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与传播人际性的重构

文/姚 靖

社交媒体与传播人际性的重构

文/姚 靖

传播活动从产生之初，就具有社会性和人际性的双重特性。但是，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传播活动的社会性不断增强，而人际性却不断弱化，甚至被社会性所遮蔽。直到互联网时代及其以后的媒介产生，为恢复传播的人际性提供了可能性。本文力图阐释以社交媒体为主要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媒介是如何恢复被大众传播所遮蔽的人际性的。同时，文章也指出这种人际性的恢复存在一定的问题。

社交媒体 传播活动 人际性

人类的传播活动始终伴随着社会性和人际性，但是在具体的传播媒介演化和传播实践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社会性与人际性的双重变奏现象。一方面，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人类传播活动的社会性不断增强，传播成为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组成部分。但是，传播的社会性不断增强，导致传播本身具有的人际性不断被遮蔽甚至被忽视。而传播人际性得以被重新发现、重视还在于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正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要平台的各种技术的不断产生，为传播人际性的恢复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在移动社交媒体时代，人际性的恢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社交媒体为人际性的恢复提供了可能性并且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际性；另一方面，人际性的恢复是具有代价的，即其表现为虚拟空间人际性的恢复而现实世界人际性的不断收缩。

一、传播的社会性与人际性

人类传播活动本质上是具有社会性的传播活动，其产生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这说明了传播的社会性特征。对此，黄旦教授在其著作《新闻传播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新闻传播活动的产生源于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新闻传播活动的产生是社会劳动的产物，社会性劳动结成了关系，有关系就需要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于是出现了新闻传播。因此，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推动了社会相互关系的发展，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信息需求的进一步发展，而社会的信息需求又成为新闻传播发展的动力。如此循环，形成了社会与新闻传播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点已经为众多新闻传播学者所公认。

二是传播又具有人际性的特征，而这是为大多数学者所忽略的。传播之所以具有人际性的特征，这是和传播产生的原因相关的，在这一点上，黄旦教授论述得比较清楚，他认为新闻传播活动的产生也源于人际性。因为，新闻传播说到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互动，是从人际性关系和社会性关系来看，新闻传播活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性劳动，在于社会关系。但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毕竟是不同的，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特殊一类，时时刻刻打着社会关系的烙印；人际关系总是要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同样，学者查尔斯·库利认为，“所谓传播是人际关系借以成立的基础，又是它得以发展的机理”。因此，传播是一种建立在人际性之上的社会性活动。

由此，仅仅从传播活动的原因进行分析就可以知道传播活动是具有社会性和人际性双重属性的活动。此外，关于传播的社会性和人际性分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播的社会性的表现

1．传播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一种社会性机制。在这一点上，传播的社会性表现为传播本身作为一个社会信息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是传播的一个特征。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传播在社会中成为社会信息传播和控制的重要的工具和渠道。因此，传播是一种社会性的控制机制。

2．传播与社会形成多边依赖关系。传播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与其他系统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状况。传播系统和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相互依赖并形成了双向的“结构依赖关系”。即一方面传播系统因为具有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和影响力，使得其容易受到其他社会系统的亲睐；另一方面，传播系统要进行传播活动，完成自己的任务和目的，不得不依赖其他社会系统和部门。其他的社会系统为传播系统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同时，又成为传播沟通和服务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传播与社会其他系统形成双向依赖关系，也是传播的社会性一个重要体现。

3．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传播的社会性还体现在其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传播的社会功能是传播社会性的集中体现。对此，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认为传播有三大功能：环境监测功能、应对环境的功能和文化遗产传承功能。此外，传播学教授施拉姆则又论述了传播的经济功能。这说明传播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和社会其他系统具有依赖关系，在这种依赖关系中传播实现着自己的功能和作用。

（二）传播的人际性的表现

1．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方式。传播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播，正是传播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一个具体的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来看，传播活动包含着至少三个要素：传者、内容和接收者。传播者加工信息，将内容传播给接收者，这其中就包含着传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一定程度上，传播活动就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的一个具体形态。

2．对人的依赖和尊重，以人为核心形成的相互关系。传播的人际性还体现在传播活动实际上是基于人的相互关系的活动，这种活动表现为对人的依赖和尊重，其以人为传播的中心。一方面，传播活动是传播者和接收者行为的体现，缺少其中一方则传播难以进行，因此它对传播主体具有依赖性；另一方面，传播对传播客体即内容具有依赖性，而这本质上是对人的依赖，因为任何传播内容都离不开传播主体的加工和制作，传播内容是传播者人工的产物。此外，从传播的目的来看，其还在于服务于人，为人的生活生产提供信息和决策依，也是对人的知情权的一种尊重和满足，因此，这也体现了传播的人际性。

