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远方”想象

牧 童

近年来，中国大众文化的图景中不断生产着关于“远方”的想象。这种想象的对象是难以把握的，它和当代大众文化中的“怀旧热”一样，既可以指向过去的留恋，也可以表达对未来的憧憬。从斑斓的电视广告，到猎奇的电影，再到外出旅游，生活的丰富并没有减轻大众对“远方”的向往，反而使之趋于多发。中国独有的历史语境（如现代性焦虑、城乡二元差异、消费转向等），更使当代大众文化呈现出多元杂糅的面貌。因此，我们不仅要从理论上对“远方”这一观念进行梳理，更要从不同侧面分析这一话语在当代大众文化中的呈现。

一、“远方”观念探源

对未知的想象是人本性所深刻固有的。不过，“远方”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向往却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以后的事情。

中国古代与古希腊对“远方”的态度十分实际。人们一方面认为远行充满着艰难和险阻（如战争、迁谪），另一方面认为离开此地是为了寻找新的机会（如经商、游学）。这表明，“远方”本身不是目的，达成成就才是真正的目的。不过，在柏拉图之后，这一切被颠倒过来了。“远方”最早被柏拉图把握为精神超越的对象，所谓的“理念世界”不是实际的而是精神的。在中世纪也是如此，“遥远的天国”也是一种观念的存在。

文艺复兴时期有了一点不同。“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线的开辟……给人们的想象提供了一个虚幻的空间背景——一个遥远的岛屿和仍未被发现的地方，这种‘乌有之地’虽然具有一定的虚构性，但它却直接传达一种未来感，从而在精神上给人们一个希望和寄托的地方。”[1]也就是说，尽管这个“远方”仍然空虚，它却不是一个无法到达的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外游记非常流行。写作《论食人族》（1580）的蒙田“发现”了遥远的原本只存在于古代神话中的黄金时代。他认为南美洲“食人族的宗教、社会结构以及对万物的使用都是完美的。食人族的所谓‘野蛮’不过是指他们受自然法则的规范，在纯粹自然的意义上具有野性”[2]，人类应该远离“文明”而幸福地生活。

欧洲浪漫派继承了上述观点，德国艺术史学者基特尔和塞兰特将“怀远”视作浪漫主义兴起的缘由之一[3]。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对异域或远方的赞美与向往。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异域文明具有特殊魔力：现实是令人沮丧的，而理想中的远方则超越现时的人生。湖畔诗人华兹华斯在长诗《永生的信息》中说：“我们的诞生其实是入睡，是忘却：/与躯体同来的魂魄——生命的星辰，/原先在异域安歇，/此时从远方来临。”拜伦《洛钦伊珈》也感叹：“英格兰呵，以远方山峦的游子来看，/你的美景太嫌温驯而小巧玲珑，/唤我多么向往那雄伟粗犷的悬崖，/那幽暗的洛屈纳珈的险恶的峥嵘。”这里，“远方”既是一个美好的希望之地，也是可以为人征服的对象。前者意味着“远方”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后者则彰显了人的主体性。

此外，欧洲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更增加了人们的向往。浪漫主义思想史家亨克尔声称：“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诗意的丧失。”[4]卢梭在蒙田的基础上提出了“返回自然”的口号；席勒看到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整体中孤零零的断片上，因而提出审美教育的学说。这些说法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欧洲现代主义文学遥接浪漫主义的超验观念。不过，现代派的“远方”和浪漫派的“远方”有所不同。对于浪漫主义者而言，遥远的希望之地是一个可以把握的对象，而在现代派那里，空间距离的接近反而意味着内在心灵的遥远。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波德莱尔笔下的都市大众正是如此——他们虽共同生活在巴黎，却都是幽灵般的存在。波德莱尔首次提出“现代性”的概念，并觉察到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扼杀诗人灵性，冷漠的都市气候，越来越不适于抒情诗的生存[5]。对此，波德莱尔以诗歌进行回应。《恶之花》描绘了一个扭曲、怪诞、神秘的世界，最后一首题名《远行》的诗歌富于象征意味：“倒出你的毒药，激励我们远航！/只要这火还灼着头脑，我们必/深入渊底，地狱天堂又何妨？/到未知世界之底去发现新奇！”在波德莱尔那里，“深渊”等同于“理想”。由于未来具有不可确定性，死亡具有某种兴奋的意义，这种兴奋使得摆脱平庸世界成为可能[6]。“梦”和“幻想”在《恶之花》中一再重现，远方也成为最后的寄托。既然绝对的远处是一种对现实的否定，达到远方就意味着在精神层面新的超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诗坛通过一系列诗歌运动，恢复了浪漫派诗歌的艺术方法。“远方”是八十年代新诗潮（以朦胧诗为代表）中出现的一个突出形象。舒婷曾把一首《童话诗人》赠给顾城，称赞他“向一个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徐敬亚也说：“远方，闪着明明灭灭的灯火/我知道/有一个劳动者的位置在等候我。”（《夜，一个青年在海滨》）；海子同样宣誓：“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祖国（或以梦为马）》）这里，远方既是距离的，也是时间的。远方既有美妙的风景，奇异的旅程，也有一切人生的未来。不过，当“世界的复杂性更充分展示在人们面前，‘新时期’开始时把握个人和历史进程的确信，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动摇。”[7]“远方”这一形象逐渐带有凄迷的色彩。北岛感叹：“梦孤零零的/海很遥远。”（《和弦》）海子也说：“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九月》）这样的诗就有很浓的现代主义的气息。

