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之學”的現代迴響
——《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讀後

戴海斌

“文史之學”的現代迴響
——《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讀後

戴海斌

一

陸胤新著《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來，已引起一些關注與討論。*維舟《失敗的拯救： 儒家政治最後的努力》，《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年3月15日；季劍青《從“政教”到“文教”： 張之洞與中國學術的近代轉折》，《中華讀書報》2015年3月25日。尤被人稱道的是書中呈現的溝通文史的努力與成績。楊國强先生序其書，謂由文字“受到打動的”是著者“出自中國文學專業而沉潛於晚清史事，並在後生一輩裏少見地能够進入古人的精神世界”(序二，頁14)；張之洞研究的先進李細珠也認爲，“這個書體現很好的一面就是，能够把文史打通，視野開闊，他能够發現一些單純在文學或者史學裏發現不了的東西”。*桑青整理《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青年報》2015年5月21日。我讀此書，亦有同感，而特别覺有興味的是，陸胤在本書寫作過程中似有一種揮之不去的“位置感”的自覺，反言之，自覺也可説是一種焦慮，端賴於此，故能始終不失其敏鋭與敏感。這裏所言“位置”，還非止於單數，我斷續讀畢全書，回頭細想，著者至少在若干對畛域之間遊移、尋找、確定自己的位置，具體言之，即文與史之間、古代與近代之間、近代文學與近代史學之間。

中國文化本有文史傳統。劉知幾《史通·覈才》説：“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樸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九“覈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250。自漢以上，文與史未嘗分。太史公卓然史家，而在《報任安書》中説自己作《史記》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漢書·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733。當以後世稱譽“無韻之離騷”爲欣慰。*《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9)，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420。魏晉以後，伴隨“文的自覺”潮流，史家、文士始有此疆彼界之分。也恰在此際，“文史”合用，漸成一習見詞，這中間實際包涵了雙重含義——“既意味着文與史的分離，也意味着文與史還有着緊密的聯繫”。*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67。儘管從發展趨勢來看，分離是主要的方面，如同“儒林”相對於“文苑”另成一域，“史家”與“文人”也各認領宗旨，畫定範圍，且彼此度量，各不相下。著《文史通義》的清儒章學誠自恃有調停的能力，而言語間已有清晰的傾向，謂“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文史通義·史德》，葉瑛校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19。文與史離爲二，造成兩種後果： 一則史家卑視文人，以爲其能文而無學；二則史家固績學，卻不能文。張舜徽平生涉覽清人文集“至於千家”，而深病乾嘉諸儒“能爲考證之學，多不能爲考證之文，具二者之長可以無憾者，特寥寥十數家耳”。*張舜徽《愛晚廬隨筆》“文與學之分合”條，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96。清人尚樸學，治經者尤多過治史，凡治史概偏於考史一路，這“千家”中自有若干於考證史學做出成績的人，但訴諸“考證之文”，卻不能饜人心。

儘管如此，傳統學人不能以文史懸隔爲心安理得，“文史之學”的風氣尚能維持不墜。迨至近代，現代學科體制建立，伴隨專科化的發展，文、史兩分的趨勢愈演愈烈。關鍵在於，這時“文”和“史”都已帶有“學科”的自覺。上世紀初北京大學設立研究所國學門，後改研究院文史部，三十年代又改作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當時曾有廢文科研究所的呼聲，胡適堅持要保留，這裏便有整合文史的考量，而重心尤在於史：“例如北大文科研究所，本只設文史部，就因牽就部定章程，改爲文科研究所，既謂之文科則範圍更廣了，今又有只許辦中國文學系之説。夫‘史’可以包‘文’，‘文’不能包‘史’，就與我們原來注重‘史的研究’的意思相背馳了。”*《致王世傑》(1933)，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602。胡適是新文學的開山，卻一生好談史法，他認爲“史”可以包住文，反之則不然，細思量其來有自。然文、史兩分仍是大勢所趨，浪推潮湧，以至於今，吾輩感同身受。學界尚有《文史》、《中華文史論叢》這樣不以學科自限，能着眼於“傳承”中求“開拓”的特色刊物，但也只好依托於出版社機制存在，已不甚符合當下學術期刊的標準像。文、史兩方學者雖均不乏“打通”、“互濟”、“融合”的呼聲，實已暗含很强的本位意識。陸胤一書在這方面的表現有目共睹，不過，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對於文史之間種種“交涉”與“隔閡”有過切身經驗之後的坦白，“説來容易做來難，只有置身其中，切實承受跨界的壓力和代價，纔有可能體會一二”(後記，頁373)。

