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羽詩學著作的生成及其早期傳播

陳廣宏

嚴羽詩學著作的生成及其早期傳播

陳廣宏

本文在張健考證“《滄浪詩話》非嚴羽所編”之結論基礎上，繼續追究所傳該著文本的來歷，藉以重建嚴羽詩學著作生成及早期傳播的歷史。一是通過具體解析其並不均質的文本結構以及《詩人玉屑》分門類編的商業化製作，推證嚴著詩辯、詩體、詩法、詩評、詩證的構成方式，或即來自最早以如此構架收録嚴作的魏慶之是書。一是觀照嚴羽所處的時代，作爲傳播中介的書坊編刊者與以更爲廣大的中下層創作者爲主體的讀者構成的龐大詩歌消費市場已經形成，故考述嚴氏詩學著述正是在宋元間這樣一種文學生態環境中，主要以“詩法”的面目被傳播。

關鍵詞： 嚴羽 滄浪詩話 詩人玉屑 文本生成 詩法傳播

作爲明清以來逐漸經典化的名著《滄浪詩話》的文本問題，無論對於究明嚴羽的詩學思想，抑或詩話類著作的形制，當然都是至關重要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郭紹虞先生完成《滄浪詩話校釋》的工作，可以説是該領域研究的一個里程碑。只是當時資料條件相對有限，主要依據乃明正德尹嗣忠校刻本《滄浪吟卷》所附文本以及嘉靖本《詩人玉屑》。不過，其時他已提出推測《滄浪詩話》宋刻本的問題，即在未見嚴羽該著宋刻的情況下，據《詩人玉屑》所稱引來推測《滄浪詩話》的本來面貌。*參見郭紹虞《試測〈滄浪詩話〉的本來面目》，刊載於1961年6月10日《文匯報》，後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下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131—137。看上去是在傳統版本校勘學領域内，討論有無一個更接近原貌的版本，然當他有意通過辨析《詩人玉屑》系統與《滄浪吟卷》系統次序頗有出入的《詩辯》何者更接近嚴羽論詩宗旨時，事實上已進入文本發生學討論的範圍，即從一種版本的歷史研究進入作者意圖認識的邏輯研究。問題在於，這樣一種“邏輯事實”的認定，仍需要堅實的“材料事實”的支撑——《詩人玉屑》時代雖早，畢竟不是嚴羽詩學專著，其所録是否即爲嚴羽自定成編之作？是否全文照刊而毫無改編？這樣的問題不經證實，恐難真正令人信服。新世紀初，周興陸、朴英順、黄霖撰《還滄浪詩話以本來面目——〈滄浪詩話校釋〉據“玉屑本”校訂獻疑》，*《文學遺産》2001年第3期。據新獲悉的《滄浪吟卷》元刻本，*藏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對郭先生以《詩人玉屑》所引來改正通行各本之誤的做法提出質疑，便可視作在有新材料發現的前提下，對還原嚴羽詩學著作文本之“本來面目”的重新省思與回應。

這樣的重新省思與回應，張健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業已開展，最早發表的《〈滄浪詩話〉非嚴羽所編——〈滄浪詩話〉成書問題考辨》一文，*《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對嚴羽詩學著作的文本問題作出相當徹底的清理。該文推翻了長期以來以爲在明代之前存在一部題名《滄浪詩話》之作的認識，論證《詩辨》等五篇原來只是單篇著述，而元人黄清老是嚴羽此部詩學著作的彙輯者，進而重新考慮其詩學著作的性質，認爲“不能把後人彙輯而成的《滄浪詩話》放到詩話體的發展史中來評價”。這一結論無疑會帶來相關的革命性認識。當我們發現，不僅作爲書名的《滄浪詩話》非其原始面貌，而且據所能掌握的證據，並不存在一個由嚴羽自己編定的原初文本，那麽，當然也就意味着並不存在一個作爲自足實體的最真實、準確的論著文本，如此在傳統版本學領域開展追溯本原的工作便顯得無的放矢，就文本的構成來説，理解作者編撰意圖亦成虚妄。而一個由後人彙輯的文本，意味着是作者有關作品進入傳播或流通過程中的産物，該文本的生成與已勃興的印刷出版、傳播諸環節以及讀者的需求息息相關。因此，在這種情形下，還原嚴羽詩學著作的本來面貌，顯然需要引入另外一個維度，即由作爲傳播中介的編刊者與接受方的讀者等構成的閲讀市場。

本文正是立足於這一維度的探索，嘗試另闢蹊徑，重新審視嚴羽詩學著作的文本生成及其性質，將我們慣常聚焦於靜態的文本考察以及作者中心的視線，引向一個更爲廣闊、立體的動態過程去把握。這樣的考察，很自然會與嚴著的早期傳播聯結在一起，從而有利於我們觀測，在這個過程中，嚴氏詩學著作文本如何在書坊編刊者的作用下，按照廣大讀者的需求被形塑、被改編，並呈現其符合新的出版途徑的多變傳播形態。

一 從嚴羽詩學著作的文本構成説起

先來看嚴羽詩學著作的文本構成。就其構成本身而言，應該説，事實清楚，無甚異議。我們從現存單獨收録嚴氏詩學論述的最早文本——元刻本《滄浪吟卷》卷一可見，其目録分列作“詩辯”、“詩體”、“詩法”、“詩評”、“詩證”五部分，並附録《答出繼叔臨安吴景仙書》。之後諸多明刻本，包括單行《滄浪詩話》，在上述五部分之構成上無甚變異。不過，當涉及這種構成何時成形或由何人編定時，卻已産生了不同意見。以往相當長一段時期中，或許因爲王士禛有曾見宋本《滄浪吟卷》的説法，研究者從未懷疑《滄浪詩話》宋刻本的存在，因而理所當然地默認其著的這種構成乃嚴羽時代成形，當本諸作者自己的設計；而張健多方論證嚴羽生前其詩學著作並未成編，元人黄清老纔是嚴著的彙輯者，則多少顯示了元代後學之於該著成書及其形構的最終決定作用，這對於歷來的《滄浪詩話》研究無疑造成巨大衝擊。

這種衝擊帶來的另一連鎖反應是，歷來默認嚴羽該著是作者自己編定的研究者，會徑直將這樣的文本構成視作作者精密詩學思想的體現。郭紹虞先生論《滄浪詩話》即曰：“是書首《詩辨》，次《詩體》，次《詩法》，次《詩評》，次《詩證》，凡五門。末附《與吴景仙論詩書》。專尚理論，較有系統，迥異於時人零星瑣碎之作，故特爲人所重視。”*《宋詩話考》上卷“滄浪詩話”條，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03—104。並且將之視作詩話史上重大進展的標誌，如其體認《詩人玉屑》之特點：“蓋是書在《滄浪詩話》以後，詩話面貌本已一新，則纂輯成編，其精神亦應與以前有所不同。”上揭書“詩人玉屑”條，頁106。這一判斷，在此後不斷爲人所發揮，所謂“嚴密而完整的理論體系”，*如卓希惠《〈滄浪詩話〉研究》(福建師範大學2002年碩士學位論文)在“論文摘要”(頁Ⅰ)、第一章第二節“系統性與理論性”(頁6)及“結束語”(頁52)中一再强調的。至今仍是人們對於嚴著一種比較普遍的認識。但是，倘若嚴羽自己編定詩學著作的事實並不成立，那麽，上述認定顯然就失卻了根基。由此我們重新細辨《滄浪吟卷》卷一五篇彙於一編的構成，會發現各篇的生成方式及其性質、功用其實各不相同，而作爲詩學論述之形態及深淺亦異，所謂“嚴密而完整的理論體系”之類的看法或屬似是而非，值得懷疑。以下試詳論之。

首篇《詩辯》，向來被視作嚴羽詩論之綱領性宣言，接受者無論贊同或批判，大抵皆以之爲標的。就文體而言，此乃一種稱爲“辯”體的古文議論文，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説》以爲“韓、柳乃始作焉”，韓愈有《諱辯》，柳宗元有《桐葉封弟辯》，如張健《滄浪詩話校箋》亦已據吴訥《文章辨體序説》注出。*《滄浪詩話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1。唐宋古文運動以來，古文成爲傳統文學中的高級文類，在理論上被賦予某種意識形態之權力，故須持莊肅的寫作態度，其每一種體式，往往都會在實踐的過程中積澱成某種規範。如“辯”體，即被認爲是“别嫌疑而明之者，辨也”，*張表臣《珊瑚鈎詩話》卷三，何文煥《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47b。“大抵辨須有不得已而辨之意”，“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爲作文楷式”，*吴訥《文章辨體序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44。其精心構撰的要求毋庸置疑。我們從與嚴羽差不多同時的謝枋得對韓、柳此二篇“辯”體古文的評語，可以窺見這個時代於該體的寫作技巧要求或範式認識。*謝枋得於韓愈《諱辯》後評曰：“一篇辯明，理强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矣，全不直説破，盡是設疑，佯爲兩可之辭，待智者自辯。此别是一樣文法。”於柳宗元《桐葉封弟辯》題下評曰：“七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字字經思，句句著意，無一字懈怠，亦子厚之文得意者。”《文章軌範》卷二，元刻本，葉6A-B。嚴羽在《答出繼叔臨安吴景仙書》中即曾表現出非常看重自己的《詩辯》，自詡“僕之《詩辯》，乃斷千百年公案，誠驚世絶俗之談，至當歸一之論。其間説江西詩病，真取心肝劊子手”。*張健《滄浪詩話校箋》，頁758。而細讀《詩辯》，其“不得已而辯之”之雄辯直切及“理明義精”，確皆斑斑可見。並且，這當中還包涵着一個信息，即該篇在其生前至少已在同道知識者中有所傳播。至於這篇答覆吴陵的書信，同樣是古文文體，屬論詩、論文書，在議論文的性質上與《詩辯》相近，持莊肅寫作態度而精心構撰自不待言，它是在元刻本《滄浪吟卷》纔被收爲卷一五篇之附録的。元人黄鎮成於所撰《武陽耆舊宗唐詩集序》曰：“吾鄉自滄浪嚴氏奮臂特起，折衷古今，凡所論辨，有前輩所未及者。”*“陳暘谷先生士元”，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460册，頁483下。主要當即據上述此類議論文而言，其所呈現的詩論性質，明顯非北宋誕生的旨在“資閑談”、體兼説部的詩話可與同日而語。而按照慣例，此類古文，若予結集，原本應收歸個人别集。