二、大众传播的传播社会性与人际性演变

从传播本身诞生来看，传播无疑具有社会性和人际性的双重特征。但是，传播本身又是一个极度依赖技术发展的社会系统。技术本身的变革也在塑造着传播形态，改变着传播结构和属性。物质媒介的介入带来了传播关系、传播模式的变革。如果说早期的传播更注重人际性关系的话，那么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在介入传播过程的同时，不仅改变了传播模式和关系，也改变了传播具有的基本属性。就传播本身来讲，人类传播从开始的社会性和人际性并重的平衡状态转变为大众传播时代传播的社会性增强，人际性减弱的失衡状况。可以说，技术的介入与媒介的工具属性带来了大众传播强劲的社会性功能，与此同时，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传播中的人际性一面受到了遮蔽和弱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播凸显出非个人化的特征。随着大众传播的不断发展，传播的社会性不断增强，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传播的非个人化特征逐渐凸显。这主要是说，传播者和新闻传播者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其均不代表个人而是社会中的一个组织或者机构。由此，传播本身的机构性增强。

2．传播的机构性特征。因为传播者本身不再以个人的身份出现，职业化的传播者和专门的传播机构诞生，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机构面临的是与其他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关系。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其实际上都是以传播机构为传播者而进行的传播活动。这是一种点对面的传播模式，即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传播，这被称为“第一媒体时代”。在“第一媒体时代”里，凸显的是传播机构的力量和作用，这不同于“第二媒介时代”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传播环境中强调传播个体力量的特征。

3．传播只对社会整体负责。这是指传播活动本身不再关注社会成员个体，而将关注点放在整个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上。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强调的是传播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而非传播对个体的功能和作用。机械媒体的出现不仅使得传播双方之间出现了机械物，而且媒介本身的特点也注定了其只能对整个社会发言，而无法顾及社会中的个人。

三、社交媒体与传播人际性的重构

如果说大众传播时代凸显的是传播的社会性特征，那么，互联网及其以后的媒介则更加凸显出传播的人际性特征。两者的转变是基于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可以说，互联网是传播人际性的开端。因为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有史以来允许传播者与接收者同时接受和生产信息。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中提“第二媒介”时代的概念，没有了传播中心，几乎人人都可以参与散点的双向交流。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从少数人说、多数人听的“第一媒介时代”转入所有人说、所有人听的“第二媒介时代”之后，主体获得了解放。这种主体性得到解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传播人际性不断增强的过程。由此，传播实现了从大众传播时代社会性向互联网时代及其后期的人际性的转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播主体的个人化，传播方式的人际化。随着移动新媒体时代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演变的总趋势是传播主体个人化，传播方式的人际化，媒介世界最终演变为以人际传媒为主体的全球一体化点网状媒介系统。一方面，就传播者本身而言，由于社交媒介本身提供技术上的可能性，使得大众传媒时代的受众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生产者。这改变了以媒介机构为主导的传播模式，形成了以个人为传播主体的传播模式，由此，人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另一方面，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信息的传播方式也体现为人际间的传播。这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信息传播以媒介机构为中心，其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传播。就社交媒体本身而言，以微信为例，微信朋友圈的分享和转发等就是信息的人际间传播。

2．人成为传播活动的中心，传播具有“人”的偏向性。学者李沁提出了“沉浸传播”，他认为在“沉浸传播”时代，媒介本身不再是收集和传播信息的中心，而是人变为中心。“将每个人作为中心”的追求使沉浸传播形成最具民主性的传播功能，从而重构社会人际关系，社交媒体本身为沉浸传播的出现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其实际上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全面立体的传播方式。而依托于智能手机的社交媒体本身也就具有手机的伴随性特征，不仅如此，其突破了时空限制，是沉浸传播的理想媒介。在这种传播形态中，人是传播活动的中心，一切以人的行为和需求为导向。这不同于大众传媒时代以信息或者以传播机构为中心主导的传播模式。在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传播形态中，传播媒介成为具有“人”的偏向性媒介。对此，李沁教授认为，沉浸传播为人定身打造，离开了人则没法实现，沉浸传播不仅是以人为中心，人也是沉浸传播得以实现的原因，因为在沉浸传播中人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媒介本身。因此，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沉浸传播，其偏向是什么？既不是时间，也不是空间，而是“人”。“人”是沉浸传播的所指和所依赖。

3．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到“点对点”的人际传播。

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人际性还表现在传播行为是对原始的面对面传播的恢复。在以技术为中介的传播活动中表现为“点对点”传播的实现。这种“点对点”的传播本身是面对面传播的一种恢复，但又不是面对面传播的复制。其具有自身的特征，这表现为社交媒体时代的“点对点”传播具有传播关系的虚拟性特征。而这在面对面传播中是不存在的。“点对点”的关系传播意味着传播活动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但是正是因为这种虚拟性，使得其在虚拟空间的实现以现实世界人际关系的萎缩为代价。

四、结语

传播的社会性和人际性是传播的双重属性，这种双重属性伴随着传媒技术本身的演化而不断变化，在大众传媒时代，传播的社会性不断增强而人际性不断削弱，甚至被遮蔽。随着社交媒体本身的出现，其为人际性的恢复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由此，传播的人际性得以恢复。但是，传播的人际性的恢复不是对面对面传播时代人际性的复制，其又有自身的特征，即传播关系的虚拟性。而正是这种虚拟性使得其对人际性的恢复以牺牲人际性本来具有的意义为代价。

作者单位 玉林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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