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二元对立世界的精神幻象
——论《荒原狼》中的“魔剧院”

谢 魏，赵山奎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破除二元对立世界的精神幻象
——论《荒原狼》中的“魔剧院”

谢 魏，赵山奎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无论从文本结构还是内容来看，“魔剧院”在黑塞小说《荒原狼》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是解读文本的关键之所在。“魔剧院”集中表达了20世纪初西方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困境。通过对“魔剧院”带有奇幻色彩的神话叙事，作家继承和突破了德意志浪漫主义文学中由来已久的二元对立与成长小说叙事传统。作家的个人经历及对东西方文明的思考则构成了“魔剧院”的重要来源，借助在“魔剧院”中的种种经历，主人公哈里最终找到了克服内心危机的钥匙——幽默。这也正是小说带给读者的启示。

《荒原狼》；“魔剧院”；二元对立；成长小说

一、引言

《荒原狼》(DerSteppenwolf)是瑞士籍德裔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的代表作之一。其文本共由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出版者序、哈里·哈勒尔(Harry Haller)自述(下文简称自述)，以及穿插在自述中题为“论荒原狼——为狂人而作”的小册子(下文简称小册子)。出版者序从房东侄子的视角出发，记录了他对哈里这位神秘房客的种种看法。自述则是小说的主要部分，用第一人称叙述了鄙夷市民阶层生活方式的哈里在某小城逗留期间的经历和感受。哈里游离于社会之外甚至时常陷入精神分裂之中，某天他在黑鹰酒吧偶然结识了赫尔米娜(Hermine)，并由此认识了酒吧萨克斯管乐手帕勃罗(Pablo)，而后又在一次舞会后由帕勃罗引导进入了“魔剧院”(magic theater)，并在其中杀死了赫尔米娜而被判处永生不死的惩罚。小册子的主人公同样名叫哈里，在情节上也与自述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因此可以看作是自述中的“内文本”，这种独特的镶嵌式结构使这部小说具有了独特的魅力，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荒原狼》中，主人公内心独白与意识流相互交错，如梦如幻的“魔剧院”让读者感觉仿佛置身于后现代的“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之中[1]186，无怪乎托马斯·曼(Thomas Mann)将其称之为德国的《尤利西斯》[2]22。

那么，“魔剧院”究竟是什么呢？一方面，“魔剧院”似乎是一个不真实的空间。有一天，哈里游荡在夜晚的老城区，他在一道古老的灰色石墙中央的拱门上发现了一块广告牌，牌子上隐约浮现着“魔剧院——普通人不得入内”以及“专为狂人而设!”[3]10-11的字样。哈里第二次接触到“魔剧院”则是在路遇孤独夜归者之时，那个夜归者肩上扛根杆子，杆子上挂着一张广告“无政府主义者的夜间娱乐！魔剧院！普通人不得……”[3]19然而，在受赫尔米娜邀请参加舞会之前，一心惦记着“魔剧院”的哈里却再也没有机会与之接触。另一方面，“魔剧院”又像是一个可触碰的真实空间。当在帕勃罗的引导下进入“魔剧院”时，哈里发现“拱形走廊向两边展开，顺着走廊有不计其数的狭窄的包厢门”[3]187，而包厢内的经历于他而言无疑是一次“穿越混乱阴暗的心灵世界的地狱之行”[3]译本序。那么，黑塞为何要设置“魔剧院”这一兼具真实性和虚幻性的场景呢？也许帕勃罗的话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戏剧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来描写‘自我’的多样性。”[3]43作家正是通过对主人公在“魔剧院”中所经历“人格戏剧”的书写来展现20世纪初西方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与时代意识、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知识分子身份与市民身份之间难以调和的二元矛盾，“魔剧院”之中的二元矛盾不仅是个体纷繁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投射，也是整个时代精神状况的镜像。

笔者认为，“魔剧院”正是理解《荒原狼》的关键之所在，以此为突破口来阐析该小说对西方文学传统尤其是德意志浪漫主义文学中由来已久的二元对立与成长小说叙事传统的继承和突破，可以为揭示黑塞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二、“魔剧院”溯源

贯穿《荒原狼》始终的自我冲突或者说二元世界的冲突是德意志浪漫派作家笔下的重要主题之一[4]168-185。事实上，这一主题可以追溯到更为古老的文学传统，它不仅仅展现在歌德笔下浮士德与梅菲斯特之间的“赌赛”以及“瓦尔普吉斯之夜”的场景中，而且与欧洲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传统颇有渊源，中世纪神秘主义者埃克哈特(Johannes Eckhart)、苏索(Henry Suso)等人的作品也已经显露出这一主题的痕迹来。