其實，不必説由此界“跨”到彼界的風險，就是著者出身的中國語言文學系内部，亦有重史或重文的持續爭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胡適引領的整理國故運動興起後，北平學界充斥了對“考據”的推崇乃至迷信，北大中文系當不能自外於此。五十年代院系調整後，中文系教授的政治立場、理論意識以及教學方式發生很大變化，但基本風格依舊重研究而輕創作，時至今天，“文學史”作爲文學專業的核心課程屹立不動。自“文學史”這一學科誕生以來，到底應該强調“文學”的因素還是突出“史”的意識，從來就没有停止過爭論。陳平原先生提示現代中國第二代文學史家王瑶、季鎮淮與林庚、吴組緗，某種程度即代表着兩種不同的文學史研究思路，半個世紀前圍繞林著《中國文學史》的爭論至今仍有典範意義。*陳平原《在政學、文史、古今之間： 吴組緗、林庚、季鎮淮、王瑶的治學路徑及其得失》，《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用王瑶先生本人的説法，他和季鎮淮的學術立場，明顯是偏於“史的”，而不是“詩的”。有意思的是，王、季兩位先生帶出了學生，以及學生的學生，明顯繼承了這一特質。陳平原、夏曉虹分别師承王、季，而陸胤自本科開始即一直受教於夏先生。在最近一次夏、陸對談中，作爲受訪人的夏先生很明確地承認，“我的研究路數是文史合一，近年還會更偏向史”，想對面的訪談人當有會心。*夏曉虹、陸胤《打開多扇窗口，眺望晚清風景——夏曉虹教授訪談》，《學術月刊》2016年第2期，頁183。王瑶的老友趙儷生先生，生前對“學兄的徒弟們”一直留意，他從史學家角度，觀察到他們“把古的和新的串在一起，把中的和洋的串在一起……絢爛多姿，開拓面很廣，但假如從論文和專著中伸進手去，摸一摸功底的話，就感到比他們的導師稍遜一籌，有的一籌還打不住。這些，就是新時代帶來的異化了。”*趙儷生《記王瑶與馮契》，《籬槿堂自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82。陳、夏治學，當然存在風格差異，但基本趨向一致，他們以及各自指導的許多學生，“從基本的研究方法而言，認爲做文學史與做歷史研究是可以相通的”，大概是没有問題的。陸胤的研究自覺向史學靠攏，也便順理成章。他在本書及其他場合多次提到在北大給中文系開中國通史課的“某位歷史系先生”，上課伊始拋出一句“中文系没有文化”給予他的震動，而感到“其中深意卻不容放過”(後記，頁373)。這位先生就是英年早逝的劉浦江教授。這句話近似一記振聾發聵的殺威棒，把中文系人的精神打了出來，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部回過頭來讓歷史系人吃驚的著作。*按，以筆者不廣的聞見，感覺陸胤書出版後，史學界的反應熱烈，而文學界的評論反而少見。這是否出於偶然，或有内在的學理因素使然，尚祈識者有以教我。

陸胤畢竟經歷過現代大學的學術訓練，有很强的方法論自覺，對外來社會科學理論並不陌生。但本書寫作，實際采用了一種“退據”的姿態，如“緒論”開宗明義，“本研究將儘量利用檔案、報刊、日記、書信等原始材料，追求以編年、考證、鋪敍而非邏輯演進的方式來呈現問題”(頁32)。他深信歷史現場是思想推進的前提，回溯過程方能導出判斷：

所謂“定型”“類例”，不僅有先行研究形成的固定範式，已包括了爲了反撥既有範式而造成的“意見”。無論是順從還是逆反，過分我執都有可能帶來事實的扭曲。近代史料的豐富性，加上詮釋的多歧，決定了進取往往不如守拙，退據材料與人物本身，將事實過程講清楚已屬不易；若能在講述過程之餘，有些許“理趣”的閃現，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頁33)。

從實踐看，這種方法貫徹得相當徹底。如果説陸胤201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尚留有些微理論框架的痕迹，比如使用“緩衝模式”這一概念模型來概括張之洞一類人物在近代學術轉型中的位置與作用；*參考陸胤《近代學術的體制内進路——張之洞學人圈考論》，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年。那麽，最終成書出版時，可謂“守拙”到底，前述理論預設已被捨棄。本書不追求編織龐大精美的結構或理論體系，而遵循時間、地點、人事等自然脈絡，采取呈現式的論述方式。而隨處可見的文獻編年、史料考辨、古典/今典解讀、以人物爲中心解釋史事，乃至各章及書末附録内容詳密的資料表格，無不體現鮮明的史學取向。

不過，文學與史學畢竟是兩個學科。此處所言文學研究的“史學取向”，並非單純“史學化”，因其文學本位實未失，故也不必一廂情願地以爲是向史學無條件“投誠”。我想到當代有兩位研究上最具“史學特徵”、也最爲史學界所看重的女學者，即趙園與夏曉虹。她們的研究公認分量十足，但别有意味的是，當人們普遍認爲其由史學得益之際，她們反而更願强調事實的另一面。趙園寫作“明清之際士人三部曲”之三的《想像與敍述》時，特别指認她進入歷史的“文學研究者”的方式：“‘明清之際’絶不冷門，你跟别人不同的，或許就是對材料的感覺——别人不以爲材料的， 你作爲了材料，就有得之於文學閲讀與文學研究的那種訓練。”*《趙園先生訪談——被光明俊偉的人物吸引，是美好的事》，《書城》雜誌2010年1月號。夏曉虹回顧研究生涯，也重點提示：“在史學判斷之外，決定論述高下的還有文學感覺與審美能力。而研讀文學作品的訓練，也培養與强化了中文系出身的學者對文本整體上的理解與感受力。”*夏曉虹、陸胤《打開多扇窗口，眺望晚清風景——夏曉虹教授訪談》。究而言之，趙、夏理想中的研究狀態，應是出入文史之間，既有史學的深醇、嚴謹，又不失文學的靈動、敏鋭。陸胤亦以此目標，用他另一篇文章裏的話説：

作爲適合於文學史研究的“史學取向”，其本身也並不排斥文學感覺和理論思辯。或者説，是在稍顯僵硬的“文學”、“文論”等概念以外，找到了一個更爲活潑，更爲具體，更與人自身的修養，以及人與人的交往相聯繫的大文學領域。用傳統的話語來説，是“涵詠”，是“性理”，是“善養浩然之氣”。*陸胤《近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取向——評魏泉〈士林交遊與風氣變遷： 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羣體研究〉》，《現代中國》第1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54—255。

返回本書來看，不必説著者展示的語文能力，給人以一般史學著作少有的閲讀快感，對常見詩文集能精細利用，擴前人所未發，擅從要處着眼搭建架構，也就是寫“大文章”的能力，均展現文學出身者的優長處。“追三元、哀六朝”一章，專從詩學切入，但談論者非僅停留於文學審美或典故釋讀的層面，而能挖掘詩歌酬唱背後的時代感與詩歌作者的政治懷抱。全書除主角張之洞而外，有衆多人物聯翩登場，同是寫人，能否體貼理解、能否描畫聲音面目，不同作者筆下各有境界與況味。已故學者張暉讀當代史著，便意識到“史家取徑與我等不同……史家評判人物頗冷酷，一片冰涼世界也”。*張暉之信(2011年5月22日)，轉引自徐雁平《學友張暉》，張霖編《末法時代的聲與光： 學者張暉别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177—178。本書不廢古代史書之“紀傳體”與文章家所致力的“碑傳書寫”傳統，亦由晚近新史學提倡的“傳記文學”汲取資源，有意“將目前日益倚重社會科學方法的學術文化史研究還原到人物本身，提倡一種帶有人物面目、人文感覺、人情況味的學術史”(緒論，頁30)。