第二篇爲《詩體》。《詩人玉屑》收録於卷二“詩評”後，單獨標列“詩體上”，這樣，若論篇目次第，《滄浪吟卷》與《詩人玉屑》就有差異。該篇篇末有編者自注云：“近世有李公《詩格》，泛而不備；惠洪《天廚禁臠》，最爲誤人。今此卷有旁參二書者，蓋其是處不可易也。”*張健《滄浪詩話校箋》，頁398。《詩人玉屑》同，惟其末署“滄浪編”，值得注意。因知此篇乃嚴羽據李淑《詩苑類格》、惠洪《天廚禁臠》等前人詩格、詩法著作編纂而成，性質與上述精心撰寫之古文議論文有所不同，當爲其“辨家數”、“辨體制”之詩歌史體驗的綱目，或即教授門弟子之用。郭紹虞先生釋該篇相關條目時曰：“案滄浪《詩法》謂‘辨家數如辨蒼白，方可言詩’。以上所謂‘以時’、‘以人’諸體，即是家數之辨。”*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頁68。實即就其功用所作的揣測。嚴羽自己於此同樣頗爲自負：“至識則自謂有一日之長，於古今體製，若辨蒼素，甚者望而知之。”*《答出繼叔臨安吴景仙書》，上揭書附録，頁252。不過，按照前人的文類價值觀，像這樣幾乎僅有立目的編纂類教材，不大可能收入個人别集，甚或連收録於個人雜著的可能性都很小，除非由新興的商業出版所單行。

《詩法》、《詩評》分列第三、第四篇，而《詩人玉屑》收録於卷一“詩辯”後之“詩法”、卷二“詩體”前之“詩評”，分别題作“滄浪詩法”、“滄浪詩評”，則其與“詩體”間之次第，兩者亦有出入。説起來，詩法、詩評作爲詩學批評類型，也算是各有傳統，其構成、性質，與上述講究字句章法的古文書寫自亦不同，語録式的結構倒可以説與正向“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録異事，正訛誤”拓展的詩話相類。*許顗《彦周詩話》小序，《歷代詩話》，頁378。且細辨嚴羽所述，無論《詩法》、《詩評》，如郭紹虞先生校釋多注出其所本，正有不少“時人習見之論”。*《滄浪詩話校釋》，頁147。問題還在其構成，張健即認爲，《詩法》諸條的編次没有内在條理，帶有很强的隨意性，《詩評》亦然。推測《詩法》、《詩評》很可能是嚴羽所寫劄記，或是他與門弟子論詩的記録，而由其門弟子彙輯。*張健《〈滄浪詩話〉非嚴羽所編——〈滄浪詩話〉成書問題考辨》，《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這是頗爲合理的推測，那些未必獨得、卻顯示個人傾向與主張的論評，正好突顯了其語録的性質與特徵(揣摩《詩家一指》“嚴滄浪詩法”之“總論”所録文字，或許其爲與門弟子論詩記録的可能性較大)。若比照北宋以來歐陽修、司馬光以至陳師道、劉克莊等著有詩話者的編集情形，此類文字，可作爲雜著編入個人大全集。

第五篇即所謂“詩證”，此篇名最早見於元刻本《滄浪吟卷》目録，而其卷一正文篇名則爲“考證”。《詩人玉屑》收入卷一一“考證”門中，僅此一篇，並未標滄浪之名，亦無其他出處。故張健認爲，也不能絶對排除《考證》篇是來自於《詩人玉屑》的可能性，如果其文本確實是來自《詩人玉屑》而又没有直接的證據,那麽《考證》是否爲嚴羽所作還需要進一步確證。*張健《〈滄浪詩話〉非嚴羽所編——〈滄浪詩話〉成書問題考辨》，《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此處我們先不論其來歷，而論其體制。從傳統文學批評——集部“文史”至“詩文評”一門的演變來看，所謂批評原包括考訂在内，如《千頃堂書目》卷三一補録宋人之《文選五臣同異》，卷三二録明曾魯《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稿辨誤》等，皆在“文史”類；當然，也有被輯録於詩格、詩法或詩話之中，如皎然《詩式》中論考偷語、偷意、偷勢詩例等，後楊慎《升庵詩話》亦多上舉《彦周詩話》小序所説的“正訛誤”之辨證。不管怎麽説，此篇“考證”被單獨列出，有其自身職分所屬，其性質、功能與《詩辯》之類議論文大别，與其他諸篇亦難説在同一層級，但或許仍可作爲雜著編入個人大全集。

以上種種情況，表明嚴羽詩學文本的不同來歷、體制及其複雜性，這種並不均質的構成，不説乃編者據其所能獲得的作者存稿雜纂而成，則至少可以説，距離所謂“嚴密而完整的理論體系”不啻南轅北轍。這當然亦可反過來證明，該著確實不大可能在嚴羽生前由其自己設計編定。而之所以産生“專尚理論，較有系統”這樣評價的原因，其一當由《詩辯》一篇的論述性特質遷延而及，且同一作者的所有作品被預設是均質的。另一較爲關鍵的原因，據其文本所刊目録可見，恰在於人們很大程度上受到整飭化標題的迷惑，從“詩辯”到“詩證”，整齊畫一，似乎很有體系性，而事實上，那不過是書坊編刊書籍的慣用伎倆，且不論其内在是否真的層次分明，如標題上所謂“詩證”，在篇中仍不過“考證”之謂，即已露出馬腳。有關諸如此類的書商作爲，我們下面還將有所申論。

二 嚴著與《詩人玉屑》關係重探

那麽，接下來要追問的是，元人彙輯於《滄浪吟卷》卷一的嚴羽詩學著作之文本構成所從何來？若向前推溯其“前文本”，我們很自然會與迄今所見最早收録其近乎全部詩學作品的《詩人玉屑》發生聯繫。這其實是研究者向來關注的論題，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蕭淳鏵發表《〈詩人玉屑〉與〈滄浪詩話〉之關係》一文，於這兩種詩學著作在結構、觀點等内在關聯上，就已經作了相當深細的比較。不過，問題仍在於，有關這一論題的討論，是在默認先有嚴羽編刊《滄浪詩話》文本存在的前提下開展的，故其結論當然是“《詩人玉屑》的這種編排方式是受了《滄浪詩話》的影響”，“使人感到魏慶之是在《滄浪詩話》一書的架構下進行擴大和加深工作”。*《〈詩人玉屑〉與〈滄浪詩話〉之關係》，載《中國文化月刊》第217期，1998年4月，頁44—71。這也成爲人們的慣常思維。現在，當我們借助張健已論證的新的結論，確認在嚴羽生活的時代應該並不存在已經編訂成書的這樣一個詩學著作文本，是否可以嘗試倒過來推定，是《詩人玉屑》的編排方式影響了《滄浪吟卷》如此收編五篇之構成？

當然，作爲推定，其可構擬的關係仍然是複雜的。從邏輯上説，即便並不存在一個由嚴羽自己編定的原初文本，它仍有如下可能性，即在魏慶之編刊《詩人玉屑》前，上述五篇的大致類分已然存在，或爲嚴羽手稿的原存形態(前編輯階段)，或爲其親故、門弟子編定的稿本(前出版階段)，如此將意味着其五篇彙編的形態同時影響了《詩人玉屑》及元刻本《滄浪吟卷》的編排方式。不過，在未有實物發現的情形下，諸如此類作品“前文本”的構擬畢竟都是紙上談兵，恐怕難有結論。這樣的問題，或許應該置於當時已步入印刷出版時代的大背景下來加以探討。

《詩人玉屑》的文本，屬於一種分門類編的編排方式，這固然是卷帙頗富的彙輯文獻常常采用的方式，更爲關鍵的在於，這應是一種適應印刷出版而勃興的文獻集成形構。北宋以來，就詩話之類的詩學文獻而言，通過印刷出版進入閲讀市場已逐漸普遍。除了像歐陽修、司馬光、陳師道、劉克莊等名家以編入大全集的方式傳世(這其實是個人别集的一種擴展版，也是印刷業發展纔有的成果)，面對這個時代日漸增長的詩話數量，也有如左圭於咸淳九年(1273)輯刊之《百川學海》，屬類書性質的叢編，其庚集即彙聚了北宋以來諸多重要詩話。《唐宋名賢分門詩話》出，其抄撮諸書，成“品藻”以下共三十四類，*參詳張伯偉《稀見宋人詩話四種》“前言”對該書的考述及朝鮮版點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4，234—400。則開啓了分門類編詩話總集之法門，郭紹虞先生稱“可謂無名作家之代表作”。*《宋詩話考》，頁196。之後如阮閲《詩話總龜》、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等踵武增廣，收録、類編又各有特點。*《四庫全書總目》嘗比較阮、胡二著曰：“然(阮)閲書多録雜事，頗近小説；此則論文考義者居多，去取較爲謹嚴。閲書分類編輯，多立門目；此則惟以作者時代爲先後，能成家者列其名，瑣聞軼句則或附録之，或類聚之，體例亦較爲明晰；閲書惟采摭舊文，無所考正，此則多附辯證之語，尤足以資參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苕溪漁隱叢話”條，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5年，頁1787上。而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一記述一《詩話總龜》閩中刊本：“《詩總》十卷，分門編集，今乃爲人易其舊序，去其姓名，略加以蘇黄門《詩説》，更號曰‘詩話總龜’，以欺世盜名耳。”*《詩話總龜》(後集)“附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頁323。方回《漁隱叢話考》記曰：“今所謂《詩話總龜》者，删改閎休舊序，合《古今詩話》與《詩總》，添入諸家之説，名爲《總龜》，標曰‘益都褚斗南仁傑纂集’，前後續刊七十卷，麻沙書方(坊)捏合本也。”*《桐江集》卷七，清嘉慶宛委别藏本(10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年，頁427—428。我們明顯已可感受到其中前後剿襲、割裂剽剥、偷樑換柱等商業出版的手法與運作模式。

