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時代的杜甫記憶
——以至元三年追謚杜甫爲中心

翟 墨

蒙元時代的杜甫記憶
——以至元三年追謚杜甫爲中心

翟 墨

《元史》中有順帝至元三年“謚唐杜甫爲文貞”的記載，本文基於對元代大量文獻包括方志的考察，首先，對請謚人也速達兒的身世作了考證，指出他是蒙古後裔，曾爲官三朝，致仕時升授秘書大監，最後歸隱於四川果山。其次，通過對也速達兒在同一時期主持的其他文教事業的調查，説明他爲杜甫請得謚號，與他立學宫、建書院、遍行東南收書以及鑄禮器等一系列壯舉是同步進行的，這在當時就是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化事件。再次，通過對請謚與追謚的時代背景的多方面考察，説明爲杜甫請謚，與順帝朝罷免伯顔這一極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有關，並關涉元代後期的文化重建。最後，通過對虞集、貢師泰等一批文士，在也速答兒請謚杜甫及大興文教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的考察，説明這一請謚及追謚在元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關鍵詞： 追謚杜甫 也速答兒 崇文興蜀 至正更化 虞集

一

關於杜甫及其文學的研究，古往今來，海内外的成果之豐富細緻，毋庸贅言。然而從歷史上看，杜甫的影響又不僅僅限於文學，他是千百年來人們的共同記憶，關注他的還不只有漢族文人及政府。

在元代，就有過追謚杜甫爲“文貞”這樣一件事情，見於《元史》卷三八《順帝紀二》的記載，不過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這件事似乎都不在關心杜甫者的記憶之中。近代以來，對杜甫生平的研究有很大進展，重要的杜甫傳記，如中國學者馮至的《杜甫傳》、蕭滌非的《杜甫研究》、陳貽焮的《杜甫評傳》、莫礪鋒的《杜甫評傳》，美國學者洪業的TuFu： China’s Greatest Poet(《杜甫： 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等等，還有聞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譜會箋》，這些詳細、完整的杜甫傳記與年譜，使得我們對詩人的生平有了更多的了解，但不知是什麽原因，卻都没有提到元代的這次追謚。當今通行的各種文學史著作，對此也都没有涉及。

1923年，陳垣寫成《元西域人華化考》，曾以追謚杜甫等事爲例説明元代並不輕視文學。*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19。然而這條簡短的訊息並未受到文學研究者的足够重視。直至今日，文學研究領域惟一注意到這次追謚的，大概只有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他的《杜甫私記》最初由筑摩書房於1950年出版，在日本影響很大，多次再版，中文譯本《讀杜札記》也在2011年面世。*〔日〕 吉川幸次郎著，李寅生譯《讀杜札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吉川先生在《杜甫私記·自序》中談到了元代對杜甫的追謚。他説：“在蒙古人統治中國的元代，朝廷追謚杜甫爲文貞公，此事在明代王世貞《宛委餘編》卷五中有所記載。這怎麽看都像是外國人的朝廷纔會做出來的滑稽的事。詩人得到的這個如此威嚴的追封，與他的實際情況並不相稱，因此誰也没有用它來稱呼杜甫。”*〔日〕 吉川幸次郎著《杜甫私記》，《決定版吉川幸次郎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85年，頁7。此處是筆者譯文，同時參考周語、宫谷恒墨《李寅生譯〈杜甫私記·自序〉商榷》，《杜甫研究學刊》2014年第3期，頁76。這裏，吉川幸次郎先生是贊成明代王世貞的意見，對作爲“外國人朝廷”的元代政府以“文貞公”來追謚杜甫很不以爲然。可遺憾的是在中譯本中，這一段話不知什麽原因被完全漏譯了。對於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説，這導致了一個重要線索的喪失。

雖然吉川先生對元代追謚杜甫爲“文貞”有他自己的看法，但他提醒我們注意到了這一歷史事實，並且開始思考這一事實背後的很多問題。而在回答這些事關民族國家、文學文化的重要問題之前，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 元代追謚杜甫的本末究竟是怎樣的？它是由哪些人在什麽樣的動機下促成的？這次追謚又産生過怎樣的影響？

二

儘管近代以來的研究對於元代追謚杜甫並未予以多少關注，但通過對史料的梳理，我們發現，明、清兩代有一些重要的學者圍繞着元代的“謚杜”，已經展開過辯論。

明朝洪武二年(1369)二月初一，朱元璋下詔纂修《元史》，次年七月即宣告完成。在《元史》卷三八《順帝紀二》“(後)至元三年” 中有這樣一條記載：

夏四月……丁酉，謚唐杜甫爲文貞。*《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839。

杜甫是唐代最重要的詩人。關於其生平的記載，最早見於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周相録《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360—1362。元稹之後，《舊唐書》卷一九〇下和《新唐書》卷二〇一均有杜甫傳，*《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5054—5057；《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5736—5739。但它們記述杜甫的行止仍稍嫌粗略。宋代以來，出現多種杜甫年譜，其中最早的是宋人呂大防等的《杜工部年譜》，謂“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而略見其爲文之時”，*《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年譜》，四部叢刊縮印本，143册，頁15下。由此也可見在簡略的正史本傳以外，人們對杜甫的認知，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其作品，即通過對作品的繫年來確定詩人的生平。而在這些傳記、年譜中，很少提到杜甫的字號，一般只説他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因此，《元史·順帝紀二》記載的這一條，即在元代至元三年被追謚爲“文貞”，應該是杜甫於歷朝歷代所得到惟一的官方褒獎。

然而，在此後大約二百年的時間裏，文獻中都罕見與此相關的記録，表現出明代的主流士人圈對於這件事情的“刻意淡忘”。直到萬曆三年(1575)，王世貞撰成《宛委餘編》，纔舊事重提。而此時，據元代追謚杜甫已經過去了二百三十九年。據《宛委餘編》卷五説：

偶閲張伯雨《贈紐憐大監》詩跋云，曾疏請以蜀文翁之石室、楊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爲甫請得賜謚曰“文貞”。虞奎章集紀其事。按《元史》有《紐憐傳》而不載此事。又杜甫之謚文貞，亦出奇聞。*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十四)卷一六〇，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影印中研院史語所藏本，1976年，頁7306。

這一段文字涉及内容豐富，既講到爲杜甫請謚的紐憐大監，又講到張伯雨、虞集對此事的記述，以及《元史》未有記載此事，最後認爲杜甫之謚“文貞”，乃是“奇聞”。這是我們目前見到的對請謚人身份最早的辨析。王世貞以杜甫謚“文貞”爲“奇聞”，需要結合他自身的背景來分析，此處暫不討論。但可以肯定的是，王世貞的這段記載，不僅打破了此前兩百餘年主流士人圈的記憶空白，更引發了後世對此事的關注。

這裏，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錢大昕。錢大昕“生平於元史用功最深”，*段玉裁《潛研堂文集序》，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在《潛研堂文集》卷三〇《題跋四》有《跋宛委餘編》一篇，是爲王世貞《宛委餘編》作的跋，其中專論元代追謚杜甫一事而不提其他，足見錢大昕對此事的特别關注。全文如下：

杜子美之謚文貞也，在元文宗至順元年。史不言何人陳奏，據張伯雨詩跋，知爲紐憐大監所請。紐憐，《元史》無傳。其見於史者有紐璘。璘、憐雖同聲，然紐璘武臣，且仕於元初，不當文宗之世。王元美謂《元史·紐憐傳》不載此事，則誤以爲一人矣。元有崇文大監、章佩大監，蓋監官之長，别於少監而名。或認爲宦官，尤誤。*《跋宛委餘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玖)，頁518。

可以説，這是對王世貞《宛委餘編》中相關記載最直接的回應。其一，它指出爲杜甫請謚的“紐憐”，並非《元史》卷一二九的“紐璘”，將二者混爲一談是王世貞的誤判。其二，它將追謚的時間，繫在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其三，它糾正了或以“大監”爲宦官的謬誤，指出“大監”實爲元代官職的一種。説追謚是在至順元年(1330)，不知有何依據，這裏暫不作討論。但查元代王士點《禁扁》丁卷載有元代監名，包括太府、章佩、中書、秘書、利用、經正、度支、典寶、藝文、甄用、典紱，*王士點《禁扁》，《叢書集成續編》，57册，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頁484。以上官署應均設有“大監”一職，則錢大昕駁“大監”爲宦官説是可靠的。

清代著名學者、也是錢大昕友人的趙翼，對於元代追謚杜甫亦有關注。據《陔餘叢考》卷一八《宋元追褒古賢》説：“累朝有追崇前代名賢者，如唐初加號老子爲玄元皇帝，……至如追謚杜甫爲文貞公、劉蕡爲文節昌平侯，又前朝所未及者也。”*趙翼《陔餘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316。雖然全文重點是在贊揚乾隆皇帝給明臣熊廷弼、袁崇煥後人賜官之舉，“更高出前代萬萬矣”，但這裏可見他對元代追謚杜甫是有所知曉的。

除了以上學者的考證之外，清代康熙年間刻印的兩部重要杜詩注本——顧宸的《辟疆園杜詩注解》和仇兆鰲的《杜詩詳注》，*顧宸注《辟疆園杜詩注解》十七卷附年譜一卷，清康熙二年(1663)吴門書林刻本；仇兆鼇《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也都記載了元代對杜甫的追謚。

