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邮务工潮之考察

田 明 岳谦厚

1932年邮务工潮之考察

田 明 岳谦厚

1932年由邮资加价风波引发的“巩固邮基运动”，表层看起来是邮工为维护自身经济权益，借助各种力量对政府当局的颉颃，然其背后的诸多因素却使事态变得相当复杂，削弱了此次运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造成这一结果的深层原因，是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对工人的控制尚“心有余而力不足”，工界成为各种政治力量竞相角逐的场域，罢工则成为打击政敌的有力武器。此次罢工运动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劳资纠纷样本，由此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到劳工运动的另类面相。

巩固邮基运动；国民党派系；邮工组织；邮务罢工

中国近代邮政脱胎于1866年创办的海关邮政，虽然历经政权更迭，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其国有垄断性质和西方管理模式却始终未变。尤其是依后者建立的人事制度上的公开考选以及财政上的独立收支制度为世人所称道，并被视为中国近代邮政能在动荡多变的时局中维持比较稳定发展态势的制度保障*沈云龙：《刘承汉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56页。。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改变这些基本制度。各级邮工组织认为这将会破坏中华邮政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双方的纠葛由此而生。1932年初，交通部的邮资加价进一步诱发了政府当局与各级邮务工会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了席卷全国的邮务罢工，时称“巩固邮基运动”。

此次运动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社会反响，其台前幕后亦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然迄今有限的研究成果不是粗略勾勒事态发展的基本走向，就是简单描述一些缺乏逻辑关联的片段，均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参见沈以行等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共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委员会：《上海邮政职工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即使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或隐晦，或语焉不详*参见霍锡祥：《回忆国民党时期的邮政》，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6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吴开先：《痛悼故友陆京士兄》，(台湾)《传记文学》1984年第44卷第4期；朱学范：《朱学范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年；姜豪：《“和谈密使”回想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这不禁令人疑窦丛生。首先，此次运动的诱因是交通部的邮资加价。按理说，邮政收入的增加是有助于提高邮工待遇的，那为什么邮工组织还要罢工？其次，上海邮务工会等邮工组织一直被认为是受国民党控制的典型“黄色工会”，它们为何要举行旨在反对政府当局的罢工？政府当局又是如何解决这场特殊的劳资冲突的？再次，罢工的最终指向到底是什么？此外，就事件的主体而言，此次罢工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而是工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直接对抗，其表现超出了以往劳资冲突的范畴，发展轨迹与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大多数罢工亦有相当差异。因此，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还原历史本相，而且更能丰富体制内工会罢工的研究类型，从中管窥当时工会组织与国民党的真实关系。

一、巩固邮基运动的酝酿

1932年1月底，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所引发的宁粤对峙告一段落，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博弈终于有了初步结果：曾经在宁粤对峙中获利的孙科因财政紧张以及得不到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支持，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汪精卫继任其职。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举因宁粤之争下野的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正式宣告蒋、汪合作权力新格局形成。政局甫定，时任交通部部长的陈铭枢就以“减省邮政亏累”为由宣布将采取以下三项重要措施：一是自5月1日起实行邮资加价*《邮资又将增加》，《申报》1932年3月12日，第6版。；二是取消上年年底邮工刚刚争得的“金贵银贱”补贴；三是限制邮工晋级定额*《交次陈孚木谈话》，《申报》1932年3月11日，第2版。。16日，行政院原则上通过邮资加价方案*《行政院决议案》，《申报》1932年3月17日，第2版。。然谁都没有想到这一举措竟引起了轩然大波。