不僅是詩話，可以説，隨着私人刻書業的日漸發達，各種類型卷帙頗富而分門類編的彙輯文獻，成爲符合印刷出版特點及其功效的新寵，詩文别集如《王狀元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類編增廣黄先生大全文集》等，總集如題劉克莊《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趙孟奎《分門纂類唐歌詩》等，詩格彙編如周弼《唐詩三體家法》，于濟、蔡正孫《唐宋千家聯珠詩格》等，皆可謂應運而生。他如劉應李《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陳元靚《事林廣記》、毛直方《聯新事備詩學大成》、無名氏《重刊增廣門類換易新聯詩學攔江網》等日用類書；無名氏《文場資用分門近思録》，魏天應、林子長《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繩尺》等科舉用書。這種種書籍，原本皆應屬抄寫煩難者，借助印刷技術，有了批量生産，其效益可想而知。而其好處，無非在於將大量龐雜資訊集成並予以條理化展示，方便大衆需求者檢索取用。*内山精也將之表述爲“當印刷的普及使經由書籍傳播的資訊不斷增加時，接下來要做的工作，就是對各種資訊的類别化、集約化處理了”。他討論的書籍編輯形式範圍更大，包括集注、編年等，指出“在此類書籍重編的進程中，民間書肆所起的主導作用，至南宋後日益顯著”。《宋代刻書業的發展與宋詩的近世化現象》，朱剛譯，載臺灣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編《東華漢學》第11期，2010年，頁123—168。因此，須充分估計印刷技術革命給書籍的編纂形式所帶來變化的意義。

再回過頭來説《詩人玉屑》。作爲南宋後期出現的一部詩話或詩法總集，其編纂體例自有來歷。該著卷首黄昇序提點前例，述及《詩話總龜》“疏駁”，《苕溪漁隱叢話》“可取”然“貪多務得”，*魏慶之《詩人玉屑》“原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雖不免抑人揚友之嫌，然亦可見其淵源所自。《四庫全書總目》集部“詩文評類”《詩人玉屑》條因承黄昇序之話頭，亦連類舉曰：“宋人喜爲詩話，裒集成編者至多。傳於今者，惟阮閲《詩話總龜》、蔡正孫《詩林廣記》、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及慶之是編，卷帙爲富。然《總龜》蕪雜，《廣記》挂漏，均不及胡、魏兩家之書。”*《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詩人玉屑”條，頁1788中。郭紹虞先生則進一步坐實説，是書卷一一以上，分論詩法、詩體、詩格以及學詩宗旨各問題，其體例略同於《詩話總龜》之“琢句”、“藝術”、“用字”、“押韻”、“效法”、“用事”、“詩病”、“苦吟”諸目；卷一二以下品藻古今人物，其分目以人以時爲主，又多與《苕溪漁隱叢話》相類。*《宋詩話考》，頁107。

《詩人玉屑》爲商業出版物，如吉川幸次郎早已指出。*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説》曰：“然而在城市詩人輩出的這個世紀裏出版的《詩人玉屑》，更是手法奇妙。且這本書爲營利而出版刊行的痕迹是明顯的。”見《宋元明詩概説》，李慶等譯，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46。從魏慶之、魏天應父子曾編刊相關書籍的經歷來看，他們所從事的工作與其所在建陽書坊密切相關。故要弄清《詩人玉屑》實際的編刊方法及依據，還須從商業出版的模式去考察。值得注意的是胡玉镏於該著早已有的分析、指謬，至爲精當：

案是編大致以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爲藍本，附益十之二三，體例未協，出處有注有不注。凡《叢話》引書後有所折衷者，加“苕溪漁隱曰”五字，今録《叢話》而但標其所引之書，一似原書引漁隱説者，殊足貽誤後人。*王欣夫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卷五九，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1668—1669。

近年來，袁明青所撰《〈詩人玉屑〉研究》，通過細緻統計比對，已證實這樣的判斷： 該著著録的引用書目一百四十餘種，十之七八輯録自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並在此基礎上予以删并改易。卷一二之後歷代人物品評部分，固然最直觀地反映《詩人玉屑》對《苕溪漁隱叢話》的襲取，而如果聯繫前十一卷來看整部書的組成，《苕溪漁隱叢話》亦是其最主要的引用書目。至於其有所增補者，即爲南渡之後黄徹、朱熹、楊萬里、嚴羽、黄昇、趙與虤等人的詩論。故可以説《詩人玉屑》就是以《苕溪漁隱叢話》爲藍本，進行編輯擴充而成的。*參詳袁明青《〈詩人玉屑〉研究》，南京大學2011年研究生畢業論文，頁12，23—33。

在我看來，本着效益最大化的原則，在盡可能經濟的時間内，圍繞一個藍本進行改頭換面的書籍“製作”，向來是商業出版的策略。從體例上説，《詩人玉屑》前十一卷當是編刊者出於版權等問題的考慮，着意變易增擴的重點，故特地按照詩格、詩法内容的門類進行編排。*據蕭淳鏵《探討〈詩人玉屑〉與詩格的關係》(《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五十一期)，其中一些條目直接輯録詩格的内容，如皎然《詩式》、題白居易《金鍼詩格》、李淑《詩苑類格》、惠洪《天廚禁臠》、《吟窗雜録序》等，又有模仿《風騷旨格》摘句標目，“詭立句律之名”。我懷疑或即據《吟窗雜録》選輯。看上去是詩歌作法初學進階，可以説是回到胡仔曾有所批評的阮閲《詩話總龜》的分類法，而非《苕溪漁隱叢話》所改用的“以年代人物之先後次第纂集”的方式，其取則再次反轉，猶如方回所記敍的阮閲鄉人湯巖起，針對胡仔以阮閲分門爲未然，著《詩海遺珠》，又以胡仔爲不然，*《漁隱叢話考》，《桐江集》卷七，頁428。頗富戲劇性，實不過取現成熟習的套路變換手法而已。即便如此，前舉袁明青論及其前十一卷中有些門類的設立明顯有生硬拼湊的痕迹，而不少門類下所收輯録材料僅數條，甚至有僅收一條者，*《〈詩人玉屑〉研究》，頁12。恰是商業出版倉促粗率的證明。

其中首二卷看上去似具綱領性質，尤爲重中之重。其引人注目處，當然在極大篇幅載入嚴羽詩學著述，方回所謂“閩人有非大家數者，亦特書之”，*《詩人玉屑考》，《桐江集》卷七，頁439。所指目當即以嚴羽爲首，至少包括黄昇、吕炎等人，其實正是詩學及其傳播地方性因素的顯示。卷一首列“詩辨”，爲嚴羽一家言，可謂獨占鰲頭，所據當即其時交遊圈中已流傳之嚴氏單篇詩論，而以其篇名標目。不過，亦正如方回對該著編法所提出的批評：“往往刊去前賢標題，若己所言者，下乃細注出處，使人讀之，如無首然。又或每段立爲品目，殊可憎厭，況又不能出《漁隱》度外。”*《桐江集》卷七，頁438—439。事實上這也正是商業出版的伎倆，通過改立品目，達到改頭換面的效果，從而又使編刊者享有其著作權。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爲顯示編者主導意見(或僅僅爲吸引眼球)而加標目，還是爲求與全書體例統一有意將完整論述拆換成條目狀，皆很難保證編者不對作者原著動手術。過去我們比較多地從編者魏慶之之於嚴羽詩學理論性構成及其重要性的認識出發，考慮其何以如此編排，如今當然仍不能完全捨棄這方面的因素，不過必須承認，從商業出版物的角度予以觀照，有其合理性而不可或缺。從材料上説，既然魏慶之意在通過增補南渡以來諸公詩學論述來給所據藍本《苕溪漁隱叢話》換血，如黄昇序特地言及“近世之評論”，那麽，在他同時代，作爲閩北有一定聲名而識見非凡的嚴羽之詩學，應該成爲其主打的神秘而新鮮的牌，*一個可互爲印證的案例，是明萬曆間書林泗泉余彰德梓《翰林詩法》，該著十卷，爲歷代詩法集成，其中卷二至卷九，大抵以一家或一種詩法著作爲單位加以彙編，有楊成《詩法》或黄省曾《名家詩法》可據，惟卷一爲《翰苑詩議》，編著者在弁言中稱“因以暇日搜羅宋明兩代詞臣詩議及前代名家要語，集爲法則，以便來學”。故從書名可見，其出版策略是以卷一爲廣告，打包將其他現成詩法著作一同發售。參見拙作《從〈詩法要標〉看晚明詩法著作的生産與傳播》，《文學遺産》2016年第4期。而《詩辯》這樣論辯性極强的理論之作，設同總論亦是自然而然之事。