可以看出，自欧洲浪漫派以来，“远方”作为一种精神的寄托，和诗歌发生了紧密的联系。那么“诗与远方”，又如何成为大众文化中的流行语呢？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这一表述由知名音乐制作人高晓松首先提出[8]，此后因其契合社会心态，被广泛传播，又经多次商业复制，影响逐渐增大。其次，流行语“诗与远方”中的“诗”，主要是指较为通俗的朦胧诗。朦胧诗最初以一种民间话语的姿态出现，在当时影响极大，图书市场的参与也直接影响了它的经典化过程（如198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的《青年诗选》初印数即达3.1万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较为通俗的朦胧诗属于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此外，“朦胧诗”表达的“远方”想象，沟通了传统的精英意识与大众意识，具有一种临界的性质。精英文化要求精神层面的追求，大众文化虽不刻意追求深度，公众也有精神的诉求。一种观点认为，大众文化的文本和实践可以被视作公众想象的形式，是人类构筑的梦幻世界。这种观点虽然是以温和批判的立场发出的，却指出了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对“梦”的追寻。二者的契合之处，就在于同样的追寻过程，而这个过程就使得生活充实起来。

二、大众文化中“远方”想象的个案分析

从广告形象到影视节目，从印刷制品到旅游景观，从个人叙述到国家叙述，“远方”想象遍布生活。不过，由于“远方”含义的不确定性，其意义很大程度上是被赋予的。因此，“谁在说”以及“如何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远方”与“现代性”诉求

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领域有复杂的构成，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是不能忽略的一极。实际上，建国初期就有对“远方”的想象。“五年计划”就是显著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共青团中央向青年发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诗歌领域，出现了以邵燕祥为代表的“远方”诗人。音乐领域，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传唱一时：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天不怕地不怕/风雪雷电任随它，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

这种豪迈而急迫的时代诉求其实很有代表性。这里，“远方”闪耀着“国家”和“民族”的光环，既有对未来的向往，也是对历史的回望。一方面体现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有着强国的梦想，另一方面在当时看来，不加紧建设就无法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这样的国家叙事对今天的大众文化仍有相当影响。电视剧《红高粱》有明确的商业目的，它在莫言得奖后迅速签约。《红高粱》有很强的肉欲、世俗性，拍成电视剧以后，风靡一时。外界评论其退回到轻车熟路的三角恋、宅斗、抗战剧混搭上来，但主创人员认为重点在于“当外敌入侵时，所有人身上的民族精神被激发出来，团结一致，抵御外辱，每个人身上最美好的一面被呈现出来。”[9]主题曲《九儿送你去远方》表达了这一观念。歌词写道：

身边的那片田野啊/手边的枣花香/高粱熟了红满天/九儿我送你去远方。

应该说《九儿》情感丰沛、荡气回肠，具有鲜明的音乐形象和很强的艺术性、抒情性。前三句歌词表意清晰，渲染了美好的场景；歌词最后一句所蕴含的引申意义，值得注意。九儿呼喊的“远方”实际是一个隐喻，意即为了保护美好的家园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塑造了一个抵御外辱的“革命/民族英雄”的形象。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而言，这样的歌曲有多重效果。首先，观众获得了艺术的享受；其次，它使人重温了革命历史的记忆；再次，由于主人公是为了守卫家园而献身的，这就使人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家国一体”的框架当中。观众明知电视剧是虚构的，可人们在观看电视的同时，也在被引导而进入想象的场景。这里的感情是复杂的，其中蕴含了愤怒，荣光，以及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证。在歌声的最后，总体化的国家意志使人发生移情。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欣赏《九儿送你去远方》，很大程度上是被九儿演绎的民族胜利的寓言打动。这种“远方”的寓言，和《我为祖国献石油》一样，其核心都是一种国家的现代性诉求与焦虑。