22日，北平邮务工会率先反对邮资加价*《增加邮资之反对声》，《申报》1932年3月23日，第6版。。27日，天津邮务工会亦发表反对意见称：邮政亏累原因实为交通部措置失当。从1929年兴办中美航空公司到1930年成立专门的、独立于中华邮政的邮储总局，不仅没有扩展中华邮政业务，增加收入，反而使中华邮政经济出现亏损。交通部对此非但不反省，反将邮工加薪与邮资加价联系起来，意图挑唆邮工与民众关系，并增加民众负担*《津市邮政工会反对邮费增加》，《大公报》1932年3月28日，第7版；《天津邮务工会对邮费加价之表示》，《益世报》1932年3月31日，第6版。。从这个声明可以看出，为争取社会广泛同情与支持，天津邮务工会采取的策略就是有意淡化有关邮工福利的内容，以避免落下仅为邮工谋私利的嫌疑，而是突出反对邮资加价，以煽动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稍后，作为各地邮务工会实际领导者的全国邮务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简称邮筹总会)亦公开表示：邮资加价不过是挽救邮政亏损的“治标”之策，唯有改良邮政，归并邮储总局，停止支付航空邮政津贴，确立以邮养邮政策，才能彻底节流*《全国邮务总工会不赞成邮票加价》，《申报》1932年4月4日，第1版。。《申报》据此以邮筹总会“不赞成邮票加价”为醒目标题向社会进行了报道。岂料时隔三天，邮筹总会常委发表谈话，声明本会“以为邮票加价，势在必行，但同时更应注意于紧缩政策之实行”。至于日前各报以“不赞成邮票加价”为题刊发本会消息乃是对本会本旨的误解*《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委反对邮票加价之谈话》，《申报》1932年4月7日，第1版。。显然，邮筹总会与平津邮务工会对邮资加价的态度略有不同，这是有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其次，邮筹总会与陈立夫CC系的历史渊源，决定了它在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各方对陈铭枢出台邮资加价等措施态度未明之际，不得不暂取较为谨慎的态度。邮筹总会是由上海邮务工会提议并于1929年发起成立的，其成员包括北平、天津、南京及上海等地数十个邮务工会，在12名常委中上海邮务工会占据了6人*饶景英：《关于“上海邮务工会”——中国黄色工会的一个剖析》，《史林》1988年第2期。。这意味着上海邮务工会凭借其成员素质较高、组织较为完备，成为了各地邮务工会实际的领导者*《卷头语》，《上海邮工》1928年第1卷第2期。，邮筹总会能得到陈立夫CC系的青睐，亦与上海邮务工会有着莫大关系。

虽然交通部的邮资加价引发邮工组织对相关问题的再讨论，但在邮筹总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前不得不考虑当时的形势。蒋、汪“合作”局面刚刚形成，蒋为此做出许多让步，汪派中的重要人物被安置在各部担任要职。在邮筹总会看来，蒋的如此诚意，使其不可能不顾邮资加价对解决新政府财政困难有所帮助的事实，而蒋与在外界看来属于蒋派的交通部长陈铭枢*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7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更不可能主动推翻原本是在蒋执政时期制定的相关政策。因此，在社会各界未对邮资加价做出反应、政治态势仍不明朗的情况下，邮筹总会要想实现诉求，避免逞口舌之快，静观其变才是最佳的策略。

蒋、汪“合作”后，时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陈公博迅速完成了与邮务工会性质相同的，且与汪派关系密切的铁路工会及海员工会的改组工作*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6页。，并在1932年3月10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常务会上通过了由其起草的《指导民众运动方案》。该方案特别规定：海员及铁路工会可设总工会及分会；邮电工会于所在地设立，其组织法规单独制定中*《指导民众运动方案》，《中央党务月刊》1932年第42、43、44合刊。。虽然此举有明显压制邮务工会生存空间的意图，但毕竟留有余地，两害相权取其轻，邮筹总会明白，这时反对业已经过行政院同意的邮资加价，不仅会恶化与汪派的关系，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实现，甚至还可能授人以掀起“政潮”之柄，引来蒋介石的微词，因而对反对邮资加价暂时保留了意见。

此外，陈铭枢执掌交通部后的人事变动更触犯了蒋介石等人的利益。曾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的美国人杨格就指出，交通部在国民政府各部中一直是属于“有钱衙门”，且经营收入是独立于中央财政之外的*[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87页。。更有媒体公开批评交通部每年收入甚巨，却无须向财政部“报告”，其长官“视国产如私有，一切收入均可任意支用”*崇实：《国产如私有》，《生活》周刊1932年第7卷第22期。。正是鉴于交通部这一“特殊”地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交通部长一直由蒋的亲信——何应钦的舅哥王伯群担任，直到1931年底王随蒋下野宣布辞职后才改由陈铭枢继任。陈上任后，随即安排改组派骨干、广东同乡陈孚木为交通部政务次长*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12页。，委任曾是自己秘书的杨建平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14页。。此外，还将与他有直接、间接关系的人尽力安插至其他各部，大有权倾朝野之势。“这样的情形……自然非蒋先生和他左右所能忍受的”*陈公博：《苦笑录》，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第209页。。随着蒋陈矛盾的逐渐升级，陈甚至还在暗中策动政府人员总辞职，并加紧联络国民党内各派人士反蒋*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10页。，这些都无疑激怒了蒋介石。