顧宸，字修遠，無錫人，順治十八年(1661)完成《辟疆園杜詩注解》，時任兩淮鹽政的李贊元刻印了其中的“七律注解”；次年，濟寧人李壯又刻印了其中的“五律注解”。在序言中，李壯説到：

兩宋以來，以詩名世者不下千家，何不聞疏於朝廷，俾得有尊崇優異之典。至紐憐太(大)監，始請以杜甫之草堂崇祀，又得追謚文貞，載《虞奎章集》，可信。然《元史》有《紐憐傳》而不載此事，則子美生前懷抱之鬱結，没後遭逢之偃蹇，可勝道哉！*李壯《辟疆園杜詩注解序》，顧宸《辟疆園杜詩注解》十七卷附年譜一卷，葉6B—7B。

自“至紐憐太(大)監”到“《元史》有《紐憐傳》而不載此事”一節，幾乎完全脱胎於王世貞《宛委餘編》中的相關内容，但與王世貞將之視爲“奇聞”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李壯是將杜甫得謚文貞，視作“尊崇優異之典”而加以推重的。

成書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仇兆鰲《杜詩詳注》卷首的“杜詩凡例”中有“少陵謚法”一條，提到元代的追謚：

考元順帝至正二年，嘗追謚文貞，此實褒賢盛事，增韻文壇。公所謂“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者，其亦差不寂寞矣。*仇兆鼇《杜詩詳注》，頁26。本文以《元史·順帝紀二》“至元三年”追謚杜甫爲準。

雖然顧宸的《辟疆園杜詩注解》在後世的影響比較有限，*顧宸的注本在《四庫全書》中既未存書也未存目，很大程度上抹殺了其在後世的影響。周采泉認爲這是由於四庫總纂紀昀之父紀容舒欲將之據爲己有、紀昀試圖爲父遮掩的緣故。參見周采泉《杜集書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351，377。但李壯的序又輾轉引起清末學者俞樾的注意。《茶香室三鈔》卷八有“杜子美得謚由元太監紐憐”條，就稱：“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 李壯序杜詩，稱元太監紐憐請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謚文貞，載在虞奎章集中。”*俞樾《茶香室三鈔》卷八，《茶香室叢鈔》，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111。

通過上述學術史的梳理可知，杜甫在元末獲得“文貞”的謚號，不僅在當時産生一定的影響，在明清時代也引起過不少著名學者的注意。但問題是，文獻有闕，語焉不詳的地方很多，如有關請謚人的姓名、身份，就存有爭議。請謚人是不是叫“紐憐”？其所任“大監”是不是指宦官？此人的仕宦經歷又如何？他上疏要求將文翁石室、揚雄墨池、杜甫草堂都列入祀典，這種崇文興蜀的活動與請謚有無關聯？這一系列疑問，明清學者的爭論都不曾得到解決，因此，梳理基本文獻，釐清事情本末，便成爲了必須解決的問題。

三

由於《元史》成書倉促，追謚杜甫的細節並未載入其中。我們只能回到元代當朝人的記載之中，釐清整個元代追謚杜甫的過程。

元代張雨有《贈紐憐大監》一詩並跋：

論卷聚書三十萬，錦江江上數連艘。追還教授文翁學，重嘆徵求使者勞。石室談經修俎豆，草堂迎詔樹旂旄。也知後世揚雄在，獻賦爲郎媿爾曹。

請以蜀文翁之石室、揚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學宫，又爲甫得謚曰“文貞”。以私財作三書院，遍行東南，收書三十萬卷及鑄禮器以歸。虞奎章記其事，邀予賦詩如上。*《張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255。

由詩的内容可知，張雨是受虞集之邀而爲名叫“紐憐”的大監賦詩。詩跋中有“又爲(杜)甫得謚曰文貞”一句，與前引《元史》“謚唐杜甫爲文貞”相吻合。這就表明，元代對杜甫的追謚最初並非是朝廷的提議，而是緣於他人的提請。而另一方面，根據這首詩的記載，在爲杜甫請得謚號以外，這位“紐憐”大監還用自己的財産建立了石室、墨池、草堂三座書院，其中草堂書院的設置又與尊崇杜甫直接相關；此後，大監遍行東南，通過水路將購置的書籍、鑄造的禮器運回了蜀中。換言之，追謚杜甫僅僅是當時大監整個活動之中的一環，它與建書院、網羅書籍相聯繫，構成了一個脈絡更加豐富的文化事件。而這些互相關聯的活動，爲我們還原請謚杜甫事件提供了幾條線索。

張雨的詩跋謂“虞奎章記其事，邀予賦詩如上”。“虞奎章”即元代著名文人虞集，因其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故稱。今檢《虞集全集》，與此事相關的記載僅有一首七律，題爲《送秘書也速答兒大監載書歸成都》：

連舸載書三十萬，雪消春水上成都。列仙歌舞成煙霧，世將旌旗屬畫圖。定有鴻儒堪設醴，豈無佳客共投壺。子雲白首歸無日，獨抱遺編隔五湖。*《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45。

從“連舸載書三十萬”等内容來看，本詩與張雨《贈紐憐大監》顯然指同一事件，區别是詩題中的“也速答兒”，到了張雨筆下被記爲“紐憐”。這裏需要明確的是，既然張雨是通過虞集纔獲知此事，因此應當以虞集的記述爲準，而這在後文所引其他諸如“也速”、“邊速達”等記述中也將得到印證。*關於虞集筆下的“也速答兒”爲何到張雨的記述中變爲“紐憐”，筆者尚無充分的結論。但單純從兩個名字來看，應當不大可能是在口傳中出現的讀音方面的訛誤。

虞集的詩提示了許多重要的信息：“三十萬”再次交代了所購書籍的數目，成爲我們鈎沉材料的線索；末兩句用揚雄典故，一方面與其所建的墨池書院相呼應，另一方面似乎也暗示了大監最終的去向是歸隱江湖；此外，詩題中虞集稱呼也速答兒爲“秘書大監”，也驗證了錢大昕“蓋監官之長，别於少監而名”的判斷。至於成書於順帝至正中的《秘書監志》中卻没有關於也速答兒(或紐憐)的任職記録，*見王士點、商企翁編次《秘書監志》卷九《題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可以推定此時的也速答兒已經致仕。據《元史》卷八四、《元典章》卷一一中有關致仕的規定可知，元代三品以下的官員請求致仕時，朝廷將其散官和職事官各加一級，然後以這個官階的名目批准致仕，以此顯示優寵。*相關規定見《元史》卷八四《選舉志四》：“凡官員致仕： 至元二十八年，省議：‘諸職官年及七十，精力衰耗，例應致仕。今到選官員，多有年已七十或七十之上者，合令依例致仕。’大德七年，省臣言：‘内外官員年至七十者，三品以下，於應授品級，加散官一等，令致仕。’十年，省臣言：‘官員年老不堪仕宦者，於應得資品，加散官、遙授職事，令致仕。’皇慶二年，省臣言：‘蒙古、色目官員所授散官，卑於職事，擬三品以下官員，職事、散官俱陞一等，令致仕。’”頁2113—2114。另見《元典章》卷一一“致仕”諸條，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天津古籍出版社、中華書局，2011年，頁413—417。因此，“秘書大監”可能是也速答兒致仕時，政府升授的官職，本人並未實任。此即爲《秘書監志》對也速答兒没有記載而時人卻以“秘書大監”呼之的原因。據《元史》卷九〇，秘書太(大)監秩“從三品”，*《元史·百官志六》，頁2296。因此在致仕之前，也速答兒應爲正四品的文官。

元人李元珪有《贈也速秘書載書歸文翁石室》一詩可與之參照：

一燈夢覺青藜杖，長揖芸臺入四川。載書深藏石室裏，卜居還近草堂邊。蜀臣漢士明日月，文翁武侯相後先。江上載書歸萬里，幽花埜草春年年。*《草堂雅集》卷一〇，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818。

詩題中的“也速”應是李元珪對“也速答兒”的簡稱，這更加證明了虞集的記載較張雨更爲準確。詩的前兩句用典交代了也速答兒的身份。“一燈夢覺青藜杖”是將也速答兒比作劉向。根據《三輔黄圖》卷六的記載，劉向某天夜裏獨自在天禄閣校書時，“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陳直《三輔黄圖校證》，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32。吹燃藜杖，以藜光照明，傳授知識，劉向因此得以成爲一代經學大師；第二句的“芸臺”則是古代藏書臺的雅稱，結合詩題來看，此處當指元代的秘書監。因此，詩的前兩句告訴我們，也速答兒像劉向那樣有着淵博的學識，在離開了秘書監之後來到了四川。而這與虞集、張雨的記述完全吻合。接下來則是交代也速答兒將書籍藏於文翁石室，自己則選擇居住在杜甫草堂附近，並對也速答兒的文化事業大加贊賞。

除了以上三首詩以外，更多的文獻爲我們勾勒出了也速答兒的其他信息。我們已經知道，這位大監除了爲杜甫請得謚號之外，還在四川建立了石室、墨池、草堂三座書院。元人李祁就爲大監建立的草堂書院撰寫了一篇《草堂書院藏書銘》。*李祁《草堂書院藏書銘》，《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一〇，《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6)，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283下—284上；又見《全元文》(45)，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509—510。惟一與前述記載略有不同的是，李祁在文中稱大監爲“達可”。我們先來看一下這篇銘文：

