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鹄歌》小析

余英华++吕海龙

摘 要：四言体楚歌《鸿鹄歌》是汉高祖刘邦的传世之作，三十二字内涵丰富。它不仅展现了刘邦彼时彼刻的复杂心态，标志着西汉初年易储斗争的结束，而且不露痕迹地显现了张良的智谋。汉武帝年间，司马迁将此诗辑入《史记》，更有非同一般的历史价值。这又是和唐代刘知几《史通·载文》篇的观点遥相呼应的。

关键词：《史记》 《鸿鹄歌》 刘邦 商山四皓 司马迁

《史记·留侯世家》有这样一段记载：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佯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 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从此，《鸿鹄歌》世代流传。这寥寥三十二个字，形象、生动，不仅标志着汉初易储之争的结束，吕雉母子的胜出，也令人清晰地看到刘邦此时欣喜、无奈、痛苦、冷静、果决的复杂心态，显然具有不同寻常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

首先，这首诗作通体四言，全篇用比，传达着歌者难以直述的多重情怀。商山四皓出场前，吕氏母子在废立之争中处于下风——“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留侯世家》）而征讨英布后每况愈下的健康，更坚定了刘邦易储之心。在群臣看来，他坚持废长立幼，是因为“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是由于“母爱者子抱”。（《吕太后本纪》）殊不知这更是出于刘邦对刘氏江山的长远考虑。刘邦不喜刘盈，是因为他“为人仁弱”，这“仁弱”就隐含着将来为母操纵、刘氏江山易主之危。而刘如意性格秉性更近自己，戚夫人柔弱，若得群臣辅助，耐心经营，或可免于祸患。刘邦奋战十余年，艰难开辟汉家基业，最希望觅得贤臣辅佐子孙坐稳江山。这忧思在《大风歌》中即已显现：易储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虽被剪除，但刘姓诸侯王多年幼力弱，刘邦急需更多忠勇善谋之人辅助后继之君，而人才的甄选在易储后再进行应为时不晚。可如今，名满天下却始终不肯臣事汉廷的商山四皓，竟然齐齐拱卫在太子刘盈身旁，可以想见，刘邦当时会有何等震惊！

正因为如此，诗章开篇，“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才能够在简洁而生动地描绘出羽翼丰满的鸿鹄一飞冲天、无所困厄的壮阔景象的同时，隐含着歌者既欣慰又懊恼，既无奈又忧虑的复杂心情。为大汉天下计，刘邦不可能不欣慰。欢宴之上，四老从容答帝垂询，贬父褒子，睿智机敏：“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四老不举史上变易太子之鉴，不争废嫡立庶的是非曲直，更不涉及吕后、戚氏的功劳差异，仅用父子品性高低来说明自己逃父择子的原因，这反而能提醒刘邦换一个角度看待刘盈的“仁弱”——得天下士人之心，方能做守成之君。朝中大臣对吕后的阴狠莫不忌惮三分，而眼前这些直言不讳的谋臣，或可让刘盈能摆脱吕后掌控。所以刘邦听完商山四皓的一番话，没有施展善骂之功，反而语重心长地叮嘱：“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在他看来，刘盈虽仁弱依旧，但却已然得到了商山四皓的辅佐，那么履践帝位后，何愁不能延续汉家大业？一个张良“运筹策帷幄中”，便可令自己“决胜千里之外”，更何况是四老同时出山！他们正是太子隐形的翅膀，助推着刘盈从蹀躞屋宇的家雀变身为可以翱翔蓝天的鸿鹄，这怎能令刘邦不由衷高兴？

但是，深谋远虑的的刘邦又不能不陷入深深的懊恼。商山四皓决定辅佐刘盈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发生的。今日一见，才知原本懦弱的太子竟然“羽翮已就”。一个“已”字，不动声色地显露出刘邦的无可奈何。曾经明察万事的大汉天子，分明已经老了，已经不能有效地掌控全局——虽然成功的是自己的妻子吕雉和儿子刘盈，但他们显然已经摆脱了自己的手掌，这怎能不令年迈体衰的君主备感失落？

因此，此诗接下来就是两个反问——“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 缴，尚安所施？”这是借猎人仰望鸿影、无的放矢的颓丧，曲折地表达了刘邦目送商山四皓远行、被迫改变心意的复杂心情。这次，刘邦不用他先前气象开阔、长于抒情的“大风体”，而是改用四言句式，顶针续麻，毫不黏滞，在急促的语气中，表达哽咽难言之感：一方面是自己权利的丧失；另一方面是宠姬爱子的生命。以刘邦对吕氏的了解，戚氏母子日后绝无善终，这怎能不使他心痛！