胡適説，文不能包史，但史能包住文。但從現狀看，史能否“包”住文，實在也是一件可疑的事情。回到一個讀者、 史學研究者的立場，如欲有所反思的話，我們不得不同意楊國强先生序中所言，“自史學羣起借法於社會科學之後”，文史傳統“已日趨而日益凋零”(序二，頁14)。這一“凋零”表現在文學涵養、人文感覺、文化意義的三重失落： 文學涵養自不必説，當代史學著述之不文、乾燥、偏枯，已是讀者的共感；人文感覺消散，幾與史學的社會科學化同步，研究迷失於理論、模式及器物、圖片、數目字，作爲歷史主體的人和人的精神世界反而不易見；文化意義則失落於現在批評越來越多的碎片化、餖飣化，史學缺乏意義關懷，如同將手臂自人體切下，歷數血液、毛孔、骨骼、筋肉而得局部細密，但手之爲手已因脱離整體而失本義。劉浦江先生的一句“中文系没有文化”，固讓人肅然起敬，其實反過來也大可以有人痛喝：“歷史系没有文化！”陸胤在本書並未大喝一聲，但委婉地表示，“在文與史、整體性與碎片化之間，則是如何向晚近日趨社會科學方法的近代史研究輸送人文感覺的問題”(後記，頁374)。在這裏，作爲被輸入方，不見得馬上變得“有文化”起來，但要鄭重地表示歡迎。

二

陸胤出身於“中國古代文學”專業下的“近代文學”方向，其學科訓練、知識背景，與近代史專業的研究者不大一樣。他的研究視角，大概真的是“從古代順流而下”，自然流到了近代。本書一個核心的觀念出發點是，作爲傳統中國政治的理想模式的“政教合一”。這裏的“教”，不是宗教的意思，而指向教化、教養。古“教”字寫作上爻下子，這個字就是“學”。在傳統話語中，“教”的另一表述，即是“學”。*《禮記·正義》卷三六《學記》“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1521上；《孟子·盡心上》“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十三經注疏本，頁2765中。其例甚多，不煩枚舉。傳統士大夫政治重在“政教相維”，*張之洞以爲“蓋政教相維，古今之常經，中西之通義”。參見《勸學篇·同心》，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12)，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9708。*《張之洞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53。作爲政治主體的士大夫則要求有德有位、官師合一。從上述思路延伸，陸胤特别關心的是此種傳統在晚清面臨西教、西政、西學的空前衝擊時，究竟如何因應，這中間當然有變的成分，但也有延續性的部分。張之洞著名的《學術》詩有句云“理亂尋源學術乖，父讎子劫有由來”，其爲理亂興衰尋求根源，而追究到“學術”。《勸學篇》序言開宗明義：“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張之洞《勸學篇》，《張之洞全集》(12)，頁2704。身負教士化民之責的上位者，爲解中國之禍，首先做的是“勸學”！

反觀歷史學領域的研究，晚清史一直以來被納入中國近代史範疇，有清一代被一分爲二，上段隸屬古代，下段則歸入近代。相較於其他時段，近代史研究特别重視“起點”問題，也更突出歷史鏡鑑、歷史教訓的一面，尤强調史觀，如革命史觀、近代化史觀，都嚴重影響過這段歷史的研究；相應的，研究視角凸顯朝野對立，多偏向清政府的對手方，所謂變化，只是在革命、立憲、帝國主義、農民起義、羣衆運動、在野知識精英之間的重心轉移。晚清史因此較少自主性，對清政府本身的研究不足，即有，也多是聚焦其變的、趨新的部分。譬如以往對洋務派、洋務運動的大量研究，雖然多持批判立場，但着眼點仍在於代表“資本主義傾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方向”的“變”。*參看阮芳紀、左步青、章鳴九編《洋務運動史論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504—523。胡繩即指出，所謂“變法”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洋務派的變法，一種是維新派的變法。就前一種含義講，慈禧、奕訢、奕劻、榮禄、李鴻章、張之洞等人並不反對變法，而且是這種變法的主持者”。*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561。在這種視野下，近代史學界對張之洞的定位，或洋務派後勁，*戴逸先生觀點頗具代表性：“張之洞一生積極地、熱誠地、全身心地投入洋務運動，是繼李鴻章之後最重要的、最積極的洋務派”。參看戴逸《我看張之洞》，苑書義、秦進才主編《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7。或逐漸坐大的地方督撫實力派，*代表此類觀點的著述甚多，有學者進而以“張之洞集團”名之，兹不贅舉。均着眼於政治事功，即使有關學術思想、中體西用、《勸學篇》的研究，也是放在維新/衛道的框架下來解讀，基本由趨新立場(此觀念也是清末民初以來長期積澱所致)給予負面評價。*如馮天瑜先生有著名的“開新與衛道二重變奏”一説，參看氏著《張之洞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如前所述，陸胤的視線從古代而下，較少受“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與話語的束縛，看問題亦較少割裂感。民國以來，梁啓超、陳獨秀等總結西學東漸歷程，形成器物(技術)—制度(政治)—文化(倫理)遞進的著名三段論，影響近代史研究甚巨，陸胤則以爲“回到晚清現場，思想‘進化’的序列未必能如此整齊”(頁13)。他關注的是張之洞這樣的上位者，抱有“官師不分、政教合一”的自我期許，作爲政治庇護者、學術贊助者、交遊組織者的角色，如何作用於近代中國的政教存續和文教轉型，既發掘其“開新”一面，更表露其“存舊”一面的努力與困境(頁11)。稍微具體而言，本書意爲揭示同治、光緒時期“清流”升降與學風遷移的内在聯絡，重點關照者則在於張之洞及其周邊以“清流士人”爲核心的圈子的政治觀念與學術理想。傳統政治史論述往往將“清流”與“洋務”對立，視之爲近代化的阻力，述其活動多截止於甲申(1884)或甲午(1894)。著者眼光能放得更長，對張之洞政治生涯的觀察，亦能脱出舊有“從清流黨到洋務派”一類線性敍述的窠臼。此處姑舉其要，略予展開。

