5页。韩兆琦也认为“治礼”指对参加朝会的人员进行安排、调动。⑤韩兆琦:《史记笺证》第8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5页注49。

据此可知，导引朝贺者入殿的司礼官是否只有谒者，尚无定论。

(二)朝会场所的陈设布置

器具与人员布置，主要有兵器、旗帜以及车骑兵卒、郎中。《史记》载:

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⑥《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作:“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志。传曰‘趋’……”(以下《汉书》文本，出自《汉书》卷43，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27～2128页)

“步卒卫宫”，《汉书》记载为“戍卒卫官”。《古今考》引宋人吕祖谦的观点，认为“卫官”指掌管宫廷门卫的卫尉。⑦魏了翁撰，方回续:《古今考》卷27，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53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692页。王先谦认为《汉书》之“戍卒卫官”由《史记》“步卒卫宫”误写而来，汉代无卫官之职。①王先谦:《汉书补注》卷43，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0页上栏。陈直结合汉都城出土的“卫屯”瓦当认为“卫官”即卫屯，“戍卒”指正卒，没有误文。②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5页。

“设兵”，即陈设兵器；“张旗志”之“志”，作“帜(幟)”；“侠陛”之“侠”，即“挟”。③《史记》卷99，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24页；《汉书》卷43，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28页。学界没有争议。安排车骑步卒是为了保卫安全。李俊芳认为陈设兵器是承袭周礼中设置斧依(绣有斧纹之屏风)的做法，意在营造尊君卑臣的氛围。郭玉娟认为设置旗帜同样是对周礼的继承。④李俊方(李俊芳):《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16页；郭玉娟:《先秦至西汉时期朝聘礼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84页。

(三)朝贺者分列的环节

朝贺者入殿之后，分东西两部分相向站立。

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

关于分列的环节，宋人吕祖谦认为:“此文武两班分班之时也，至奉贺之时则北乡矣”；没有言及诸侯王，是因为“引班先卑后尊”。⑤魏了翁撰，方回续:《古今考》卷27，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53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692页。其意，诸侯王不参与文武分列。明代茅坤认为这是对秦仪的延续。⑥司马迁著，茅坤编纂，王晓红整理:《史记抄》，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15页。卜宪群认为军功官员东向是楚俗影响的结果。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分列仪节与文武分职有关。

也有学者提到，根据传世文献，分列之仪古已有之。例如，黎虎指出该仪节可以追溯至周代。首先，按照《周礼·朝士》，朝士负责安排外朝的朝位:东列为公、侯、伯、子、男、群吏，西列为孤、卿、大夫、群士。其次，他认为汉初“九宾”由周代“九仪”发展而来，而“九仪”包括公、侯、伯、子、男五命(诸侯)，孤、卿、大夫、士四爵(诸臣)。所以，《朝士》之两列与周之诸侯、诸臣可以对应。高祖七年“诸侯群臣皆朝十月”，本就说明入朝者分诸侯、群臣两部分。最后，汉初诸侯(王与列侯)多是军功受爵者，与武职官员并列，即“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群臣则对应“文官丞相以下”。故而，汉初朝贺者分列的仪节可以与周礼对应。但是，这只讨论了分列的做法。关于其中的文武因素，黎虎仍然强调周代没有文武之分；文武分列，应当继承自秦礼。①黎虎:《汉代典客、大行、鸿胪递嬗与朝会司仪》，《东岳论丛》2010年第10期，第68～69页。

再如，根据《尚书》，康王即位，召公、毕公率东西方诸侯分别进入应门左右。李俊芳认为汉初朝仪与此存在差异:“一是汉代在殿门外不分列，入殿后分列，周在宫门外分列。二是分列标准不同，周代以封国方位分列，而汉以文武分列。这一区别是时代造成的。”②李俊方(李俊芳):《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17页。其观点同样以西周没有文武分职为依据。

(四)皇帝接受朝贺的环节

入朝者分列就位后，司礼官通报皇帝，请其入场接受朝贺。《史记》载:

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③《汉书》记载为:“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