然而，刘邦并不愿意继续坚持废长立幼。天下初定，百业待兴，治平离不开辅弼之臣。朝中一众大臣的激烈谏诤明示着戚氏母子的不得人心，将天下交予这孤弱的娘俩，岂非重蹈秦朝二世而亡的覆辙？太子刘盈尚且不能率师讨贼，还未成年的刘如意又如何能驾驭心怀不满的群臣？刘邦虽老且病，但并不糊涂。事关国祚，为江山稳固计，他毅然决然当机立断，彻底放弃易储计划，这又使我们看到了这位开国天子的清醒果断。即便对吕雉已无爱意，即便对戚夫人感情深厚，他也不会以江山社稷为代价，博美人开怀一笑。所有这些复杂情思杂糅交织，就有了刘邦此时此刻真情毕现的纵情长歌。

读着刘邦这首流传千载的诗作，人们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项羽的《垓下歌》。项羽和刘邦都以天命来解释自己的结局，但刘邦此时此刻的情感更复杂：那气象宏大的喜，清醒深刻的痛，无可奈何的悲，难以言说的忧，重重叠叠累积在三十二个字中，无疑要深过项羽至死不悟的单一愤懑。

阅读与鉴赏古诗，除却诗作本身，还要关注其问世的环境、背景，方可更多地悟出背后深意。以《鸿鹄歌》为例，它的出现场景就非常值得注意。此诗并非是出现于《高祖本纪》中，也不在吕雉、戚夫人等当事人的传记里，而是出现在《留侯世家》的叙述中。这就不露声色地告诉我们：刘邦原本希望太子借四老之力，脱离吕后庇翼，横绝四海，成为杀伐决断的明君，却不知四老肩负的任务却只是“凡来者，将以存太子”——仅仅替吕后保住刘盈的太子位而已，《鸿鹄歌》便是他们圆满完成任务的标志。查阅史籍，刘邦驾崩后的重大事件中，都未曾再见四老的身影，刘盈也未如刘邦所预期的那样展翅翱翔。可见，精明过人的刘邦其实是被狠狠地蒙蔽了一次，躲在幕后策划这一切的就是留侯张良。商山四皓之所以具有扭转乾坤的力量，不在于他们如何善于筹谋，而在于张良深谙刘邦心理——只有解除君上忧心，才能迫其早下决断，避免太子废立给刚刚建立起来的大汉王朝带来动乱。因此，《鸿鹄歌》越是激昂痛切，读者越能清晰地看到张良战胜刘邦的过人智谋。

此外，《鸿鹄歌》的出现，还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有关。“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洞彻历史治乱规律的司马迁深知变易太子将会带来的巨大动荡和危险，身在武帝之廷，出于忌讳，太史公常伏线千里，言在此而意在彼。武帝晚年，亦痛感太子刘据“不类己”，整个汉廷笼罩在易储的阴影之中。实际上，刘据思想兼容并包，性格仁爱宽厚，深得民心。他常为酷吏所判冤狱平反，常谏征伐四夷之弊。可惜母无吕后之能，师无四皓之才，加之汉廷群臣默默，无人谔谔相谏。故刘盈可以做继往之主，垂拱无为；刘据却无缘做开来之君，拨乱反正。吕太后和惠帝的统治，证明了刘邦决策的正确，而巫蛊之难则是从反面印证着刘彻易储的失败。诚如学者袁传璋所论：“巫蛊之难是汉王朝的悲剧。由于卫太子刘据的被杀，汉武帝穷‘治随太子反者，外连郡国数十万人，‘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汉帝国犹如一艘百孔千疮的破舟，在风雨飘摇中濒临沉没。”

司马迁去世数百年之后，初唐出现了另外一位伟大的史家刘知几。其《史通·载文》有观点遥遥与之呼应，曰：“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诚哉斯言！史载人事，人皆有情。诗词歌赋缘于情而宣于口。史中载文，既可使后人知前事，察人心；又足令严谨之史因精彩之文而血肉丰满，风韵独具。纵览经典史著，均载有人物传情之文，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运用足为后世典范。以《鸿鹄歌》为代表的歌吟，其艺术价值和史学意义，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投以关注的目光。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袁传璋.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3] 韩兆琦.史记通论[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4] 杨义.史记选评[M].长沙：岳麓书社，2006.

[5] 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 李洲良.史迁笔法：藏美刺于互见[J].文艺评论，2011（1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一般项目《〈史通〉文论研究》（编号：14BZW010）阶段性成果

作 者：余英华，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吕海龙，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编 辑：魏思思 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