張之洞長期從事洋務實踐，並對近代中西權勢轉移有切身認知，這一點似乎是一般“洋務派”的共通處。而著者强調的是，早年的“清流”經驗不僅在張之洞幕府起到聚集多士的作用，造就在晚清督撫格局中的特殊地位，而且使張之洞始終處於與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軍功督撫相區隔的位置：

一旦軍功督撫主導的“洋務經驗”出現挫折，“清流”“清議”的批評功能和義理取向就會被激發；其對於名教、學術、人心等“本原”的追索，就會成爲改革内在化的動力(頁77)。

此處實有一“清”、“濁”分野。基於“清流”的義理取向，張之洞集團特重教化、學術、制度，其改革舉措始終繫於政教、道器、體用之分合，對於早期曾國藩振興文教的經驗，形成一種“克服式的繼承關係”(頁276)，也對停留在物質、功利、實效層次的三十年“洋務模式”有所超越。一個好例是，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前後張之洞在粵督任上召集新學人士編譯《籌辦夷務類要》，不僅延續其早年討論《皇朝經世文續編》的思路，也順應了清末編輯洋務經世文的潮流。按照張之洞開列門類，該書包括疆域、官制、學校、工作、商務、賦税、國用、軍實、刑律、邦交、教派、禮俗共十二門，其中官制、學校、刑律、教派、禮俗等門，已涉及西學的制度文化層次，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軍功一代辦洋務流於“器物”表面的局限(頁67—68)。出自張之洞門下的孫詒讓，故而總結張氏由清流侍從之臣而膺封疆大吏，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開物成務，獨能“究極原本”，以是區别於甲午以前的“流俗變法之論”(緒論，頁2)。

“清流”、“洋務”兩者互有交錯，原非涇渭分明，按清流中人張佩綸的説法，不過是對外的“門面語”(頁51)，而非政派歸屬或學術取向的實質。不過，晚清“清流”與“洋務”勢力嬗更，仍有脈絡可循，其前後交代，大致以甲午爲界。經中日一役，李鴻章勢力大挫，朝野上下質疑三十餘年來“辦洋務”的呼聲高揚。時人瞿兑之有謂：“清流始舊而繼新，洋務本新而反趨於舊。”*瞿銖庵(兑之)《杶廬所間録》“光宣朝政”條，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7年，頁80—81。在甲午前三十年，清流與借西法以圖自强的洋務常相扞格，而後日倡變法，議論所指並歸於“掃除更張”和“捨舊而圖新”，這正説明了“清流之重起，同時又是清流之劇變”。*楊國强《甲午乙未之際： 清流的重起和劇變》，《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2期，頁2—36。本書亦注意到，康有爲、梁啓超等進入權力中樞，一度接近翁同龢、沈曾植、盛昱等京師“清流”後勁，被視爲洋務障礙的“清流”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引導西學、西政新層次進入體制内部的媒蘖”(頁13—14)。在超越洋務經驗一點上，清流出身的張之洞與戊戌維新一派人士確有共同語言。但是，也恰因爲“清流”背景，張之洞始終固守“儒臣”身份，其幕府亦標榜“儒術”、崇尚“正學”，激於西學壓力，政教觀念在“自我保護”與“劃清界限”的意志指導下反而高漲。這一清醒的堅守姿態，既不同於閉目塞聽的衛道者，也注定他與激進趨新至有“離經叛道”之嫌的康、梁不是一路人。

陳寅恪論及戊戌變法的思想源流，曾言“歷驗世務”的張之洞、陳寶箴等人由經驗認識到“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與康有爲從“今文”、“公羊”之學附會推導出“孔子改制”之説，爲清季變法“不同之二源”。*陳寅恪《讀吴其昌撰〈梁啓超傳〉書後》，《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167。長期以來，學界多以康、梁留下的史料爲基礎，構建成當前戊戌變法史的基本觀點、述事結構和大衆認識。已有一些歷史學家對康、梁説提出質疑，新近茅海建先生利用張之洞未刊檔案這一宗大型資料，刻畫戊戌變法的“另面”，可謂對陳寅恪觀點的一次全面呼應。*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這一研究取向，實際也是糾正以前晚清史研究過於倒向清政府對立面的偏弊，而有意重建清末改革中“朝野共同努力”的實相。因爲“變法”也好，“新政”也罷，畢竟都是體制内的改革，須得到體制内主要政治派系的參加或支持，方有可能成功。不同於茅著的政治史視角，本書更多側重説明以張之洞爲代表的晚清督撫勢力之於學風引導、學制釐定、學術機構建設、輿論控制諸方面的作用，也即 “文教轉型”的内容；亦不同於茅先生明晰的“進步論者”的自我確認，本書論述表現出“很强的辯證思維特徵”，“並不將傳統一概視之爲‘舊’，而常常在傳統中發現‘新’意”，“對於傳統學術文化在新制度、新知識建構中的隱形滯留與融合尤爲敏感”(序一，頁5)。換言之，重視“傳統”因素潛能的激發，也即“政教存續”題中之義。本書第二章呈現張之洞及其僚屬主導下廣雅、兩湖書院新體制的創設過程，而注意到“清流”因素的持續發酵與主持文教的現實歷練，“構成張之洞系統在戊戌前後率先引進外來學制的接受媒介(receptor)，亦確立了其在晚清督撫興學競爭中的優勢位置”(頁34)。第三、四章縷述庚子後江鄂文教系統在新學制下保存經史學統的努力，及張之洞入京參與制定癸卯學制，貫穿其中的一個思路，也即張氏及其周邊學人調停新、舊的苦衷。如著者指出，“甲午以後，由張之洞系統主導的新學建設，雖然未必具備趨新者的超前意識，卻善於折中朝野新舊的各種資源，將外來經驗制度化、常識化、普及化，使其更容易爲普通士林接納”(頁2)。這一思路繼續下延，新政改革中，南北督撫之間有所謂“江鄂”與“北洋”的統系之分，兩股力量背後仍隱藏着“‘儒林’與‘文苑’、‘清流’對‘濁流’相爭的脈絡”(頁172)。光緒初年“清流”中人尚自擬元祐黨人，二十年後，張之洞已以調停新舊、反對朋黨的范純仁自居，在自我認知變化中間，實透露彌合京朝士大夫新舊畛域的用心。

