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对宋代纪传史体的影响

邓锐?袁林

摘要：《春秋》大义不仅是宋代经学的重要议题，也是宋代史家修史的思想指导。宋儒所言的“正名”、“尊王”、“攘夷”及“正统”等《春秋》大义在体例和体裁两方面对宋代纪传史体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春秋》大义；纪传史体；体例；体裁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7）01-0010-04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源头，其所蕴含的思想旨趣被称为“《春秋》大义”。宋代是《春秋》学与史学并为显学的时代。宋儒相率极言《春秋》大义，宋代史家以《春秋》大义为修史的思想指导也蔚为风气。因此，宋代纪传史体在体例和体裁两个方面都深受《春秋》大义影响。

一、宋人对《春秋》大义的认识

《春秋》大义即是《春秋》历史叙事中所体现的儒家等级礼法观念。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和社会伦理标准，儒家等级礼法观念以“尊尊”、“亲亲”为至高原则。从这种原则出发，《春秋》笔法主要表现出四方面的“大义”，即“正名”、“尊王”、“攘夷”、“正统”四个方面。宋儒对这四个方面的内容都极为重视，进行了大量阐发。

第一，“正名”思想。孔子是儒家等级礼法思想的奠基者。他把“正名”看成是礼乐秩序的基础。具体来说，就是认为“正名”与刑罚之政密切相关：“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①孔子之所以著《春秋》，就是希望通过历史记述对礼乐崩坏之事正名，揭示违反礼法等级秩序的事件中的应有名分。举例言之，周代的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春秋时的吴、楚都未臣服于周的统治，其国君自称为王，但《春秋》从周代礼法等级秩序出发，认为吴、楚是蛮夷之国而称其国君为“子”；齐国国君自称为“公”而僭越了周王给予的封号，《春秋》于是称之为“侯”；宋国虽弱，但因为是殷商之后、中原正统，故《春秋》以“公”称宋。这些记述虽与史实相去甚远，却正是《春秋》矫正礼乐崩坏的正名之举。

欧阳修是宋代推崇《春秋》“正名”之旨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正名”是为政之始，是达到政治完备的必要前提，说：“正名立制，言顺事成，然后因名迹以考实，而其文章事物粲然无不备矣，……孔子言‘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为政必始经界，岂虚言哉？”[1]欧阳修还进一步认为孔子著《春秋》就是要通过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正名来达到明辨善恶是非的目的，他说：“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1]

第二，“尊王”之旨。春秋时，周天子的权威已名存实亡，但《春秋》仍根据礼法等级秩序推崇其至尊地位。《春秋》鲁僖公二十八年记曰：“天王狩于河阳”，而实际的情形是晋文公于这一年举行践土之盟，并在盟会上传见了周天子。《谷梁传》释《春秋》曰：“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守（狩）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也。”《史记·晋世家》也称：“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从礼法角度而言，诸侯召见天子是对天子尊严的极大践踏，所以《春秋》才以“狩于河阳”来掩盖天子受诸侯之召赴会的耻辱。

宋代《春秋》学特重“尊王”之义。北宋初年，泰山先生孙复大力提倡《春秋》尊王之义。孙复身居国子监直讲之职，关心现实政治，对北宋政权完成天下一统抱有期望和激励之心，因此作《春秋尊王发微》，专门阐述《春秋》之尊王大义。宋儒普遍认同孙复所言《春秋》尊王之义。北宋经史大家欧阳修曾作《春秋论》和《春秋或问》，同样把尊王看成是《春秋》大旨，并且自立新说，从尊王角度重新解釋《春秋》所记史事。胡安国是南宋《春秋》学的代表人物，也特重阐发《春秋》尊王之义，既从礼法思想角度倡言尊王，又从政治角度鼓吹王者独尊与君主专制。

第三，“攘夷”之义。《公羊传》较早指出《春秋》“攘夷”之义。“成公十五年”论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孔子注重礼乐制度，故据此认为诸夏优于夷狄。“攘夷”成为《春秋》笔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从中原礼乐文化角度而言，吴、楚处在文化边缘地带，因此《春秋》无视吴、楚国君以王自称的史实，而称其为“子”或“人”。

