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寻找的谜与思

摘 要：范小青因20世纪80年代的地域文化小说而成名，但成名后的光环没有使她固步于此，她始终对文学保持高度自觉，三十多年来，坚守对生活的热情，不依附于同时代的文学思潮。于文本细读间，笔者发现作者对“身份寻找”故事的热情持续不减，“身份寻找”是进入范小青的小说世界及研究范小青文学品相的重要通道之一。

关键词：身份 寻找 人性

在范小青的小说世界中，现代生活的困境，不是刘震云所说的“一地鸡毛”的困窘状态，也不是方方所说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生存状态，而是一群身份迷失的寻找者的迷茫状态。现代文化研究表明，每个人的自我界定以及生活方式，不是来自个人愿望的独自完成，而是通过和他者的“对话”实现的。现实生活中，无数的困境都是在他者的忽视或排挤中形成的，随之带来的是由于身份迷失而引起的深层社会问题，即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精神的困惑，以及“寻找身份”的症候。

一、名字游戏里的身份寻找

名字、身份证、档案、账本、名片等是个人社会身份的承载物。这些东西的丢失或混乱，会带来社会身份的暧昧与模糊，进而引发寻找身份的故事。范小青“寻找”故事的特色在于故意突出身份承载物对于人的身份认同、现实生活、精神世界的符号意义，但人的社会意义随着符号意义的增强而削弱了。

《身份》中人们仍然按照习惯去认识“老隔年”，才会有了三多巷里的居民小组长陶桂英想要知道“老隔年”的身份的故事。她到处寻找证据，发现档案、户口和人们的叫法没有一处吻合，最终只能放弃追问其身份，而“老隔年”的身份也成为一个未解之谜。之后有人来询问，陶桂英却矢口否认自己核查过“老隔年”的身份。在这个故事中，“寻找”这一行为未能挣脱民间的思维方式、认知习惯，关于身份的谜团依旧沿袭着传统的民间百姓的认知。

档案本身只是作为身份验证的辅助物，只是符号性的存在，但在这里，它的强大作用胜于一切，淹没了人类的真实存在。《现形记》中档案成为“我”能否继续留在单位的唯一证据，在“我”寻找档案的时候，发现这些年的档案竟然连“名字”都不一样，人们只认可档案，并不认可“我”，没有人证明“我”的存在。

社会给予了人们很多便利条件，于是就有了投机取巧带来的真真假假。《五彩缤纷》中“我”寻找用“我”名字买房的人。但“有一瞬间，‘我简直怀疑那个失踪了的人就是我自己”。“我”给孩子取名“吴一真”“吴一假”，借此来讽刺现实中的真相和假象。《生于黄昏或清晨》中“多名字”“多属相”“假身份”于真真假假中发出“最真实的东西也许是最不真实的东西”的喟叹。同样，还有讽刺现代化城市中人情薄如纸的故事。《我在哪里丢失了你》是关于名片的故事，老人拿着死去老伴的名片寻找上面的人，但是现实中没有人和名片上的人吻合，只有“我”承认，但老人竟怀疑“我”是骗她的。

之所以造成这么多的“名字游戏”，是因为人们对“名字”本身的理解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正如《名字游戏》中搬水工“我”认为“人的名字本来就是个符号”，所以“我”就有很多很多名字，如“小王”“小李”“小张”等，这就造成了以名字这个能指所指代的所指（人物）之间的混乱。

范小青对人的存在性的哲学思考，通过人对自我的怀疑得以表现。《我的名字叫王村》是“寻找”故事模式的典型，遵循着“丢失（弟弟）—寻找（弟弟）”的结构模式。作者在其中融入了“第二项意味”，通过对弟弟名字的追问完成的是哲学性的思考。范小青说：“我在小说中反复使用‘我就是我弟弟，‘我不是我弟弟，‘我就是我，‘我不是我之类的绕口令，应该是通过这种设置，体现现代人迷失自己、想寻找自己又无从找起，甚至根本不能确定你自己的荒诞性。”{1}弟弟到底存在吗？在追问下，弟弟最后说出“我的名字叫王村”。

社会对于个人身份的确认只认可其符号意义，而不认可其现实存在，这是范小青寻找身份故事存在的根本，同样也是身处城市的人寻找自己身份和寻找他人身份而不得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现代科技围城”里的身份寻找

鲁迅曾经用“盘旋了一周又飞回原地”来比喻吕纬甫的困境，钱锺书曾用“围城”来比喻婚姻的两难状态。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意识到了现在的处境并试图寻找的艰辛，以及寻找不到的无奈，继而又维持原初的状态。笔者认为范小青笔下的因现代科技文明所产生的寻找故事可以归结为这一类。

