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档案差异化探析

文 / 赵国华

当今，民间档案已经进入档案馆，逐步成为档案收藏的重要来源之一。口述历史作为民间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受到档案馆的青睐。口述历史可以分为两类：个人针对历史记忆的访谈录；有关口述访谈的任何形式纪录，包括录音带、录像带、抄本或其它形式的材料。然而，无论是有计划、有目的访谈，还是有准备的被访谈，都可能出现对历史事件的差异化认知和记忆。这些“差异化现象”主要来自于受访者的记忆问题与故意心理，或者被认为是“口述历史的局限性”所造成的。而所谓的“口述历史的局限性”概念混淆了“口述历史”与“口述历史档案”的区别。虽然两者都是历史事件的描述方式，但在原始性上，“口述历史档案”比“口述历史”更为彻底。这就导致口述历史档案在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宽广度上要求更高，同时引发差异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另外，口述历史档案中出现“差异”现象还与收集口述历史档案的意图有关。倘若收集口述历史档案只是为了验证现有的历史认知，那么发生差异的可能性也就在源头上被过滤掉了。而如果收集口述历史档案是为了追寻历史真相，那么出现差异的可能性就更大。这一情形下的“差异化”必然成为口述历史档案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一、“差异”的语义分析

“差异”的同义词有“差别”、“分别”、“区别”等，而近似词则有“偏差”、“差错”、“误差”、“过错”等。如果将“口述历史档案差异化”换成“差别化”、“区别化”等，似乎除了连接上的轻微不妥，并不存在较大问题。倘若换成“偏差”、“差错”、“误差”等，就不仅是语用上的问题，而且是涉及到口述素材取舍的价值观问题。“差错”、“误差”等用语暗设了一种正确的固定化的标准，违反了这个标准，就是“过错”、“差错”。这无疑是一种验证式的口述历史档案，即在获取口述历史档案之前就已经预设了一种被视为正确的关于口述对象的历史认知，而收集口述历史档案仅仅是为了细节上的完整。质言之，在某一事件或对象的口述历史档案形成之前，工作人员已经拥有了这一事件或对象的固定认知，并且判断以及愿意接受这种认知价值是正确的。倘若如此，那么只要在口述历史档案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与这种价值正确的“前认知”不同的素材，就被视为“错误”。

这种视为错误历史的“差异”真的是无用的错误吗？历史真的不需要根据口述历史档案来进一步澄清吗？无论是在史料完整性上，还是在历史研究的效用上，差异化的口述历史档案都表现出极为重要的价值。著名文艺作家、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先生认为，无论是光彩的，还是肮脏的，都是值得尊重的历史；无论是历史罪人，还是历史功臣，也都是值得采访的历史当事人。[1]在“历史罪人”与“历史功臣”眼中或口中的“历史”永远都不可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口述出来的历史内容也绝不可能相同，由其形成的档案也难趋一致，必有差异。这样的“差异”是否可以称之为“差错”或者“错误”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语义上，“错误”或者“差错”必然涉及一个价值判断；而“差别”或“区别”通常只涉及事实分析。在形式上，价值判断必然形成某种观点，比如说“今天天气真凉快，让人真舒服”；而事实分析只是客观描述，比如“今天气温20度，阴天”。观点仅是个人的价值判断，如让某人感到舒适的天气未必能让另一个人感到舒适；而事实的描述则通行于所有人之间，如今天气温20度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可以测量的。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区分对于收集口述历史档案极为重要。收集人员不能抱着评断的视角进入口述者的访谈中，同时也不能对被访者的言论进行任何价值评价，[2]甚至也不需要区分被访者言论中的“观点”与“事实”。或许有些人难于理解，但是从口述历史档案的视角来看，口述中的“观点”其实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口述者就是历史的经历者。因此对于口述工作者而言，克服对口述内容做出判断的冲动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职业要求。言虽如此，但是坚持绝对客观公正的态度终非易事，正如《撕裂的国家：以色列独立战争口述史》一书的作者班克斯认为：“要做到客观和公正是绝不可能的。”[3]

二、打断历史连续性的“差异”

通常的历史研究是一种“线索梳理法”，将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源流本末整理出一条具有某种必然性的事件链。这种有明确连续性的历史观是一种普遍历史观。可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却对这种历史连续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历史研究并不应该仅仅固守在历史连续性之中，而应该是将历史的不连续性纳入历史分析之中[4]。口述历史档案中的差异恰恰就体现了这种历史的不连续性。如前所述，口述历史档案中的差异并不是差错，更不是错误的历史，而只是有别于连续历史的“历史犄角”或“历史断裂口”。因此，口述历史档案中的差异便具备着知识考古视域下的典型特征。

倘若历史研究由原来的连续性转向非连续，那么它的提问方式将会改变。在线索梳理的历史方法中，提问一般是这样的：那些看似不相干的事件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若有，又该建立起怎样的必然性；这一事件链到底隐藏着什么整体意义……。而在知识考古的历史方法中，提问就需要变成这样：事件中的内容应该以什么层次进行区分；这种区分是否形成某种类型的序列；在序列之内适用怎样的历史分期标准；可能描述其中的哪些关系……。前者构建历史的方式以线索连贯性为中心，一切只为这种连续性服务，因而要么剔除歧出事件对连续性的干扰，要么以另类方式嵌入到连续性中。后者就无须受制于这种连续性，可以在时空中自由穿梭，尽可能地打捞出历史信息。可见，这种知识考古学能够极大扩充事件的含容量，从而将历史的断裂口带到历史的中心地带。福柯认为，位移至中心的非连续的断裂口无须抑制历史的必然性，起着人们使用的行动概念的作用，进而成为阅读历史作品中的积极因素[5]。倘若以此视角来观察口述历史档案中的差异现象，那么这些差异化的档案将不再是历史研究的障碍。即便对历史的连续性和必然性构成伤害，它也拥有比找出历史因果更强大的历史还原力以及更加多样化的历史进路。