首先，关于“九宾”，目前有三种观点。

第一，“九仪”说。“九仪”指根据来朝者的不同等级制定的不同礼仪。《汉书》颜注、司马贞《史记索隐》均引韦昭曰:“九宾则周礼九仪也。谓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史记索隐》又说:“汉依此以为胪传，以次传令上也。”①《汉书》卷43，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28页；《史记》卷99，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24页。《古今考》中也有:“九宾者，九等立班之仪也。”②魏了翁撰，方回续:《古今考》卷27，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53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692页下栏。

第二，“九摈”说。“摈(傧)”为负责接待或赞礼的人员。宋代刘攽认为:“宾，谓传摈之摈。九宾，摈者九人，掌胪句传也。”③转引自佚名:《汉书考正》(清影抄元至元三年余氏勤有堂刻本)，《汉书考正 后汉书考正》(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上栏。中井积德认为:“宾、傧同。九傧，九人，列次以应对宾客而导送之。”④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99，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4240、 4241页。吴恂、陈戍国也认同此说。⑤吴恂:《汉书注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秦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226页。

第三，“各类朝贺者”说。汉简《朝律》中有:“皇帝出房，宾九宾及朝者。”黎虎认为“九宾”与“朝者”并列，由诸侯和群臣组成。但这与“九摈”说并无矛盾，可以理解为将宾客分为九等，并设置相应的赞礼人员。核心精神是“按照不同等次以排列朝位”。同时，他还分析了两汉时期“九宾”的演变。⑥黎虎:《汉代典客、大行、鸿胪递嬗与朝会司仪》，《东岳论丛》2010年第10期，第67页。李俊芳也认为“九宾”指“参加朝会的不同等级人员”。⑦李俊芳:《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64～165页。

其次，准备完成后，司礼官员“胪传”，通告皇帝请其出场。裴骃《史记集解》:“传从上下为胪。”①《史记》卷99，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24页。沈钦韩认为“胪”为“陈列”之意。②沈钦韩:《汉书疏证》卷27，沈钦韩等:《汉书疏证》(外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77页下栏。韩兆琦释为“依次传呼”。③韩兆琦:《史记笺证》第8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6页注54。目前，“胪传”的文意没有确切说法，具体仪节尚待探讨。

此处还有一个问题聚讼颇多:《史记》之“胪传”，《汉书》作“胪句传”。这引发了关于“句”字是否为衍文的讨论。观点主要有两类:第一，“衍文”说。南宋张淏即主此说；④转引自林茂春:《史记拾遗》稿本，徐蜀编:《〈史记〉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页。清人王念孙考证《史》《汉》多个版本，也认为其为衍文⑤王念孙:《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72～373页。。第二，“非衍文”说，但在字意上存在争论。例如，《汉书》颜注引苏林曰:“上传语告下为胪，下告上为句也。”⑥《汉书》卷43，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28页。吴恂认为此说字意重复，依据不明，未必合理。他解释为“九摈胪列，句曲以传上命”。“胪”作“陈列”讲，“句”作“句曲、弯曲”讲。⑦吴恂:《汉书注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有学者指出，《礼记·曲礼上》孔疏关于“列摈、介传辞委曲”的记载，能够佐证此观点。⑧匿名评审专家指出:“非衍文”说更为恰当。其根据如下:《礼记·曲礼上》经文“凡与客入者，每门让于客”一节，记述了主人迎接宾客的礼仪。该节孔颖达“正义”对“迎宾求辞”的仪程有详细解释。主、宾相会，各有相礼人员，主方为摈，宾方为介。宾(假设是公一级)至主人门外，在距大门九十步的地方，面对闑(大门正中竖置的短木)西边的位置站立。同时，九介在宾北方，按照职务高低依次向西北排列，面向东。上介距宾最近，末介最远。主人出门后，在闑东南面向西站立。摈亦在主人南方按照职务由高到低向东南排列。上摈距主人最近，末摈最远。“末摈与末介相对，中间傍相去三丈六尺。”大门外主宾双方的队列如“”形。主人求辞于宾时(问明来意)，“主人先传求辞之言与上摈，上摈传以至次摈，次摈继传以至末摈，末摈传与宾末介，末介以次继传上至于宾”。宾的答辞也要原路返回至主人处。如此，求辞与答辞的通传路线如“”形有两处曲折。这可以佐证“句”作“弯曲”讲的观点。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此外，经黎虎考察，汉简《朝律》中的通报仪节为“大行进跪曰→典客言具→谒者以闻”①黎虎:《汉代典客、大行、鸿胪递嬗与朝会司仪》，《东岳论丛》2010年第10期，第67页。。此处的具体仪节，尚有待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结合探讨。