反蒋离不开财力，陈铭枢掌管的交通部尤其是邮储总局可以为此提供资金支持。尤其邮储总局是交通部增强独立支配相关收入能力的重要部门。因而，4月25日，陈针对邮工组织关于邮储合并的要求，通过邮储总局局长杨建平向外表示，邮储总局的成立是利国利民之举，不能分而再合*《杨建平谈邮政储金》，《申报》1932年4月25日，第4版。。邮筹总会等邮工组织眼见要求遭拒，而陈立夫CC系方面又不断传来蒋以为陈很可能“为反动派所煽惑亦随之叛变……如不预防，必有近忧”的信息*《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14日。，随即意识到唯有追随蒋，迫陈交出交通部权力，截断其经济来源，预防“叛变”，才有可能借机实现有关诉求。当然，邮工组织亦明白政治操作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其看来，交通部邮资加价无疑就是触发各种矛盾的关键。

二、巩固邮基运动的爆发

面对诸多质疑，4月10日，交通部次长陈孚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解释了邮资加价的理由。他称：日本对东北的侵占以及蔓延数省的自然灾害使邮政经济几近破产，加价实属无奈；并称“使用邮政最多者，非多数之贫苦民众，而是较为富裕之商业者及都市之有产份子”，因此，加价不会为多数普通民众所累。而且由邮局寄递的书籍大多为神怪淫秽小说，最终为无道德之书商渔利，实不合情理。此外，交通部亦将力行节俭，邮工加薪亦有相当限制，以免再有收不敷支而行加价之举*《交次陈孚木谈邮费加价原因》，《申报》1932年4月11日，第6版。。虽然陈的解释意在讨好普通民众，但他却将矛头指向了一定程度能够掌握社会话语权的“有产份子”、“书商”以及邮政员工。因此，此话一出便激起了各地书业界、学界、商界的激烈反应，他们纷纷以邮费增加不利于文化、教育传播及商业运营为由，反对邮资加价*《书业同业公会为邮费加价答陈次长》，《申报》1932年4月19日，第3版；《邮费增高之反响》，《申报》1932年4月20日，第8版；《市商会电交部请免书籍邮寄费》，《申报》1932年4月21日，第8版；《两团体请缓加邮费》，《申报》1932年4月22日，第9版；《成都书业反对书邮加价》，《申报》1932年4月24日，第8版；《书业公会请减邮费》，《申报》1932年4月25日，第4版；《平书业反对邮费增加》，《申报》1932年4月26日，第6版。。

与此同时，立法院因邮资加价也向行政院提出质询。立法院认为根据1931年国民政府之政令，一切特殊费用的增收均须中政会决定原则，立法院审议后方得成立。交通部之邮资加价无论是否合理，都未按程序审议，故宣布此次邮费加价不合法*《立法院讨论邮资问题》，《申报》1932年5月1日，第5版；《邮资实行加价》，《世界日报》1932年5月2日，第6版。。立法院个别委员甚至认为交通部本意利用邮政储金设立银行，但因“一·二八”事变突发，“此计不得实现，故改行增资，以便抽取盈余”。可见，立法院亦将矛头指向了陈铭枢执掌的交通部。然其动机却不禁令人生疑，因为交通部提议邮费加价已久，“立法院不早提出制止办法，欲于数小时咨询理由，并欲撤回已颁发之部令，事实上当然困难”*《邮资加价为违法》，《益世报》1932年5月1日，第2版。。

社会舆论的沸腾给了邮工组织借力打力的机会，而立法院的质询更释放了明确的政治信号，于是，邮工组织迅速采取实际行动。5月3日，上海邮务工会正式向交通部提交了“巩固邮基方案”(简称方案)，其核心内容是：要求行政当局确定以邮养邮的原则；裁并邮储总局并恢复中华邮政的原有组织，邮储业务继续由邮局经办；暂缓邮资加价，中华邮政停止向中国、欧亚两航空公司拨款等等，为了实际响应社会对邮资加价的反对，上海邮务工会同时宣称将在工作中拒绝使用新邮价*《反对邮资加价》，《申报》1932年5月4日，第6版。。

从“方案”的内容来看，上海邮务工会的诉求点仍集中在反对津贴航空邮政及邮储分立等问题上，其内容所涉及到的邮资暂缓加价不过是“应景之作”。因此，上海邮务工会不是反对邮资加价，而是希望借反对邮资加价来争取自身利益。但是对于其他社会团体而言，它们关心的只是能否减轻邮递费用，其对交通部行政措置的指责不过是反对邮资加价的理由，并不是目的。