卷一次列“詩法”，録朱熹、楊萬里、趙蕃、吴可、龔相、姜夔及嚴羽七家，所加標目中惟“趙章泉詩法”、“滄浪詩法”二條有“詩法”字樣。其中趙蕃一條，乃以詩答人問詩法。郭紹虞先生謹慎地考述曰：

魏慶之《詩人玉屑》引其語甚多，但不言有《詩法》。惟蔡正孫《詩林廣記》論王維《南山遣興》詩中水窮雲起一聯與杜甫《江亭》詩水流雲在一聯，謂出趙章泉《詩法》。案章泉有《詩法詩》，見《詩人玉屑》。是否章泉别有《詩法》之著，不可考知，姑志於此。*《宋詩話考》，頁215。

即便如此，“詩法”是這個時代常常運用的語彙當無疑問。*如《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引《後山詩話》：“魯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頁33。前集卷一五《呂氏童蒙訓》引徐師川言：“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頁99。前集卷五五《王直方詩話》引劉貢甫詩，謂：“舊云，‘雲裏’，荆公改作‘雲氣’，又云‘五見宫花落古槐’，此詩法也。”頁378。《白石道人詩説》亦曰：“不觀詩法，何由知病？”《歷代詩話》，頁681。嚴羽之論被置於該門類殿後的位置，是篇究竟是收録前已輯成的文本，還是由魏慶之據“前編輯”存稿輯録，我們放到下文“詩評”、“詩體”類標目一并討論，它涉及我們關注的問題，即此類標目究竟是受嚴羽相關單篇作品之影響，抑或魏慶之設定的架構影響了嚴著的文本構成。

卷二首列“詩評”，録楊萬里、敖陶孫與嚴羽三家，惟後二家作“臞翁詩評”、“滄浪詩評”。“詩評”亦常見語彙，且早有用作書名或篇名者，如《新唐書·藝文志四》著録有皎然《詩評》，《直齋書録解題》著録有桂林僧《詩評》、不知名氏《詩評》等。敖陶孫與嚴羽同時，陳起輯《南宋羣賢小集》有《臞翁詩集》二卷，首冠以《詩評》。他如紹定中與戴復古結江湖吟社的曾原一有《蒼山曾氏詩評》一卷，吴澄爲序，謂“《詩評》一篇乃其同鄉之士黎希賢所輯”；*吴澄《蒼山曾氏詩評序》，《吴文正集》卷二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97册，頁228上—下。邵武李方子有《公晦詩評》，劉克莊爲跋。*劉克莊《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詩評》，《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九，四部叢刊縮印本，276册，頁857上—下。何以“詩評”與其下“詩體”並置一卷？除了從體量均衡的角度考慮，或還有其時一般觀念上的原因。從皎然的著述可見，自唐以來，“詩評”的概念即與詩格相關，*李淑《詩苑類格序》亦曰：“五七言體起於漢，施於齊梁，始類以聲病，前賢著評式，論之詳矣。”《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後集卷七“辭章類”，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3年，葉2B。故相對而言，與“詩體”更爲靠近。值得關注的還有元代刊行之《嚴滄浪詩法》，下面還會講到，或許就是以《詩體》爲主體的一種編法，而其最後“總論”部分，基本上屬於今傳《詩評》的内容。

卷二次列“詩體”，其上篇全篇録自嚴羽，末署“滄浪編”顯示出處，其下篇更以之爲標準，分别輯録諸多詩話可歸屬各體分類者。值得注意的是，這與“詩法”、“詩評”並非同一編例，嚴羽相關論述被安置的位置首尾既不同，題署的方式亦異。這種編例上的差異，或許藴藏着與嚴羽詩學著作文本構成相關的資訊： 惟“詩體”上篇末署“滄浪編”，想來是已有成編的表示，而“詩體”下安置按諸詩體類目輯録的其他諸家之論，則襯托嚴羽在該類目中的領主地位，其設置乃是受嚴羽所編此篇分體的影響。《滄浪吟卷》所收將之置於《詩辯》之下的第二篇，當亦因爲明確爲嚴羽編就。反觀“詩法”、“詩評”門類，編者於諸家皆有輯録，他詩家或有其相類標目，嚴羽相關詩學論述被標以“滄浪詩法”、“滄浪詩評”，與他詩家平等分享輯録權利，只不過殿後的位置稍顯特殊。據此，我個人比較傾向於“滄浪詩法”、“滄浪詩評”乃魏慶之據嚴羽存稿或門弟子記録輯録，而置於較爲通行的大類目之下。

其實，與此二卷類似的大類目設置，我們可以從南宋初任舟集録的《古今類總詩話》五十卷找到先例。其書雖已佚，方回《古今類總詩話考》記其所見録有紹興丙寅年(十六年，1146)序的婺板：“其第一卷曰詩體，二曰詩論，三曰詩評，至第四卷詩仙以下多不述出處，必不得已曰某人云，他則若出於己所云者。”*《桐江集》卷七，頁429。很可能亦是一商業出版物，其分門類編及標目本身，或即爲魏慶之所借鑑。

至於嚴著五篇中的“考證”，《詩人玉屑》列於卷一一“詩病”、“礙理”後，然卻並未有任何署名，《滄浪吟卷》本收録該部分何據，不得而知。估計總有其流傳中的説法，我們姑且依據元本，將其視作嚴羽的作品。值得重視的，是它在《詩人玉屑》全書構成中的位置。如前已述，全書實以卷一一爲界分成兩大部分，前半部大抵以詩格、詩法爲中心，後半部大抵以歷代詩人詩作評論爲中心，實際上前半部正是編刊者試圖變易其所據藍本面目的着力所在。蕭淳鏵已覺察到“考證”處於卷一一末這個位置，證明卷一至卷一一是一個整體，只不過我們或許應在重新考慮二者關係的前提下，究察嚴羽詩學諸篇分佈該著前半部首尾的意味。

如果嚴羽生前並未將其詩論編定成書是一個事實，並且假如魏慶之作爲出版人最早將搜輯所得嚴氏詩學論述分類彙編於《詩人玉屑》中，那麽，元刻本《滄浪吟卷》卷一所集成的嚴著之結構，是否就應該是取諸《詩人玉屑》？畢竟魏氏所録嚴羽詩論皆算獨立成篇，而構成類目又都是現成的，取以彙集成個人詩學著作較爲容易。就合乎一般編例的邏輯而言，似這般並不均質的文本構成及其類目標名，來自分門類編的彙輯類詩話或詩法總集的可能性畢竟要大得多。當然，如《詩辯》這樣的篇章，原本已在作者知識者中傳抄甚至有更大範圍的傳播，故在八九十年之後的閩北，仍應有傳存。就文本差異而言，實際上也就僅該篇超出了流傳過程中一般編輯的能動範圍。這樣的話，就意味着嚴羽詩學著作的文本生成，帶上了最初傳播方式的印記。而這種傳播中，因印刷新技術而促成的出版變革，以及文學擔當者階層下移形成詩歌消費的市場化需求，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近世性特徵。

三 嚴羽時代的文學生態變局

從一種相對長時段的視角去回溯，可以認爲，嚴羽時代恰是中國歷史上文學生態環境發生顯著變化的關節點，那是一種空前的、深刻的結構性變化，顯示了文學在向近世社會邁進。要論定這一變化，當然可以有多個系統的指標，若據以考察傳統文學核心的詩歌領域，則最爲直觀的指標即是文學擔當者階層的下移，那同時意味着詩歌創作人口的增長。這樣的現象並非至晚明纔出現，至少南宋後期已有相當程度的體現，江湖詩人的崛起，就是一個標誌，*史偉從南宋末士人階層的分化、江湖遊士階層的形成並成爲詩歌創作的主體，對這一現象有頗爲周慎的闡釋，詳見《宋元之際士人階層分化與詩學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頁20—62。是文學史上亟需進一步引起重視的大事件。畏友内山精也近年來致力於南宋末江湖詩人的研究，正是將之作爲探察中國近世文學消息的主要標本或抓手。一系列成果中，他的《宋詩能否表現近世》一文，據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版)統計的一百三十八名所謂江湖派詩人的名單，就士大夫階層(其中又按官位高低再分上、中、下三等)與非士大夫階層按省份製成一表，爲我們提供了一個當時社會從事詩歌創作者身份的樣例分析，大致反映了各地區江湖詩人的活躍程度。總體上，其中下層士大夫和布衣共計一百二十二名，占全體的88%；浙江、江西、福建、江蘇四個地域出身的有一百二十一名，也占了將近88%。由此證實，所謂江湖派詩人，主要由處在士大夫階層周邊位置的詩人或在野詩人構成。*《宋詩能否表現近世》，朱剛譯，載周裕鍇編《第六届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頁253。嚴羽所在的福建屬於江湖詩人活躍的地區，其本人屬於該階層應無異議，其族中如嚴粲創作的詩歌曾爲書商陳起所輯刊。鄭思肖《中興集自序》中，嚴粲、吴陵、嚴羽與戴復古、敖陶孫、趙汝回、馮去非、葉紹翁、周弼等並被其歸入所仰“詩人”一類，而與所仰名相、閫臣、名臣、道學、文臣等人羣或階層相區分。*見《鄭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99。作爲同地域作家，劉克莊在《毛震龍詩藁》中謂“詩人滿江湖，人人爲詩，人人有集”，*《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九，四部叢刊縮印本，277册，頁953上。黄昇在《詩人玉屑》序中謂“方今海内詩人林立”，*《詩人玉屑》“原序”，頁2。殆非虚言。