最后，皇帝到场，朝贺者行礼，百官“执职传警”。裴骃认为“职”作“帜”。司马贞也说:“职，音帜。”②《史记》卷99，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24页。

此处，《汉书》记载为“执戟传警”。王先谦认为两书的出入是“职(職)”“帜(幟)”“戟”三字误写造成的。③王先谦:《汉书补注》卷43，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0页上栏。泷川资言也认同此说。④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99，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4241页。“传警”，颜师古释为“传声而唱警”，高声通报。⑤《汉书》卷43，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28页。论者没有争议。

但是，执旗的“百官”是皇帝的随从人员，还是现场的司礼官，目前在文献中没有确切的答案。

(五)朝贺者上寿的环节

朝贺之后，行上寿礼。《史记》载:

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哗失礼者。⑥第一句中，《汉书》作:“至礼毕，尽伏，置法酒。”

首先，朝贺与置酒之间是否有“尽伏”，学界存在争议。

裴骃认为:“常会，须天子中起更衣，然后置酒矣。”⑦《史记》卷99，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24页。刘攽也认为“尽伏”是仪程的一部分。①转引自佚名:《汉书考正》，《汉书考正 后汉书考正》(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下栏。但吴恂认为于行礼过程而言，不应有此环节；于字音而言，“伏”为“复”的讹误。②吴恂:《汉书注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陈戍国则认为“尽伏”是奉贺礼的最后仪节:礼官乘群臣尽伏时置酒，天子也需更衣(认同裴骃说)。③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秦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227页。郭玉娟认为“尽伏”是西汉时期君臣关系进一步强化的表现。④郭玉娟:《先秦至西汉时期朝聘礼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86页。

其次，朝贺者上寿，向皇帝敬酒。

关于“法酒”，学界有两种看法。第一，“礼酌”说。《史记集解》引文颖云:“作酒法令也。”⑤《史记》卷99，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24页。颜师古认为:“法酒者，犹言礼酌，谓不饮之至醉。”⑥《汉书》卷43，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28页。泷川资言辑录《史记正义》的文字，提到其中引姚察曰:“谓之‘法酒’者，异于私燕之酒，言进止有礼法也。”他还引中井积德的观点:“此酒所以行礼，非食味也。”⑦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99，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4241页。吴恂也认同颜注。⑧吴恂:《汉书注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第二，官府酿酒说。清代周寿昌认为法酒“世称官醖”。⑨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33，徐蜀编:《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820页下栏。目前来看，将“法酒”理解为“礼酌”“进止有礼法”，赞同者颇多。

最后，“以尊卑次起上寿”，沈钦韩引《晋书》中诸王、群臣上寿的仪节进行解释。⑩沈钦韩:《汉书疏证》卷27，沈钦韩等:《汉书疏证》(外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77页下栏。关于“御史执法”，泷川资言引《史记·滑稽列传》作解。①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99，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4241页。论及者也多用此说。

除以上内容之外，还有学者探究过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谒不名、家人之礼等特殊仪节。这可以参考甘怀真、李俊芳、尾形勇等人的论著。②甘怀真:《中国古代君臣间的敬礼及其经典诠释》，《台大历史学报》第31期，2003年6月，第45～74页；李俊芳:《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01～204页；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6～164页。