（二）“远方”与旅游

旅游和“远方”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旅游的一个首要条件就是离开平常居住和工作的地点。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工作和休闲被组织为两个互相分离的系统。由于资源分布不均，都市生活成本更高、工作压力更大。旅行作为一种休闲活动、作为生活的调剂，和千篇一律的工作暂时分离。去往“远方”的旅行，意味着摆脱生活的烦恼，逃离铁笼般的束缚；旅行将人带往不同的地点，给人不同的新鲜感。

不过，对于今天许多旅游者而言，旅游本身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旅游所消费的符号意义。旅行的趣味不仅仅在于对景物的观看，也在于对别人讲述的一种凝视。在当前“时间就是金钱”的环境下，“有时间旅游”往往指涉了较高社会阶层的消费、生活方式，显出旅游者有别于其他阶层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而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也是通过符号标志自身并显示自身的。费瑟斯通曾指出：“目前‘生活方式’这个词很时髦。……在当代消费文化中，它蕴含了个性、自我表达及风格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的身体、服饰、谈吐、闲暇时间的安排、饮食的偏好、家居、汽车、假日的选择等，都是他自己的或者说消费者的品味个性与风格的认知指标。”[10]旅游者往往通过照片、明信片等方式留存旅游景观，它们被赋予符号意义，正是在意义联想的过程当中，人们获得巨大满足。

另外这里有一则有趣的文本：

刚才在小区遛狗，偶遇一个朋友，很尴尬，只好装着互相没看见。毕竟都是有朋友圈的人，黄金周这几天他应该在法国，而我在美国……

这则文本可以包含以下几层内涵。

首先，“我”没有去美国，朋友也没有去法国，“我们”却都不约而同地在“朋友圈”这一社交工具中，向朋友展示了虚假的旅游风景照。这说明，虚饰以及炫耀性消费成为现实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再者，“应该在法国”而出现在“小区”，具有一种戏谑效果。这种戏谑原本指向的是不真实的生活经历，却不经意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即所谓的“黄金周”，将个人性的度假变成一项集体的命令。因为这则趣闻的前提是：“我”和朋友因为平时工作忙碌，只有在“法定”的时间内进行休闲活动。而按鲍德里亚的说法，“黄金周”这种看似合理的规定，实际是“将休闲变成了异化了的劳动的意识形态本身”[11]。

此外，文本也涉及了生活中频繁出现的真假颠倒、现实与影像界限模糊的思考。鲍德里亚曾分析，消费社会中符号的关键作用，符号文化的胜利导致了一个仿真世界的出现。周宪指出：“由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媒介，形形色色人为的形象符号成为我们接触世界的主要通道，所以，虚拟性的符号往往比现实本身更为重要。……形象和形象所表现的真实或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模糊了，甚至完全断裂了。……其典型特征就是‘假的比真的更真实’。”[12]从这个意义上看，“朋友圈”其实是一个意义交换的场所，一个多姿多彩的造梦空间。一个普遍的感受是：社交工具中被呈现的自我，优于实际生活中的自我。旅游照片就是这样一种标志自我的工具。这就是说，去远方的旅游确很重要，但表示“我”去“过”远方的照片更为重要，因为前者只是令人放下重担，而后者则标明了某种价值。实际上，旅游照片和广告具有同样的性质，一个推销产品，一个推销自我。人们观看照片不仅仅是为了回顾，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感受某种意义，展示照片就是展示意义（这是一种“炫耀”）。

（三）“远方”与男性广告

传统社会远行的往往是男性。男性远行之所以被寄予厚望，是因为人们希望远方有着更多的机遇。于是，广告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画面是：男性在公路上驾驶汽车。这里，公路、汽车成为人生的象征。屏幕产生一种召唤效果，即个人的未来是可以被把握的，“你”也能如同广告中的男性把握自己的人生。譬如别克君越的广告语是：

远方，不是你在哪，而是你想去哪。

一切都没有改变，却都改变了一切。

“改变一切”具有一种蛊惑人心的力量。这则广告通过“不是……而是……”的句式转化，将人们的焦点从充满压力的日常生活（“你在哪”）转移到空虚的奋斗目标上（“你想去哪”）。耸人听闻的“远方”话语，成为消费社会中人生“拯救”的代名词。

此外，“七匹狼”男装的电视广告也有一个场景：屏幕上半部分，侧面特写车内驾驶座上的成熟男士，男士在自信地微笑。下半部分，侧面特写狼，狼坐在草原上望着远方，微微抬头。过后又出现小狼和群狼，男声配音“选择真正的男人”。

