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旅顺水师营的创建
——以陈尚义为中心

张银龙

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清代旅顺水师营的创建
——以陈尚义为中心

张银龙*

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1712年前后，海贼陈尚义投降清王朝，在这之后，清朝廷围绕着北洋地区的海防问题展开了奏议，到了1713年清政府正式创立旅顺水师营，清王朝黄海、渤海沿岸的海防体系的得到完善。在此过程中，陈尚义对旅顺水师营的创建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尚义；旅顺水师营

作为辽东海上守卫的旅顺水师营，在清朝前中期一直作为守卫盛京地区的海上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学术界对旅顺水师营的关注尚显不足，博克东的《八旗水师事略》简单提到了旅顺水师营，丁宁的《清代八旗水师营研究》也简单提到了关于旅顺水师营的创建，魏刚的《明及清前期的旅顺》则简单提到了旅顺水师营的基本情况，但都不做为重点章节，只有江红春的《清代旅顺水师营初探》系统的论述了旅顺水师营的创建发展脉络，但对旅顺水师营的创建背景少有提及，本文具体则是想从由以海贼陈尚义投降为契机到促成旅顺水师营创建事件的具体情况介绍，理清旅顺水师营的创建情况。

一、陈尚义事迹及其投降清王朝

1712(康熙五十一年)前后，清王朝已显示出盛世气象，但当时虽然海内盛平，但外海频频发生海盗劫掠事件，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和《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有关剿扶海贼和增强海防力量的奏折，根据王华峰统计，“1708年-1717年间，其奏折数量竟多达80多个”[1]。可见，对当时的清王朝而言，海盗劫掠事件已经是一个严重到威胁清王朝利益的重大问题，同时这也是对清王朝的海防体系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在这些海盗劫掠事件当中，尤为严重的是海盗劫掠行为已波及达山东半岛，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8月，“一只抗清义军占领刘公岛，并以“建飞”为年号，清政府先后调动三路兵到威海，但不敢采取攻势，只是从登州运大炮防守海岸，一月后，起义军从刘公岛撤走。”[2]。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10月，“陈尚义率领一支抗清起义军占领鸡鸣岛，准备进攻威海卫。12月清水师营起义军作战，遭到起义军的火攻，取得海战的胜利。起义军见威海卫有重兵把守，遂放弃进攻计划。”[2]。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的统治中心，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一直是明清两代海防体系中拱卫京师防御的重要环节，这一次事件的严重程度，已经足以引起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极度重视。如何解决威胁到帝国安全的海盗事件，已成为康熙皇帝的难题。在此情形下，康熙皇帝直接下令两广总督赵弘灿在海上搜捕陈尚义的踪迹，以期达到剿扶的目的，从而减轻清朝廷所面对的海防压力。“昔招抚海贼陈尚义一案，臣恐贼艘漂入粤洋，随即飞饬南澳碣石，高州参镇总兵官亲身带兵出洋，同浴海各协营官兵上下接连络绎讯搜确探陈尚义踪迹。”[3]。随着清朝廷的步步紧逼，预感到局势已经不太乐观的陈尚义已经有了投降清朝廷的意愿，恰巧此时御史陈汝咸上书自愿前去招抚。陈尚义随即顺势归顺清朝廷，“会浙盗陈尚义扰沿海，御史陈汝咸请招抚，遣文往。文直上贼艘，开示威信，陈说利害，盗皆乞降，授云南陆凉知州。”[4]。对于当时防治海盗劫掠不得章法的康熙皇帝而言，陈尚义的归顺无疑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契机，清王朝上下都对此事件非常关注，当海贼陈尚义投降清王朝之后，“康熙皇帝直接下谕旨，通知王公大臣和诸位贝勒知之。”[5]。

二、陈尚义归降后清朝廷对于海防问题的探讨

在1713(康熙五十二)年，中国沿海地带的海盗势力，并未因为陈尚义的投降而得到缓解，实是一如既往的猖獗，在当时的朱批奏折中仅在这一年，其中涉及沿岸防务和海贼剿扶的奏折就有十数件之多，面对猖獗的海贼侵扰事件，康熙皇帝随即对侵扰沿海地带的海贼展开了大规模的剿灭行动。“三月十二日遣总领旗林崇，往南北二样督察巡逻，据林崇报称，五月出来日，在闽安竿塘洋面，同闽安千总许玉，杀获贼船两只，生擒十二名，并救回难民三十余名，俱交于驻厦海防同知黄焜审讯。”[3]。而陈尚义的投降无疑为康熙皇帝提供了了解海贼实际情况的窗口。随后，康熙皇帝针对关于海贼的一些情况详细的询问了陈尚义。