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认为“自我二重化”[5]159是浪漫主义的重要特征，在浪漫主义者的身上，这一特征通常体现为自我与病态灵魂之间的对话。这种“自我二重化”表明了浪漫主义者对自笛卡尔(Rcne Descartes)以来西方哲学“我思”或理性主义传统的反叛，后者最为集中的体现是心物二元论。浪漫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提出了“同一哲学”(philosophy of identity)，试图在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绝对的自我”(absolute self)的基础之上达成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他将天才的直觉视为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在浪漫主义的氛围中，德国孕育了一批试图在理性之外寻求存在的可能性的作家和诗人，其中的诺瓦利斯(Novalis)、霍夫曼(E.T.A.Hoffmann)以及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等人对黑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诺瓦利斯的文学世界是萦绕着黑夜、神秘与奇诡的世界，天主教的神圣氛围浓厚。对于诺瓦利斯来说，精神世界的和平能够重新恢复人的完整性与统一性，这也正是他的追求之所在。神秘的蓝花(Blaue Blume)不仅象征了诺瓦利斯对索菲的圣洁爱情，而且表达了他对世俗世界之外的一种更高可能性的追寻，正是这种渴求增添了诺瓦利斯作品的童话色彩[6]84。在被黑塞从小奉为神圣的《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HeinrichVonOfterdingen)中，我们看到浪漫主义的诗性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诺瓦利斯在这里致力于建构一个超时间性的神圣空间——建立在信仰与爱之上的“诗性王国”[7]267-273。作品中，主人公亨利希在梦中借由一条通向大山深处的路来实现其对于无限的渴求，“世界变成了梦，梦变成了世界”[8]113。徘徊于精神荒原的黑塞也许正是从诺瓦利斯的作品中得到了启示，他在诺瓦利斯的身上找到了“精神和肉体的和谐音”[9]181。黑塞吸收和继承了诺瓦利斯浪漫主义思想的内核“通向内在自我”，并在后来的写作中以此为基础构筑出自己的“新浪漫主义”体系。

在精神气质上，霍夫曼可能是最接近于《荒原狼》主人公哈里的浪漫派作家，双重世界的冲突不仅展现在他本人身上，而且也经常展现于其笔下的主人公身上。霍夫曼本人的生活习性与哈里极其相似，他经常通宵待在酒吧里，直到天亮时才回家休息。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霍夫曼作品中的“同貌人”形象正是作家本人“受到抑制的内心冲动的外在体现，是‘自我’分裂的结果”[10]227。霍夫曼的《金罐》(TheGoldenPot)是黑塞最喜爱的作品之一，小说中的大学生安泽穆斯生活在童话世界与世俗世界之中，在档案管理员林泽霍斯特的帮助下战胜了邪恶的巫婆，并与他的爱人塞佩狄娜终成眷属。小说看似荒诞，其所描绘的那个童话世界亦真亦假，充满了作家的奇思妙想，这也是霍夫曼作品最明显的特点。笔者认为，黑塞关于“魔剧院”的构思应该或多或少地从《金罐》中获得了灵感。

尽管浪漫主义的纲领令人振奋，但是浪漫派作家的作品中却时常流露出其对于社会与人群的逃避，以及对于唯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厌弃，种种现实使他们对中世纪充满了向往[11]，而其中的一部分作家则进而转向了对于内在自我的寻求。然而，对极端的内在自我的追求往往会导致悲剧性的结局——自我毁灭。“魔剧院”作为黑塞构筑的一个全新文学空间，是“成长神话”的发生场域，在这里，“个人或集体突然被压缩在过去的梦幻和现实的可能性的联合体中。时间的线性特征被销蚀”[12]54。

三、发生在“魔剧院”的“成长神话”

细读小说后，我们不难发现，黑塞在《荒原狼》中沿用了其创作中惯常使用的成长小说主题[13]79。这类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一位“精神导师”来引导主人公的成长——从与世俗世界的对抗和冲突走向对内在自我的寻求，如《德米安》(Demian)中的德米安和皮斯托柳斯、《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NarzißundGoldmund)中的纳尔齐斯、《玻璃球游戏》(DasGlasperlenspiel)中的音乐大师和约可布斯神父。“精神导师”往往具有统一的完满人格，他们注重冥思和对自我的透视，在引导主人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同样也在不断克服着自身固有的局限性和矛盾性。从帕勃罗在“魔剧院”里的表现来看，他似乎更像是一位引导者而非局外人，他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复杂人性远超上述“精神导师”。

