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饮酒与养生的悖论性研究

许菁频, 林晓静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嵇康饮酒与养生的悖论性研究

许菁频, 林晓静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嵇康深谙养生之理，作品中多有避酒之言，然其行为上又表现出对饮酒的喜爱；对于自己的饮酒风格，嵇康认为是有所节制的，他人则多指出其纵饮之态；嵇康纵酒的行为不利于养身，但有益于精神上的旷达。这些嵇康饮酒与其养生的悖论性恰恰反映出以嵇康及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文人精神状态的纠结和挣扎，他们既渴望入仕又不愿进入当时的朝局；其背后是掌权者混乱失衡的状态和主要社会矛盾的显现。

嵇康；竹林七贤；养生；饮酒；悖论

一、引言

竹林七贤是古代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名士群体，嵇康作为核心人物之一时常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当刘伶和阮籍相遇，竹林七贤不可避免地打上饮酒的烙印，作为其中一员的嵇康亦时时与各名士纵饮竹林；但不同于其他几人，嵇康从一开始便笃信老庄，并因深受其影响而讲究养生之道。关于嵇康的研究现已有很多，专门研究其饮酒或者养生的文章均有，但是几乎无人将这两点联系起来作为主要探讨对象进行研究。因此本文拟从嵇康饮酒与其养生思想的悖论性角度切入，对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乃至魏晋文人的精神状态进行研究，以期还原文人心态，从而分析魏晋的整体文化氛围。

二、嵇康饮酒与养生悖论性的体现

嵇康之饮酒与养生的悖论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在于他自己对酒的态度，他在《养生论》等文中明确表示远离酒色，可其他诗文中流露出喜酒倾向；其二在于不同对象对其饮酒风格的定位，嵇康自认为的饮酒有度在他人形容之下则更偏向于纵饮；其三在于其纵饮既不利于养生又利于养生，因其过饮则伤身，可这过饮却发乎于中有利于精神上的放达，因而有助于养神。

(一)饮或不饮的悖论

通过对《嵇康集校注》的统计，我们发现嵇康诗歌53首，涉及“酒”“觞”“酬”“醴”等共8处，53首诗歌中有7首单独归于《酒会诗》主题，专门描写酒会的悠然与自得；文章17篇，单“酒”字就出现26次，另有“酌”“酣饮”“醉”等字眼多次出现；此外，该集中所收的5篇佚文中有1篇名为《酒赋》，通过宾主问答的形式对饮酒进行了赞扬和称颂。由此观之，酒是嵇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论是“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1]111，还是“旨酒盈樽，莫与交欢”[1]10，都是嵇康饮酒的自我写照，印证了他人对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1]553的描刻。

饮酒带来的快感是显而易见的，但注重养生的嵇康也深切认识到纵酒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嵇康的养生思想主要包含在其《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中，个别主张散落在其他诗文里。嵇康养生的内容包括养身和养神两个方面，为了使导养之术有效，嵇康深知当远酒避酒。嵇康指出，养生需要循序渐进，要进行自我约束，不要以为偶尔自我放纵不会影响养生，须“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1]299“害成于微”[1]231；不可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而弃自己的肠胃于不顾，以出卖身体来满足口欲的做法有碍养生，“饮食不节，以生百病”[1]230；酒不利于延年益寿，初饮酒入口觉得滋味奇妙无穷，香甜可口，然其进入五脏六腑则开始腐蚀、破坏人体，正是这口欲带来疾病，使人寿命减损，“若以春酒为寿，则未闻高阳皆黄发之叟也”[1]275“皆淖溺筋腋，易糜速腐”[1]275“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1]275。如果严格遵从嵇康的养生思想，当滴酒不沾，至少也该是不太常喝或者不太能喝。王瑶曾明确指出，嵇康是竹林七贤中最不善大量饮酒之人，但也有醉“若玉山之将崩”的时候。其原因在于嵇康是七贤中唯一“讲求服食之人”，服药则需要一点而不是大量热酒来导引。因此嵇康在七贤之中有服药之习而无纵酒之量[2]17。但这很难解释嵇康诗文中流露出的对酒欢歌、喜酌常饮之态。嵇康对于饮酒既拒还迎的模糊态度与其养生思想无疑是存在悖论性的。

(二)饮酒有度还是纵饮无度的悖论

竹林七贤皆能饮酒，阮咸和刘伶是出了名的好酒，多狂放恣肆。关于嵇康饮酒的状态主要有两种描述：在嵇康自己看来，其饮酒是非常有节制的，多为小酌；而观其友人之描叙，嵇康之饮酒时常呈现纵饮之态。若要探究嵇康饮酒之风，当从嵇康诗文的描写与他人对其饮酒的描述中窥探，如此方显得客观而全面。