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在集中阐发尊王之义的同时也不忘攘夷之义，强调《春秋》贬斥夷狄、反对少数民族侵扰中原的宗旨。一方面，二程认同《春秋》经传“进于夷狄则夷狄之”的观点。程颐解释《春秋》桓公二年“滕子来朝”之语，称：“滕本侯爵，后服属于楚，故降称子，夷狄之也。”[2]另一方面，二程言理，斥责礼法沦丧、混乱失序，而将“夷狄”作为这种状态的代称和表征。所谓“后世人理全废，小失则入于夷狄，大失则入于禽兽”②之类的说法不仅把礼法等级秩序视为“人理”，也把夷狄看成是人理荒废的状态。

宋室南渡之后，来自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更加强烈，胡安国等人治《春秋》，将攘夷之义提升到了更为显著的位置上。胡安国在《春秋传序》中阐发《春秋》要旨，明确提出“用夏变夷”即是《春秋》的一大要旨，还认为攘夷是孔子的“治中国御四夷之道”，使攘夷与尊王并列成为《春秋》学阐发的重点。

第四，“正统”论萌芽。《春秋》大义暗含有正统观念。《春秋》之尊王攘夷，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否定作为夷狄的吴、越之王，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在“三王”之中立周为正统，实际上含有正统观念。

宋代《春秋》学特重“正统论”。北宋时，欧阳修首先明确提出正统论源自《春秋》。欧阳修称：“正统之说肇于谁乎？始于《春秋》之作也。当东周之迁，王室微弱，吴、徐并僭，天下三王。……仲尼以为周平虽始衰之王，而正统在周也。”[1]在多民族政权并立的政治格局中，欧阳修敏锐地觉察到《春秋》尊周而贬斥吴、楚有正统论意味，因而指出历史事实上的三王并立状态在《春秋》记述中变为周天王独尊就是一种正统之说。

到南宋时，偏据的政治现实促使学者更加重视辨明正统，以此说明南宋政权的合法性。朱熹将正统论上升为《春秋》的基本思想，认为《春秋》所体现的大义不外乎明尊王、辨夷夏的正统思想，称：“《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③朱熹因此不满意《资治通鉴》不合正统之义，“病其于正闰之际”，④着意编纂《资治通鉴纲目》，为其手订突显正统之义的《凡例》。

二、《春秋》大义对纪传体体例的影响

体例是史书的内部结构，宋代大量史著的体例安排都反映出《春秋》大义的影响。

首先，《春秋》的“正名”思想影响了一些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安排。最典型的例子，即是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创立“家人传”。司马迁著《史记》，用“本纪”记述诸侯和贵族。班固著《汉书》，将诸侯、宗室和后妃放入“列传”。欧阳修之前的正史，沿用班固的做法。欧阳修著《新五代史》设“本纪”记载割据政权，又在“列传”中专门立“家人传”记录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宗室和后妃。《新五代史》的做法较之前代正史分类更为细致。《新五代史》的这种体例即源于欧元修的《春秋》“正名”思想。

欧阳修推崇《春秋》的正名思想，在撰述《新五代史》的过程中，根据五代政权更迭频繁、割据政权迭出的时代特点，别出心裁，将正名思想贯穿于该书体例的设计。纪传史体祖述马、班。按照《史记》体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宗室与后妃和其他割据政权应列入“本纪”，如果按照《汉书》体例，则应当为之作传。但《新五代史》一改前人传统，立“家人传”记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宗室与后妃，而为其他割据政权立“世家”，创造性地将《史记》和《汉书》记述诸侯、宗室和后妃的体例融为一体。从编纂思想角度来说，欧阳修将“五代”纳入正统统序，而把“十国”排除于正统，因此通过“家人传”和“世家”来区分正统与非正统政权的名分，以此正名。

可以说，《新五代史》设立家人传和世家，是因为欧阳修对五代和十国政权的历史定位不同。欧阳修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政权列入正统统序，为其君主立本纪，而为其宗室、后妃立家人传，紧接本纪之后，显示出五代宗室与后妃在礼法上的地位高于他人。