其次，作爲創作主體的詩人羣體的變化，帶來讀者圈的變化，印刷出版在此際的發達，恰好使得承載各種知識、信息的書籍在社會上迅速下行傳播得以實現。當然，這樣一種書籍出版的高峯出現在明代中晚期，但南宋中期以來，以福建建陽、江西廬陵、浙江杭州的書坊爲中心的民間出版業迅猛發展，正是印本漸次取得對於鈔本優勢的推動力，還是應該引起我們足够的重視。*有關印刷出版的歷史發展，最爲直觀的資訊，可參看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 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中所製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爲依據的南宋至明中期四部書現存印本之出版時間表，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1年，頁181；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中以楊繩信編《中國版刻綜録》爲主要材料統計的宋元至明末書籍出版數年代表，周保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7—8；皆顯示印本在宋元明顯增長，明初回落，而明代中晚上升並達到巔峯。不過，賈晉珠(Lucille Chia)針對那些相信印刷出版空前爆發於十六世紀中期之明代的看法，仍希望重新權衡更早時期的相關情況，認爲有意義的對比是在北宋和南宋之間，也值得引起重視。見所著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一書“Jianyang Imprints of the Song and yuan”的結論部分，(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56)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2002, pp.145-146.就建陽而言，作爲廉價暢銷書的印刷中心，在那裏，與自覺普及學詩相關的生産傳播活動，除了諸多不同類型的詩話、詩法及詩格著作之編刊，還有以“詩學集成”、“詩學大成”等爲名目面向初學者的各種詩語、韻書編集等，*張伯偉《中國詩話的文化考察》“三、 詩話與刻書業”，製表列舉當時刊刻、流傳的詩話，其作者以福建籍居多，認爲這與宋代福建地區刻書業的發達有着内在的聯繫。《中國詩學研究》，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頁304。至於像《吟窗雜録》這部彙輯唐宋諸家詩格、句圖及詩論的總集，同樣是福建商業出版的産物，參詳上揭書《論〈吟窗雜録〉》，頁26—46。上揭内山精也《宋代刻書業的發展與宋詩的近世化現象》一文，亦以福建建陽的書坊爲中心，列舉十三種代表性書籍，討論“南宋末期至元代的作詩教本、選本、類書之編刻與流行”。另，張健《從〈學吟珍珠囊〉到〈詩學大成〉〈圓機活法〉——對一類詩學啓蒙書籍源流的考察》，則是專門對《詩學大成》一系蒙學書版本、編者的源流清理，同樣可見元代建陽書坊的作用。《文學遺産》2016年第3期。皆作爲通俗詩學讀本，供初學者或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學習，從而令更爲廣大的人羣能够在詩歌創作領域登堂入室。於是，印刷出版的生産、傳播與文學擔當者階層下移構成一種因果互動，上述那些大批量商業出版物的消費、接受者，同時正是日漸擴展的民間詩歌創作隊伍，二者相互促進，共同增長，恰好顯示了由作爲傳播中介的書坊編刊者與更爲廣大的中下層創作者爲主體的讀者構成的龐大詩歌消費市場的形成，可習而得的知識化、技術化則成爲市場供需的内在驅動。

再次，在這個龐大的詩歌消費市場，作爲傳播中介的書坊編刊者，成爲聯繫衆多中下層詩歌消費者同時或又是創作者的樞紐。一方面，他們隨時掌握讀者的動向、市場的要求，滿足所需；另一方面，通過不斷推出其有意識設計的産品，引導市民社會的詩歌風尚潮流，促進消費。我們知道，嚴羽時代的詩壇流行，如張之翰曰：“近時東南詩學，問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靈，不曰四靈，必曰江湖。”*《跋王吉甫直溪詩稿》，《西巖集》卷一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04册，頁504下。而在内山精也看來，這恰恰與書商陳起的出版戰略密切相關： 他先是刊刻所謂“書棚本”唐人詩集系列，其中絶大多數是中晩唐詩人的詩集，且以晩唐五代詩人所占比例爲高，亦曾刊印葉適編選的“永嘉四靈”之《四靈詩選》；至於趙師秀編選的賈島、姚合《二妙集》及中晩唐詩人爲中心之《衆妙集》，其出版也可能與陳起有關。而他編刊同時代江湖詩人的選集，更是將原本只有鬆散的横向聯繫、缺乏總體協調的一羣江湖詩人聯結起來。假如一定要説有江湖詩派的存在，那麽，它的核心無疑就是陳起。*參詳《宋詩能否表現近世》，《第六届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256—260。

《詩人玉屑》毫無疑問是這種文學生態環境的産物，並且，魏慶之作爲通俗詩學讀本的編刊者，如同出版商陳起的身份、立場，利用印刷出版這種新傳媒，以生産滿足讀者需求的産品爲職志，又在這詩歌消費市場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正因如此，該著成爲元明諸多詩法著作的範型與來源之一，同時又因爲收編嚴羽詩學著作並賦予特殊的位置與構成，開啓了嚴羽詩學之詩法傳播時代。其實，即便在南宋後期，隨着印刷出版的進一步發達，文人士大夫於生前將個人詩文編集刊行開始流行，但像嚴羽、黄昇、吕炎這樣在當時並非具有很大聲名的地方作家、批評家，方回所謂“閩人有非大家數者”，或也未必有條件、有機會實現這樣的印本傳播。故如郭紹虞先生在討論《詩人玉屑》同樣引用最多的黄昇《玉林中興詩話補遺》時，推測“或慶之所見乃其稿本，此後並未刊行，流傳不廣，故不見諸家著録歟”，*《宋詩話考》，頁160。頗在情理之中。同樣的情況可能還有吕炎與其《柳溪近録》。如此看來，《詩人玉屑》在録存這些本地“近世之評論”上實大有其功，這恐怕也是鈔本向印本轉換時代諸多彙輯類文獻常常具備的功效。

雖然嚴羽詩學著作的生成，與同時代魏慶之那本通俗詩學讀本的編法及其傳播相關，但有必要澄清的是，這種商業出版的傳播方式及内容未必符合嚴羽自身的意旨。嚴羽歸入廣義的江湖詩人當然不成問題，從身份上説，恰屬於被擴展的新興的文學擔當者階層。不過，他畢竟是一個在文學上極有個性與抱負的人，自視甚高。戴復古《祝二嚴》中對他的評價“持論傷太高，與世或齟齬。長歌激古風，自立一門户”，*《石屏詩集》卷一，四部叢刊續編景明弘治刻本，66册，葉18B。常爲研究者所引證；他自己於所著《詩辯》中表現出來的極端自負，前亦有述。因此，無論就其《詩辯》或答吴陵書來看，都是在同道詩友間嚴肅回應、批判當前文壇最新流行的宗尚。儘管就其旗幟鮮明地抨擊江西詩病而言，或有其江湖詩人階層的立場所在，但他同樣對“永嘉四靈”的晚唐體有尖鋭的批評。他的動機與目標，是在諸種勢力與主張的擠壓中，提出自己獨得的解決方案，爲當今時代的詩歌尋找出路，並非爲這個社會廣大初學者教示作詩門徑，而是具有相對自覺的規範、提升這個詩歌消費市場的使命感。其相與切磋詩藝的，其實是相當有限的小圈子，也就是紹定間知邵武軍事的王埜、任邵武軍教授的戴復古及李賈諸人，或再加上序其家集的族人吴陵，故無論其交遊方式抑或持論，皆顯示其骨子裏某種較强的精英意識。即便在這有限的詩友中，如吴陵並不贊同他的詩學主張，這從嚴羽的《答出繼叔臨安吴景仙書》可以得證，王埜與他的觀點亦明顯不一致，徐佰《滄浪詩集序》謂“郡太史王子文與先生論詩不合，式之作十絶解之”。*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滄浪詩集》四卷”條引，清光緒刻本。當然，戴復古作爲前輩專業詩人，在宗唐復古的傾向上與嚴羽還是有共鳴的，因而對他有欣賞的一面，黄公紹所謂“石屏戴復古深所推敬”，*《滄浪吟卷序》，轉引自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附輯，頁266。當即從戴氏《祝二嚴》的“二嚴我所敬，二嚴我所與”而來，然戴復古畢竟亦有“持論傷太高”的隱憂。故嚴羽生前恐怕是頗爲孤獨的，這也往往是“有奇氣”的思想者常有的境況。

因而，即便如《詩人玉屑》給予嚴羽詩論極爲特殊的地位，亦不能就此認爲該著等同於或代表嚴羽的看法，作爲編者的魏慶之畢竟有其自己的宗旨意趣與編纂體例。該著作爲通俗詩學讀本，無論示法度與辨流變，皆爲指點學詩者門徑，培植讀者的基礎鑑賞力。由此考察《詩辯》在《詩人玉屑》中，如魏慶之於首條冠以“滄浪謂當學古人之詩”的標目，開篇的論述與《滄浪吟卷》所收，次第上顯示很大的出入，其論述的重心亦因此移至學詩者當如何學古人上，而非《滄浪吟卷》本“假禪宗以定詩品”，*《御製題嚴羽滄浪集》，《滄浪集》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79册，頁27下。示“禪道”與“詩道”内質上的共通點——“妙悟”這樣的深層詩歌理論問題，已經是一種詩法的設計。令人不得不相信魏慶之在收編嚴羽詩論時，作了迎合一般讀者層次及其需求的調整、改編，而開了實用化、通俗化之先。又鑑於《詩人玉屑》詩格、詩法彙編的性質，其采集詩論，一般還是要諸家兼收，作爲商業出版，更需標榜所收名家高論之全備。如就“詩法”而言，包括朱熹、楊萬里等七家，“詩評”亦及楊萬里、敖陶孫等三家，其中就身份而言，或爲理學家，或爲士大夫文人(且屬江西詩派中人)，或爲江湖詩人及其他，情況各異，主張自然不同。魏慶之在意的主要亦不在各家持論本身及其論證過程，而在廣大讀者皆能接受的學詩之具體方法。“詩法”中如朱熹基於體制雅俗的古今詩變説，楊萬里的翻案法，趙蕃的學詩活用法、養氣説等，吴可、龔相的學詩如參禪説，姜夔以氣象、體面、血脈、韻度爲綱的詩法與四種高妙的風格論等，各標示其法度、路徑，且皆經過提取簡化，以富讀者見聞，便於學習。至於這些主張及概念，各在何種立場與語境下生成，相互間構成怎樣的關係，與嚴羽又有何實質性的差異，並非他在該著中所欲關注的。在“詩評”中，所録楊萬里品藻中興以來諸賢詩、評李杜蘇黄詩、評爲詩隱蓄發露之異等，範圍自《詩經》以下至“近時後進”，録敖陶孫詩評，自曹操至吕本中，皆重在如何鑑裁，與嚴羽推原漢魏以來、軒輊唐宋的明確指向亦顯然有别。編纂者這種相容並包的態度並不是説没有傾向性，如黄昇標榜所謂“博觀約取”，然所重分明在指導詩歌作法的實踐層面。以下“詩體”也好，從“句法”到“詩病”更細的分論也好，乃至“古今人物品藻”，莫不如此。其所針對的對象，並非如嚴羽那樣，是那些關注詩歌創作方向或理想的“世之君子”，而是更爲廣大的基層學詩者，故整個構架服務於“觀詩法”、“知詩病”及諸多實用目的。在這種情形下，看似獲得特别重視的嚴羽詩論，其真正用意及鋒芒，反倒被淹没於衆聲間，在某種程度上甚或有被消解的可能。