按我的理解，陸胤一書意在凸顯此種前人注意不够或簡單評價的“自上建之”的力量，張之洞及其周邊士人，注重政治與教化的互動，具有探究本原、調停新舊的特質，能够團結社會最大多數、主持穩健的漸進式的變革。如《正學報序例》所言，“無新無舊，惟其是而已矣，惟其正而已矣”(頁75)。張之洞本人有識、有位、有勢，且精力過人、個性細大不捐，使其具備溝通多方的素質： 既是開府一方的朝廷重臣，又自命引導學風的士林領袖，有時還客串詩文唱酬的主人。他以“師出於官”、“合政教爲一”爲標榜，極力塑造“教士化民”、“被服儒術”的名臣形象，“不僅源於自身的爲政期許，更可看作清代中期以降經世思潮湧動與政治格局變動之下督撫功能轉變的結果”(頁280)。不過，已如夏曉虹序一指出，“以往學界討論學術轉型，多偏向於‘在野’的知識精英，近年亦開始留意中央政府的舉措，但對同光以來逐漸坐大、握有實權的地方大員的作用則少有究心”(頁5)。對於此種從“勢”與“位”流出的學術，清末民初以降的趨新者(以及在趨新觀念影響下形成的學術史論述)大多給予了負面的評價。最著名如章太炎在1906年所發言論，“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之則日衰”，*章太炎《與王鳴鶴書》，陳平原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章太炎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624。簡直是與張之洞對着來。張欲以“官師治教合一”之方辦新學堂，章則堅信“政學分途”纔是出路，後者的動機正是爲了“反擊這股現實動向”。*張榮華《章太炎與章學誠》，《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頁31。陸胤還注意到章太炎出此言，實有更爲具體的語境，章氏反對張之洞的學制規畫，認爲“肉食者不可望”，“固然出於其‘學在民間’的一貫立場，亦未必不與聯絡張之洞、端方的挫折有關”(頁290)。

本書所論“寄望”於督撫尚就學術史而言，揆諸近代史脈絡，所謂“藩鎮論”在戊戌庚子時期實亦風行一時。“借權”有實力的地方督撫進行政治變革，是當時相當多數的趨新士大夫，甚至包括後來的革命派的共識，且一度付諸實踐。然勢隨時變，這一方案很快被拋棄，曾作“分鎮”之謀的章太炎也要自我“匡謬”。*説詳拙文《“上海中外官紳”與“東南互保”——〈庚子拳禍東南互保之紀實〉箋釋及“互保”、“迎鑾”之辨》，《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2期，頁73—78。這前後張之洞形象大跌，一變爲 “鄙夫”、“佞人”、“巧宦”、“逆黨”、“賊黨”，“巧處乎新與舊間，善存於中與西之際，彌縫於君與后之事，心如鬼蜮，術似妖狐”。*詳見《張之洞論》、《張之洞逆賊定案議》、《張之洞誅捕新黨論》、《書湖北大獄》、《逆賊張之洞罪案》諸文，《清議報》第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三册，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一日、十一日、廿一日、九月廿一日。所謂“正學”，盡失其正。我想將來的研究，或須擺脱新舊分立、朝野對峙的單調框架，盡可能在“互動”中看問題， 看清“自上建之”的方案如何被“下”所理解、所取捨、所反應，纔能解釋張之洞這樣的“清流”門面、“儒臣”身份、督撫領袖，如何網聚人才，爲新舊力量所拱衛，又如何在他們心目中地位跌落，以致爲新舊兩方所難容。

另一問題則涉及對於“自上建之”方案本身的檢討。按我的閲讀體會，本書對“清流”的定義，其實很近於辜鴻銘《清流傳》中的“清流”。辜氏將同光之際的“清流”活動類比於英國的牛津運動，認爲張之洞是“中國牛津運動的最優秀、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最後一位偉大的中國文人”。*辜鴻銘《清流傳》，汪家堂編譯《亂世奇文——辜鴻銘化外文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249。“英國牛津運動”，*“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十九世紀中期由英國牛津大學部分教授發動的具有文化保守主義色彩的一場宗教復興運動。參詳葉建軍《評19世紀英國的牛津運動》，《世界歷史》2007年第6期。原含存舊開新的意味；“偉大的中國文人”則符合張之洞在一個“變風變雅”的時代，聚集多士、不廢風雅的“學人”本色。而論及張之洞的政治觀念，辜鴻銘説了一段極富深度的話：

按照張之洞的看法，中國人作爲個人必定還是中國人並且繼續是孔子所説的“君子”，但中華民族——中國這個國家——必須成爲歐洲式的國家，成爲肉食動物。*辜鴻銘《清流傳》，汪家堂編譯《亂世奇文——辜鴻銘化外文録》，頁191。