秘閣嶕嶢，麗於層霄。羣公在天，遠不可招。聖賢之書，有圖有籍。如山如淵，浩不可覿。矧兹蜀都，阻於一隅。去之萬里，孰云能組。

文章開篇描述了書籍獲取之難。由於戰爭等因素，原本輝煌的蜀文化在元代迅速走向衰落，四川成爲了“阻於一隅”、與元代文化中心相去較遠的地區，獲得圖籍尤其不易。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大監收書的意義得以彰顯：

惟兹達可，有惻斯念。稽於版籍，詢於文獻。北燕南越，西陝東吴。有刻則售，有本則書。僕輸肩頳，車遞牛汗。厥數維何，廿有七萬。載之以舟，入於蜀江。江神護呵，翼其帆檣。

在注意到了四川當地書籍獲取的難題之後，這位被稱作“達可”者開始四處奔走，大量購買和抄寫所見的刻本書和抄本書，共計二十七萬卷，將之用船浩浩蕩蕩運回蜀地。我們注意到，其中“僕輸肩頳，車遞牛汗。厥數惟何，廿有七萬。載之以舟，入於蜀江。江神護呵，翼其帆檣”幾句，與張雨詩中的“論卷聚書三十萬，錦江江上數連艘”、虞集詩中的“連舸載書三十萬，雪消春水上成都”的表述如出一轍，其中書籍書目“廿有七萬”的記載與虞集筆下的“三十萬”也大體吻合。因此，李祁文中的“達可”應當就是前文所述的也速答兒。

接下來，李祁描述了蜀人對大監主導的文化事件的回應：

爰至爰止，邦人悦喜。藏之石室，以永厥美。昔無者有，昔舊者新。畀此士子，懷君之仁。朝承於公，夕副於室。家有其傳，維君之德。在昔文翁，肇兹戎功。建學立師，惠於蜀邦。維兹達可，宜世作配。惠兹蜀邦，個(罔)有内外。

這段文字告訴我們，載書的船隊到達四川之後，引起了蜀地士人的熱烈反響。在達可的努力之下，當時四川稀缺的圖書資源得到了補充與更新。蜀人將這批寶貴的書籍藏於石室之中，使其世代相傳。達可大監也因此成爲了四川當地家喻户曉的賢德之士。在蜀人眼中，漢代的文翁建學立師，開啓了蜀地的文脈；自此之後，只有達可能够與之比肩。

最後，李祁表達了自己對蜀地士子的期望：

嗟嗟士子，尚其勉勉。毋負於君，惟千萬年。

和之前所引的兩首詩相比，李祁這篇《藏書銘》除了贊美大監其人其事之外，特别之處在於兩次提到“士子”： 一處是寫到大監載書入蜀之後，“畀此士子，懷君之仁”；另一處是文章末尾叮囑“嗟嗟士子，尚其勉勉”，即不要辜負大監的善舉。因此，“士子”可以視作這篇銘文“隱含的讀者”，這與李祁本人即爲當時以“士子”身份入仕的代表有關。

無獨有偶，元代詩人黄鎮成亦有《題達可大監遊武夷卷》一

詩，*黄鎮成《秋聲集》卷五，《續修四庫全書》，13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70上。雖然全詩旨在描摹武夷山的壯美景色，但詩中“秘書示我武夷卷”一句與詩題中的“達可大監”一道，將對象再次指向了這位收書的“秘書大監”。黄鎮成，邵武(今屬福建)人，至順年間周遊南北各地，後歸隱故鄉城南。邵武，元屬江浙行省，周邊的建陽是元代重要的出版中心，這與大監江南收書的行踪存在吻合的可能，讓我們有理由相信詩中的“達可大監”或許就是本文所討論的也速答兒。

而元代名儒劉岳申撰寫的《西蜀石室書院記》則直接告訴我們，“達可”正是也速答兒的字。文章開篇即交代了本末：

秘書大監某建石室書院於蜀，祠漢文翁。因江西提學范君匯請記於廬陵，其詞曰：“秘書蒙古人，生長蜀中，承恩入侍三朝，累官至大監。告老還鄉，既以私財建書院，又購古今書籍，備禮樂器，載與俱歸，托不朽焉。敢助之請。”*劉岳申《申齋集》卷六，清道光孔氏嶽雲樓鈔本，葉30A-B；又見《全元文》(21)，2001年，頁538。

這段材料也是目前所見對大監其人最詳細的介紹。由此我們知道，大監在蜀地建成書院之後，委托江西提學范匯向劉岳申請記，並附上對自身生平的概述： 他是生長在四川的蒙古人，在京爲官歷仕三朝，累官至秘書大監，順帝朝致仕。回到家鄉，他用自己的財産建立書院，並購買古今圖籍及禮樂器，用船載回蜀地。這位大監希望劉岳申可以爲自己所建的石室書院撰寫一篇書院記，達成其對“不朽”的追求。劉岳申對此評價道：

余聞而韙之曰：“賢哉秘書！”古之人不羈縻於君臣之恩，不推輓於妻子之計，能知止知足者，罕矣！不市便好田宅以遺子孫，能以賜金日燕飲自虞樂，又罕矣！不私寶劍遺所愛子弟，教以一經遺之長安，佚殆絶未有聞者。賢哉秘書！辭榮蚤退，不田宅於家而書院於其鄉，不書籍於家而於書院，蓋將以遺鄉人子孫孫子於無窮，謂非賢者可乎？謂不賢而能之乎？賢者有不能者矣。故曰：“賢哉秘書！”*劉岳申《申齋集》卷六，葉30B—31A；又見《全元文》(21)，頁538。

由此可見，除了漢文字號的采用，也速答兒的生活趣味也體現了對漢文化的認同。我們目前所見關於也速答兒的記載大多圍繞其建書院、購圖籍、請賜謚等文化活動展開，而這段文字則十分難得地勾勒出了他個人的生活狀態。如果説對田宅、寶劍乃至錢財本身的輕視、終日燕飲自樂的情懷只是給也速答兒增添了“文人氣質”， 那麽對經史、文教的重視則無疑顯示他很大程度上脱離了蒙古民族固有的習慣和喜好，而堪與漢族古賢比肩。從具體的生活趣味上我們就可以看到，身爲蒙古後裔的也速答兒，其文化身份與族羣身份在一定程度上産生了疏離。

在將大監的行爲與古之賢人相比肩並連稱“賢哉秘書”之後，劉岳申又補充道：

今又聞秘書能爲墨池、草堂二書院求賜額，又爲之增益其田廬、書籍，是何恢恢有餘裕也！*劉岳申《申齋集》卷六，葉31A；又見《全元文》(21)，頁538。

這對於了解大監其人無疑是新的材料。由此可知，大監除了建立三所書院、廣收書籍之外，還爲其中的墨池、草堂請到了朝廷的賜額，這便使之納入到官學體系之中；同時，他還爲書院增加了學田和房舍，直接保證了書院的經濟來源。至此，本篇《書院記》對大監的敍述暫時告一段落，轉而追述蜀文化的歷史。文章最後説：

然非范君，余何自知之。范君亦賢矣哉！故樂爲之書。大監字達可，君字朝宗。*劉岳申《申齋集》卷六，葉32A；又見《全元文》(21)，頁539。

儘管通篇書院記未提大監的姓名，但最後指出大監的字是“達可”。在元代，蒙古人既保持蒙古名又采用漢文字號的情況並不罕見，尤其是元代中期以後，漢化較深的蒙古人多有字號，以便同漢族士人交遊、酬唱。*參見蕭啓慶《論元代蒙古人之漢化》，原刊於《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十七期(1992年)，頁243—271，後收入氏著《内北國而外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689—690。因此，除了興學崇儒之外，這位蒙古大監以“達可”爲字的做法，從另一個側面表明了他對漢文化的接納程度。

從劉岳申這篇《西蜀石室書院記》中，我們知道，也速答兒是蒙古人的後裔，在四川出生長大，並曾在京爲官三朝，最後以秘書監致仕。而這又與元代詩人貢師泰的記述相呼應。據貢師泰《送内官棄職買書歸蜀立三賢祠》：

内官買書三十萬，從此聲名天下知。正爲身輕歸印早，不妨船重到家遲。客非杜甫依嚴日，人是文翁化蜀時。愧我無由能載酒，敲門頻問子雲奇。*貢奎、貢師泰、貢性之《貢氏三家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頁245。

雖然貢師泰在詩中没有提到大監的名字和官職，但詩的内容與前文所引的諸篇詩文十分吻合，如“内官”對應“秘書大監”、“承恩入仕”、“棄職”對應“告老還鄉”，“三賢祠”對應“三書院”，買書歸蜀更是與其他記載如出一轍。