双方不同的利益诉求很快就使上海邮务工会等组织陷入“孤立”。5月6日，行政院决定对所加邮费分别减免，书籍、印刷物暂缓加价*《行政院改订邮资加价办法》，《申报》1932年5月7日，第6版。。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邮务工会认为行政院减免邮价的策略并不能彻底解决邮政经济亏累的问题，希望继续协力推动“方案”的实施*《邮资减低》，《大公报》1932年5月8日，第4版；《平津济邮工会代表在津开联席会议》，《大公报》1932年5月10日，第4版；《各地邮务工会一致主张》，《申报》1932年5月14日，第11版。。然而，它们的主张却未能得到社会团体的再次响应。情急之下，上海邮务工、职两会不得不宴请上海各界人士，重申“方案”的本旨与目的。应邀出席的上海特别市党部执委、CC系骨干潘公展等人虽公开支持邮务工会的行动*《邮务工会职工会招待各界》，《申报》1932年5月13日，第9版。，但这样的表态却很难再次激发社会的关注。一场由邮资加价所引发的社会运动在行政院改订邮费后遂成了各地邮务工会的“独角戏”。

行政院改订邮资的新政策成功瓦解了邮工组织与相关社会各界的“结盟”。于是，陈孚木又胆壮起来，在他看来，邮资加价对邮工并无坏处，各地邮务工会公然发表一系列反对言论，挑唆公众的不满，这无异于蓄意捣乱。因此，他表示：“本次长在政一日，对此实难忍受，宁愿邮政停业一年，国家交通停止一年，亦不愿此捣乱份子存在邮局一日，誓必加以驱除。本次长认为正当可行之事，任何反对，手枪炸弹亦何畏惧？”*王希曾：《从邮资加价问题谈到陈孚木本身》，《世界日报》1932年5月5日，第2版；《邮务两工会请愿经过》，《申报》1932年5月11日，第9版；《邮工救邮运动》，《申报》1932年5月18日，第6版。同时，外界亦对各地邮务工会所提出的有关问题渐生疑窦，认为这都是王伯群任内之事，为何却在陈铭枢主掌交通部后才严重提出，是否有对人的问题？为此，上海邮务工、职两会不得不解释称：“本会历次行动全在维护国家事业，民众利益，绝无其他任何问题。”*《邮务两工会委员谈话》，《申报》1932年5月19日，第9版。显然，外交辞令式的说辞并不能使外界释怀——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邮筹总会有可能借机掀起一场针对新政府尤其是陈铭枢的政治风波。此后，随着各地邮务工会与行政当局交涉的展开，这样的质疑进一步发酵。5月中旬，传出了上海邮工酝酿罢工的消息。接着，坊间又传出交通部接到密报，称“有人以三万元运动沪邮工罢工”，交通部已请行政院速电上海市党政军当局切实取缔邮工组织，严禁其罢工企图，并查办主谋*《政院令沪市府取缔邮务职工会》，《时事新报》1932年5月15日，第2张第3版；《交部防范沪邮工潮》，《申报》1932年5月20日，第8版。。对此，上海邮务工会表现得极为激愤，认为这是有人故意构陷，要求交通部究查消息来源，并称如情况属实，甘受严厉处罚*《邮务工会电交部彻究贿运罢工》，《申报》1932年5月21日，第10版。。然而，交通部对此却不置可否，只是取消了此前有关废除金贵银贱津贴及限制邮员晋级的训令*《吴铁城劝邮务职工》，《中央日报》1932年5月22日，第1张第3版。，希望能够缓解与邮工的矛盾。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为平息事态还约见了邮工代表，劝其慎重行事，未果。5月22日，上海邮务工会率先宣布罢工。同日，陈铭枢及陈孚木以邮政总局局长钱春祺及交通部邮政司司长龙达夫涉嫌煽动邮工罢工为名，将其逮捕，邮储总局常务监理刘书藩被停职查办，并分别委派黄乃枢、林实继任其职*《昨晨邮工罢工后》，《申报》1932年5月23日，第4版。。这样的人事任免，显然暗含深意。黄、林二人为中华邮政旧人，且与刘书藩素有嫌隙。黄是陈铭枢的广东同乡，曾与刘在邮储分立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并愤然辞职*《两会为要求刘书藩撤职查办呈中央党部监察行政院交通部及上海市党部文》，《上海邮工》1930年第4卷第1、2、3期合刊。。而林实更与汪精卫交好，是刘书藩在中华邮政中重要的政治对手*霍锡祥：《回忆国民党时期的邮政》，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65辑，第165页。。随后，罢工中出现了“打倒汪精卫、陈铭枢”、“拥护王伯群”等字样的传单，更让人相信此次邮潮很可能是前任交通部要人从中操纵所致*《上海邮潮爆发》，《大公报》1932年5月23日，第3版。。