在嵇康的诗文中，或一人独酌，或与友相饮，不管人多人少，他总是保持着 “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的美男子形象，不会像阮咸、刘伶那般狂饮而失态；有时趁着琴声细细饮酒，有时面对山河敬上一杯，无论于物于景，均玉树临风。“俟路忘所以，聊以酬来章”[1]108“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等都可证其小酌之态。此外，他在评价阮籍时说其“唯饮酒过差耳”[1]178，可见其对纵饮的反对。嵇康在《家诫》中更是谆谆教诲其子莫耽于酒，“见醉薰薰便止，慎不当至困醉，不能自裁也”。至少在他看来自己饮酒是有所节制的，爱酒而不耽于酒。在养生思想中，嵇康时时提及酒之不利于养生，诸如“酒色令人枯”[1]75“酒色乃身之雠也”[1]272。曾春海评价嵇康喜好饮酒“当是小酌雅饮，与朋友酒叙，以增加生活情趣及健康养生为旨意”[3]177。这说法倒是符合嵇康自己所言。

可是，在他人眼里文中，嵇康饮酒的风格用纵饮来形容更加合适。嵇康常与阮籍及其他竹林名士肆意酣饮乃至于醉酒，因其容貌俊秀，其醉姿亦让人印象深刻。嵇康与阮籍以不守礼法闻名于世，因而其纵酒之行乃是符合其性情之所为，不足为怪，“嵇、阮略脱礼法，纵酒跌荡”[1]544。嵇康与山涛阮籍喝酒定要尽兴，“为性好酒，傲然自纵，与山涛阮籍无日不兴。且康美貌，其醉也，若玉山之将崩”[1]548。竹林七贤亦常有聚饮，否则《酒会诗》无处可得。由此可见，他人眼中嵇康饮酒之风与其自身所言颇有出入。

(三)伤身还是养神的悖论

嵇康在《养生论》与《答难养生论》中极言酒之伤人身，诸如“醴醪鬻其肠胃”[1]230“是以古之人知酒肉为甘鸩,弃之如遗”[1]269等，因而主张远离饮酒，在《家诫》中亦多加告诫。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主张“任性自然”的嵇康来说，纵饮竹林是遵循个人性情的放达行为，通过这一行为能得到精神上的自由，从而达到养神的目的。养神是嵇康养生内容的重心所在，主要通过去除外物的拖累、借助外物的滋润和个人内心平和的修养来达到。此处所要去除之外物，不同于养身方面所言的物质外物，而是名利、喜怒等不可见的外物，名利由人的欲望驱使，名利心过重会损害人的内心，使其失去平衡，在追逐的过程中也极易损及人身，故有“欲以逐物害性”[1]271“荣华不足顾”[1]277之言；喜怒属于人的情绪，情绪由内而外显现，喜或可让人暂时心情愉悦，怒也可发一时之气，但喜、怒时人的精神处于一个不恰当的状态，这种不平衡会伤害人的心性，不利于养神，即“喜怒悖其正气”[1]230“哀乐殃其平粹”[1]230。竹林之饮多以群体行为出现，其中阮籍、刘伶、阮咸有许多关于饮酒的趣事，诸如阮籍之大醉六十日而拒婚、醉则傍卧邻家美少妇，刘伶之以酒为名、视天地为屋宇、携童仆与铁锹即死即葬，阮咸与猪共醉等，都是性情的发散。酒可以释性，醉酒让众多名士超脱荣辱和生死，精神得到净化。

嵇康是性情中人，饮酒因其可使人流露真性情而为嵇康所喜，其作品中有“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性也”[1]319“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1]325的描写，可见其认为饮酒有利于发散其真性情，是养神的行为。嵇康伴琴饮酒，有“临觞奏九韶，雅歌何邕邕”[1]58；有借酒怀人，“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1]111；更以酒述志，“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1]180。

由此观之，嵇康饮酒乃至纵酒表面上看远悖其养生主张，然可一分为二地分析：从生理角度看，纵酒伤及五脏六腑，不利于养身；从心理角度看，纵酒为任性之举，发其内心之性情，使其达到精神上的旷达。因而嵇康之纵酒表达了伤身与养神的悖论性。

三、嵇康饮酒与养生悖论性的深层内涵

嵇康饮酒与其养生思想存在多处显而易见的悖论性，看似自相矛盾，但其中却有着深层的内涵亟需我们探究。众所周知，个体行为上的矛盾是由其心理上的矛盾而导致的，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矛盾不仅出现在嵇康身上，而且出现在其他竹林名士身上。例如，“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4]53的阮籍，却曾“醉六十日”[5]86，酣饮为常。又如，被《世说新语》称为“以酒为名”[6]196的刘伶，却著有《北邙客舍》，其中的愁苦与其在《酒德颂》中表达的不为外物所影响而自得其乐的悠然心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矛盾出现在一个文人群体中时，我们认为这往往会反映出这一文人群体的共同心理特征及围绕这一文人群体的意识形态斗争与社会环境的复杂矛盾状态。