首先，康熙皇帝就当时最关心的海盗如何进行海战的具体详情询问了陈尚义。1712(康熙五十一年)年，陈尚义在山东侵袭鸡鸣岛，虽然在清朝官兵的镇压下，陈尚义率军逃亡海上，但对清王朝而言，这实在算不上什么胜仗，清王朝的兵丁虽然奋勇杀敌，对却对海战缺乏经验，犯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忌讳。“因所乘之船、出诸船之先里许。贼见其势孤。遂三面围住。”[5]。清王朝援兵因为天气原因未能及时到达，致使海贼陈尚义逃窜。康熙皇帝在总结此情形时得出官兵在于海贼的遭遇中失了分寸，致使“安排火器之际、致贼人乘间围拥。”[5]。可见，这些详尽的战事情报无疑使得从未曾亲临战阵的康熙皇帝对于海战的具体情况有了清晰地认知，基于这些详细的情报，康熙皇帝对具体的海战部署有了非常系统的思考。在其海防思想之中，以“此防海之策、惟陆路守御、为最要也。”[5]。这是基于清王朝的兵丁以骑兵为主，并且不善水战的基础国情所得出的海防策略。此后，康熙皇帝在之后的应对海贼的措施中作出了相应的调整，赵伟的《康熙应对山东海域海盗策略的启示》中就列举了康熙皇帝的应对策略。“康熙皇帝亲自指挥，展开对沿岸海盗的剿扶。激赏奋勇抵御海盗的将领，指斥渎职者。对归顺清朝廷的海盗，以其将功抵罪”[6]。可见，陈尚义为康熙皇帝提供的海战情报，对海防的制定，是有深刻的影响的。

二是当时的来自西方国家的商船陆续来到中国，基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在明代开始就做出了闭关锁国的决策，清代承袭明代的传统，海禁政策一直得以实施，“1655(顺治十二年)年颁布的《禁海令》。”，“1678(康熙十七年)年重申《迁海令》。”。基于此种情况，也就造成了对于当时的世界局势，清朝的统治阶级可谓是知之甚少，但这些西洋商船陆续来到中国已经形成了规模，对于这些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未知国家，康熙皇帝自然希望有所了解。海贼劫掠活动常常遭遇西洋船只，对于陈尚义而言，与西洋人打交道已属常态，陈尚义对于当时的西洋地理情况自然有所涉及，康熙皇帝就在海路上西洋人如何来华有所询问，虽然陈尚义所说未尽详实，但毕竟使得康熙皇帝对西洋概念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西洋至中国、有陆路可通。因隔鄂罗斯诸国、行人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5]。这些从陈尚义口中所了解到的关于当时所谓西洋的情报，而基于这些情报所做出的对于当时西洋国家的认知，无疑对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康熙皇帝而言，对帝国的整个海洋政策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是当时的海运安全的问题，清代发展到康熙末年，漕运数次出现危机。黄河的改道问题一直是历代王朝的难题，到了清代新近改道的黄河治理难度巨大，黄河决堤事件屡次见之于史书，“康熙二十一年春，黄河在宿迁境内两度决堤，清廷内罢免惩处靳辅之声再起。”[7]。对漕运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基于此种种现实，康熙皇帝一直在思索海运问题，陈尚义在海上劫掠商船，自然对当时的航路安全问题和行程问题知之甚详，当康熙皇帝询问后得知。“江南漕粮、由海转运、八九日可至福建。”[5]。这对康熙皇帝无疑是个解决漕运压力的解决方案，随后经过慎重考虑，并基于陈尚义所提供的海运情报，在与大臣的商议中，康熙皇帝已经做出了关于海运的具体实施思路。“朕意于八九月后。将水师营战船、装载米石运送。”[5]。