處身於這個時代的嚴羽，實在面臨着一種吊詭的境遇。在文學生態環境包括知識階層以及印刷傳媒等呈現巨大變化的關口，一方面他本人或仍向士大夫精英看齊，秉持某種改造社會文學風尚的崇高理想，並且，希望自己的主張能够完全爲同道理解、認同，故或仍習慣於知識者小圈子這種人際關係的交流、傳播方式，儘管他所在的閩北地區已是新傳媒日益擴張其勢力的商業出版中心；而在另一方面，這種巨大變化卻已經決定了嚴羽詩學著作通俗化傳播的走向，而面臨其主張被隨意簡化、改造的可能，並不以作者的主觀意志爲轉移。如果説，鈔本時代的那種傳抄僅僅是涉及作者與讀者間單向、直捷的傳播與接受，那麽，當這種傳播被納入更爲廣大人羣的詩歌消費市場，因出現印刷出版的新傳媒傳播中介而變爲多邊關係，這種變化及其複雜性須得到更爲充分的估計。而這不過是整個社會文化下行傳播的一種表徵。

四 詩法流行與嚴羽詩學的傳播

早在1957年，日本學者船津富彦發表《滄浪詩話源流考》，已經提出質疑： 嚴羽該著分成詩辯、詩體、詩法、詩評、詩證五章的這種形式，其分類與當時流行的始於歐陽修的詩話型式，亦即那種隨筆的表現全然相異，而若要追溯此種類型的話，乃與唐代詩論之型式相近，其内容上相同點亦多。即詩體、詩法、詩評、詩證的目次與内容，全都可見於唐代詩話(案： 指詩格著作)，特别可見於僧皎然著作中的多種類型。例如，詩評之文字見於《新唐書·藝文志》著録的晝公《詩式》五卷、《詩評》三卷；關於詩法，見《詩式》明勢、明作用、明四聲等其意義的説明；詩證即偷語、偷意、偷勢詩例之分述。嚴羽詩論是作爲作詩、品鑑的入門著述而作，並非後來作爲詩話的隨筆性的著作。*載《東洋文學研究》第七號，頁34—51，後收入《唐宋文學論》，東京，汲古書院，1986年，頁273—292。當然，船津氏也已經對《滄浪詩話》的名稱何時纔出現提出了疑問。

這樣的看法，若細心尋繹，我們亦可從更早的古人著作中看到。如張渙《冰川詩式序》曰：“詩有式，則始於沈約，成於皎然，著於滄浪。”*梁橋《冰川詩式》卷首，蔡鎮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第十册影印明嘉靖刻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頁174。在皎然與嚴羽之間構成一種發展軌迹。當然，他主要是從標舉梁橋編纂著作的立場出發，因而强調詩式。更多見的，還是以“詩法”來稱呼嚴羽詩學著作。元代自不必説，如張以寧序黄清老詩集，即表彰其“裒嚴氏詩法”。*《黄子肅詩集序》，《翠屏集》卷三，明成化十六年刻本，葉8B。其時曾有單行《嚴滄浪先生詩法》印本，《詩家一指》等當中的“嚴滄浪先生詩法”當爲其摘寫本。明代仍有承其説者，如胡瓊《嚴滄浪詩話序》曰：“國朝少師西涯李公,嘗稱嚴滄浪所論詩法,謂其超離塵俗,真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説,未嘗有失。”*《嚴滄浪詩話》卷首，明正德丙子十一年序刊本，葉1A。萬曆間閩縣陳鳴鶴編纂《東越文苑》，其卷四嚴羽小傳曰：“嘗著《詩法》一卷，學者宗之，因號‘滄浪詩法’，以羽嘗自稱滄浪逋客云。”*《東越文苑》卷四，《續修四庫全書》，5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458上。

詩格也好，詩法也好，究其源流，應該説並無實質區别，屬於習詩的格式之學。如果從目録學的分類來看，它們皆應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二十卷本，入集部“文説類”，而與入子部“小説類”的詩話畫界而治。若進一步細究其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微妙差異，如張伯偉指出的，宋以來“格”是標準、“法”是禁忌，並舉嚴羽《詩法》“學詩先除五俗”爲例，*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第三章“詩格論”，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83。可仔細體味。就我們的認識而言，嚴羽詩學著作由向來熟知爲劃時代的詩話體制，變回其以詩格、詩法爲主體的本來面目，關鍵即在於，該著的結構及其性質是《詩人玉屑》這種分門類編的彙輯類詩學文獻所賦予的。方回《詩人玉屑考》謂“其詩體、句法之類，與李淑、郭思無異”，*《桐江集》卷七，頁439。早已辨識清楚。並且，上述南宋後期的整個文學生態或者説詩歌消費市場，決定了《詩人玉屑》所代表的生産、傳播方式及其知識化、技法化的通俗詩學走向，是適應當時社會需求的新主潮。黄昇《詩人玉屑序》：“方今海内詩人林立，是書既行，皆得靈方。”*《詩人玉屑》卷首，頁1。是廣告，某種意義上也是實情。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不僅嚴羽著作的生成與其傳播方式密切相關，而且《詩人玉屑》就已經開啓了嚴羽詩學下行傳播的路線。

從宋末元初一直到元末明初，是所謂的詩法流行時代，嚴羽詩學論述正是在這樣一種主要滿足日益擴展的學詩人羣之需求的文學生態環境中，獲得多樣態的傳播與接受。一方面，它或與其他詩論家的著述一起被選編入個人詩話彙輯著作，如《對牀夜語》，以及像《詩林廣記》這樣的新類型詩格著作；或被以各種手法摘編組合入《詩法家數》、《詩家一指》、《詩解》、《沙中金集》、《詩家模範》等詩法類著作。另一方面，其本身亦被編纂成相對獨立的詩格、詩法著作單行。《滄浪吟卷》卷一所收録的自不必説，如《詩家一指》題注所言《嚴滄浪先生詩法》之印本，不管編法如何，亦是一種；還有《李嚴詩辯》，若能坐實，亦可算一種。它們所顯示的，恰恰是進入印本時代，一個作者名義下的詩學論述，如何在出版方和讀者構成的詩歌消費市場中，按照市場需求與規則，不斷被改換面目“製作”並傳播。

成書於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前的范晞文《對牀夜語》，*據《對牀夜語》卷首馮去非序“景定三年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書一編”之敍述，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406。與一般詩格、詩法著作的情況尚有不同。馮去非《對牀夜語序》謂該著“大類葛常之《韻語陽秋》”。《韻語陽秋》的編法，在分門類編上與《詩人玉屑》大抵相似，*參看郭紹虞《宋詩話考》，頁77。而《對牀夜語》的編法，其分卷亦以類相從，將同類詩歌歸置一處，按時代評鑑，又頗與《苕溪漁隱叢話》相近。不過，四庫館臣論《韻語陽秋》，認爲：“是編雜評諸家之詩，不甚論句格工拙，而多論意旨之是非。”*《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韻語陽秋”條，頁1785上。若觀馮去非爲褒揚范晞文所著“文甚高”，而責之其對立面——“若論詩而遺理，求工於言詞而不及氣節，予竊惑之”，則二著在以事核理勝爲要而非句法、格律之工上，有其共通性，這也顯示了《對牀夜語》與那些面向初學者的詩格、詩法類著作的差異。其卷二起首引嚴羽“妙悟”説與“别才别趣”説兩段，賦予嚴羽詩學論述相當重要的地位，且可以説是摘取了《詩辯》中最爲重要的觀點，算是嚴羽詩論的精髓所在。其與《詩人玉屑》、《滄浪吟卷》本的文字異同，張健已有比對，結論爲更接近《詩人玉屑》，但兩者亦有差異，推測流傳在宋末的嚴著文本可能就是《詩人玉屑》與《對牀夜語》所依據的文本系統。*張健《〈滄浪詩話〉非嚴羽所編——〈滄浪詩話〉成書問題考辨》，《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從范晞文的説詩意旨來看，其宗法傾向確與嚴羽有相同處，且善究論詩之理，也試圖從根本上斷當世風氣之是非，故於“妙悟”説，復證之以友人姜夔所論；於“别才别趣”説，亦引於姜夔有知遇之恩的蕭德藻、聲名甚著的劉克莊的言論以助其説。至於對“四靈”倡唐詩的看法，范氏雖引證周弼之説，這顯示他同時對《三體唐詩》的看重，不過就其申論説“然具眼猶以爲未盡者，蓋惜其立志未高而止於姚賈也”，*《對牀夜語》卷二，《歷代詩話續編》上，頁416。其實與嚴羽視“四靈”爲“分限之悟”，意見亦頗爲一致。四庫館臣正是據此肯定范氏“其所見實在江湖諸人上，故沿波討源，頗能探索漢魏六朝唐人舊法，於詩學多所發明云”。*《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對牀夜話”條，頁1790中—下。總之，該著引證同道詩論，是爲闡述自己的主張服務，嚴羽《詩辯》在其中居頗爲核心的位置(據此仍可見《詩辯》在當時同道知識者圈子的流傳情況)，顯示的是在相對比較高的層次上對嚴羽詩學的傳播與接受。