对于哈里来说，想要依靠本人力量进入“魔剧院”显然是不可能的，而给他提供进入魔剧院“钥匙”的恰是在其眼中“又矮小、又爱慕虚荣的花花公子”[3]131帕勃罗。因此，对帕勃罗形象的梳理可为读者进一步理解“成长神话”提供线索。那么，帕勃罗为何拥有这种能力呢？仔细分析便可发现，帕勃罗的形象并非是单一和固定的。哈里对他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其酒吧萨克斯管乐手的身份上，甚至在两人初次见面时便认定帕勃罗是一个肤浅和可怜可叹的人。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帕勃罗形象在“魔剧院”内、外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在进入“魔剧院”前的舞会上，帕勃罗表现得更像是一个局外人，他冷静地旁观着哈里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而在进入“魔剧院”后，帕勃罗身上的荒原狼特性逐渐显现，哈里觉得其眼睛既是人类的又是动物的。事实上，帕勃罗并不是哈里的相对极，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镜像关系。

帕勃罗身上狼性和人性并存，而关于两者关系的探讨可以追溯到黑塞的另一篇短篇小说《郊狼》(DerWolf)。《郊狼》与《荒原狼》创作于同一年，小说以一只产于北美洲西部草原的郊狼哈里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在故事的结尾处黑塞给读者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哈里究竟是人还是动物[14]681。两部作品在主题和情节架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黑塞看来，“狼”并不仅仅是一个动物学上的称谓，人类的性格是多面的，而“狼”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侧面的隐喻，正如小册子中所说，“每个‘我’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星空，是由无数杂乱无章的形式、阶段和状况、遗传性和可能性组成的混沌王国”[3]43。狼性与人性的和谐意味着个体在人格上的完满，而任何一方力量的过于强大都将可能导致自我的毁灭。

从某种意义上说，哈里在“魔剧院”的种种经历正是“精神导师”帕勃罗为其准备的“成长仪式”，而这一“成长仪式”正是整个“成长神话”的核心之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若我们从细节出发联系文本的整体框架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成长神话”充满了奇幻色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经意间便进入了作家构筑的“米诺斯迷宫”般的叙事线团之中[15]，哈里与赫尔米娜之间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作家对俄耳甫斯神话的戏仿[16]281。俄耳甫斯是阿波罗之子，为了帮助亡妻欧律狄克重回人间而勇闯地狱，他以琴声打动了冥王哈迪斯，冥王恩允他带走妻子，但在冥界出口处俄耳甫斯的回头却使得这一切努力瞬间化为乌有。我们能从《荒原狼》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神话的痕迹。哈里“迈着轻快的步伐通过所有大厅，跑向地狱”[3]173，似乎他对于自己的“地狱之行”早有预感，而存衣牌上所写的文字“赫尔米娜在地狱”[3]173仿佛是在提示一场悲剧即将上演。俄耳甫斯游走于人间与冥府，而哈里同样游荡于白昼和黑夜之间，对于他来说，黑夜具有无可名状的力量，它凝聚着欲望、梦呓、罪恶与一切可能性。在“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3]186里，哈里体验到了如梦魇般清醒的现实，小册子中所批判的人与狼的二元冲突被消融了，他的深层自我得以清晰展现。最终，哈里因瞬间的欲念而亲手杀死了作为祭品的赫尔米娜，他的“成长神话”也借由这一仪式来宣告完成。

帕勃罗引导哈里在“魔剧院”经历“成长神话”的最终目的是使其学会幽默①。那么，什么是幽默呢？黑塞视域中的幽默不同于日常意义上的幽默，他将之视作一种自我解嘲的艺术，以及通向更高生活世界——虚幻而有主权的“第三王国”[3]137的桥梁。在黑塞看来，玩笑是苦闷现实的一剂解药，在他的笔下，玩笑浸染着哲人对于世俗世界的超越，展示了一种意欲摆脱现实羁绊的理想姿态。由此可见，对哈里施以绞刑的玩笑可以说正是黑塞本人的自我解嘲，表达了作家对于新的生活方式的渴求，即以幽默对待世界。

与以往的传统成长小说不同，《荒原狼》中“成长神话”的主人公是一位中年的老派知识分子[17]112。相较于《施特恩巴尔德的游历》(FrazSternbaldsWangerungen)的主人公施特恩巴尔德，以及《德米安》的主人公辛克莱，哈里更类似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这就注定了哈里不可能以传统的方式经历成长。如同一个预先送达的“礼物”，“魔剧院”为五十岁生日前的哈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成长空间。作为“成长神话”的发生场域，“魔剧院”交汇着过去、现在与未来，它并非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景，而是代表着一种极具现实意味的文化符码，这与黑塞在《荒原狼》写作期间所进行的现实思考密切相关。