(一)欲拒还迎的文人心理特征

从嵇康等竹林名士和其他魏晋文人的作品和相关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他们处于一种矛盾而纠结的复杂状态：一方面对仕途抱有希望，渴望在官场上建功立业，实现个人济世救民的理想抱负；而另一方面，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又处于观望甚至是拒绝、逃避的状态。

从嵇康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有鸿鹄之志，期待明君的到来：“萋萋绿林，奋荣扬晖”[1]19“潜龙育神躯，濯鳞戏兰池。延颈慕大庭，寝足俟皇羲”[1]52等诗透露出嵇康对政治的热情。嵇康是曹魏宗室的女婿，但曹魏势力在与司马政权斗争中失败了，嵇康只能远离政治，甚至写《与山巨源绝交书》表达对山涛荐己为官的鄙夷和对黑暗时局的强烈不满。对此，吕兆禧《吕锡侯笔记》中有非常透彻的分析：“嵇叔夜以宗室联姻，一拜中散，便无意章绶者，诚见主孱国危，不欲俯首司马氏耳。故山涛欲举以自代，辄与绝交。观其书有非汤武之语，固有所指；而作《高士传》取龚胜者，岂非以其不仕新莽也。”[1]389不愿俯首司马氏的嵇康心存魏阙，随时耿耿于政治，但难有所为。

当现实无法满足嵇康的期望，他只能将视野转向政治之外，于老庄中寻求安慰。他还屡屡劝亲友“弃暗投明”，远离黑暗的政治中心，与自己共奔“清流”。“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1]5“嗟我征迈，独行踽踽”[1]10“嗟我独征，靡瞻靡恃”[1]10“怨彼幽絷，邈尔路遐”[1]16等都表明政治的黑暗，呼吁其兄长远离官场，随其潇然老庄境；“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1]101“七不堪、二不可”[1]17等都反映出他对逍遥的追求；“所亲安在，舍我远迈。弃此荪芷，袭彼萧艾”[1]11和“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1]177则颇有反讽之感，一者言说其兄稽喜竟以从军为志向，为己所不耻，二者暗喻司马氏之掌权非名正言顺，实为越俎代庖之举。

不管是从嵇康自己的诗文还是从后人对他的研究中我们都不难看出，嵇康本身是有政治理想的，只因司马氏非其心之所属，以他刚烈的性格空耗年华也不愿屈身于司马氏阵营，因而以追求服食养生来自欺欺人，其实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也经常不符合老庄的清静无为和养生之理。一方面寄希望于仕途，另一方面又觉不遇明君，他的态度就显现出摇摆以至于自我纠结的状态，其饮酒与养生的悖论之举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一个外在体现。

(二)名教废立的真伪激烈斗争

所谓“名教”简而言之即古已有之的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人人所需遵守的伦理纲常。司马氏对名教的遵从首先体现在政治制度上，三国以来门阀制度逐渐兴盛，晋时其表现为九品中正制，看似以才德为选拔标准，实际上是按照世家做出选择并予以世袭，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是各大家族发展势力的手段。刘毅有言：“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5]321统治者在择才时自言依制进行挑选，可这制度本就是以“唯才是举”为外衣、行贵族垄断之实，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统治自然是虚伪的。

司马氏对名教的遵从还体现在以孝治天下，但这是别有意味的。倘若以古时的三纲五常为治国之典，则其中“君为臣纲”是司马氏所违背的，自然不妥。然国须有纲纪，“孝”是纲常中的一点，被司马氏用来指代名教，企图以此掩盖其篡位的事实，堂而皇之宣扬名教、自比正统。诚如鲁迅所言：“(魏晋)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 即巧取豪夺而来, 若主张以忠治天下, 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 办事便棘手, 立论也难了, 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7]93

相对于统治者推崇的名教之治，魏晋名士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其中以嵇康为主要代表。魏晋时名士崇尚清谈，多论老庄之思想，其所推崇的本就是自然无为；嵇康自己亦言不遵礼法，这成为他拒绝司马氏招纳甚至不惜与好友山涛绝交的理由：“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1]178，“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1]179。此外，对于钟会等贵公子的示好，其高傲的姿态似乎表明他真如自己所言不屑于礼法。可实际上，嵇康并非像他自己说的那般视名教于无物，倘若真如此，在面对吕安事件之时就不会采取中规中矩的劝和方式以致反而给了吕巽反咬一口的机会，更不会因心存魏氏而拒绝司马氏的橄榄枝。嵇康所谓“越名教”，“确切含义是否定司马氏的伪善‘名教’，而不是摈弃真正的儒家伦理道德”[8]225。