辜鴻銘雖然慣被視作“保守”，但他這種將政與教剥離的看法，實相當現代。細究其實，上文談論者正是傳統政教理想在近代民族國家競爭時代的遭遇，或曰宿命。在弱肉强食的年代，何談風雅？本書當然主要從學術史角度出發，在其視野中，張之洞自命“官師合一”，後來“政治家”和“學人”身份對置的觀點，已爲接受近代學術自律觀念以後的産物(頁296)。但實際上，作爲“政治家”的張之洞和作爲“學人”的張之洞本身存在衝突，在古代或可合一的“政”與“教”，到了近代也難免關係緊張。以“教士化民”爲己任的張之洞强調“正學”維護政教倫理，然迫於西學壓力，終不得不自行“破除門面”。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以事功顯於世的李鴻章無“義理之學”的牽絆，亦乏“持以所學，陶鑄羣倫”的意願和心力，而能因事用人，乃至事比人貴。*參看楊國强《義理與事功之間的徊徨： 曾國藩、李鴻章及其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54—76。從李鴻章、榮禄到袁世凱，這些崛起於軍功的“北洋”領導者，難在文教方面獨出心裁，必須放手人事，著者也看到，“政”、“教”關係相對疏離，反而使北洋系統“文教設施較能擺脱督撫個人趣味與衛道意識的干涉，在轉型過程中更有活力、更具可塑性”(頁293)。這一點，在政治史與中外關係史語境中，自然更加明顯。説白了，我們不能不直面的是，近代與古代固有連續性，但近代畢竟已不同於古代。當張之洞老成凋謝，以其爲中心的學人交遊漸趨分裂、瓦解，亦預示了名臣、名儒提倡風教傳統終成絶響。本書最末“學人圈的流散”一節，補敍張之洞系統諸人物後來的出處選擇及命運走向，令人唏噓。以“清流”爲底色者，往往執着於“名教”，未必善於適應時勢變化，這些選擇“對其學術影響力的延續不無折損，甚至導致相關人物逐漸被學術史遺忘”(頁295)。民國以降，新的有位有勢者已甚少自負向讀書社會輸送學術經驗的使命，也再難以聚集起足以引領(而非附庸)風雅的學人羣體。《詩·大序》云：“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毛詩正義》卷一之一，十三經注疏本，頁271下。在較“三代之衰”變動劇烈程度或甚過之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士人如何自處處人，如何維持風雅，實在是一個讓人輕鬆不起來的話題。若説得再遠一點，當“士大夫之學”一變爲“博士之學”，“士大夫”一變爲“知識分子”，儒家思想衰微而爲“游魂”，又如何仍想“借尸還魂”？*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困境》，氏著《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頁53—58。一個學者以“立於社會之上或之外的清流”自許，而有“既批判也引導，同時要改造社會，化民成俗”的願望，已涉嫌“精英”心態，出於這種自我省察的姿態，面對大衆發言，總不免躊躇猶疑。*羅志田《道大無外： 校園與社會》自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頁6。身處這個强調平等、風雅稀薄的現代，讀書人如何與“社會”生出交涉，何嘗不是吾輩須臾不可忽的大哉問？大概這也是本書包裹在“學術”的厚障壁下面最切己、也最能觸動人心的東西吧。

三

本書列入陳平原先生主編的北京大學出版社《學術史叢書》出版，究其内容，實已溢出狹義的“學術”。著者將“學術”的範圍擴充至“教化”，而又將“學術史”的考察單位從個别學人延展到學人網絡，行文觸角廣涉文化、教育、政治、中日關係、近代人物/集團(清流、幕府)等諸多方面。尤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嘗試采用“學人圈”而非“學人幕府”的概念來界定對象，旨在表明“不再限於從靜止的機構、制度框架來討論學術建設，更重視一定場域中活生生的交遊關係”(頁15)。按緒論所示，張之洞爲中心的學人交遊圈大致可分爲若干層次： (1) 張之洞外放考官、學政時所拔取的弟子；(2) 張之洞外任督撫後吸納的學者；(3) 主攻洋務的西學人才，復分專才與通才兩類；(4) 地方學者；(5) 從甲午到戊戌，爲應對康有爲勢力崛起及新政形勢而有意收納儲備的人才；(6) 戊戌以後湖北教育系統自身培養的人才；(7) 邂逅幕府的海内外名流。而落實在全篇，著者並未拘泥於分類，作我們習見的諸如“張之洞幕府人員構成與類型”這樣條塊分割的論説，而能由事見人、因人寫事，在史事鋪敍的自然脈絡中尋見人物位置及交遊關係的特色。書中深描的人物計有梁鼎芬(頁56—58)、沈曾植(頁60—61，146—148，238—244)、朱一新(頁58—59)、蒯光典(頁115—125)、陳慶年(頁111，154)、曹元弼(頁112)、姚錫光(頁151)、陳毅(頁157)、鄒代鈞(頁15)、張鶴齡(頁181，189—193)、王舟瑶(頁182)等；鑑於“正文論述多聚焦於學術文教史上有所作爲的學者，卻難免會遮蔽某些位置邊緣的人物”，復以相關年譜、日記、别集、碑傳等材料，製成《張之洞學人圈名録》附録於書末，歷述各人生卒、字號、活動時段、學術建樹、學術背景及進入張之洞圈子的各種機緣，“化繁蕪爲清爽”，予讀者極大便利。

本書的寫法，形式上有類西方的“羣體傳記學(Prosopography)”，以人物集團爲論述單位，意在提示一種結構性的視角；而精神上或更接近梁啓超所謂“專傳”的主旨，“是以一個偉大人物對於時代有特殊關係者爲中心，將周圍關係事實歸納其中，横的豎的，網羅無遺，比如替一個大文學家作專傳，可以把當時及前後的文學潮流趨向分别説明”。*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82—183。作者重視梁啓超所提示“關係的偉大”，用以串聯近代各個“史迹集團”，並專門指出“人物羣體研究固然有别於機構史或制度史的外部探討，卻又不同於傳記文學。‘關係’背後的‘問題’有待顯豁，必須體現出完整的理路與富於張力的結構”(頁31—32)。全書自回溯同光之際京朝“清流”浮沉始，至清朝末季張之洞圈子風流雲散，爲“清流”招魂終，采取了一種結構性視角，再三致意於“正學”維護政教之義及南北督撫集團統系之分，從而揭示張之洞及其周邊學人存續“清流”風氣、調適督撫興學傳統、應對西學挑戰三方面活動共同貫穿的理路。