然则，我们需要警惕将口述历史档案中的差异对历史连续性的破坏力迁延到历史的整体性中。在福柯的理论中，这种由差异所构成的历史整体是一种“总体历史”，与“全面历史”有所不同。在“全面历史”中，某种共同观念支配着不同个体对同一事件的见解，并由某些更大的系统连接彼此，实现相互融通。比如说，对于初恋，有人认为是“快乐的”；有人则以为是“青涩的”。但这两种评论都可以归纳在“令人难忘”这个大系统之中。这种历史观暗示着某种形式上的连续性和观念上的统一性，但也枉顾了一种事实，即对同一事件的个体叙述可能会千差万别，甚至相互对立。即使同一个人对同一事件的看法在不同时空中也可能发生变化。在“总体历史”中，连续性的预设被抛弃了，形成一种没有规范限制的可以无限扩展的“范围”，仅仅锚定历史事件本身，而非事件之间或之中的连续性。因此在“总体历史”视域中，口述历史档案中的差异恰恰是展露历史丰富性的最佳窗口。比如说由于某些原因，受访者们会对同一事件给出不同的看法，类似于《罗生门》影片中的情形，他们总是倾向有利于自己的叙述，而隐瞒不利于自己的情节。这种故意行为就可能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知识考古的研究方式可以将这些差异点以非连续方式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总体历史”。

三、打开多维立体历史的“差异”

放下了对连续性的固执，摆脱了统一性的束缚，历史可能被完整地保存，并以“总体性”的方式显现在历史观察者的面前。这样的历史领域是复杂、立体、多维的，而且比任何时候都可能接近历史现场。要寻找到这样的历史领域，则需要在观察历史时，摘下原来单一性的“历史透镜”，直接以毫无历史成见的诚心感受一切历史气息。因此，就口述历史档案收集工作而言，则需要收集人员对自身的历史成见保持足够的警惕，并且尽量隐藏自身的主体意志。通常的口述历史档案收集要求先确定主题，并让受访人员严格围绕主题进行回忆和表述。若有偏离主题时，收集人员需要及时制止或引回主题。这一工作流程突显出收集人员主体性对历史显现过程的过度干预，他们从来不愿意去倾听那些看似与历史丝毫无关的东西。导致这一情形的原因无非就是收集人员维护访谈内容对主题的“单一的合目的性”。其实，这些看似无关历史的东西很可能就包涵着比连续性主题更多的历史真相。当然，这也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绝对的必然，正如福柯所警惕那般——“无标记”未必可以描述出所有可能出现的关系[6]。

既然固定主题的访谈方法不利于总体历史多维立体的构建，那就应当更换采集方式，让固定的连续性的主题访谈变成“主题辐射式”的访谈。主题辐射式访谈是让受访者围绕主题畅所欲言，不受主题连续性和单一性限制，也不用为了佐证某种预定的观点或达成某种预期目的，只需让不同视角去共同辐射历史。当然这些不同视角既有“相等点”，也有“不相容点”。“相等点”就是参与相同历史的经验，而“不相容点”则是各自的背景、目的、意图、利益、阶层、识度、参与历史深度和广度等。口述历史档案的收集只不过是让不同的受访者从历史“相等点”出发，通过各自历史“不相容点”辐射出历史真相。

由此而唤起的无疑将是一个多维立体、丰富复杂的历史图景。比如在波特利的“卢奇之死”的口述研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口述中的“差异”是如何构筑起丰富复杂、多维立体的总体历史。在波特利的调查中，意大利的官方与民间对烈士卢奇之死有着截然不同的叙述方式和内容。形成这一图景的原因是20世纪下半叶意大利人将大变革带来的思想、身份、财产等变化投射在卢奇之死的看法中。波特利发现“卢奇之死”的真相倒显得不那么重要，而这种口述档案中的差异和变化却透露出一股奇特的魔力，让关于“卢奇之死”的口述历史档案变成了通往研究镶嵌“卢奇之死”事件的“总体历史”的契机。因此，在“卢奇之死”的差异化口述档案中，我们无须过多在意哪些叙述为真、哪些为假，而是要追问为何这些口述档案会呈现出差异，这些差异又是如何出现的，又为何以这样的方式呈现？

如此一来，差异化的口述历史档案就能够呈现出一个多维立体的纷繁复杂的总体历史。这种呈现方式具有三个特征：发散性、多维性和延宕性。首先，与全面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单一中心回归式的世界相比，总体历史呈现出一个无中心互联的发散式的世界，每个断裂点都保留着伸展到其它结点的可能性，最大程度地保存复现历史的可能性。其次，多维性不仅体现了时空层面与当前感知层面的多样化，而且更加强调通过各种断裂点（差异）将更多的思维与实在囊括其中，产生新的维度。再次，“延宕性”来自于解构主义的术语，是指历史呈现与历史叙述需要去中心化、单一化与连续性，力图通过每个结点（断裂点与差异）的延宕，散射出一个由各种事件、意识状态、观念、实物等互感互通的总体历史。

[1]叶永烈.口述历史——与历史对话[C]//当代上海研究所.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

[2]洪佳惠.口述历史档案发生差异的知识考古方法考察[J].档案学通讯,2016(5):17.

[3]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5.

[4][5][6]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