邮筹总会等邮工组织虽极力否认此类传言，但“巩固邮基”的罢工运动远非那样简单和纯正。根据有关史料显示，“方案”的实际草拟者是时任邮政总局总务处长余翔麟，余是钱春祺的同学，钱又曾是刘书藩的秘书，并且钱亦一直暗中参与了此事*沈云龙：《刘承汉先生访问纪录》，第100页。。5月14日，邮筹总会开会对可能发生的罢工作出了一系列的安排与部署*《全国邮务总工会历次会议大事纪要》，《中华邮工》1936年第2卷第1、2、3期合刊。。据陈铭枢称：钱事先对此都十分了解，在逮捕钱时，检查出由其拟定的罢工标语，甚至还检出上海邮局致该局长的多份电报，均明言罢工日期，该局长始终未具报到部，“其为蓄意煽动罢工，已属无疑”*《邮员罢工潮由于钱春琪之煽动》，《益世报》1932年5月28日，第3版。。此外，随着事态发展，媒体要求彻查刘书藩等人贪腐行为的呼声持续发酵*《邮资加价矣(续)》，《大公报》1932年5月2日，第4版。。这很可能使刘书藩等人在任内期间的“不法”东窗事发。因此，有消息称有人运动罢工实际上是试图借此掩盖舞弊*《南京邮务工会苏皖邮务职工会紧急启事》，《中央日报》1932年5月22日，第1张第1版。。这些都成为交通部某些人与罢工有所联系的佐证。

然而，就此坐实前交通部高层操纵罢工或许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上海邮务工会与刘书藩的历史积怨使后者操控罢工的可能性很小，而且那些所谓打倒某某、拥护某某传单的来源亦甚为可疑，发传单的人并非邮工，仅为人所雇，且“邮工反对之当局政策，原多为王伯群所倡导，似与传单主张矛盾……恐有少数人受人利用”*《上海邮潮爆发》，《大公报》1932年5月23日，第3版。。前任交通部要员操控罢工的证据不足，其在此次罢工中的出现不过是为了“搅浑水”罢了。对于纷起的传言，上海邮务职工会自辩称：这一切可能是交通部自编自导的“闹剧”，其目的是试图以“受贿头衔加诸邮务职工，使邮务职工为避嫌而不致罢工”*《上海邮务职工会罢工前后记》，《全国邮务职工总会半月刊》1932年第1卷第3期。。它们更认为恰恰是交通部的“污词宣之报端”，导致群情“弥觉愤激，而无由抑制”，引发了沪邮工罢工*《护邮运动宣言》，《上海邮工》1932年第5卷第1期。。

此外，据《盛京时报》报道，罢工期间，“广东派”亦向邮工提供过“资金”援助*《上海邮务工人罢业广东派供给资金说》，《盛京时报》1932年5月24日，第2版。。所谓“广东派”，显然是指胡汉民派。虽然《盛京时报》作为日本人办的报纸，难保没有挑拨中国各政治派系的矛盾以渔利的嫌疑，而且迄今还没有发现胡汉民等人曾介入此事的直接证据，但由于他与蒋介石、汪精卫存在众所周知的矛盾，值此邮工发难之际趁机支持邮工罢工不是不可能的，何况还有舆论指证粤方的确以实际行动支持了邮工的罢工：广东当局深觉中央措置失当，因此容纳当地邮工要求，归并了本地的邮储局*《平邮工会昨招待记者报告护邮运动始末》，《世界日报》1932年6月2日，第8版。。更有传言说前任行政院院长孙科也卷入了此次邮潮*《关于邮务工人罢工事给全国工会的信》(1932年5月2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三)，北京：工人出版社，1982年，第440页。。由此可见，此次邮务罢工确实引起了各方政治势力的关注，并试图借此发动政潮。正如吴开先事后回忆：“当时南北失意军阀、政客，均寓居上海租界，亟思利用此次全国邮工总罢工机会，扩大工潮，意图造成不可收拾之局面，以达反对中央政府之阴谋。”*吴开先：《痛悼故友陆京士兄》，《传记文学》(台北)1984年第44卷第4期。