更加有趣的是，貢師泰詩中贊揚也速答兒的文化舉措時，除了提到杜甫，説“客非杜甫依嚴日”，還使用了“人是文翁化蜀時”的比喻。這與李祁《草堂書院藏書銘》中“在昔文翁”與“維兹達可”的對舉一道，讓我們看到在以也速答兒爲代表的元代蜀地新移民與文翁這位四川歷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人物之間，有一個新的聯繫被建立起來。這些詩文的作者均爲漢族文士，他們將也速答兒在四川的文化活動比作“文翁化蜀”，隱含了本次事件乃至此一時期“華”、“夷”秩序的相對鬆動，甚至是微妙的倒置。也速答兒的“崇文興蜀”的意義，與“文翁化蜀”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用典本身所包含的價值判斷十分耐人尋味。

文翁是西漢廬江郡舒縣(今安徽廬江西南)人，景帝末年爲蜀郡守，因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於是大力推廣儒學、教化一方，其設學宫的舉措更是在武帝時推行至天下郡國。蜀人認爲，巴蜀一帶之所以好尚風雅全賴文翁的教化之功。文翁最終在四川去世，蜀地吏民更立祠祀奉之以示懷念與感激。

誠然，也速答兒的“崇文興蜀”的意義，與“文翁化蜀”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但後者所包含的“用夏變夷”意義卻更耐人尋味。雖然早在元代建立之初，儒臣郝經言“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郝經《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全元文》(4)，1998年，頁103—104。爲蒙元的統治及漢族士人的出仕建立了理論上的合法性。然而，在貢師泰“人是文翁化蜀時”的表述中，原本被認爲在文化方面落後的蒙古人也速答兒被漢族士人羣體比作“文翁”，事件中被重建的對象——前代盛極一時的蜀文化——卻置於被開化的位置。蒙古人不僅能够通過“行中國之道”來確立自身的正統性，更能去教化原本的文化之邦。這種微妙的倒置向我們表明，在特定的時代和語境之下，“華”與“夷”的身份與個人天然的族羣屬性可以並不一致，像也速答兒這樣認同儒家價值觀的蒙古人也可以以“正統”身份美教化、移風俗。

兩百多年之後，明朝萬曆三十六年(1608)，三十六歲的曹學佺升任四川右參政，爲官之餘抄閲大量書籍，對四川舊事廣泛涉獵。他在《蜀中名勝記》中記載了當地的一塊石碑：

西北有果山。……《志》云：“果山書院在城北五里，蜀譙周建。後郡人邊速達以秘書監致仕，歸隱於此，藏書四千二百七十一册，碑刻爲至正八年。”*曹學佺《蜀中名勝記》，重慶出版社，1984年，頁398。疑因明人不解蒙古語，將“也速答兒”寫作“邊速達”。明代王圻《續文獻通考》卷六一《學校考·書院》中又作“邊叔達”：“果山書院，在順慶府城北五里，蜀漢譙周建。後郡人邊叔達以秘書監歸隱於此，藏書萬卷，今爲南充學。”，《續修四庫全書》，763册，頁84上。

該碑今已失傳，但現存的方志記載或可與此互相參照。現存最早記載大監歸隱果山一事的是由李賢等人修纂、成書於明英宗天順五年(1461)的《大明一統志》，卷六八《順慶府·書院》云：

果山書院，在府城北五里，蜀漢譙周建。後郡人邊速達以秘書太監致仕，歸隱於此，藏書萬卷，今爲南充縣學。*李賢等撰《大明一統志》卷九〇，西安，三秦出版社影印，1990年，頁1066。

此後，纂修於嘉靖、萬曆年間的兩部《四川總志》均承襲了這一記載。據嘉靖《四川總志》卷七《順慶府·學校》“果山書院”條：

果山書院，治北五里，譙周建。郡人邊速達以秘書監歸此，重修，儲書萬卷，兵燹散亡。歷代即此爲學，遺址尚存。*嘉靖《四川總志》卷八〇，《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42)據明嘉靖刻本影印，1997年，頁140上。

又據萬曆《四川總志》卷一〇《順慶府·宫室》“果山書館”：

果山書館，府治北五里，譙周建。郡人邊速達以秘書監歸此，重修，儲書萬卷，兵燹散亡。歷代即此爲學，遺址尚存。*萬曆《四川總志》卷三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199)(卷一至卷四配抄本，卷五以下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頁398。

由此可見，明代的方志記載與曹學佺《蜀中名勝記》的記載大體吻合，其中藏書數量在方志中被籠統地記爲“萬卷”，而曹學佺則將之具體到“四千二百七十一册”，這極有可能是源於其親見的“至正八年”碑刻。因此我們可以推定，在完成了一系列文化活動之後，不遲於至正八年(1348)，也速答兒離開成都，回到了位於四川順慶的果山，一并帶回了數量頗豐的書籍。此外，方志對他以“郡人”相稱，將之與劉岳申《西蜀石室書院記》中“生長蜀中”的記載對讀可知，四川順慶也許正是他出生的地方。而虞集詩中“子雲白首歸無日，獨抱遺編隔五湖”也恰與此相呼應，通過用典暗示了他最後的歸隱。至此，爲杜甫請謚的也速答兒其人其事就基本清楚了。*蕭啓慶先生在《元代蒙古人的漢學》一文中已經注意到大監其人其事，並將之歸於元代蒙古人中“儒學宣導者”，同時對本節引述的部分材料如虞集、貢師泰、張雨、李元珪、黄鎮成的詩作等亦有所提及，參見文章“儒學宣導者”下“紐憐”條，《内北國而外中國： 蒙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603。筆者與蕭先生的判斷略有不同之處在於： 其一，通過史料的溯源和比對，認爲大監其名爲“也速答兒”而非“紐憐”；其二，蕭先生將大監的活動歸於“元代中期”，即“成宗至寧宗懿璘質班(Irinchinbal，1322)時代”(見氏著頁590)，而本文則根據《元史》記載，將大監活動時間考訂爲順帝時代；其三，在具體的文集上，筆者與蕭先生采用的版本略有不同，如蕭先生據“《草堂雅集》”(四庫本)引李元珪“《贈也先秘書載書歸文翁石室》”一詩，並認爲“虞、李二人詩所詠顯屬一事，但稱其人爲也速答兒(Yesüder)、也先(Esen)不識何故”(見氏著頁603注⑥)，而本文所據版本此詩則題爲《贈也速秘書載書歸文翁石室》，可直接與“也速答兒”之名對應。

也速答兒，字達可，蒙古人，在四川出生長大。於京爲官三朝，致仕前爲正四品文官；約於順帝後至元年間致仕，升授秘書大監，時人多以“秘書”或“大監”稱之。致仕之際，他請旨將四川的文翁石室、揚雄墨池、杜甫草堂一并列入地方官學，並向朝廷爲杜甫請謚；後至元三年(1337)，朝廷追謚杜甫爲“文貞”。他又捐獻私産，在四川建立了石室、墨池、草堂三座書院，並用私財爲書院增加了學田和房舍，保證了書院的經濟來源和師生日常的教學生活。不遲於至正元年(1341)，也速答兒將墨池、草堂兩座書院建成，*文禮愷《金華書院記》：“至正改元冬，監縣柏延建言，請擇地創拾遺書院。又援墨池、草堂、眉山例，請建山長員，以職教祀。”杜應芳、胡承詔輯《補續全蜀藝文志》(影印明萬曆刻本)卷二四，《續修四庫全書》，1677册，頁216下。“山長”是元代書院的首腦，其任免主於中央禮部及地方行省、宣慰司。由這段記載可知，至正元年(1341)以前，墨池、草堂二書院即已建成並處於有效的管理之中。並爲之請到了朝廷的賜額，石室書院的建成也當在此時。

書院建成後，也速答兒遍行東南幾省，爲書院采購近三十萬卷書籍，鑄造禮器，最後用船運回四川。過程中，他曾與虞集、貢師泰、黄鎮成等人相遇，諸人分别有詩相贈。經過他的努力，書院的教學、祭祀活動得以正常展開，他本人也被比作漢代文翁，成爲了蜀地士民家喻户曉、有功於四川的人物。至正初年，也速答兒委托范匯請江西名儒劉岳申撰寫了《西蜀石室書院記》，范匯也因此可被視作整個事件的另一個關鍵人物。不遲於至正八年，整個文化活動基本完成，也速答兒歸隱四川果山。

四

經過對史料的蒐集、考訂，我們知道《元史》記載的對杜甫的追謚，是秘書大監、蒙古人也速答兒在元順帝時期所做振興蜀文化事業的一部分。而這一事業，又與整個元代後期的政治、文化和文學等相關涉。

關於元代中後期的政治樣貌，研究頗爲深入的是美國學者John W. Dardess。他在《征服者與儒家： 中國元代後期的政治面貌轉向》一書中着重探討了元代後期政治趨向儒家化的過程。他認爲，從文宗天曆元年(1328)起，元代政治開始趨向儒家化，到順帝至正年間，政治上的儒家化已基本確定。*參見〔美〕 John W. Dardess, 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ua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陳高華、張帆、劉曉在《元代文化史》中指出，儘管仁宗和以後諸帝對於各種宗教的興趣仍然遠大於儒學，但從仁宗起，元朝在尊尚儒學方面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參見陳高華、張帆、劉曉《元代文化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13。