三、清王朝以陈尚义及其他投降海贼为基干建立旅顺水师营

在清代，盛京地区是作为其陪都建制的存在，其战略位置仅次于京城，而对入关的满洲权贵，盛京地区因盛产人参和动物皮革等经济作物，其经济地位也相当重要，“可是到了康熙年间，黄海、渤海沿岸经常遭受到海盗的劫掠活动。”[8]。这直接威胁到了清王朝的根本利益，维护龙兴之地的安全，一直困扰着康熙皇帝。所以其一直有着在辽东半岛地区设置水师营以加强辽东沿海防御的计划。“早在1712(康熙五十一年)年前后，清朝廷就曾议要在旅顺口设立水师营，同时，将辽南海防事务的副将改为协领。”[9]。

陈尚义归降之后，康熙皇帝就在间1699(康熙三十八年)年间，陈尚义在广东战败，只剩下四艘战船，当时沿海地带防守严密，陈尚义无法得到补给，海外的小国也不敢让其停泊，但陈尚义却没有就此消亡，是何原因。从陈尚义的回答中，康熙皇帝得知旅顺口沿岸有许多不法鱼户协助海贼。“贼船缺少火药、无处购买、俱托渔船、往盛京旅顺等处代买。”[5]。这就让康熙皇帝对辽东半岛的海防局势更加的担心，当时朝廷上下对于海防问题极端重视，涉及海贼的相关记录常见之于史书。“闽省沿海地方、请将深知水性、谋勇兼全之人委用。凡各紧要之处。添设兵丁营船、及船中所用器械火药、预备训练。”[5]。清王朝在自此后几年间开展了海防体系的完善工作。在此情形之下，在辽东半岛增设水师营的问题也就逐渐在康熙皇帝的脑中成型。正直有大臣上书裁撤山东半岛的水师建制，康熙皇帝断然拒绝。“山东水师住处、未为扼要。然设立已久、不便议裁。”随后康熙皇帝又指示希望在辽东半岛增设水师营以加强黄渤海沿岸的海防，并派陈尚义前往勘察。“出洋巡哨、并带陈尚义等前往。海中盗贼、伊悉知之。自然渐次擒获矣。”[5]。几经波折，清王朝随之开始了在旅顺设立水师营的创建工作。

1713(康熙五十二年)年闰五月，陈尚义等到达辽宁地方，随后，康熙皇帝下达谕旨，将陈尚义等百来余人，又曽派归降海贼中熟悉水战的壮丁，在金洲地方成立水师营，派著由山东的水师营裁撤下来的十艘战船与其巡航之用。“将伊等归并盛京金州地方，著设立水师营。截留数船、分往金州。看守地方。巡防海洋。”[5]。经过数月运行，水师营运营良好，九月间经九卿复议，完善了旅顺水师营的建制。水师营共计官兵1932名。“立协领一员、佐领二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八员、均属奉天将军统辖。”[5]，至此旅顺水师营基本建制创建完成。基于此，在1714(康熙五十三年)年“固山贝子苏诺等奏请朝廷恩准。”[10]。“旅顺水师营在1715(康熙五十四年)年正式创设成功。”[11-12]

四、结语

陈尚义在1712年-1713年的活动直接促成了旅顺水师营的创建，而旅顺水师营的创建使清代的盛京地区的海防进一步完善，它在之后巡防黄渤海沿岸，对当时的盛京地区的安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北洋水师登上历史舞台。

[1]王华锋.18世纪初期(1708-1717)的海盗问题初探[J].兰州学刊，2007(3).

[2]威海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威海市志[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3]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M].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4-1985.

[4]丁绍仪.东瀛识略[M].

[5]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赵伟.康熙应对山东海域海盗策略的启示[J].世界海运，2014(07).

[7]易惠莉.康熙朝漕粮未能实现海运原因探析[J].国家航海，2016(11).

[8]江红春.清代旅顺水师营初探[J].大连大学学报，2004(02).

[9]耆英奏，查明旅顺口形势，并各口添兵，设炮情形折，清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

[10]薛天忠等.金县志[M].大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大连出版社.

[11]乔德秀.南金乡土志[M].石印本，1931.

[12]王树楠等.奉天通志[M].沈阳：沈阳古旧书店，1983.

张银龙(1988-)，男，汉族，河北唐山人，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2015级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明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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