交遊活動以流動爲特徵，其中惟一不變的結構因素，是作爲學術贊助人與交友組織者的張之洞本人。如著者所見，張之洞系統在晚清學術、文教轉型過程中的特殊作用，正取決於張本人先後出入於金石考據、翰林清流、地方督撫、朝廷中樞等不同圈子，聚集了文教改革事業所需的各種人際“關係”和人脈資源(緒論，頁31—32)。而無論“關係”還是“資源”，能否被激活，如何被作用，均取決於帶有規定性的歷史場域。在這方面，著者體現出不俗的歷史學素養，對晚清政治史脈絡相當熟悉，能切近觀察在清濁、南北、湘淮、京外諸畛域之間遊移變動的清季官場的實相，進而意識到影響像張之洞一類人物文教變革思路的因素，“不僅僅是紙面上的教育觀念或現實中的各種訴求，還與根深蒂固的派系意識和羣體認同有關。出自上層的學術主張，更受制於既有政治格局下的發言位置”(緒論，頁32)。如著名的“江楚會奏三摺”，多被認爲是江、鄂兩督精誠合作的成果，著者則能從“風塵俗吏”與“清流遺孽”的遇合離契入眼，從更長時段觀察劉坤一和張之洞的關係，同時將此改革綱領的出臺背景還原於“江鄂幕府及相關地域學人的籌畫討論”，揭出“其折中新舊的基調，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梁鼎芬、沈曾植等人的持重立場”(頁144—145)。張之洞一生以“先人而新、後人而舊”爲後人樂道，而一旦能將眼光從中心延展至周邊，在互動關係看其“性格中的激越面”，則可以理解“不太落實爲具體行動，倒是其出自於自身利害的猶豫不決，容易爲周遭環境引導，使得新政更趨向於折中調停”(頁148)。

無論學術、政治，必涉人事，而“人事”尤爲“史迹中之最糾紛者”。梁啓超曾言：“史迹複雜，苟不將其眉目理清，則敍述愈詳博而使讀者愈不得要領。此當視作者頭腦明晰之程度何如與其文章技術之運用何如也。”*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頁114。本書對此亦有省察，致力於提清脈絡，尤其意識到“表面主張的堂皇和背後動機的齷齪，借激越之舉行訛詐之實，佯裝開通以博取高名，都是季世應有之事。面對歷史人物與文本，需要有感同身受的努力與投入，卻更應懂得適當拉開觀察的距離”(後記，頁375)。如兩湖書院改章，爲清末書院改制風潮中一典型案例，梁鼎芬、楊裕芬等廣東學人與出自兩江幕府的蒯光典之間圍繞“文王受命”等經學命題發生激烈衝突，成爲後來筆記家津津樂道的話題。劉成禺筆下“兩湖書院血湖經”這一“八卦”實有其學術史意義，著者單刀趣入，揭示衝突的雙方正分别代表清中期以降粵東陳澧一派漢宋調和之學與江浙“禮學復興”潮流在晚清的流衍(頁114—125)，可知人際衝突的背後，更有學術方法的爭執，甚至由舊學“學統”區别，牽涉接引新學的不同姿態。

本書另一令人激賞處，是不爲“門面語”所惑，注重形實之辨。著者時時提醒讀者，激於西學的持續壓力，張之洞固念念不忘“宗經”、“明綱”，但不能不直面“今欲存中學，必自守約始，守約必自破除門面始”的現實(頁152)；發起《正學報》的武昌士人重提“被服儒術”的共識，也並非真要回到窮經騖博的儒者之學，而是爲了“守約施博”，用思想干預現實(頁74)。以往論者常引用“中體西用”説來描述戊戌前後張之洞的學術傾向，實則在甲午後舉國競言新學的環境下，張之洞提倡“中體”易流於外在姿態，而内裏卻是對新學話語的執着迷戀；而且，張氏善於將新學家説吸納爲一己觀點，同時注意過濾掉其中不符合自己利益、身份的主張(頁71)。如梁啓超等攻擊咸同督撫辦洋務，集中於批評練兵，進而提出“弭兵”之説；對於鎮守一方的張之洞而言，練兵不但有强國禦侮之效，更是鞏固一己勢力的重要手段，自然不能同意。

戊戌以後主動吸收日本經驗，是張之洞乃至江鄂文教系統視野擴張的一個重要方面。《勸學篇》刊佈，一般被視作張之洞系統與康梁一派畫清界限的舉措，著者别具隻眼，注意到其中《廣譯》篇仍采用與康有爲《日本書目志自序》、梁啓超《變法通議·論譯書》相似的東文速成論(頁210)。在“將日本看作上攀西學的中介”這一點上，張之洞與康梁實分享共識；同時，著者也提示清末士人“對明治維新的想像”，絶非單調的趨新面向，而是更加多元的反應場，“在促進改革的同時，也贊助了保守；既作用於學術轉型，又激發了國故保存”(頁148—149)。

張之洞系統通過興辦書院、修訂學制以及汲取日本經驗將傳統學術簡易化，使之成爲基礎性的“國民文教”，其中經史之學變作“普通學”爲轉捩一大關鍵。在此過程中，張之洞等人對日本學制“首重倫理一門”特感興趣，以爲“日本講求孔子之學”的證明，從而借用“東學”來爲維持名教背書，惟“中國經學、史學的存續需要引域外經驗爲證，在表現張之洞等存絶學於一線之苦心的同時，卻也從一個側面説明經史之學的式微”(頁161)。甚而，被張之洞寄予厚望的中日“同文之便”，不但未發揮捍衛孔教的作用，反而爲新思潮的流入大開方便之門。從戊戌(光緒二十四年，1898)到癸卯(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之洞對待“日本經驗”的姿態也由迎轉拒，尤其不滿於以“變易國語、擾亂國文”爲“滅國”先聲的“東瀛文體”。本書更揭出張之洞與更年輕一代的“國粹派”學人内在的精神聯繫，抵制“東瀛文體”的動機與側重雖有區别，但在追求中國文教、學術自立性這一點上大旨相近，“二者所關注的‘國文’之‘文’，已不僅限於文字、文體或文學，而更近於清末開始流行的‘文明’、‘文化’等範疇”(頁230)。