欧阳修认为十国不是正统政权，但是五代之君也没有足够的地位将十国视为夷狄，因此秉承“《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世乱则疑难之事多，正疑处难，敢不慎也”[3]的态度，将十国置于高于夷狄而低于五代政权的地位。欧阳修效仿“《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通过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也就是通过世家的撰述来对乱世非正统之君拨乱反正。其具体的做法是，在世家中，除对东汉（北汉）有“异辞”外，不书十国封爵、朝贡。也正是因为欧阳修给予了十国特殊的地位，因此为其立世家，使得其在历史编纂中的位置高于夷狄的附录，而低于五代的本纪。

其次，宋代纪传体史书继承了《春秋》为尊王而讳书的叙述规则。为尊者、亲者隐去不光彩事迹的讳书在中国古代史学中较为普遍，宋代盛行《春秋》尊王之义，讳书风气尤重。欧阳修作史即多用讳书。钱大昕曾论《新五代史》对周世宗的讳书，称：“周世宗之才略，可以混一海内而享国短促，坟土未干，遂易他姓，洪容斋认为失于好杀，历举薛史所载甚备”，但欧阳修则对其好杀行迹“多芟之”。[4]欧阳修并没有为后周隐讳的必要，但因为其将后周列入正统，所以叙事时多有讳书，这种做法无疑与《春秋》讳书的示范和《春秋》大义的影响有关。

宋儒多著当代史，因为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此类史著讳书更多。王称在《东都事略》中记载“靖康之变”时，隐讳徽、钦二宗遭金人俘虏之事，而记为二帝“北狩”：“靖康二年二月丁卯，道君皇帝出郊。三月丁巳，道君皇帝北狩。”“丁巳，道君皇帝北狩。夏四月庚申朔，皇帝北狩。”所谓“皇帝北狩”的说法，正是对《春秋》“天王狩于河阳”的模仿。

再次，宋代纪传体史书以附录之体记载少数民族，是受《春秋》“攘夷”观念影响。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创立“四夷附录”之体，专门记载契丹等少数民族。司马迁著《史记》，将对少数民族的记述归入“列传”，《新五代史》之前的正史一般沿用这一做法，只有《晋书》设立“载记”记录非正统政权，少数民族政权也被归入其中。欧阳修改变以往正史将少数民族归入列传的做法，另创“四夷附录”。欧阳修认为春秋时期夷狄与诸夏并立而孔子贬斥夷狄，他说：“昔者戎狄蛮夷杂居九州岛之间，所谓徐戎、白狄、荆蛮淮夷之类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类并侵于中国，故秦以西戎据宗周，吴、楚之国皆僭称王。《春秋》书用鄫子，《传》记被发于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为幸。”[1]在宋代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欧阳修将《春秋》的攘夷思想发挥得更为激烈，甚至视夷狄为掠夺成性的禽兽，称：“夷狄资悍贪，人外而兽内，惟剽夺是视。”⑤因此，欧阳修坚决反对少数民族威胁中原汉族政权，在《新五代史》的体例上贬斥少数民族，将对契丹、回鹘等少数民族的记载放入卷末的三卷“四夷附录”。王称著《东都事略》，沿用了《新五代史》的这一体例，在全书卷末设附录八卷，记载辽、金、西夏、西蕃、交趾。

另外，宋代的《春秋》正统观对一些纪传体史书有重要影响。萧常著《续后汉书》，正统思想成为其体例设计的重要原则。萧作帝蜀汉而伪魏、吴，所以该书只为蜀汉君主立帝纪，为蜀汉之臣立列传，以显示蜀汉的正统地位。其记载魏、吴人物的体例，则示其为僭伪：其一，萧作将魏、吴君臣全部列入“载纪”，表明其为僭伪。其二，魏、吴“载纪”一律以人物姓名标目，即使君主也不例外，通过否定其地位来否定其政权的正统性。