行政当局的态度进一步激化了事态的发展。为响应邮筹总会指令，24日，平、津、杭州、福州等地邮务工会宣布罢工，工潮进一步扩大。25日，罢工持续高涨，南京邮工组织决定停工三日。陈铭枢下令南京军警搜捕工会负责人*《南京护邮运动之经过》，《全国邮务职工总会半月刊》1932年第1卷第6期。。为防止各地邮工组织串通信息，交通部严禁电报局转发邮工电报*《电报局拒发邮工电》，《益世报》1932年5月26日，第1版。。同日，汪精卫电令各省市军政长官切实维护邮政通畅，对听从劝导的邮工予以升迁，并严令罢工邮工限期复工，逾期者将一律开革，交通部将另行招工*《尽力维持邮务》，《申报》1932年5月26日，第7版。。陈铭枢还特别电告平津行政主管，称此次罢工“非仅为要求本身利益所发，实亦有其他作用”，希妥善防止。但平津两市市长认为行政院之通令将使事态日益扩大，无法收拾，况罢工为全国之事，“单独解决某一地点，绝难办到”，表示如邮工并无越轨行为，“自不便横加干涉”，只能力主劝导*《周大文主劝导》，《益世报》1932年5月25日，第1版；《市政府昨日派员调解》，《益世报》1932年5月25日，第6版。。河北邮务长丹麦人阿良禧更警告行政当局筹划新招邮工“在事实上未必能抵抗全国邮工，徒增该地之纷扰”*《邮务长报告总局另招员工事势上困难》，《商报》1932年5月25日，第5版。。

平津行政长官的表态无疑变相拒绝了中央行政当局的有关命令，如果再联系前文中的平津邮务工会率先反对交通部的邮资加价政策，事情就更为复杂了。此时的平津地区是张学良的势力范围，张与汪关系不睦由来已久。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张率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介石，彻底瓦解了汪与冯玉祥、阎锡山政治同盟。虽然在“九一八事变”中，张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各方的责难，但直到1932年4月，汪主持的“国难会议”中才通过了由改组派张居平提出的“撤惩张学良案”*《国难会议通过重要议案》，《申报》1932年4月14日，第7版。。而蒋介石任委员长的军委会很快作出了回应，以“时机未到”为由拒绝剥夺张的军权*《张学良查办案一时未能实施》，《申报》1932年4月18日，第7版。。就此可推断，平津邮务工会对邮资加价的率先发难正是利用了这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平津当局的态度亦有坐视“为难”汪的意思了。

复杂的政治关系使得罢工从一开始就与普通的劳资纠纷相去甚远，虽然，上海邮务工会等工会组织一再表明其行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在如此政治局势下，其政治背景已掩盖了它的原有诉求。因为，上海邮务工会等工会组织根本无法解释为何在蒋介石下野之前，它们曾多次陈情“方案”所提内容，虽然未果，却未有“过激行动”。但随着政局的变化，这时却表现得如此“激烈”。这样看来，此次邮务罢工的发展逐渐超出普通劳资纠纷的范畴，“异化”成一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三、巩固邮基运动的收场与余波

其实，就在工潮不断扩大的同时，解决邮务罢工的转机出现了。首先，随着邮务罢工的蔓延，各地的通邮陷入停顿状态，给社会大众带来很大不便，民众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从23日起，媒体舆论对邮工罢工的态度便逐渐由同情转变为焦虑，并希望罢工邮工及早与政府当局达成和解*《邮务职工罢工平议》，《申报》1932年5月23日，第3版。。正如《大公报》所言：公众不满意政府的颟顸，在“不知不觉之中对邮工表示好感……然而邮工提出此种对人对事性质之复杂之行政问题，而欲以罢工手段，彻底解决之，事实上自不能如此简易，社会亦绝不能容忍久持”*《邮政罢工不容久延》，《大公报》1932年5月25日，第2版。。更为严重的是，24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及日租界宣布设立临时邮局，自行寄递对外邮件*《开办临时邮局》，《申报》1932年5月24日，第3版；《救济会请救济》，《申报》1932年5月25日，第3版。。公众开始担心中国邮权将随之落入外人之手，这更加速了社会舆论的转向。不仅如此，上海市总商会亦筹划以童子军递送邮件*《市童子军表示》，《申报》1932年5月26日，第6版。。到了此时，“不仅空洞的民众团体文字上的援助已大大减少，而且舆论也一改前数日赞和的态度”*《上海邮务职工罢工前后记》，《全国邮务职工总会半月刊》1932年第1卷第3期。。邮工本希望通过罢工来阻断交通，借此向行政当局施压，但社会的种种应急举措无疑是釜底抽薪，反使罢工邮工倍感压力。

最后，蒋介石的态度是关键。罢工之初，蒋日记中写道：“邮务罢工为陈铭枢所逼成，又须政府为难也。”*《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23日。这明显表达了他对陈决定邮资加价，并由此引发邮务罢工的不满。25日，蒋电请杜月笙设法调解工潮*《蒋中正电杜月笙设法调解调解沪市邮工罢工风潮与吴铁城妥商协助解决》(1932年5月2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002070100025048。。按照蒋、汪的政治分工，“专管军事”的蒋就此事出面似有“越俎代庖”之嫌。但对蒋而言，与汪的“合作”需要有所表示，现在汪遇到了信任危机，他不能坐视不管。而且，邮务罢工的真正动机并不是要“汪内阁”倒台，而是要为难与蒋同床异梦的陈铭枢，如果任由邮潮扩大，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蒋的适时出手，既可视作蒋给危难中的汪以“顺水人情”，又可让其感受到自己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可谓是一箭双雕的好棋。