本書在資料搜集上不遺餘力，除大量采用已公刊之文集、年譜、日記、筆記、史料彙編，也博涉檔案、書札等未刊資料。有意思的是，不同於很多治史者常常焦慮於“史料要多少纔算够”，著者恰從另一個方向提出了問題：

在享受捕獲歷史現場的快感之同時，研究者亦容易陷入一種“豐富的痛苦”。任何立足於既有材料的結論都有可能被新出材料推翻，任何歸納性的定調隨時會被打亂。這種情形下，更需要超乎材料之上的眼光和直覺(頁375)。

著者處理張之洞檔案、趙鳳昌藏札等“硬”材料，考辨周全，手法老到，不弱於史學出身者；而最集中展露、也讓人最充分領教其“眼光和直覺”的，則不能不提對詩文材料的解讀。清末以張之洞爲中心的學人交遊，值西力東漸、國勢顛危之際，念念於練兵、修路、興學諸實政，卻依然不廢唱酬，雅集如故，誠是一大景觀。古人論《詩》有興、觀、羣、怨四大功能。本書以承載“詩可以羣”觀念的士林交遊作爲研究對象，全面考察張之洞及其周邊士人羣體的詩歌交遊(參看附表4《戊戌庚子間武昌士人交遊表》，頁261—273)，不僅展示詩酒唱和在思想交流、訊息溝通、感情聯絡等方面起到的作用，也更關切詩學酬唱背後的“時代感”及其隱寓的政治情懷，有謂 “能詩者方能解詩”。這些視角的提出，恐怕離不開著者在文學專業所受的訓練。

錢鍾書曾半帶戲謔地説：“歷史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考訂只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像當然和測度所以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説詩歌、小説、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錢鍾書《宋詩選注·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4—5。張之洞《學術》詩有句“劉郎不嘆多葵麥，只恨荆棘滿路栽”，前人將此詩繫於“戊戌時期”，且以“劉郎”爲劉逢禄；著者經考辨，訂正此詩作於張之洞癸卯入京期間，而“劉郎葵麥”之嘆，用劉禹錫詩舊典，係故地重遊的張之洞自擬之辭(頁195，注2)。如此舉重若輕，非嫻於清季典故者不能辦。然而，“史必徵實，詩可鑿空”，*錢鍾書《談藝録》“詩樂离合文體遞變”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頁131。哪些“詩”可作“史”來讀，多大程度上表現當事者的本心和時代風氣，誠不能不辨。陸胤對“詩”與“史”的分際實有清醒的認識，了解“詩史”的看法也只是學術史上的“一偏之見”，*參看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頁272—277。相應對“詩史互證”的運用有其特識：

所謂“詩史互證”，重要的還不在求索本事、追蹤關係等事實層面的考據(在這一方向上“詩”往往不是理想的“證史”材料)，更在於詩文典故系統、風格類型、口氣聲調的辨别、繫聯、追認，並憑此確定作者之間共通的時代精神和情感結構(緒論，頁33)。

在著者意識中，交遊唱和不僅爲歷史考證提供了材料，更加重要的是，爲貼近一個時代的環境，“還原現場”創造了條件。如戊戌以後武昌幕府詩學唱和，與此前主要用來點綴風雅的幕僚門生圈子已有不同，更多直指當下的政治性寄托。陳衍、鄭孝胥、沈曾植等人出於“同光”以降世道驟衰的共同體驗，盛論“同光體”與“三元説(開元、元和、元祐)”，與張之洞當年“哀六朝”的題旨不無相合(頁252)。又，晚清士人對“俗樂”正變特别敏感，關心“聲音”與政局異動、世運升降的聯繫。著者將此類言論追溯至“聲音之道與政通”的古老命題，同時也發現它針對着光緒初年京朝政局的具體情境(頁246—249)。或由於筆者孤陋，這樣的研究角度，似爲以前近代史研究所未見，令人眼界爲之一開。

最後想説的一點是，同樣是討論“近代”，“近代史”和“近代文學”的學科位置很不一樣。著者對此似有强烈敏感，故强調前者是歷史研究的“顯學”，後者則僅僅作爲“中國文學史專業内的一個研究方向，或被視作古代文學不太光彩的結尾，或被追溯爲現代文學宏大敍事的起源”(後記，頁373)。以筆者外行的見解，近代以來中國文學史大致有一個一體兩面的思路，一是强調文體的更新代變，二是强調“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相對於“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研究各有“自足傳統”，近代文學研究者時常面臨的一大困惑，便是其研究對象的所謂“文學價值”問題。*王風《爲什麽要有近代文學》，載氏著《世運推移與文章興替——中國近代文學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7。本書著者認爲，參考“近代史”學科的經驗，近代文學研究有必要在堅持文學研究品格的同時，找到一些不同於其他時段文學史研究的，自家獨有的取向。按汪辟疆的説法，“清詩之有面目可識者，當在近代”。*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汪辟疆説近代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9。同光宣之際，國家局勢不僅難追乾嘉，甚至不如道咸，“詩人善感，頗有瞻烏誰屋之思，小雅念亂之意，變徵之音，於焉交作”，所以五十年間，詩人無論朝野顯達，無不憫時傷亂，有文有質。以張之洞爲中心的學人交遊，帶有廣義上的“文學”意味。本書爲解讀“晚清學〔人〕士大夫在政教、道器、體用、新舊之間的彷徨心緒”，選擇“詩歌與詩學的隱微表達”這一條重要途徑，在此意義上，也形成了“近代文學向近代史輸送經驗的一種渠道”(後記，頁374，375)。此中深意，無疑值得讀者細味。

(本文作者係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