这则广告传达了关于身份、财富和权力的信息。无论是优雅的言谈、领袖的气度，还是美满的家庭、成功的事业，都是当代大众费尽心力而难以达到的成就。广告有意识地将狼的世界和文明世界并列，暗示了现实世界的残酷。这样，都市成功男性的魅力就愈发突显了。“远方”与人生目标关联原本没有问题，但男性广告展现的“远方”，时常意味着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宰，意味着一切社会财富（名誉、人际、地位、乃至情感）的获得。这种强制性力量排除了其他所有的可能，同时以消费层面上达到的平等，掩饰阶层分化和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比如绝大部分汽车广告演员都是男性）。这种“远方”的参照，实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选择与评判。

三、“远方”想象的真实与梦幻

想象需要有现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大众文化产生的土壤。约翰·斯道雷指出：“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来为大众文化下定义，有一个前提都是毋庸置疑的，即大众文化只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才能出现。”[13]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的居民点，它由乡村逐渐演变而来，通常有交通、资源等等有利条件。现代都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端形态，与之伴生则有大众文化的繁荣。

“远方”想象之所以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它表达了工作压力下人们真切的感受，和改变现状的努力，这种想象是真实的。然而，正如前面所指出，“远方”没有固定的形象，总是作为一个“符号”而出现。铺天盖地的“远方”话语不仅具有同质性的倾向（如以“远方”为内容的歌曲、广告不计其数），各种各样力量的加入也使得它本身变得更为梦幻。这样，何为“远方”，就呈现出既真且幻、亦真亦幻的复杂面貌。这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是一个普遍的情况。

这里可以再举一个真幻交织的例子。2012年中国乐坛上出现了一首网络歌曲《远方的我在等着你》。尽管商业市场的背景决定了流行音乐缺乏某种真实性，但当它被农民工群体传唱，这首歌曲却以戏剧化的方式表达了真实可触的感觉。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城乡壁垒，农民前往城市打工，妻子留守农村。夫妻长期分居，许多人在打工的地方找了临时夫妻，有的留守妇女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禁不住诱惑和骚扰而容忍不法[14]。不过也有人坚守爱情。

多少次梦里，我们相守在一起/你温柔的笑容烙印在我心底/如今你就在眼前，不再有距离/想你却只能在，无言的对白里/……/聚散两难，聚散两难，两依依/深深地吻着你，吻去你的泪滴/心儿被揉碎，这离愁让我窒息/记住我想你，记住我爱你/记住远方的我在等着你……

农民工在外漂泊，思念远方的家人，“你温柔的笑容烙印在我心底”是梦中的场景。而“不再有距离”，则是因为春节前夕农民工终于能够回家。不过，除夕过后，农民工需要返城务工，因此，“心儿被揉碎，这离愁让我窒息”。“记住我想你，记住我爱你/记住远方的我在等着你”，既是对妻子的告诫，也表达了自己在外打工的无奈。农民工常说，什么苦都能受，唯有相思受不了。

英国文化学者霍加特认为，即使是在大众娱乐泛滥的“虚幻世界”里，也仍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抵抗。例如，虽然大众文化生产出一些很糟糕的流行歌曲，“但没有人强迫大家去听、去唱这些歌。事实上，很多人根本就对这些歌置之不理；就算是那些听流行歌曲的人，也往往用自己的方式去重新解读，从而使那些歌曲变得更好……因此，消费了这些流行歌曲并不意味着完全受其摆布。”[15]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大众文化原本就是一个富含冲突的场所。它的真实与梦幻需要我们仔细分辨，梦幻并不会替代生活的纬度，而是与之发生交融，并与其共生。李欧梵指出：“当我们身处所谓后现代社会中，理论上讲绝对无法避免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影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某种哪怕是极微小、片面，甚至于转瞬即逝的真实感，我想，也许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些真实感，我们才最终得以生存下去。”[16]

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远方”想象，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它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晚期现代性的社会里，生活充满机遇，同时也遍布挑战。“远方”可能是时间的，也可能是空间的。人们可以在“远方”的指引下不断奋进，把非物质现实物质化，开拓人生新的境界；也可能在“远方”的虚无中迷失自己，沉溺于无边的幻想，逃避现实的人生。这样的“远方”想象，对文学有何启迪、对生活有何影响，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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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吴惠芳，饶静.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9-20.

[15]霍加特.识字的用途[M]//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0.

[16] 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J].文学评论，1999(5)：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