现代科技文明具有两面性，人们享受着其优势，但成为被囚禁在科技牢笼里的物品。由此引发的精神焦虑和生存■态，被范小青恰如其分地反映在小说中。《我不在服务区》中被手机困扰的“桂平”，外号“桂不关”（从来不关机）。他采取“我不在服务区”的方式隔离外在的纠缠，但是当他远离纷扰的时候，却坐立不安，陷入焦虑中，最终不得不回归到之前的状态，这时候他便安心了。其实桂平担心的是自己错过重要的事、重要人的电话、重要的工作。手机连接的是权力，桂平离不开手机实则是离不开权力。

在《人群里有没有王元木》中拆解汉字的手机病毒“PNY”成为象征性的隐喻，具有解构和颠覆现存手机程序和规则的功能。小说故意模糊了具有标志性的符号，如语音、音色等，而放大被手机病毒感染后的名字，于是“人群里有没有王元木”就成为老龚这一类被手机奴役的人们带给主人公的终极追问。“寻找王元木”便是在和奴役他们的现代科技做斗争，也是在摆脱因手机病毒带来的精神焦虑。

人之所以被科技所左右，还因为人们的精神焦虑。《谁在说话》中高新之所以寻找谁在说话，是因为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处处都是陌生，心头被彻底抛弃的失落感再次油然而生。小说反映的是深处职场的人的精神孤独，以及职场人际关系的冷漠。《我们聚会吧》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人们想要通过同学聚会寻找存在感，体现了作者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反思。孤独是一个人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聚会则是以一群人的狂欢来舒缓个体的孤独。小说中，随着聚会的到来，“我”发现参加聚会的人根本不是“我”的同学，只是因无聊才加入的。在荒诞的笔墨中，作者揭露出当下人们于精神孤岛中渴望寻找存在感的滑稽现象。

这些看似类型化的故事，揭露出城市中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萎缩，城市人凭借着虚拟的交流方式实现“对话”，是为了寻找身份的归属感和存在感。

三、现代小区、职场里的寻找

空间承载的文学意义从未消失，空间构成了浓缩和聚焦社会问题的符码。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探讨了某些空间，如监狱、医院等具有规训和惩罚作用的场所。与此相似，茶馆、亭子、四合院等都有着独特的表意功能。小区是最具现代化特征的空间，是城市人主要的生活场所。

20世纪80年代的范小青就钟情于小巷的故事，90年代之后，她依然喜欢小区里百姓的故事。《梦幻快递》中不仅有两个相同名称的小区，而且主人公家里的门牌号也一样，于是引发了误送快递、寻找丢失的快递的离奇故事，小说以此来批判城市化所带来的趋同，以及高度浓缩的城市结构所带来的情感的缺失。此外，在《我在小区遇见谁》中，小区的老人得不到关心，从而有了输送亲情的特殊服务；《失踪》中，每天按时回家的妻子，突然就不见了，生活的纷乱使得很多的人和事发生了混乱，迷失和寻找的足印也便越来越多；《南来北往都是客》中，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却认不出是谁，老人面对形形色色的房客觉得自己得了“面孔失认症”。

范小青不仅关心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也在权力场中寻找人的主体性。职场是现代中国另一个重要的规训场所，当今被会场规训的人们已经失去了主体性。《下一站不是目的地》这篇小说是借老许参加很多会议这件事，揶揄反讽当下的会议。《女同志》写权力场中的女同志万丽以个性和良知对当下的权力规则做出温柔的反抗，但是她个人的抗争是不完全的，她深知权力的弊病但是又难以抵抗权力的诱惑，最终显示出个人在强大的政治伦理面前难逃宿命的结局。

四、结论

“寻找”主题是文学上的母题。其基本的故事情节就是“丢失—寻找”。在寻找故事的表意功能之外，承载着作家的文学精神。范小青对她笔下的寻找故事，在现实的镜像外予以荒诞化的处理，以对“寻找”这一行为的反讽来表示寻找的结局。这是范小青式的“寻找”主题，不以苦难逼视人的生存，不以宏大构建小说，不带有寓言和启蒙的色彩，但是其“寻找”的故事模式是其小说创作的沉重的外壳。

{1} 范小青、傅小平：《“我”喜欢那种深入到肌理细纹里的微妙之感》，《东吴学术》2014年第4期，第66页。

参考文献：

[1] 郝敬波.让历史从一次寻找开始——评范小青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

[2] 施龙.反讽与现实主义——读范小青的《名字游戏》和《生于黄昏或清晨》[J].文艺争鸣，2013（12）.

作 者：王宇婵，沈阳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与作品研究。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