然而，在Dardess所説“元代政治儒家化”定型之前，衆所周知，卻有過一段由“崇儒”到“反儒”的倒退，發生在蒙古蔑乞兒人伯顔秉政的後至元年間(1335—1340)。而元廷追謚杜甫的後至元三年(1337)正處於這段時期内。二者之間存在的聯繫與張力，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至順四年(1333)六月，年輕的妥懽帖睦爾即位，即元順帝。*“順帝”爲明朝所擬的謚號，其在元朝廟號爲“惠宗”，民間又稱其爲至正帝、庚申帝、庚申君等。順帝即位之初，朝政迅速被權臣伯顔把持。伯顔是蒙古蔑兒乞人，憑藉戰功受到嘉獎而步入仕途，地位很快就逼近了此前長期把持朝政的燕鐵木兒家族成員。這引發了燕鐵木兒之子唐其勢的不滿，試圖發動政變，另立新君。而伯顔先發制人，並趁勢將燕鐵木兒集團瓦解。此後，伯顔獨任中書右丞相，登上了權力的巔峯。政敵的倒臺和皇帝的失語，使伯顔一時獨秉國鈞，風頭無兩。從表面上看，此時朝野上下似乎再無可與其直接相抗的力量，但事實上，從他獨攬朝政開始，就一直存在着諸多不穩定因素。

首先是與皇權的衝突。大權獨攬之下，伯顔“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姦謀”，*《元史》卷一三八《伯顔傳》，頁3338。“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元史》卷一三八《脱脱傳》，頁3341。乃至出現了“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顔而已”的局面，引起了順帝極大的不滿。

其次是以脱脱爲代表的同族成員對伯顔擅權之下家族傾覆的憂慮。脱脱自幼養於伯父伯顔家，伯顔的所作所爲使其常常處於“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的憂慮中。有了生父馬札兒台、老師吴直方的支持，脱脱對順帝“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元史》卷一三八《伯顔傳》，頁3338。並在與天子近臣的往覆論難之下最終得到了皇帝的信任。

此外，伯顔秉政引發的最大震蕩，是此一時期族羣關係的空前緊張。在伯顔推行的政策中，元代社會各個方面均表現出了更爲嚴格的族羣區分，其中又以對儒家的規章制度乃至儒士羣體進行普遍的打擊最爲突出。最能代表此一時期朝廷政治、文化動向的事件，當屬科舉的廢除。

元代的科舉制度在仁宗延祐元年(1314)時得以恢復，此後一直持續到順帝即位的後至元元年(1335)八月。兩個月後，伯顔肅清燕鐵木兒家族、獨攬朝政。十一月，朝廷敕令將所在儒學貢士莊田租給宿衛衣糧，並詔罷科舉，此後直到伯顔下臺前，儘管屢有爭議，然而科舉制度一直處於停廢的狀態。但另一個重要的事實卻被忽視了： 從忽必烈的前至元時期到伯顔當政的後至元時期，元代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蒙古族羣與漢族士人在文化上的差異有縮小的趨勢，“儒”的概念更早已超過了“漢族”的範疇。據蕭啓慶先生的研究，元代中後期，越來越多的蒙古、色目子弟受到漢文化的熏染，與漢族士人共享同樣的學養傳統和知識背景，逐漸形成了一個“多族士人圈”。僅就科舉而言，它承載的是來自包含漢族與非漢族在内的整個士人羣體入仕的願望，它的廢除，給蒙古、色目士人(尤其是高門子弟)帶來的損失更加嚴重。*參考蕭啓慶《元朝多族士人圈形成初探》、《元代蒙古人的漢學》、《論元代蒙古人之漢化》、《元代科舉與菁英流動： 以元統元年進士爲中心》等篇，收入氏著《内北國而外中國： 蒙元史研究》。另見氏著《九州四海風雅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不僅僅是科舉，隨着蒙古、色目士人漢化程度的加深，他們的族羣身份和文化身份在一定程度上産生了分離，在稱謂、禮俗、文學修養等諸多層面上顯示出對漢族文化的認同。因此，當伯顔將自己置於“儒”的對立面時，他面對的反對力量是比他預想中更加龐大的。

因此，雖然出於鞏固統治或保全家族的需要，順帝和脱脱站在了伯顔的對立面，但他們與伯顔的分歧卻並非僅僅存在於政治層面。在元朝諸帝中，順帝具有相當水平的漢文化修養，即位後基本延續了文宗時期的經筵制度，並不像伯顔般對儒家文化多加排斥。脱脱則少師儒士吴直方，“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元史》卷一三八《脱脱傳》，頁3341。因此，文化上的差異同樣不失爲順帝、脱脱與伯顔背道而馳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與伯顔這一文化層面的差異，在此時恰好爲皇帝、統治階層内部(脱脱集團)和士人階層的“聚合”提供了可能。而“儒”之於古代政權的正義性和合法性，也爲上述三者之間達成這樣的文化共識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道德基礎。

另一方面，當伯顔在朝堂之上積極推行反儒政策的同時，各地民衆的起義使得整個國家處於巨大的動蕩之中。這些起義在輿論上與朝中伯顔的反對力量相呼應，將矛頭共同指向了伯顔秉政期間的政治舉措。來自下層民衆的反抗更加刺激了伯顔的決策，使朝廷的政策從“反儒”擴大到全面而極端的“反漢”： 朝廷相繼頒佈“禁漢人、南人不得習學蒙古、色目文字”、“漢人有官於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可講求誅捕之法以聞”等詔令；社會上散布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的流言，以致“一時嫁娶殆盡”；更有甚者，伯顔還提出“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的主張，*以上内容並見《元史·順帝紀二》，頁839，840，843。然未獲准許。由此可見，從對政敵燕鐵木兒家族的打擊，到廢科舉、遠儒臣等政策引發整個士人階層的震蕩，再到近乎極端的族羣政策導致民衆反抗，伯顔很快變成不同族羣和階層共同的敵人，反對他的輿論在持續醖釀着。

總而言之，與伯顔的“益逞凶虐”相並行的，是其反對力量的生發。只不過此時反對他的力量更像是一股“潛流”，儘管在當時顯得沉寂而分散，卻在長期醖釀和往復試探中逐漸走向“聚合”。無論是出於對己方力量的培植，還是出於對伯顔及輿論的試探，在此後幾年内，脱脱及其父馬札兒台始終保持着緩慢而穩定的升遷。*馬札兒台的情況見《元史·馬札兒台傳》：“至元三年，議進爵封王，辭以兄伯顔既封秦王，兄弟不宜並王，乃拜太保，分樞密院，往鎮北邊。……六年，伯顔既罷黜，召拜太師、中書右丞相。”頁3340；《元史·順帝紀一、二》： 至元元年“秋七月辛巳朔，以馬札兒台、阿察赤並爲御史大夫。……十一月……癸巳，命知樞密院事馬札兒台領武備寺”，後至元三年“十二月……是月，以馬札兒台爲太保，分樞密院鎮北邊”，頁827，829，843。脱脱的情況見《元史·脱脱傳》：“至元元年，……歷太禧宗禋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親軍都指揮使，提調左阿速衛。四年，進御史大夫，仍提調前職……”頁3341，《元史·順帝紀二》： 後至元四年“夏四月……癸酉，以脱脱爲御史大夫”等，頁844。由於處於弱勢，他們在當時仍需借助一定的策略來發出自己的聲音——這種策略必須具有號召力和正義性，並且能够在最大範圍内引起共鳴。而伯顔的“反儒”恰好爲他的反對者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也速答兒爲杜甫請謚。謚法作爲儒家文化中最嚴肅而精緻的一環，無論是得謚人的身份，還是謚號的選擇乃至整個追謚的流程，歷來受到漢族朝廷的高度重視。身爲蒙古後裔的也速答兒卻在朝廷嚴厲排儒之際選擇爲漢族文人杜甫請謚，這一舉動既體現了他本人對漢族禮法及漢文化的認同與推重，也無異於在極端反儒及反漢政策之下的一種公開的表態： 在蒙古上層社會内部，面對漢族士人以及漢文化本身時，仍然存在着一種與伯顔截然相反的聲音。而這一聲音很快引起朝廷注意並作出迅速的回應： 後至元三年(1337)四月，元廷追謚杜甫爲“文貞”。可以想見，向來“失語”的順帝正是以也速答兒的請謚爲契機，借由對漢族文人杜甫及其背後儒家價值觀的褒獎，策略性地透露出了與伯顔截然相反的政治理念。這也許只是順帝在朝廷内部兩股力量之間所作的試探性平衡，但恰好呼應了當時朝野上下的普遍輿論。

正是在這樣的反對聲浪中，後至元六年二月，脱脱等人乘伯顔出獵柳林之機將其拘禁。順帝連夜召見親信大臣控制局面，又將心腹大臣楊瑀和當時客遊京師的范匯召入殿中，起草罷免伯顔的詔書。*參見《元史·脱脱傳》，頁3343。這份詔書被保留在《元史·順帝紀三》中：

朕踐位以來，命伯顔爲太師、秦王、中書大丞相，而伯顔不能安分，專權自恣，欺朕年幼，輕視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加以極刑，允合輿論。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憫恤，今命伯顔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領諸衛親軍并怯薛丹人等，詔書到時，即許散還。*《元史》卷四〇，頁854。