司马氏大肆宣扬名教是企图以古制来规范人民，使人民安居其位，认其所治，然司马氏却是以篡位的方式谋得皇帝宝座的，与其所宣扬之名教相悖。以嵇康为代表的名士崇尚老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或酣饮竹林，或醉于山间，其行迹看似不守礼法，其实正因不服司马氏之举而别无他法，遂自醉以自欺。

(三)曹魏司马政权交替的不同认知

曹魏与司马政权的交替在司马氏看来，是子孙三代劳心劳力，为国家社稷日夜操劳的正常结果，君将逝时恳切托孤是为先业之千秋万代，子孙无能禅让不过是为了国家社稷未来更好的发展，与先王的初衷是一致的。晋之代魏乃大势所趋，且是和平禅让而得的政权，当为正统。司马氏历数唐尧之禅让来为代魏自立找出光明正大的依据，并且提及当年曹魏代汉之功勋，引而述及晋之于魏实乃功不可没，禅让便有理有据：

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时，扶翼刘氏，又用受命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5]21

陶贤都指出，晋之代魏与曹氏代汉一样，“都经历了长时间的霸府阶段、都依靠武力为后盾，禅让的阻力在霸府阶段就已经被消除，造成了新旧王朝和平更替的假象”[9]74。司马氏父子在高平陵政变中掌握的兵权是其武力制胜的关键，且其由内而外的掌权方式使其笼络了朝臣，故而在相对和平的状态下完成了权力的交接。

但在嵇康等名士眼中，司马氏乃魏之内臣，臣子自立以代君，是为僭越，不符合君臣之纲，故多视其为反贼。他们忠于旧魏氏政权，不接受司马氏的禅让之言，却无力回天，只能以其放荡不羁的行为与司马政权相抵抗。这从嵇康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大人含弘，藏垢怀耻。民之多僻，政不由己”[1]38表明嵇康对朝堂黑暗的洞悉和对民生艰苦的体察；“焦股振六翮。罗者安所羁。浮游太清中，更求新相知”[1]52表达了对司马氏统治下现状的不满和对新世界的期待；《与山巨源绝交书》[1]176更是不惜自我贬低以求远离司马氏的朝局，并借与山涛绝交表明自己绝不与司马氏为伍的决心。此外，嵇康的行为也暴露出他对司马氏政权的不认可，比如对钟会之亲近避而远之，娶曹氏宗室女为妻则更自置于曹氏与司马氏交锋之间。李磊指出：“司马昭杀嵇康显然不是出于剪除高贵乡公政治党羽这个最直接的政治目的，而是消除曹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10]165嵇康成为了曹魏司马政权交替的牺牲品。司马氏一族残害了魏晋时期的大批名士，致使人心惶惶，竹林七贤中只有山涛和王戎被写入《晋书》的历史部分并得以终年，故而有“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5]345之说。

通过对嵇康饮酒与养生的悖论性的解读，可以得知魏晋文人在仕与不仕间的挣扎，出仕为历代文人的追求，而追随明君亦是其所希冀。当可仕而不仕却又关心朝局时，文人的内心是痛苦的，士人精神之所求与掌权者实际之所予的不一致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亦是魏晋士人痛苦而行为非常之根源。

[1]戴明扬. 嵇康集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15.

[2]王瑶. 中古文学史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3]曾春海. 竹林七贤与酒[J]. 中州学刊,2007(1):175-180.

[4]叶嘉莹. 阮籍咏怀诗讲录[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

[5]房玄龄，等. 百衲本晋书[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6]刘义庆. 世说新语[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7]鲁迅. 而已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8]陈秀萍，李万轩. 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伦理思想探析[J]. 社会科学战线，2003(2)：225-229.

[9]陶贤都. 魏晋禅代异同论[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69-74.

[10]李磊. 魏晋之际国子、太学之议与司马氏政权的合法性建构[J]. 江海学刊,2016(6)：161-169.

AStudyontheParadoxObservedinJiKang’sDrinkingHabitsandHisConceptofHealthPreservation

XUJingpin，LINXiaojing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Culture，Zhejiang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Hangzhou310023，China)

As an expert in health preservation, Ji Kang had many remarks in his works about the avoidance of alcohol. Yet he showed a love for drinking in his daily behaviors. He regarded his drinking habit as moderate while others viewed it as overdrinking,which may do harm to his physical health but help to broaden his mind. The conflicts between Ji Kang’s drinking habits and his concept of health preservation reflected the spiritual struggles of the scholar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ith Ji Kang and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as representative figures,who aspired to take a position in the government but did not want to be involved in politics. Behind all these was the disordered condition of the ruling power and the major social conflicts.

Ji Kang；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health preservation；drinking；paradox

I206.371

A

2095-2074(2017)04-0108-05

2017-05-23

许菁频(1973-)，女，浙江湖州人，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林晓静(1995-)，女，浙江温州人，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