成書於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的蔡正孫《詩林廣記》，亦因有標明引自嚴羽《詩辨》、《詩體》的摘句而受到過關注。該著體例在總集、詩話之間，“皆以詩隸人，而以詩話隸詩”，*《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詩林廣記”條，頁1790下。其用意恰在於證己選詩之不謬，所謂“凡出於諸老之所品題者，必在此選”。*《新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卷首蔡正孫自序，蔡鎮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二)影印明刻本，頁11。蔡氏所集前賢詩話，朱熹爲代表的理學家之論似占據重要位置，郭紹虞先生爲此還特意列出湯巾—徐霖—謝枋得—蔡正孫一系的學術系譜，以湯之學“由朱以入於陸者”，而證“正孫道學氣較重，選録楊時、朱熹、真德秀及其師枋得之語亦較多”，*《宋詩話考》，頁127。我們不妨將之看作是閩學的傳承。同時，我們看到，蘇、黄之詩論亦爲蔡氏所引重，其直接引用皆在二十條以上，直接引陳師道詩話亦在十條以上，多少體現了江西一脈詩學主張的影響。嚴羽詩論正是在這樣的格局下被采入《詩林廣記》，與其他諸家詩論一起，作爲編者辨家數的參證。所引共八條，前集有三： 一條在卷五“柳子厚”下：“《詩辨》云： 子厚深得騷體。”似爲補證此前引東坡所論“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穠纖於簡古”，劉克莊所論“子厚才高”，並示其淵源，然《滄浪吟卷》所收此條實在《詩評》，作“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魏慶之《詩人玉屑》此條見收於卷一三“楚詞”所標之“滄浪論楚詞”，文字同《滄浪吟卷》本。另二條見卷八，皆出《詩體》，一論“詩有借對字”，一論“律詩首尾不對者”，然比較《詩人玉屑》、《滄浪吟卷》本，皆有蔡氏發揮説明處。後集共五條： (一) 卷二“王荆公”下：“嚴滄浪云： 荆公絶句最高，得意處高出蘇黄，然與唐人尚隔一關。”大抵與前後所引陳師道謂荆公“暮年詩益工而用意益苦”，《石林詩話》謂“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以及楊萬里論五七字絶句“惟晚唐與介甫最工於此”相互發明，評價有近似處，惟嚴羽定品的參照系最爲分明。此條《滄浪吟卷》本爲《詩體》“王荆公體”下小字，重要的異文乃“蘇黄”下尚有“陳”，《詩人玉屑》與《滄浪吟卷》本基本相同。(二) 卷七“梅聖俞”下：“滄浪《詩辨》云： 國初詩尚沿襲唐人，梅聖俞是學唐人平淡處。”緊接此條引朱熹説曰：“聖俞詩是枯槁，不是平淡。”下一條引許彦周云：“聖俞詩句句精練。”又下一條引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看來此處是將不同意見並陳，由讀者自己去體會、把握。此條與《滄浪吟卷》本、《詩人玉屑》不同，在於節引專論聖俞詩，其前略去“王黄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諸句。(三) 卷七“陳簡齋”下：“滄浪《詩體》云： 簡齋自是一體，亦本江西派而小異耳。”此條《詩人玉屑》與《滄浪吟卷》本同，皆於“陳簡齋體”下小字曰：“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異。”《詩林廣記》將“陳簡齋體”述爲“簡齋自是一體”，略去其名字説明，又於後句增一“本”字，嚴格説來，這樣的説法意義已有所變異，倒是與前條引劉克莊曰“元祐後詩人迭起，……要之不出蘇黄二體而已。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爲師，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評價口徑有了微妙趨近。(四) 卷九“王黄州”下：“滄浪《詩辨》云： 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黄州學白樂天。”(五) 卷九“楊文公”下：“滄浪《詩辨》： 國初詩尚沿襲唐人，楊文公學李商隱。”這兩條皆同上引嚴羽評梅堯臣條，是節引以專論所論者，示其學詩淵源。這樣的評價自然在宋代已爲共識，故前者其後引許彦周、蔡寬夫詩話以及王禹偁自己的詩，皆可互證，後者亦述其“未離昆體”，只不過嚴羽本來的用意，更着重在國初學唐尚高於蘇黄的“自出己意”。蔡正孫編纂《詩林廣記》的初衷，據其自序所説在於“課兒侄”，表明此書的性質仍是示初習者以門徑，試圖通過這樣一種有前賢詩論指引的詩歌選集，讓學詩者獲得辨家數的能力。這與嚴羽所主張的“作詩正須辨盡諸家體制”看似無甚不同，然事實上總體的詩史觀、設置的目標並不一致，在對蘇黄及追隨者的評價上，亦顯示出較大差異。

由《對牀夜語》引嚴羽詩論爲《詩辯》，《詩林廣記》所引則標《詩辨》、《詩體》(惟其中前集卷五“柳子厚”一條所引篇名實有出入，究竟嚴羽存稿如何歸屬，值得進一步探究)，我們是否可以從一個側面推證，宋元之際流傳的明確認定嚴羽著作權而相對完整的詩學著述，很可能就只有嚴羽自詡的《詩辯》和魏慶之注明“滄浪編”的《詩體》，不管是嚴羽有稿本留存還是門弟子或家族宗黨以鈔本傳出，其他的很可能僅是零碎存稿。這個文本在傳抄的過程中當然有可能被改動，故如《詩辯》，《對牀夜語》與《詩人玉屑》所引文字亦有不同(這不僅指一些條目的次第，而且指局部文句本身)，説明所據本或不同。至於《詩林廣記》，因編者的目標在示初習者以門徑，故引證中難免加入自己的解説，而蔡氏作爲建安之編書人，與魏慶之子魏天應“爲四十年交遊”，其於“前賢評話及有所援據模擬者，冥搜旁引”，*《新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卷首自序，頁11。通過魏天應獲得魏慶之當年編纂《詩人玉屑》所持有的嚴羽詩學文本底稿，亦不是没有可能。至黄清老搜集刊刻嚴羽著作，距離《詩人玉屑》的刊行已經有八十、九十年時間，從整體上説，現成最全備的嚴羽詩學著述，反而是《詩人玉屑》所收編，故應即依據該著既定構架，搜輯當時嚴羽著述之其他傳本，重新編録，刊於《滄浪吟卷》卷一。以《詩辯》爲例，其所依據的文本，整體上編排次第理應比《詩人玉屑》據編者意圖改編來得客觀，然亦不能否認，除此之外，因爲時代的關係，與嚴羽更近的魏慶之所獲文本，在局部文句上理應更接近嚴羽原稿，畢竟越經過輾轉傳抄(在傳抄過程中常有據己意增删改訂)，文本形態越易有歧異發生。

嚴羽詩學著作在元代的傳播，絶大部分被貼上了“詩法”的標籤。懷悦本《詩家一指》、楊成本《詩法》皆收有一種《嚴滄浪先生詩法》，其題下有一段識語，謂其“亦有印本”，“今摘寫於此中”。*《詩家一指》，日本關西大學圖書館藏成化二年序刊本後印本，葉54B。《澹生堂藏書目》(清宋氏漫堂鈔本)列《四家詩法》四卷二册，分别爲《梅花詩評》(當爲《梅氏詩評》之誤)、《學詩規範》、《詩家一指》、《嚴滄浪詩論》，顯然是將《詩家一指》視爲宋人詩話，也正因爲這樣，纔有《嚴滄浪先生詩法》題下識語中所説“所論多出《詩家一指》中。蓋此公於晩宋諸公石屏輩同時，此公獨得見《一指》之説，所以製作非諸人所及也”。但正如張健研究所得，《詩家一指》有單行與彙編兩種。此作爲彙編著作《詩家一指》，其中“三造三段”因爲缺失(可與史潛本《虞侍書詩法》參看)，又另外輯録一塊前人著述，而這也是典型的商業出版的做法。據筆者初步比對，這一部分輯録，基本依《詩人玉屑》順序摘録，略有分類。詳情當另文考察。故張健據此最早提出，元代存在另外一個嚴羽論詩著作的刻本，叫《嚴滄浪先生詩法》，該本當即黄清老“裒嚴氏詩法”之單刻本，而《詩家一指》與楊成本《詩法》所收入的“嚴滄浪詩體”，編入了《詩體》、《詩評》部分的内容，已被嚴重篡改。*參詳張健《〈滄浪詩話〉非嚴羽所編——〈滄浪詩話〉成書問題考辨》。這種推定本身合乎情理，確有其可能性。不過，是否也還存在另外一種可能，即此單行之《嚴滄浪詩法》刻本，是以嚴羽所編之《詩體》爲核心改編成的文本，其構架同《詩家一指》、《詩法》所録，分别爲詩體、以人論家數、體制名目、用韻、總論，只不過後來的詩法彙編著作真的只是“摘寫”(即前四目所録大體即《詩體》之摘録，“總論”則基本上爲《詩人玉屑》與“詩體”編在同一卷的“滄浪詩評”及若干《詩辯》之摘録)？張健注意到《詩家一指》所引《嚴滄浪先生詩法》文字與《詩人玉屑》、《滄浪吟卷》兩個系統的本子不同，而與《唐詩品彙》所引文字更爲接近，*參見張健《關於嚴羽著作幾個問題的再考辨》，《北京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那有無可能《唐詩品彙》所引“詩評”文字與《嚴滄浪先生詩法》“總論”所據文本來源相同？此“總論”文字看上去談話的痕迹更重，未必不存在傳自門弟子編録材料的可能性。