詔書中的兩個表述值得我們格外關注： 其一是將伯顔政權視作“變亂祖宗成憲”徹底加以否定，而這卻恰好與其秉政之初所宣稱的“遹遵成憲”相牴牾。*參見《元史·順帝紀一》：“……更號紀年，實惟舊典。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祖述之志，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仍爲至元元年。遹遵成憲，誕布寬條，庶格禎祥，永綏景祚。赦天下。”頁830。在以改元“至元”爲標誌的對忽必烈時代的祖述中，究竟從何種意義上來看，伯顔會被視作對“祖宗成憲”的“變亂”？進一步講，新政權的話語中的伯顔究竟顛覆了何種“成憲”，纔會招致官方“虐害天下”的批判？這或許是一個更加複雜的問題，但正如前文對元代後期政治文化狀貌的描述那樣，在順帝、脱脱集團的定評中，以“廢科舉”爲代表的伯顔的反儒政策必然是其中極爲重要的一個層面。其二是用“允合輿論”來交代時人對此的普遍態度。由此可見，正如“謚杜”事件表現出的那樣，對伯顔的不滿在其秉政期間已經成爲一種朝野上下共識性的存在。而在伯顔政權中受害最深的文人階層——他們雖然並無實權，但卻是這種“輿論”最直接的製造者和推動者，也正是因爲輿論的支持，爲這次政變以及隨後的新政權確立了相應的合法性。

其次是草詔的過程及參與者。根據史料的記載，在發動兵變拘禁了伯顔之後，順帝連夜將楊瑀和范匯召至榻前，口述伯顔罪狀，二人據以起草詔書，最後經順帝親自修改後發出。*參見《元史》卷一三八《脱脱傳》，頁3343；楊瑀《山居新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00；權衡《庚申外史箋證》，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27。楊瑀時任奎章閣廣成局副使，作爲順帝的心腹大臣參與謀畫了這場政變。而很有可能在草詔中發揮更大作用的范匯，*權衡記録草詔一事時就只提到了范匯而不言楊瑀，參見《庚申外史箋證》，頁27；張帆《元朝詔敕制度研究》，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29—130。此時並無官職，而是平章沙只班的館客。他之所以能够僅憑一介布衣的身份參與這場宫廷政變之中，除了以文才見長之外，更是由於順帝罷黜伯顔事關機密，惟恐翰林詞臣走漏風聲。由此可見，“黜伯顔詔”作爲此次政治鬥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是由皇帝本人、從屬於不同族羣的天子近臣以及並無實權的普通儒士共同完成的。而這種人員的整合與互動，又恰好可以作爲反對伯顔之力量構成與輿論形成的縮影。而另一方面，儘管范匯的參與有事關機密的特殊歷史背景，但這又在客觀上進一步增强了核心權力以外的普通士人對於罷黜伯顔的認同感。更重要的是，無論是當時身爲普通文士的范匯，還是皇帝身邊的儒臣楊瑀，抑或身處權力中央的脱脱集團乃至皇帝本人，他們在後來的追述中無不賦予這次事件絶對的正義性。這正是反對伯顔的力量走向聚合的體現，而此前對杜甫的請謚與追謚則無疑是一個公開的信號，促進了這種“聚合”的完成。

總而言之，在請謚與追謚杜甫的過程中，正值伯顔秉政，參與這一事件並起着重要作用的范匯，又與伯顔的被罷免和脱脱的“更化”直接相關。因此爲杜甫請謚與追謚，在當時就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文化事件，它還有複雜的政治意涵，是一個蒙元政府帶有修正伯顔極端排斥儒士而向儒家文化傾斜的象徵性舉措。由於伯顔在秉政期間推行的極端“反漢”政策，引起了社會各個族羣和階層的普遍不滿，在這些不同陣營的反對者之間，達成了基本的文化共識，因此，纔有了後至元三年(1337)朝廷接受也速答兒提請，對杜甫進行追謚。而從伯顔的“反儒”，到也速答兒請謚、元廷追謚杜甫，再到幾年後的伯顔下臺、新政權向“儒”回歸，從這條似斷實續的線索中，我們可以看到，反對伯顔的力量是如何像“潛流”般在試探中持續涌動，最終取得了成功。

五

在目睹了伯顔極端族羣及文化政策的失敗後，爲了獲得更加穩固的統治基礎，新的決策者很快向儒士階層釋放出善意的信號。

這首先體現在官員的任用上。伯顔時期受到排擠的儒臣許有壬、史惟良、揭傒斯等人旋即奉召回朝並受到禮遇；*《元史·順帝紀三》，頁855。此前身爲一介布衣的范匯也正是以草詔之功出仕，回到了故鄉江西擔任學官。*不遲於至正五年(1345)左右，范匯已在江西儒學提舉任上，這很可能是其首次出仕，受也速答兒之托向劉岳申求取“書院記”即在這段時間。不遲於至正十年，改任順元路宣慰副史。關於范匯赴任江西儒學提舉的材料，參見董斯張崇禎《吴興備志》卷一二《人物》：唐棣“至正五年，除休寧縣尹。時承平久，爲政者習於貪鄙廢事，且賦税不均，詭名應户雜其間，棣一核而正之。及重新縣學等，事見范匯、虞集、于文傳、王譜四記”。又，崇禎《吴興藝文補》卷六八：“復有國子助教危君素、江西儒學提舉范君匯前後爲之記。”二者所言爲同一事件，前後參照可知，至正五年范匯時任江西儒學提舉。此外，虞集有若干文章言及此一時期與范匯在江西的交往，參見虞集《興學頌并序》、《題復古編後》，《虞集全集》，頁343，467。與任用儒臣並行的是文化秩序的重建，其中以科舉制度的恢復尤爲重要，*《元史·順帝紀三》，頁859。這意味着伯顔時期在士人階層引起最大震動的政策至此得到了糾正。次年，即至正元年(1341)春天，順帝宣佈改元，“與天下更始”，史稱“至正更化”。*時人最早稱“更化”是在黄嵀《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史公神道碑銘》“更化之後，復以老人召拜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見《黄嵀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681。這就表明，以“儒”爲主體的漢族文化在經歷了伯顔時期短暫的低潮之後，再一次受到了蒙元政權的重視。也正是在這個撥亂反正的過程中，伯顔舊政徹底宣告失敗，儒學乃至漢族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得以彰顯。此前備受壓制的士人階層很快捕捉到了朝廷新的文化動向，並對此表示出了積極的順應，而其中發揮最重要力量的則是元代的非漢族士人羣體，此前爲杜甫請謚的也速答兒就是當中的一員。

在完成建書院、購圖籍、鑄禮器等一系列文化活動之後，也速答兒找到時任江西提學的范匯，並委托他請江西名儒劉岳申爲自己修建的石室書院撰寫“書院記”。關於劉岳申的生平史料十分有限，只提及他字高仲，江西吉水人，文詞頗受吴澄、虞集、揭傒斯等人的推重，曾在吴澄的推薦下被召爲遼陽儒學副提舉，然而並没有赴任，後以泰和州判致仕。李祁在《劉申齋先生文集序》中云其曾入直館閣，或許正因如此纔與虞集等人相識，並在此後多有書信往來。至正“更化”以後，科舉恢復，劉岳申又一度被委任主持鄉試。*參見劉岳申《與江西參政廉公邁書》：“岳申，廬陵下士也。明公過聽，不以其愚不肖，而假之以一日文衡之柄。”《申齋集》卷四，葉9B；又見《全元文》(21)頁399。也速答兒的“請記”舉動與“更化”新政在時間上的重合，執筆人劉岳申的聲望及其與地方文化事業之間的關係，使我們必須將這篇“書院記”的誕生置於至正初年政治風向的轉變中加以考量。而在這一點上，也速答兒並非惟一的非漢族成員。

述律杰，本名朵兒只，字存道(叢道、遵道)，號野鶴，契丹人。祖先爲遼東貴族，遼太宗時賜姓蕭，金滅遼後强改“述律”爲“石抹”以示侮辱，順帝時方得以復姓。述律杰的曾祖因戰功授四川保寧萬户，遂累世以將家留鎮西蜀。約於武宗至大二年(1309)，述律杰襲職保寧萬户期間，在成都創建了石室書院。*關於述律杰的生平行實，參考方齡貴《元述律杰事迹輯考》，收入氏著《元史叢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王沂爲之撰寫《石室書院記》，文中詳細記録了書院興建的經過及規模。其中崇儒興學、用私財(俸禄)購書、在東南作祭器乃至爲書院添置學田、房舍等活動，*王沂《伊濱集》卷一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08册，頁546下—547上。與也速答兒如出一轍。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書院記並非寫於書院剛剛落成之時，而是在建成三十餘年以後的後至元六年(1340)。這一年二月伯顔被黜，述律杰來京請記的時間就在此後不久。*由文中稱“舒嚕(述律)侯”可知，此時他已經從“石抹”復姓“述律”。方齡貴在《元述律杰事迹輯考》中指出：“順帝是在翦除唐其勢(實際是燕鐵木兒)和伯顔這兩股敵對力量，並作出相應的整頓部署之後，纔穩定了局勢，真正掌握了朝政大權的，述律杰得以復姓，很可能就在此時。”詳見《元史叢考》，頁262。這就與同時期也速答兒借范匯之名請記的舉動不謀而合，甚至反應更加迅速。如果説後至元三年反對伯顔的力量還需借助“請謚”的策略發聲，那麽在新環境下，有了當權者的支持和倡導，士人階層無疑擁有更大的自由度和話語權。