此次罢工的“骤起骤息”，其中的政治因素是很明显的。正如傅斯年所言：此次邮潮除给人以大不便外，“更使人惊异，何以这样的大事起得这样急骤，不有作用，焉能这样攸然动作呢？于是‘背景’之疑人人心上有的”*傅斯年：《邮政罢工感言》，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但这样的政治争斗并未因运动结束而终结，反而继续在邮工组织中上演。

“新工会”事件不仅表现为上海邮务工会内部的权力争夺，更反映了邮工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对于普通邮工而言，最关心的是切身经济利益，因此，当行政当局取消了邮工的各项福利时，必然激起了全体工友的反抗*《护邮运动经过概要》，《上海邮工》1932年第5卷第1期。。而当行政当局转向妥协，适当顾及其经济利益时，邮工发表反对罢工的宣言就不足为奇了。虽然，罢工如期实现了，但邮务工会所关注的是如何实现方案与政治目的，并没有更多考虑普通邮工的基本诉求，只是一味要求邮工为工会利益而斗争。这是邢容照等人在罢工结束后仍能利用工友对工会的不满掀起“新工会”事件的直接原因。

可以说，此次运动公开的诉求并没有得到较好满足，邮工仅得到了每人每月加二元津贴等少许利益*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第48页。。事后，邮筹总会不断上请为解决此次罢工后续问题而成立的“邮政经济制度研究委员会”，要求满足“方案”中所涉及的问题*《各地邮工会纷电邮经研会》，《申报》1932年9月7日，第14版；《上海邮务工会、上海邮务职工会致邮政经济制度研究委员》，《上海邮工》1933年第5卷第4期。。但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并由行政院核准通过的“方案”，始终未见实施*《电行政院文》，《上海邮工》1934年第6卷第4期。。然而，实际领导此次罢工的陆京士却因此获益，在当年9月，被选为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常务会议纪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八)，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9页。。而陈铭枢却在6月5日向行政院提出了辞呈，在其给林森、汪精卫、蒋介石的辞呈中称：当下社会、政治环境恶劣，每每有奸人从中为祸，“假公以快私”，为了避免再生事端，特请求批准其辞职*《陈上林汪蒋书》，《中央周报》1932年第210期。。这样的解释无疑是有所指的，据当时人分析陈的辞职与此次邮务罢工有着相当的联系*《陈铭枢辞职原因》，《世界日报》1932年6月14日，第4版。。