四、“魔剧院”隐喻背后的真实

美国学者楚科夫斯基(Theodore Zilcosky)曾将《荒原狼》的主人公哈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诗金视为“现代人”的综合型形象，认为他们的“痛苦烦恼是时代的症状，而不单纯是某个个人的病态”[18]165。哈里所代表的正是世纪之交的西方知识分子，然而，与梅诗金这一“圣愚”相比，他似乎更加贴近世间的普罗大众。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罗兰·斯特龙伯格(Roland Stromberg)所指出的那样，“对流行文化的反感强化了知识分子的感受：文化已经堕落。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来临，植根于传统的欧洲高雅文化之中、具有良好教养的少数派，越来越游离于大众之外”[19]448。在黑塞生活的那个时代，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文化悲观论流行一时,生活上的困顿、婚姻的不如意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悲观氛围使得黑塞本人也遭遇了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20]64-65。黑塞对于时代的弊病有着清醒的认识，写就于这一时期的《荒原狼》具有明显的自传性，小说主人公与作家名字的缩写同为“H.H.”并非是简单的某种巧合。黑塞正是通过哈里/荒原狼的内心独白道出了自己的痛苦，“我既不是现代人，也不是老派人，我已经从时代中游离出来，苟且偷生，奄奄一息，只求一死”[3]167。内心难以克服的矛盾使得黑塞在这一时期比以往更加向往东方世界，并将其作为本人的精神栖所。

黑塞对于东方文明的态度与其说是热衷不如说是一种执迷。他在《我与印度和中国思想上的关系》中说：“虽然我的生活越来越困顿，命运带给我的痛苦越来越多，然而，我思想中的逃避退缩的成分却是越来越少，我自己把这一转折称为从印度转向中国，也就是说，从印度式的苦行转向中国式的较为接近生活的肯定态度。”[21]105这种精神上的转向②在黑塞的作品中有所体现。《荒原狼》虽然不像《悉达多》(Siddhartha)、《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以及黑塞后期作品《玻璃球游戏》那样明显地采用东方元素，但在其背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东方的影子，尤其是在对于“魔剧院”的叙述之中。

哈里、帕勃罗以及赫尔米娜的身上都显现了个体灵魂原初的混乱状态，这种人格上的对立具有东方文化特质，呈现了中国道家哲学中阴阳之间对立、制约、转换，并最终由冲突走向和谐的关系。镜子是“魔剧院”中的重要意象之一，集中体现了阴与阳的关系。对黑塞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也曾在阐释自己的意志主义时，将直观世界视为意志的镜子[22]377。镜子贯通了哈里的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他在自述中声称：“我惊异地看到，我的生活中——表面上如此贫穷、如此缺乏爱情的荒原狼的生活——充满着爱情、机遇和诱惑。”[3]220-221在“人与机器”之战中，哈里在死者身上找到的名片上用梵文写着：“Tat twam as！”[3]197意为：“这就是你！”在初次见面时，赫尔米娜对哈里说：“我对你来说好比一面镜子。”[3]103赫尔米娜的身上呈现出双重性别的特质，她所具有的女性独特魅力吸引了作为异性的哈里，同时她的男性气质也非常明显，换上男装的赫尔米娜吸引了一大批女性的注意，还让哈里想起自己少年时期的好友赫尔曼。赫尔曼代表着哈里少年时代的记忆，这一记忆并没有因为赫尔曼的死亡而终止，相反地，其通过赫尔米娜的形象不断地唤醒着哈里心中沉睡的关于过去的记忆。于哈里而言，过去并没有消亡，它仍然如幽灵般潜藏在当下的每一时刻中。正是赫尔米娜—赫尔曼—哈里这三个看似独立的形象构成了哈里完整的人格。对哈里来说，克服自我就意味着要打破这面折射二元对立幻象的镜子，进而正视自身人格的多元性。赫尔米娜之死并不预示着哈里的悲剧性结局，正如黑塞本人所说，“《荒原狼》描写的虽然是病痛和危机，但它并不导向死亡与毁灭，而是救赎”[23]viii，自我毁灭所导向的将是新的自我的诞生。“魔剧院”作为一种价值符号与文化隐喻，看似虚幻，实则包含着个体内在世界的真实，它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小说主人公的生存图景，而且也真实地表达了作家试图将自我的各个层面完全熔铸于广阔的精神宇宙之中的诉求：