另據趙撝謙《學笵·作笵》所録“當看詩評”，列詩論著作十二種，其中有一種《李嚴詩辯》。*《學笵》卷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121)，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頁342上。該著又爲楊士奇《文淵閣書目》、錢溥《秘閣書目》著録，不管是否刊本，其在元明之際曾經流傳應該没有問題。張健推測此“李嚴”有可能是李賈與嚴羽的合稱，“詩辯”則爲二人詩論著作的合編。*見《關於嚴羽著作幾個問題的再考辨》。我們看張健舉證的嚴羽《答吴景仙書》自述以及戴復古《昭(邵)武太守王子文日與李賈嚴羽共觀前輩一兩家詩及晚唐詩因有論詩十絶》、劉克莊《李賈縣尉詩卷跋》等材料，這樣的推測也還合乎情理。在那個時代，李賈的聲名當在嚴羽之上，他自己曾編刊過戴復古的詩集《第四稿》。《學笵·作笵》總論部分所録下注《詩辯》的惟“詩貴三多”、“詩去五俗”兩條，*《學笵》卷上，頁334上。其他真正取諸嚴羽《詩辯》的諸條皆注“嚴氏”，故張健推測前者二條出於《李嚴詩辯》。“詩去五俗”，《詩人玉屑》與《滄浪吟卷》本皆收入嚴羽《詩法》；而“詩貴三多”，最早當來自《玉壺清話》載歐陽修語：“學者當取三多： 多讀書，多持論，多著述。三多之中，持論爲難。”*祝穆《事文類聚》别集卷五文章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927册，頁575下。而據《詩人玉屑》卷五“口訣”：“歐公謂爲文有三多： 看多，做多，商量多。僕於詩亦云。”*《詩人玉屑》，頁189。因爲是詩格、詩法的彙輯之著，此“僕”究竟爲誰亦難以考知，我們因《李嚴詩辯》之名，而疑爲李賈的話，應亦不算唐突。不過流傳過程中又變成“讀多，記多，講明多”。無獨有偶，前已舉述蔡正孫《詩林廣記》卷五“柳子厚”下引：“《詩辨》云： 子厚深得騷體。”*《中國詩話珍本叢書》第二册，頁175。在元刻本《滄浪吟卷》實屬《詩評》，在《詩人玉屑》則見卷一三“滄浪論楚詞”。如若不是記誤，那是否意味着《李嚴詩辯》所收亦未必僅爲二人《詩辯》之作？也就是説，這可能是一種以李賈、嚴羽《詩辯》爲核心而雜收二人其他詩格、詩法、詩評論述編成的文本。畢竟從社會需求來説，這是一個詩法流行的時代。

元代刊行的詩格、詩法著作，不少皆有嚴羽詩學論述的摘編。多段摘引且標明出處的如上舉《學笵·作笵》，其卷上“總論”部分如五法、九品、詩去五俗、用功有三、大概有二、極致有一等。卷下“氣象”部分論漢魏古詩氣象混沌及唐宋人氣象之不同兩段；“家數”部分以體制、時、人論，雖未標出，實出《詩體》，其中以人論部分標明“滄浪云： 學詩者以識爲主”一段録自《詩辯》；“音節”部分也有“下字貴響”一段。*浙圖藏嘉靖二十五年陳塏重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121)，頁334—340。更多是不標出處而摘引重組者，如《西江詩法》所載《詩法家數》序文中，詩之爲體有六，其中如“雄渾”、“悲壯”、“沈著痛快”，分别出自《詩辯》“詩之品有九”與“其大概有二”。詩之忌有四，亦由《詩法》中“五俗”改頭換面。另，論學詩進階亦顯然可見嚴羽的影響。*這篇文字又見於詩法彙編《詩法源流》中，張健據五山版《詩法源流》刊刻時間，認定元代已編入該著，朝鮮尹春年刊《詩法源流》，這篇文字被作爲一篇獨立的詩法，題《詩解》。張健據這篇序文與其他詩法著作的關係，懷疑該篇原本是一篇獨立的論詩文字，而在流傳過程中被整合到《詩法家數》篇首。見氏著《元代詩法校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9。《西江詩法》所載《詩家模範》，有“詩忌五俗”，“不可太著題”，“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律詩難於古詩，絶句難於律詩”，出嚴羽《詩法》；“優柔不迫”、“叫噪怒張”、“識”、“妙悟”等語彙及“詩有别才”一段，出《詩辯》。*參詳張健《元代詩法校考》，頁417—421。又如《沙中金集》中所列“扇對格”、“借韻對”、“律詩不對”諸條，皆可見於嚴羽《詩體》。*見《元代詩法校考》，頁384—393。其他化用、脱換者不勝枚舉。

據上述事實，我們觀察到，嚴羽詩學進入元代的傳播，在書坊編刊者的主導下，其主要功用顯然即在於借助各種商業出版的詩法彙編著作，爲相當龐大的民間學詩羣體提供服務，其目的止於實用，形態則是典型的一般知識、技法的簡化消費，具有嚴重的口訣化、教條化傾向，便於記誦，可經簡單解説而習得。消費者事實上並不關注嚴羽詩歌主張的先鋒性如何體現，其學術立場何在，其論證過程如何實現，而只是作爲入門的基礎讀本，結果必然是作者的真實意圖、學術立場及個性被消解，鮮明而有内涵的詩學觀點被肢解、抽空，被改造、歪曲。故如明代極其推崇嚴羽論詩的許學夷，一方面標舉胡應麟的看法，以爲宋以來評詩，嚴羽一人而已，一方面則批評此類詩法流行現象：“近編《名家詩法》，止録其《詩體》，而諸論略附數則，其精言美語，删削殆盡，良可深恨。”*《詩源辯體》卷三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頁336。不過，這種屬於大衆流行文化的通俗詩學，於作者而言，也不是一點好處都没有，像嚴羽詩論最早可能主要限於閩地知識者或家族宗黨間的傳播，卻因爲經歷了詩法流行傳播，而在更廣區域的大衆中建立起聲名，膾炙人口的若干條語録，雖然不免被斷章取義之嫌，卻日益成爲廣大學詩者共用的一般知識，而這或許正是其獲得經典化的前提或過程。

五 結 語

本文嘗試在我們曾經默認的嚴羽編撰《滄浪詩話》這一事實被證明未必成立之後，繼續追問所傳該著的來歷或本來面貌，藉以重建嚴羽詩學著作生成與早期傳播的歷史。因爲處於鈔本時代向印本時代轉換的早期，又因爲當時的嚴羽畢竟不是身居高位、聲名卓著的作家，事實上我們難以獲得版本學上所需完整的證據鏈，因而在重建中存在不少不確定的内容，目前只能提出一種假想。當然，即便是假想，亦希望能有仔細的觀察和周慎的論證支撑。無論如何，筆者將這種追問與重建看作是史料批判研究賦予我們的使命。

如前已述，我們力圖將還原嚴著文本本來面貌的這種探索，拓展至由作爲傳播中介的編刊者與接受方的讀者等構成的閲讀市場，由一種社會性建構來考察該著作爲文化産品的動態生成及傳播過程，追究讀者需求與反應、編刊者策略等對其産生的影響與制約。這種研究重心的轉移，既是書籍史研究新視野給我們的啓示，同時也是嚴羽所處的時代及其文學生態環境本身對我們的導引。重要的是，在這一維度上我們看到，嚴著文本實爲開放性的構成。宋元詩法流行時代，好比考古地層學中某一文化堆積層，構成特定的文本生産與流通的歷史語境，給嚴羽詩學的傳播帶來多樣態的複製變體。而至明代中期，有人以“詩話”命名該著，其實也並非偶然。在正德九峰書屋本正式命名爲《嚴滄浪詩話》之前，就已有正德二年(1507)本《滄浪嚴先生詩談》單行，*黄丕烈跋明鈔本《滄浪嚴先生吟卷》，記有正德二年本《滄浪嚴先生詩談》：“但有《詩辯》等，無《答吴景仙書》及五言絶句以下詩。蓋專論詩法，不稱《吟卷》矣。”阮元文選樓刻《天一閣書目》即著録《滄浪嚴先生詩談》一册。《百川書志》卷一八亦著録《嚴滄浪詩談》一卷，解題云：“宋莒溪嚴羽儀卿著。列詩辨、詩體、詩注(按當作“法”) 、詩評、詩考證，定詩宗旨正變得失，議論痛快，識高格當。”張健《〈滄浪詩話〉非嚴羽所編——〈滄浪詩話〉成書問題考辨》一文已有引證。在《澹生堂藏書目》“詩文評”著録《四家詩法》四卷的子目中，又有所謂《嚴滄浪詩論》。這些不同名目的出現，所體現的正是讀者的需求與反應、編刊者策略的變動，背後是人們某種價值觀念的變化，或許還折射出“詩話”概念在明代的擴張變容。由此看來，我們的追問與重建又顯然不僅僅關乎嚴羽的時代。

(本文作者係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