四、馀 论

客观地讲，处于相对弱势的邮工组织一开始的想法是比较简单的，不过是希望在国民政府发生重大人事变化的背景下，以邮资加价为契机，借民众之力旧事重提。对此，行政当局一方面通过让步成功地改变了社会舆情的态度，并从内部瓦解了邮工组织。另一方面，则对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邮工组织处处提防——后者的任何举动都可能是政治阴谋。从某种意义上讲，正由于此，使邮工组织的目的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方式实现。眼见实现自身诉求的机会变得越加渺茫，邮工组织在得到政治信号的情况下，以“巩固邮基”为口号，发动了邮务罢工，希冀以此来换取自身利益的实现。在此过程中，国民党众多政治派系的介入使整个事件变得扑朔迷离，正如时人评论：“大概中国内部的政治形势从来没有像当前这一由彼此冲突的阴谋诡计组成的迷宫更令人迷惑的了。个人和集团在大幕后面的舞台穿梭往来。”*陈翰笙著，从翰香、李新玉主编，史建云、徐秀丽译：《陈翰笙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7页。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参与其中的政治力量都有“浑水摸鱼”之嫌，其目的不过是为难新政府罢了。真正能够决定事态发展的是暗中布置的蒋介石及陈立夫的CC系，邮务罢工成为其发动政潮“光明正大”的理由和工具。蒋介石一方的政治操作以及只针对陈铭枢的政治目的决定了事件“骤起骤息”的过程。看似主动的邮工组织其实一直处于被动之中，这亦决定了事件的最后结果——得到邮务工会主要力量以及帮会支持的蒋介石一方取得了完全胜利，陈铭枢被迫辞职，但邮工组织的诉求不可能实现。如果说邮工组织还从中获得了一些“利益”的话，那就是陆京士等人通过陈立夫的CC系清除了上海邮务工会内部的异己，邮筹总会的名声亦在社会和工界引人注目起来*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第48页。。作为个案，此次事件有着某种偶然性，但其中仍有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首先，此次运动中，包括邮筹总会在内的工会组织为什么会卷入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中？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跳出事件本身来探讨国民党劳工政策与实践。中国工会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即其发展脉络深深受到外部政治力量的影响。“中国的工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多半借着政治号召发展起来，没有建立下层强固基础，没有吸引广大工人建立工会生活，因此，大革命暂遭失败，反动势力的压迫，工会组织基础，即完全瓦解”*《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赤色职工国际的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二)，北京：工人出版社，1981年，第380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虽然国民党试图通过“三民主义”、“劳资合作”等来消解“阶级斗争”以及中共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但其不过是用一种政治理念去“取代”另一种政治理念，用国民党去“替代”中共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换一个角度来看，从中国现代工会诞生以来，其“合法性”更多的是来源于对政治力量的认同。因此，在大革命时期，上海拥有400余工会，“但从法律的观点看来，能合法而组织健全的，恐怕至多十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潘公展：《中国国民党劳工政策的研究序》，张廷灏：《中国国民党劳工政策的研究》，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第14页。。这样的历史惯性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并未中断，而是演化成众多工会在国民党内部派系中寻求“合法性”的依据。虽然，甚至是陆京士掌握的上海邮务工会都曾不是绝对希望与政治势力维持紧密关系，而是更愿意成为纯粹的经济组织*《本会理想中的计划》，《上海邮工》1930年第3卷第4、5、6期合刊。。但《工会法》颁布，彻底击碎这种理想，并加剧了工会组织的政治化。该法颁行后，上海原有的429个工会、会员27万余人，锐减为工会76个、会员6万余人*蔡正雅：《上海的劳工》，《社会半月刊》1935年1卷11、12期合刊。。包括邮务工会在内的大量工会“游离”于国民党法律之外，它们不得不以国民党各派系为政治“盟主”，在法律与派系的夹缝中生存，成为体制内的“非法工会”。工会的政治化逐渐演化成工会的“派系化”，国民党对这些工会的影响力很难在制度、主义等层面体现出来，只能通过奖赏依附于某一派系的工会领导者来实现其间接控制，陆京士的升迁道路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工会的“派系化”使得工会的权力更多地来自于政治“盟主”的认同与支持，而非会员。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情状，才使不同派系背景的工会组织会对同一事件表现出迥异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其说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如说是一种变相的“效忠”。同时，这又使此次运动的重心由维护会员福利及工会利益的劳资纠纷转向了打击政敌的政治风波。运动走向的偏离，进一步动摇了工会的基础。一旦领导者漠视会员的权益，二者的关系便会渐行渐远，领导者将遭遇自下而上的挑战，甚至有失去领导地位的危险。而会员亦可能为其他政治派系所利用，成为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新工会”事件的发生，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其次，在此次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工会“派系化”是否就是工会与国民党关系的唯一写照？虽然，在此次运动中，上海邮务工会等邮工组织的“派系”色彩十分明显。但就整个事件的发展理路来看，邮工组织与行政当局的历史“积怨”才是政治力量介入的前提，蒋介石及CC系不过是利用了此次运动来实现“肃清”政敌的目的，根本没有改变有关津贴航空邮政及邮储分立的意愿。而上海邮务工会等邮工组织之所以要卷入到政潮中，不仅仅是为了使陈铭枢下台，更是希望借此来实现“方案”。依此而言，双方的旨趣并不完全一致，只是相互把对方作为了实现各自诉求的工具罢了。

对于普通工人而言，“当他们不愿依附国民党，但又没有达到靠拢共产党的觉悟程度时，就选择这些合法的社会传统组织作为暂时保护自己的工具”*朱学范：《朱学范文集》，第499页。。这种现实的“选择”不仅彰显了工人对当时政治力量的“离心力”，而且“由于将青帮作为主要的工人组织者，这个分裂的政府实际上给自己的统治制造了一个有力的对手”*[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139页。。帮会与工人的关系抵消了国民党对工人的直接控制力，削弱了工会精英对国民党的“忠诚”，因此，在陈立夫眼里，“陆京士忠于杜月笙，超过忠于国民党”*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9页。。如此看来，帮会横亘在国民党与工人之间，成为影响各方关系的关键因素。

[责任编辑范学辉]

田明，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西太原 030024)；岳谦厚，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山西太原 030006)。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工会与劳资问题——以1927-1937年上海邮务工会为中心的考察”(12CZS034)和“山西省‘三晋学者’特聘教授支持计划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