马令作《南唐书》三十卷，采用纪传体，“其书首《先主书》一卷，《嗣主书》三卷，《后主书》一卷，盖用《蜀志》称主之例。”[5]又立有《诛死传》一卷、《归明传》一卷及《叛臣传》一卷。

可以看出，马令模仿《三国志》称吴、蜀君王为“吴主”、“蜀主”的做法，将南唐君王称为“先主昪”、“嗣主璟”和“后主煜”，以辨明其僭伪性质。马令设《诛死传》，记录南唐被君主冤杀的贤臣，意在指斥南唐君主滥杀，他说：“南唐享国日浅，可名之士无几，而诛死太半。……南唐之亡非人亡之，亦自亡也。为国而自去其股肱，譬诸排空之鸟而自折其羽翮，孰有不困者哉？”⑥马令通过立《诛死传》记录南唐君主的无道之举，从而体现出对非正统政权的贬斥。马令的正统观也影响到《南唐书》中其他一些类传的设立。马令据《春秋》君臣之义，贬斥背主投敌之臣，立《叛臣传》，但是又立《归明传》，專门记录南唐投靠北宋的大臣。对于同样叛国投敌的历史人物，马令将其归入不同类传，是其正统观念使然。《归明传序》称：“呜呼！生草昧之世，事偏据之国。君臣上下，冝行而已矣。及其一覩圣人之化而得其所归，则何异于离蔀屋之幽，即天日之鉴哉！故南唐之士事皇朝者皆谓之归明。”由于马令以北宋为正统，因此对叛臣区别对待，叛归北宋者入《归明传》，其余则入《叛臣传》。

三、《春秋》大义对纪传体体裁的影响

体裁是史书的外部形式。《春秋》对宋代纪传体体裁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正统论促进“载记”类史书的发展上。“载记”类史书中有很多采用纪传体，但往往又要作一定的体裁变化，以使政权之正闰相别，因此形成了纪传体的变体。宋代的《春秋》正统论，不仅使“载记”类史书数量剧增，而且形成了一些纪传体的变体形式。

首先，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宋代载记类史书的发展是正统论流行的产物。《四库全书总目》论说载记类史书称：

五马南浮，中原云扰。偏方割据，各设史官。其事迹亦不容泯灭，故阮孝绪作《七录》，“伪史”立焉。《隋志》改称“霸史”，《文献通考》则兼用二名。然年祀绵邈，文籍散佚，当时僭撰，久已无存。存于今者，大抵后人追记而已。曰“霸”曰“伪”，皆非其实也。案《后汉书·班固传》，称撰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为“载记”。《史通》亦称平林、下江诸人，《东观》列为“载记”。又《晋书》附叙十六国，亦云“载记”。[5]

《四库全书总目》指出载记类史书曾有“伪史”和“霸史”的名称，班固和《东观汉记》使用“载记”之名，《晋书》首先在正史中设载记。所谓载记，就是记载非正统政权的史体。

宋代《春秋》正统论大盛，载记类史书也得以发展。欧阳修具有强烈的正统观念，将载记之名又改为伪史，在《崇文总目》中设“伪史类”，又与宋祁在《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伪史类史书“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6]欧阳修论及立伪史类的旨趣说：

周室之季，吴楚可谓强矣，而仲尼修《春秋》，书荆以狄之，虽其屡进，不过子爵，所以抑黜僭乱而使后世知惧。三代之弊也，乱极于七雄并主；汉之弊也，乱极于三国；魏晋之弊也，乱极于永嘉以来；隋唐之弊也，乱极于五代。五代之际，天下分为十三四，而私窃名号者七国。及大宋受命，王师四征，其系累负质，请死不暇，九服遂归于有德。历考前世僭窃之邦，虽因时苟偷，自强一方，然卒归于祸败。故录于篇，以为贼乱之戒云。[1]