三、朝仪的评价问题

古今学者对叔孙通“朝仪”的评价，明显分为三种。

批评类观点重在抨击其继承秦仪，不修古礼。主要论据是朝仪“依据秦礼”说。根据《史记·礼书》《汉书·礼乐志》，从文帝开始，中央出现过几次更定礼法的动议。这说明，西汉前期就存在不满的态度。③《后汉书》卷35，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03页。南朝沈文阿、唐人皮日休都有过批评。④《陈书》卷33，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35页；皮日休著，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皮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北宋司马光认为其“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⑤《资治通鉴》卷11，汉高帝七年辛丑，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76页。。南宋吕祖谦，明人杨慎，清人姚苧田、王拯也有过此类表述。⑥吕祖谦:《两汉精华·东莱吕氏西汉精华》卷2，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杨慎:《升庵全集》卷43，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28页；司马迁原著，姚苧田节评:《史记菁华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王拯:《龙壁山房文集》卷1，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78～479页。类似看法还见于徐复观的论著。⑦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82页。

褒扬类观点重在肯定朝仪巩固统治的作用。宋人范浚认为:“求所谓定乱之道，则未有先于名分者。君臣之仪所以正名分也”，“是以明其知要务也”。①范浚:《香溪集》卷9，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5～86页。清初王夫之也有类似观点。②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页。部分当代学者从巩固君臣秩序、促进民族关系、推动儒学和礼制发展等方面进行阐述。这可以参考华友根、胥仕元、禹平、渡边信一郎等人的论著。③华友根:《叔孙通为汉定礼乐制度及其意义》，《学术月刊》1995年第2期，第53页；胥仕元、王险峰:《汉初礼治与皇权巩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22～125页；禹平:《两汉儒生的社会角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页；渡边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儀礼》，柏書房1996年版，第192页。

还有综合两方面意见的观点。范晔在《后汉书·曹褒传》中提到:“汉初天下创定，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经礼，参酌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盖多阙矣。”④《后汉书》卷35，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05页。苏轼认为:“叔孙通制礼，虽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时施宜，有补于世者。”⑤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6页。明初朱元璋也有评论:“虽云礼之糠秕，然创制礼仪于煨烬之余，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谓难矣。”⑥黄光昇:《昭代典则》卷6(明万历二十八年周曰校万卷楼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清人蓝鼎元、易佩绅，晚近的李景星等都有类似观点。⑦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1，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751～753页。易佩绅:《通鉴触绪》卷5，《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4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698页；李景星:《四史评议》，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90页。

四、总结与展望

回顾前文，已有成绩与特点主要有三。

纵向来看，研究由零散琐细的文献考证发展为系统的专题探索。以往学者的研究多为史籍注解、考释与评论，零散琐碎，不成体系。随着现当代礼制研究的发展，专题性的系统考察已经出现，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横向来看，研究重点从史籍语句的考释扩展到了更多领域中。在前人的基础上，当代学者的视角明显增多，运用的材料也更丰富。他们在仪节的流变考察、仪式内涵和政治功能的阐发等方面，都有创见。

另外，出土文献提供了新的线索。汉简《朝律》虽未完全公布，但已显示出了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该课题还有深入挖掘的空间。

首先，研究材料有待于出土文献的补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汉简《朝律》全文的公布，将对传世文献起到补充、细化，乃至献疑的作用。这对全面揭示汉初朝仪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对朝礼的仪式解读和内涵阐释，还需要更深入的历时性比较研究。这不仅有利于探索朝礼的制作依据，丰富对仪程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对其形成更客观的评价。

再次，古今学者的成果还需要更系统的整合。传世文献所载的朝仪尚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梳理历代学人的注解，有助于了解已有学说的全貌与争论焦点，也有利于研究的继续深入与拓展。在汉简《朝律》全文面世之前，进一步整合、分析已有成果，有助于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在将来研究中的充分结合。

致谢:关于《汉书》中的“胪句传”，审阅本文的匿名评审专家结合《礼记正义》加以论述，恰当地佐证了“句”作“弯曲”讲的观点。这种解释方法，既表现了评审人扎实的礼学基础，也突显了礼经文献在史料探究中的重要价值。笔者于此处向这位评审人表示敬意与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