另一方面，當我們將目光拉回述律杰始建石室書院之時，就會發現他對漢族文化的推重並非一個孤立的個案。趙世延，字子敬，號迂軒，雍古人，元代色目人中最重要的文臣之一。他的祖父追隨成吉思汗屢立戰功，被封爲蒙古漢軍征行大元帥，長期鎮守四川，因而舉家定居成都。四川綿竹紫雲巖有宋代張栻的故居，入元後已近荒廢。趙世延提出了在此修建書院的想法。仁宗延祐五年(1318)春，書院在當地官吏士民的支持下建成，“其制度精詳，規模宏敞，皆蜀所未有”。*《張養浩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頁127。除此之外，四川梓潼文昌宫的復立也與趙世延有關。文昌宫祀奉“司禄主文、治科第”的七曲神君，歷來受到蜀地學士大夫的重視。元代科舉一度停廢數十年，文昌宫祭祀因而沉寂下來。仁宗延祐初年，科舉恢復，時任御史中丞的趙世延“移書集賢以聞，天子爲降璽書褒顯神君甚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四川順慶路蓬州相如縣大文昌萬壽宫記》，《虞集全集》，頁762。

由此可見，無論是伯顔時期以追謚杜甫爲代表的“潛流的浮顯”，還是至正“更化”以來的文化重建，都不是突然出現的。它們都有同一個源頭，即元代中後期以來各個族羣中出現的、對以“儒”爲代表的漢族文化保有認同的傳統。正是這股由來已久、一以貫之的文化交流與互相滲透，即便是在蟄伏暗涌中，依然可以生發出像追謚杜甫這樣的觸角；也正是這股力量，成爲了罷黜伯顔的重要助力，並預示了“更化”以後儒學的再次復興。

更重要的是，從元代漢族文士對也速答兒、述律杰、趙世延的推重和倚賴中，我們應該認識到，在元代社會特有的政治秩序和文化背景之下，無論是對儒學保有寬容和好感的時世，還是對儒學嚴厲打擊的年代，在以儒學爲代表的漢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更多還須借助非漢族士人羣體的影響力。與漢族儒士對伯顔的抵觸及對脱脱的贊美相比，來自也速答兒、述律杰爲代表的“非漢族羣體”的呼應聲，應該給以更加深入的研究。他們在一系列文化事件中的表現即表明，元代後期，在這樣的“非漢族羣體”内部，的確存在着與“蒙古至上主義”抵觸的聲音。他們深受以儒學爲代表的漢族文化的浸染，原本的族羣身份與文化身份産生了分離。這種聲音，雖然在當時未能真正撼動元廷的根基，卻爲日後大一統時代的到來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礎。

而另一方面，在也速答兒“請記”的舉動中，范匯的出現尤其值得關注。人們的記憶並不能如政令般即刻斷裂，即便是在新的時期，伯顔作爲士人階層的“政敵”依然在場。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伴隨着“黜伯顔詔”成名、與政權更迭聯繫密切的范匯，在“後伯顔時期”仍然可以作爲一個政治符號引起時人的共鳴。因此，范匯在事件中的參與即表明，在同一時期涌現的“崇儒”潮流之中，也速答兒的文化活動更爲鮮明地宣告了與伯顔及其時代的割裂。

如果説選擇借助范匯此時的政治影響力是也速答兒精心考量的策略，那麽二人交集的産生同樣值得思考。江西既是也速答兒載書回蜀途經之地，也是范匯南下赴任的地方，同樣的地理區域爲二人相交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但同時我們發現，也速答兒與范匯亦共享着重合的交遊圈，虞集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如果以虞集爲圓心來重新編織這張交遊網絡，或許能够挖掘出一些新的可能。

事實上，早在范匯客遊京師、虞集官任侍書學士的時候，二人便有交集。虞集作爲文壇前輩，對當時頗有文名、又同出江西的范匯大加鼓勵，爲其題寫了“麗澤齋”的匾額。*參見劉詵《麗澤齋》，《桂隱先生集》卷一，《元人文集珍本叢刊》(5)，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1985年，頁23下—24上。十餘年後，范匯因在罷黜伯顔事件中立功而赴任江西提學，又與致仕歸家的虞集多有往來。*參見虞集《興學頌并序》：“賜胙後三日，儒學教授以奉議大夫、儒學提舉范匯具始末走臨川，而告於集曰： 斯文之盛，昉見於吾江右，可以風示四方，可以貽則於來世……”《虞集全集》，頁343；虞集《題復古編後》：“四十四年，在豫章重見舊刻於曹南吴志淳主一齋居。同觀者……廬陵范匯朝宗……至正丙戌四月十八日，雍虞集書於東湖精舍。”《虞集全集》，頁467。由此可知，范匯從客遊京師、成名之前，到參與罷黜伯顔、回鄉任職以後，一直與虞集存在着交集。尤其是隨着虞集致仕、范匯入仕，二人得以同處江西，聯繫比從前更加緊密。而正此時，也速答兒載書途經江西與虞集相遇，並結識時任江西提學的范匯。

不僅僅是虞集，在整理關於也速答兒其人其事的諸篇元代文獻時，筆者就已注意到，這些詩文雖然並非作於一時一地，但作爲事件記録者的詩人之間卻存在着一些特定的交集。虞集與張雨相識甚久，且張雨已經言明該詩是受虞集之邀而作；虞集與貢師泰的父親貢奎曾同朝爲官，在貢師泰年輕時對其十分嘉獎；虞集少年時代寓居江西，早在京城任職時就與江西地方名儒劉岳申有過書信往來；李祁則爲劉岳申的門生，並曾爲劉岳申的文集作序，又與李元珪、張雨、虞集均爲顧瑛玉山草堂的座上客。雖然目前並無四人曾出席同一雅集的記載，但他們共享着以顧瑛的園林爲依托的高度重合的交遊圈卻是不爭的事實。玉山雅集由元末江南文人顧瑛贊助，前後十餘年間共産生包括《草堂雅集》在内的七部總集。《草堂雅集》其中一篇序言爲李祁所撰，張雨《贈紐憐大監》、李元珪《贈也速秘書載書歸文翁石室》又分别收録在《草堂雅集》的卷七和卷一〇。儘管集中收録的雖然並不都是雅集上所産生的作品，*參見谷春俠博士論文《玉山雅集研究》：“《草堂雅集》比較特殊，其3000餘首詩中的一部分是與顧瑛的唱和之作，但更多的是文人雜詩，文士把與雅集活動無關的日常雜賦寄給顧瑛，以求編入集中，刊刻流傳……”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8年，頁1—2。但説也速答兒其人其事曾在距離四川千里以外的東南一帶引起過一批文人的關注與推重，大體上不爲無據。交遊網絡的暗合引發我們進一步思考，也速答兒的請謚以及後續的文化活動背後，存在着來自文人羣體支持與推動的可能性。

六

在對也速答兒請謚杜甫並大興文教的一系列事件的還原過程中，始終能够看到元代文人羣體的身影。作爲請謚人的也速答兒與當時一批漢族文士往來頗密，元代詩壇的“宗杜”潮流是否有可能影響其將杜甫作爲請謚對象的選擇？元廷在面對龐大的士人羣體時，他們的價值取向、文學好尚是其選擇追謚對象時必須考慮的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回歸文學史本身，正視“謚杜”背後文學的力量。

虞集是這批文士中的代表。他是事件的親見者和推動者，更是元代中後期文壇公認的盟主。虞集學識廣博，在詩學領域並非專師一人一派，但對杜甫的推重卻是有目共睹的。明代胡應麟在《詩藪》中就稱“元五言古，率祖唐人……虞文靖學杜，間及六朝”。*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229。此外，虞集也有《杜工部五七言律詩》、《趙虞選注杜律》等杜詩注本、選本留存。*參見周采泉《杜集書録》，頁293—298。最能體現虞集對杜甫評價的，是他爲吴志淳刊刻的杜甫詩集所作的《新刊杜工部詩類序》。序文秉承其一貫的詩學觀念，即將《詩經》的詩法之源、雅正之旨視爲詩歌的最高理想。虞集認爲，自“三百篇”以降，到“古詩十九首”的時代，“風人之性情”被傳承下來。而六朝時期雖然也承襲了這一脈，卻由於“轉相仿襲”而“見譏於杜子美也”。*虞集《新刊杜工部詩類序》，《虞集全集》，頁488。接下來，虞集彰顯了杜甫在詩歌史上的地位：

子美特起，遂爲詩家之宗，曠達之高，感慨之極，情性之至，志節之大，當時諸人蓋莫之備焉。或得其體以自名，而不足據會通之要者矣。至於淫泆綺靡，鄙促猥瑣，君子所不爲者，子美蓋無有也。後之君子知宗之者，亦多有之，統宗會元，則亦莫有乎爾。*虞集《新刊杜工部詩類序》，《虞集全集》，頁488。

在虞集看來，杜詩“曠達”、“感慨”、“性情”、“志節”兼備，獨步唐代詩壇。杜甫之後，詩壇雖然推其爲“詩家之宗”而競相祖述，卻無人能够繼承杜甫的全部。接着，虞集在杜甫和《詩經》之間直接建立了聯繫：