欧阳修指出设立伪史类的依据是《春秋》正统论，他认为《春秋》以周为正统而贬斥吴、楚，是为了“抑黜僭乱而使后世知惧”，从而达到劝惩效果。从三代以至北宋建立之前，出现了战国、三国、东晋南朝、五代几个“乱极”时代，僭伪政权层出不穷，因此有必要著录“伪史类”史书发挥“贼乱之戒”的作用。晁公武应当受到了欧阳修的影响，在《郡斋读书志》中也设有伪史类，从宋人的政治立场出发，著录自晋至金记载“伪政权”的史书。而宋代载记类史书的数量也较前代大为丰富，仅《四库全书》收录宋人专门记载南唐史事的载记类史书就有六部。

其次，宋代载记类史书在纪传体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形式变化。宋代的载记类史书没有统一的体裁体例，有的采用纪传体，有的根据所述内容采取较为特殊的体例，有的没有条目只是叙事，但都体现出正统思想。

龙衮著《江南野史》，实际上采用纪传体的体制著述，但为了区别于正史，而不称纪传体，做了一些调整。主要是只设传而不立纪，采取这种体裁形式，是为了将南唐君王和大臣采取相同体例予以著录，不用纪传予以区分，以表示不承认南唐君王的合法性，并且仿《三国志》称吴、蜀君王为“吴主”、“蜀主”的做法，将南唐君王称为“先主昪”，“嗣主璟”，“后主煜”。

陆游所著《南唐书》也是纪传体，与龙衮、马令的南唐史著述不同，为南唐诸帝立本纪，但是陆游的这一做法并不违背宋人的正统观。陆游解释自己为南唐诸帝立本纪的原因说：

昔马元康、胡恢皆尝作《南唐书》，自烈祖以下，元康谓之“书”，恢谓之“载记”，苏丞相颂得恢书而非之曰：“夫所谓“纪”者，盖摘其事之纲要系于岁月，属于时君。秦庄襄王而上与项羽，皆未尝有天下，而史迁著于“本纪”，范晔《汉书》又有《皇后纪》。以是质之，言“纪”者不足以别正闰。陈寿《三国志》吴、蜀不称纪，是又非可法者也。苏丞相之言，天下之公言也，今取之自烈祖而下皆为纪，而用史迁法总谓之“南唐纪”云。⑦

可见，陆游赞同苏颂的观点，认为本纪之体只是因时君编年纪事，“不足以别正闰”，马令、胡恢的《南唐书》不为南唐诸帝立本纪违背了本纪的立意，因此陆游才仿效《史记》立《秦本纪》和《项羽本纪》、《后汉书》立《皇后纪》的做法，为南唐诸帝立本纪。

郑文宝作《江表志》，体例较为特殊。《江表志》共三卷，每卷著录一位南唐君主，仅记录君主之事，列“皇后”、“皇子”、“宰相”、“使相”、“枢密使”、“伪王”、“将帅”和“文臣”姓名。实际上是仅立本纪，略去列传，又将传主姓名附录于本纪的一种纪传体变体。而这种体裁的目的，则与将南唐视为伪政权的正闰之辨有密切关系。

另外，陈彭年撰《江南别录》，不设条目，体例同于一般记事文章，索性将纪传混为一体，彻底从史体角度否定了南唐的正统地位。《江南馀载》作者不可考，也同于《江南别录》之体。

总而言之，宋儒热衷于探讨的“正名”、“尊王”、“攘夷”及“正统”等《春秋》大义，对宋代纪传史体在体例和体裁两方面都有重要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史学现象。

注 释：

①《论语·子路》。

②程颐、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七《伊川先生语三》。

③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三，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十七册。

④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答李宾老》。

⑤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回鹘传下》。

⑥马令：《南唐书》卷十九《诛死传》，《四库全书》版。

⑦陆游：《南唐书》卷一《烈祖本纪》，《四库全书》版。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

[2]程颐.河南程氏经说[A]//二程集[M].中华书局，2004.

[3]欧阳修.新五代史[M].徐无党注.中华书局，1974.

[4]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中华书局，1965.

[6]歐阳修，宋祁.新唐书[M].中华书局，1975.

作者简介：邓锐（1981-），男，陕西汉阴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史学史和中国文化史。

袁林（1949-），男，陕西南郑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责任编辑：杨立民）