我知道我口袋里装着成千上百个生活游戏的棋子，震惊地预感到这场游戏的意义，我准备再次开始这场游戏，再尝一次它的痛苦，再一次为它的荒谬无稽而战栗，再次并且不断地游历我内心的地狱。[3]239

五、结语

“自我二重化”是黑塞小说的主题之一，这一主题在《玻璃球游戏》之中得到延续。作品展现了卡斯特里/世俗世界、克乃西特③/普林尼奥之间的二元对立，主人公玻璃球游戏大师克乃西特在登上玻璃球王国权力巅峰之时，毅然决定放弃自己的职位而以家庭教师的身份教育普林尼奥之子铁托，出人意料的是小说在克乃西特意外坠湖身亡中戛然而止。《荒原狼》中的“魔剧院”在《玻璃球游戏》中转化为了一个更加复杂、充满变易的世界——玻璃球王国。由此可以看出黑塞对于该主题的热衷，他始终坚持着对于内心世界的探索尝试，重构现代西方知识分子支离破碎的心灵世界是其不懈的追求。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曾对被技术与理性所统治的西方世界有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正遭遇着极大的精神困境，“生存无非是一个由意识形态造成的欺骗与自我欺骗不断交替的大漩涡”[24]13。尽管如此，雅斯贝尔斯并没有如斯宾格勒那样对西方世界的未来充满悲观情绪，他指出：“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也包含着巨大的可能性。”[24]19这种可能性建立在上帝死后个体所面临的精神荒原之上，它在未来可能导向毁灭，但也可能在微火余烬中得到新生。正如哈里在“魔剧院”中以另一个自我——赫尔米娜作为祭品那样，虽然经历了一次“死亡”，但是哈里却由此寻得了克服内心危机的钥匙——“绞刑架下的幽默”。而这也正是“魔剧院”带给我们的启示。

注释：

①受尼采作品的影响，黑塞将幽默视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玩笑或者幽默主题在《荒原狼》之前的作品《温泉疗养院》《纽伦堡之旅》中都有呈现。大卫·霍罗克斯(David Horroks)指出，《荒原狼》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联系紧密。首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核心意象“笑”与“舞蹈”也不断出现在《荒原狼》之中。其次，深刻的孤独感也是查拉图斯特拉与哈里之间的共同点。哈里就像是尼采笔下的那位“精神的苦行僧”，还没有学会笑。再次，《荒原狼》对于人内心世界复杂性的探索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于西方传统的身心二元论的批判(尼采称肉体为“大的理性”和“元”)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契合的(参见Nietzsche F. Thus Spoke Zarathustra[M]. Caro A，t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23)。最后，帕勃罗对于哈里的期望便是希望其能学会“绞刑架下的幽默”，而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则呈现为尼采对于超人将临的呼唤——将在苦难中获得幽默感视为实现自身超越的关键因素(参见Horrocks D. Harry Haller as ‘Hoherer Mensch’:Nietzschean themes and motifs in Hermann Hesse’s Der Steppenwolf[J]. German Life & Letters,2007(2):134-144)。

②这一时期黑塞对于印度教与佛教知识的接受参见夏瑞春的相关论述(Hsia A. Catholicism/protestantism versus hinduism/buddhism on Hesse’s transcultural reception[C]//Watanangura P,Detering H (eds.). On the Reception of Buddhism in Germa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An Intercultural Dialogue.Bangkok:Bangkot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at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2011:83-96.

③克乃西特(Knecht)在德文中具有仆人、雇农的解释，黑塞以之命名作品主人公似乎已暗示了其命运，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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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liminationofthePhrenicPhantomoftheBinaryContrastingWorld:OnMagicTheaterinDerSteppenwolf

XIEWei，ZHAOShankui

(CollegeofHumanities,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Whether from the structure or the plot,Magic Theat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esse’s novelDerSteppenwolf,and is the key to interpreting this text. Magic Theater specifically expresses the spiritual dilemma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means of the Myth Narrative which has the flavour of fantasy,the work inherits and breaks the long-standing binary oppositions and Bildungsroman narrative traditon in Germany romanticism litarature. And the author’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s o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Magic Theater,which makes this scene a realistic metaphor. By means of the experience in Magic Theater,the protagonist Harry finally finds the key to overcome his inner crisis,and this is also the illumination that the work brings to readers.

DerSteppenwolf;Magic Theater;binary oppositions;Bildungsroman

I516.074

A

2095-2074(2017)04-0082-07

2017-04-26

谢魏(1992-)，男，浙江宁波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赵山奎(1976-)，男，山东莘县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