世言子美多取於《文選》，而子美之志，乃欲自比稷、契。則唐堯之世，所與共天位者，舜、禹其人也。子孫之傳，成湯、文、武、周公其人也。所謂三百篇者，多稷、契遺志之所存，子美其有考於斯乎？*虞集《新刊杜工部詩類序》，《虞集全集》，頁488。

將杜詩作爲“雅正”的代表直追《詩經》是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以來普遍的看法。到了虞集的時代，杜詩依然作爲直接接續《詩經》傳統的作品而具備詩學的最高理想，也因此被視爲詩人應當效仿的對象。在另一篇傳爲虞集所作的《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序》中，也有類似的表述：

公(杜甫)之忠憤激切，愛若憂國之心，一繫於詩。故嘗因是爲之説曰： 三百篇，經也。杜詩，史也。詩史之名，指事實耳，不與經對言也。然風雅絶響之後，惟杜公得之，則史而能經也。學工部則無往而不在矣。*參見羅鷺《虞集年譜》附録，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頁296—297。

另一方面，虞集“可憐蓬鬢已驚風，好在葵心猶向日”(《述懷》)、“嗟予晚歲始能退，寧有文章驚海内”(《空山歌》)等詩句均爲對杜詩的化用。*《虞集全集》，頁265，46。此外，對於祖籍四川仁壽的虞集而言，杜甫的特殊意義還體現在其作爲四川的“斯文之光”。“欲從子雲訪墨沼，更向少陵尋浣花”、*虞集《舊屋》，《虞集全集》，頁204。“嚴公或訪杜陵家，退之亦到淮西幕”、*虞集《空山歌》，《虞集全集》，頁46。“但有好孫能力學，不愁老杜不春邀”，*虞集《題西郊草堂圖，爲從子豈作四首》其三，《虞集全集》，頁230。等等詩句均可體現這種文化上的聯繫。

除了虞集以外，也速答兒文化活動的另一位記録者、在元代後期文壇占有重要地位的貢師泰，同樣對杜甫倍加推崇。貢師泰幼承庭訓，父親貢奎是元代前期著名的詩文家，與虞集等人相善。貢奎在一首離鄉期間寫給父親貢士浚的詩中，有“堂前雙親袖梨栗，調笑吾兒讀杜詩”的表述，*貢奎《歲晚寫呈大人》，《貢氏三家集》，頁55。“杜詩”作爲家學之一種在貢氏家族的傳承由此可見一斑。

在元代詩壇宗唐之風最盛的延祐年間，貢奎入朝爲官，貢師泰隨行，隨後經大臣推薦進入國子學，因此得以與先後擔任學官的柳貫、虞集、揭傒斯、歐陽玄等前輩交往，並以詩文獲得時名。貢師泰曾作《陳君從詩集序》來闡發自己的詩學觀念。文章表面上首先反對詩壇“以杜爲宗”的風氣，而細推之，貢師泰不贊成的是“句求其似，字擬其工”的學杜方式，認爲這樣流於膚淺而未得“三百篇”之要旨。但另一方面，正是在以“三百篇”爲“經”、以“杜詩”爲“傳注”的類比中，我們看到貢師泰依舊以杜詩作爲惟一可以直接闡發《詩經》大義的文學作品。

在《重刊石屏先生詩序》中，貢師泰將這一觀點闡發得更爲明確：

至唐杜子美，獨能會衆作，以繼三百篇遺意，自是以來，作者不能過焉。宋三百年，以詩名家者，豈無其人，然果有能入少陵之室者乎？當宋季世，有戴石屏先生者，……其大要悉本於杜，而未嘗有一辭蹈襲之。嗚呼！此其所以爲善學乎？*貢師泰《重刊石屏先生詩序》，《貢氏三家集》，頁286。

至此，貢師泰對杜詩的地位和價值的判斷，以及對學杜門徑看法，恰與虞集從一正一反兩方面表現了元代中後期詩壇對杜甫的理解與推崇。除了虞集、貢師泰之外，也速答兒文化事件的記録還包括張雨、劉岳申、李祁、李元珪等。這些人雖無明確的詩學批評作品傳世，但我們依然可以從文獻中找到他們同杜甫的聯繫。如姚綬在《句曲外史小傳》中謂張雨“詩宗杜，惟肖古選，類大曆間諸子”；劉岳申身居廬陵，很難不受到江西詩派的影響，其本人對杜詩也是耳熟能詳；*《句曲外史集》附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16册，頁391上；李祁《劉申齋先生文集序》中曾言“先生每見予，輒舉老杜‘好心事、真顔色’之句爲予誦之，予亦每念不忘”。《申齋集》卷首；又見《全元文》(45)，頁413。李祁曾爲劉岳申的門生，後又與李元珪同爲元末顧瑛玉山雅集的座上客，而整個玉山雅集在文學方面同樣彌漫着崇杜的風氣。*顧瑛“玉山草堂”之名即源自杜詩“愛汝玉山草堂靜”，雅集之上的分韻賦詩亦多取杜詩。總而言之，這批熱烈贊頌也速答兒文化活動的文人羣體，雖然身份、地位乃至背後的訴求未必全然相同，但他們對杜甫的推崇卻是一致的。

若我們將目光再次放大到整個元代詩壇，便會發現這批文士對杜甫的推崇亦非偶然。在有元一代的詩壇中，唐詩作爲一種詩學典範得以確立。無論是文人的詩歌創作、詩法理論，還是諸如楊士弘《唐音》這樣的唐詩選本、辛文房《唐才子傳》這樣的唐代詩人專史的出現，都可以視作貫穿整個元代詩壇的“宗唐”之風的具體表現。隨着延祐、天曆年間“治世”的出現，經由“元詩四大家”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的倡導，這股“一以唐爲宗而趨於雅”的風氣，*參見顧嗣立《寒廳詩話》，《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83—84。達到極盛，並對此後的元代詩壇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陳伯海先生將“宗唐得古”思潮下的元代詩壇分爲“宗唐教化論”、“宗唐復古論”、“唐宋因革論”、“宗唐性靈派”四種流派。*陳伯海《唐詩學史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30—331。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從儒家政教出發强調“以詩觀世”，還是從詩歌藝術精神出發推崇《詩經》“風雅”，抑或作爲江西詩派的餘續而折中唐宋，再或從性情出發倡導自抒胸臆，其中對杜甫的推崇都占據着極其重要的位置。換言之，在元人對唐詩的普遍宗奉中，杜甫是不同詩歌流派所共享的文學資源，“宗杜”可以被視爲一種普遍的共識，如貢師泰謂“世之學詩者，必曰杜少陵”。*貢師泰《陳君從詩集序》，《貢氏三家集》，頁284。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與也速答兒文化事件相關的文人羣體對杜甫表現出了一致的推重，成爲了在政治因素以外，元代追謚杜甫的文學史根源。反而觀之，從歷史有限的記載中，我們無從得知杜甫是否作爲惟一備選的文化符號在這個政治事件中被標舉出來，但隨着這批對唐詩、對杜甫倍加推崇的文士羣體與請謚人的交流與互動，他們的觀念好尚又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滲透到將唐代詩人杜甫作爲追謚對象的選擇之中，並在隨後的論述中力求爲這種選擇確立合法性。這不僅表現爲他們對也速答兒其人其事的直接記録和稱頌，也體現在對這一謚號本身的接受上。在李祁撰寫的《吉安路詩人堂記》中，這種意識體現得尤爲明顯。吉安路詩人堂是至正四年(1344)太守燕山高侯應郡士劉謙、謝镏翁之請，爲紀念唐代詩人杜審言而建立的祠祀場所。次年竣工之時，李祁爲之作記。文章在敍述詩人堂自身的興衰沿革之後説：

夫以司户公之高才，下視一世，而其孫甫遂以忠憤激烈，發爲文章，爲百代宗，至國朝得封文貞，孰不知其當祀無疑也。*李祁《雲陽李先生文集》卷六，《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6)，頁235下。

從中可見，杜甫的這個謚號雖然是元朝方産生的新鮮事物，卻又近乎天衣無縫般鑲嵌在了人們長久以來形成的、穩定牢固的“杜甫記憶”中，進而成爲時人繼續構建杜甫“百代宗”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因此，當我們立足於文學史的脈絡就會發現，作爲一介詩人的杜甫，身後被視爲四川文化的代表，並逐漸被樹立爲詩學與人格的雙重典範，直至在元代“宗唐”的文學潮流中被詩壇普遍宗奉，並以請謚與追謚的形式被推舉出來，獲得官方的認可，其中實則帶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也正是從這個過程中，我們能够看到文學自身展現出的、獨立於政治之外的强大力量。

最後需要説明的是，選擇杜甫作爲請謚對象給予謚號是植根於元代“宗唐”的潮流，而選擇“文貞”作爲謚號本身或許更多接續了宋人對杜甫的評價。在學界特别强調唐、宋兩代文學及思想分歧的背景下，恰好是在元代追謚杜甫事件裏，這兩條線索交錯相通、並行不悖。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文學史在不斷流動變化的同時，自身所保有的穩定性和包容性。

(本文作者係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